朱晓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反思

分类: 文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1月16日

「朱晓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反思」是一篇关于“文学史观,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专栏),由朱晓进(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数度出现对文学史观处置的钟摆现象,本文提出不能轻易否认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的价值意义,但要重视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在强调史观对文学史研究的指南作用时,还应重视文学史研究自身的学科特性,重视对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探讨与发现,重视寻找和借鉴与文学史研究学科特点相适应的独特方式和思路。文章还对科学实证与历史还原、典型现象分析及长时段研究的思路等进行了阐发。

  关键词: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文学史观;史识;思路

  作者朱晓进,1956年生,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210097)。

  中国文学史研究作为独立的学科,以及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学术品格的建立,是20世纪初才开始的。在此之前,中国有文学理论研究,如《文心雕龙》、《艺概》、《诗品》之类;有文学批评,如诗话、词话、小说评点之类。但唯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研究。从1904年印行的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算起,中国文学史研究至今已有一百年的历史。这百年文学史研究的历史,从学科研究的角度看,到底给我们提供了哪些启示呢?近年来,人们谈论较多的是文学史观的问题。对于文学史观的关注,这的确体现了当前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上的理论自觉。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曾有过对文学史观的数度强调,而几乎在强调过后也曾产生过对史观问题的疑虑。文学史观作为方法论对文学史研究具有”指南”作用,但这种作用是渗透在具体的文学史研究中的,是由具体的文学史研究的结果所隐含着或显现着的,如果仅仅将某种史观当作”构造体系”的公式和贴到各种文学现象上去的标签,就容易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时落入”以论带史”或”以论代史”的套路,而有违”论从史出”的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的通行原则。文学史观之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是重要的,没有文学史观的统摄,分散的文学现象往往难以凝聚成史。关键是要正确认识文学史观之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处理好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的关系。

  一

  中国人最早为文学作”史”,主要接受了进化论的史观,进化论史观在文学史最初的研究尤其在五四时期占重要地位。胡适《白话文学史》的方法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归纳的理论、历史的眼光和进化的观念。①「胡适:《胡适留学日记》,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67页。」谭正璧的《中国文学史大纲》是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编写的由上古叙述到现代的中国文学史著作(1924年泰在图书局初版),其中心史观也是进化论的,他在1929年更是出版了一部《中国文学进化史》(开明书局),在书名上就标明”进化”二字。稍后,郑振铎出版了《中国文学史》(插图本)、《文学大纲》、《中国俗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古卷》等文学史著作。他在介绍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时,基本上是重复胡适的观点,认为只要掌握了”归纳的考察”与”进化的观念”,便如同”执持了一把镰刀,一柄犁把,有了它们,便可以下手去垦种了。”②「郑振铎:《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国文学研究》,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12页。」

  ”进化的文学史观念”在20世纪20年代比较盛行。③「关于20年代文学史研究中的”进化的文学史观”,可参见陈平原《小说史:理论与实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中”进化的观念”一节。」由于进化的文学史观强调文学发展的运动和变迁、发展和进步、联系和规律,应该说就最初的文学史研究而言,进化的文学史观对文学史研究建立自己的学科品格起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对进化的文学史观念的过分强调,使文学史研究的目的论色彩过重,文学史研究似乎仅仅为了用来印证事物进化的普遍规律,而文学史研究自身的目的和意义却多少被忽略了。而且,进化的文学史观念本身在方法论上导致的线性思维和决定论思想方法,也给文学史研究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这引起了研究界的不同看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30年代学界对之的反拨。

  明确对这种文学史观提出不同意见的是周作人。他在1932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认为:”中国的文学,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路,而是像一道弯曲的河流,从甲处流到乙处,又从乙处流到甲处。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转变。”而这”两种不同的潮流”,周作人是概括为”诗言志——言志派”与”文以载道——载道派”,”这两种潮流的起伏,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④「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岳麓书社(据1934年人文书店重版《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校订),1989年,第17-18页。」这种归纳是否准确可以讨论,把”二元”简化成”言志”与”载道”也有简单化之嫌,这难以解释包括”白话文学”在内的文学史现象。其实,完全可以设立多条”二元”线索,例如再设立一些诸如”雅与俗”、”文言与白话”、”文人”与”民间”等的二元线索,也许能够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式等多方面的演变中展示文学发展的历史。但周作人这种观点的提出在当时是意在对进化的文学史观的反思和反拨。周作人认为,”五四”以后的学者以”进化论”治文学史,其长处是终于结束了此前对文学的”孤立的、隔离的研究”,以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使之成为名符其实的”文学史的研究”.但同时周作人又指出,以”进化论”研究文学史,其缺点也太明显,这就是易于”空想”出”文学上的一直的方向”,即认为文学是沿一条直线向着某一目标不断进化发展的。周作人还直接点了胡适的名,他说:”胡适之先生在他所著的《白话文学史》中,他以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唯一的目的地,以前的文学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只因障碍物太多,直到现在才得走入正轨,而从今以后一定要这样走下去。”周作人明确表示自己”不大赞同”这种”意见”,而坚持认为”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着,过去如此,将来也总如此。”⑤「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18页。」这种重视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内部矛盾运动的观点,起码可以对”进化的文学史观”起一种纠偏作用。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既然以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的唯一的目的地”,就不能不否定或忽略非白话文学的存在意义和价值,这完全是带着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倾向的,如此描述出来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其真实性是很值得怀疑的。而周作人强调文学发展史中”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情况就很不一样,它没有预设的文学发展目标,各种对立、对峙的文学现象便都能进入文学史家的研究视野,这就在接近文学历史的真实性方面前进了一步。

  30年代像周作人这样对进化论文学史观明确进行质疑的虽不多,但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直接使用进化论史观的已不多见。与20年代较多的文学通史相比,30年代文学史写作,更加趋向于精细化,更注意文学发展的具体性和复杂状态,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也更多了一些断代史、文体史。①「例如断代文学史著作有:游国恩的《先秦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杨荫深的《先秦文学大纲》(中华书局,1932年)、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北京文化学社,1931年)、王礼锡的《南北社会的形态与文学的演变》(神州国光,1931年)、苏雪林的《辽金元文学》(商务印书馆,1933年)、《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34年)、吕思勉的《宋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29年)、柯敦伯的《宋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宋云彬的《明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钱基博的《明代文学》(商务印书馆,1934年)等;文体史著作有:刘麟生的《中国骈文史》(商务印书馆,1936年)、王易的《词曲史》(神州国光,1932年)、朱谦之的《中国音乐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1929年)、陈中凡的《中国韵文通论》(中华书局,1929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陆侃如的《中国诗史》(大江书铺,1931年)、方孝岳的《中国散文概论》(世界书局,1934年)、《中国文学批评》(世界书局,1934年)等。」这多少可以表明,人们似乎不再对一条线贯穿到底的文学史写法过于自信,开始关注每一时段文学发展和不同文体体裁文学发展的独特性、丰富性和复杂性。

  二

  对文学史观的再次强调是在20世纪50年代。50年代到70年代,基本上是集体编写文学史的时代。在文学史的写作中,对文学史观特别强调,即要求以历史唯物主义史观为支撑,强调以人民性或现实主义为线索。早在30年代,唯物史观就曾一度对文学史的编写产生过影响,罗根泽当年在总结”编文学史的三个时期”时,认为”五四”前为退化史观,”五四”后是进化史观占主导地位,而30年代则是辩证的唯物史观在起影响作用。②「罗根泽:《郑宾于著〈中国文学流变史〉》,《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3-54页。」但30年代以辩证唯物史观来写文学史,留下的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并不多见,这是因为当时对辩证唯物史观的理解还很肤浅,往往只是从几个最基本的概念出发,缺少对唯物主义史观系统而深入的把握,所以成功之作不多。50年代在文学史研究中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史观,曾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例如,由于唯物史观强调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揭示,激发了人们对文学发展规律探究的兴趣,这也使当时的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都特别注重研究文学发展历史的进程,文学史的”历史”特征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强化;由于强调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文学现象的政治经济等社会的背景受到了充分的关注,这帮助人们从一个相当重要的方面去认识文学现象的原始起因和最终决定因素,使许多文学现象的存在之由、变迁之故得到了更加合理的解释;由于注重以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作家,可以让人们从阶级和社会学这个特殊的角度去理解社会生活如何通过作家这个特殊中介折射在文学作品中的;由于强调文学的人民性和现实主义,使文学与社会主体以及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得到了特别的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更加凸显出来,这也使得文学史研究对文学作品思想内容的揭示和阐释给以了特别关注。这些都给文学史研究带来了新的面貌。

  但在具体文学史的研究中,由于许多研究者没有从方法论的整体上把握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只从片面理解的某些历史唯物主义的现成观点去机械地对应所有的文学现象,因而也导致了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的失误。例如,历史唯物主义史观强调”人民创造历史”,而从表面看,历朝历代的文学作品往往并非直接由”劳动人民”创作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对文学创作与”人民创造历史”之间的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在当时文学史的写作中努力找寻文学创作与”人民”的相关性,可以看成是试图作出这种解释的一种努力。在文学发展史中发掘”人民性”成了文学史写作的重要任务。这样,在内容上,那些多少表现了民生疾苦、为下层人民鸣不平、揭露或讽刺了统治者丑行以及批判了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在艺术上,那些由民间创作的,或者多少吸收借鉴了民间艺术养分、多少采用了民间艺术形式或多少与民间文学艺术有点渊源关系的文学作品理所当然地得到了较高的评价。但在此同时,许多虽与上述情况不符但仍具有一定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文学创作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如何使所有的有价值的文学都能进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在当时却是一个没有解决的课题。此外,当时在解释历史上大多数思想意识属于统治阶级而在艺术上又取得了很高成就的作家作品时,认为那是因为作家所遵循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部分地抵消了他们的世界观的反动性等。于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用和意义被提升到了不太恰当的位置,本来是属于文学诸种创作方法之一的”现实主义”成了文学价值的评判标准,忽视了文学创作方法的多样性。用”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来划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创作类别曾成为文学史写作的通行做法。例如,有人将中国文学发展史仅仅归结为”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历史。①「茅盾:《夜读偶记》第二部分”中国文学史上的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斗争”.《夜读偶记》,百花出版社,1958年。」这种归结不仅不够全面,而且仅仅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评判的标准,

  对许多作家作品就难以作出更公正、准确的评价。这样就有许多非现实主义作家作品在这一评判标准之下被摈弃在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视野之外或受到了否定。而有时要肯定某个作家时,就奉送一顶”现实主义”的帽子,甚至不管这个作家实际所采用的创作方法。例如,为了推重李白,在肯定其具有的”积极浪漫主义”(在当时,积极浪漫主义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容,茅盾就指出:”积极的浪漫主义,可以说是和现实主义异曲而同工”.②)「茅盾:《茅盾评论文集》(下),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5页。」的同时,仍要努力去发掘和昭示其”现实主义”的精神和特质。③「孙殊青:《论李白的现实主义精神》,《李白诗论及其他》,长江文艺出版社,1957年。」上述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文学史研究中运用唯物史观本来应该达到的更高的学术成就。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④「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75页。」恩格斯这里所说的是”指南”,它不能代替对具体文学历史现象的分析,更不是”构造体系”的公式。恩格斯曾经严肃批评过,在一些人那里”‘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⑤「恩格斯:《致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这种情况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研究中是比较普遍的。

  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这一阶段历史的特殊性,其研究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况。新中国刚成立便提出了把”新文学(现代文学)”从古代文学史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学科的要求,这一方面是顺应当时”厚今薄古”的时代需要,另一方面是出于更明确的革命功利主义的目的:通过对历史的重新描述,论证新的革命政权及其革命意识形态的历史合法性,并为新政权制定的新文艺政策提供历史的根据。王瑶先生的《中国新文学史稿》最先建立起”中国新文学史”的完整体系,他力图顺应当时的政治要求,试图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作为写这部文学史的指导思想,明确提出,”新文学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文学。在这个前提下,该书首先对革命的进步的文学给予了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又根据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还不是社会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革命性的论述,对资产阶级作家也给予了一定的评价。这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作家,基本上还是在比较合理的范围内进行的。但这部书出版后却曾被一些人认定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做学问。①「《〈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座谈会记录》,载《文艺报》1952年第20号。」这是因为,建国后中国政治形势变化很快,对”新文学”之”新”的含义不断有更高的阐释要求,1953年第二次文代会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为了为社会主义文学提供历史根据,对五四文学要作出新的估价,即要强调”五四以来中国革命的文学运动,就是在工人阶级思想指导下,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发展过来的”.②「参见钱理群《一代学者的历史困境》,《读书》1994年第7期。」因此,其后所出现的新文学史就成了一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新文学中萌芽、成长和发展的历史”.于是那些身份左倾,思想艺术并不太高的作家的作品被描述成文学史的主流,许多有成就的作家被忽略了(明显的就有沈从文、徐志摩、路翎、张爱玲等,还有与现实主义相异的现代派诗人、小说家等)。这里,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研究作家,已经超出了较合理的范围。

  这些做法,应该说是背离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

  新时期到来以后,文学史研究与所有的学术领域一样,面临的是学科重建的问题,而这种重建首先是从一些具体的方面入手的。在文学史评价标准的调适中,许多作家作品、文学现象重新纳入文学史研究的视野。例如,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中曾一度被忽略的诸如宋诗、明清诗文(过去囿于直线式思维,将文学的发展简单地视为是后起的文学文体对此前的文学文体的取代,文学史叙述的链条往往是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戏曲等;而宋诗”味同嚼蜡”、明清诗文”陷入僵化”等便成了顺理成章的结论③)「学界长期以来就有诗歌到唐代已经做尽的观点。关于明清诗文,建国后的许多文学史著作都认为其已走向衰落,如游国恩等认为:明代”散文、诗词??处在一种衰退的状态”.清代诗文”由于大多数作家基本上没有跳出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圈子,所以很少取得更新的成就”.(《中国文学史》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52、306页)这些观点有一定道理,但却不能成为文学史研究予以忽略的理由。」等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曾一度被贬低的许多作家作品得到了重新评价(如陶渊明、王维、李商隐等这类过去难以用现实主义框定而受到否定的作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当时提出了两个口号:一是历史主义的,即针对过去反历史主义的做法,要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还有一个是”现代化”的,即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这两个字重新定义。认为”现代”二字”并不仅仅是一个时期划分上的简单概念,而具有确定的丰富得多的含义”,”文学的现代性或现代化,实际上包括了从文学语言、艺术形式、表现手法到作品思想内容、审美情趣诸方面不同于传统文学的全面深刻的变革和创新”.”‘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是向现代化迈进的与世界文学相沟通的民族文学”.④「严家炎:《新时期十五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1期。」研究的热点最初基本上以及新感觉派文学、象征主义文学、现代主义文学等;二是重新评价过去对许多作家的不实定论,如对丁玲《在医院中》和胡风文艺思想等进行重新评价。

  总的说来,在新时期开始之后的一段时期内,从中国文学史研究观念、模式和方法上看,人们似乎在有意无意地搁置文学史观的问题,出现了一种摆脱”苏联模式”而开始转向”英美模式”的倾向。所谓”英美模式”的特点是,”着重学术考证和作品欣赏,近年来也对思想和社会背景给以更大注意”.”‘浪漫主义’也作为一种文学运动给予总体叙述,’现代主义’也是常见之词,但’现实主义’很少用于小说以外的体裁,就在小说中也主要指十九世纪中叶狄更斯诸人所作。重点作家叙述较详,也着重思想内容,但结合艺术和语言特点来谈,写法虽人各不同,受推重的则是一种有深度、有文采的一类。??这个模式有学术性,可读性,但系统性不强。”①「王佐良:《一种尝试的开始——谈外国文学史编写的中国化》,《读书》1992年第3期。」之所以英美模式在新时期受到重视,只因为在建国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中有一种轻视考证(尤其是在对胡适《红楼梦》研究的批判之后,彻底否定了实证主义的治学方法)的做法,而新时期提出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学术考证恰恰又是必不可少的;再有,就是建国后的中国文学研究一直有重视内容而忽略艺术的倾向,作为反拨,有特别强调艺术欣赏重要性的必要。这些,就使得人们对重视学术考证、文学欣赏和艺术分析的”英美模式”有着某种趋同心理(一度出现的”鉴赏辞典”大量涌现的现象多少能说明问题,虽然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有学术研究的通俗化倾向——与文学的通俗化倾向相一致,但英美文学史模式的影响也是很显然的原因)。

  重视文本细读和文本分析是重要的,这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基础。但”英美模式”的不注重体系,实际上也容易忽略文学历史的演进规律,如果止于考证、止于作品欣赏,止于单个作品的分析,缺少以文学史观对文学现象的统摄,文学史研究的”史”的品格便会丧失。针对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大家过分注重单个作家作品,而缺少体系性,在1985年前后,文学史研究界提出了”注重宏观研究”的口号,中国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直到现当代文学研究界都同时在关注这一问题。这种关注,应该说是对当时那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研究倾向的纠偏。但不久,问题又来了。本来,宏观研究就必须是在对微观已熟练掌握的基础上进行的,在众多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宏观”一下可以把研究向前推进一步。但这个口号一旦被懒惰者接过来就成了问题,尤其一些学术功底不深而又不愿在学术上下细致工夫的年轻学人,在文学史研究和写作中,常以”宏观研究”为旗帜,热衷于拉大架子,以空疏的内容代替扎实的研究,这导致了当时的学术上的浮躁气。为了纠偏,于是学界又有人提出”名著重读”、”名著精读”的口号。这无非是强调:一是要注重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研究,这是基础;二是要体现新时代新的学术水准,也必须对名著精读、细读、重读,以期从一个个细部找寻突破前人的契机。但作为文学史研究,显然又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对文学文本的精读、细读、重读上,于是,这就有了近年来人们谈论较多的文学史观的问题。

  三

  近年来对于文学史观的关注,多少体现了当前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写作上某种理论的自觉。

  在文学史观问题的讨论中,人们对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但对文学史观的关注不能停留在这个层面。上述中国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两个重要的历史时代,其所展示的中国文学史研究百年的历史中对文学史观处置的钟摆现象,已经多少能说明问题。

  事实上每次对文学史观的强调,都曾给文学史研究带来过新的推进,因此这不是文学史研究中需不需要文学史观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好文学史观之与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关系问题。在20世纪文学史研究对文学史观的处置中,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认真思考。

  从中国文学史研究百年历史看,如何处理和把握文学史观与文学史研究的关系,人们有时会陷入两难境地。不提文学史观,文学研究难以成”史”;但过分强调某种文学史观而又处理不好史观与文学史具体研究的关系时,又容易导致文学史研究和文学史的描述对某种史观的现成结论的依赖,容易造成对文学历史具体的真实状况的背离,或者造成文学史写作的模式化。在前述的两个重要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时期,可看出在文学史观处置上所走入的误区。强调史观,主要是为了寻求文学现象背后的统一性,但在寻求这种统一性的同时也应该对文学史研究的学科独特性给以足够的重视。五四时期对进化史观的过分强调,其目的其实已不在文学史本身,文学史研究往往被用来证明事物进化这一铁律。一切作家作品都被纳入了”进化”的轨道中,都无不在证明”进化”的客观规律。文学现象(包括作家作品等)的独特价值,它们区别于其他一般事物发展的独特贡献往往被忽略了。这种对进化论史观的过分强调,就使其跨出了方法论的范围而具有了目的论的色彩。似乎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相互联系的方式和发展趋向,就是奔着一个明确目标而来的,而这个目标也就是要证明的进化的观念。更有甚者,”进化”的观念甚至成为了文学史评价的标准。例如,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一文中,就是以是否符合”进化”铁律来评价中西戏剧的优劣的。他认为”西洋的戏剧便是自由发展的进化;中国的戏剧只是局部自由的结果”.他把中国戏曲在长期发展历史中形成的诸如”脸谱、嗓子、台步、武把子、唱工、锣鼓、马鞭子、跑龙套等等”看成是不符合”进化观念”的”遗形物”,提出要将之”扫除干净”.他将一些”剧评家”所持的不同意见归结为是”不懂得文学进化的道理”,将人们对这些”遗形物”的看重,指责为”这真是缺乏文学进化观念的大害”.①「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胡适思想小品》,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用进化论观念来研究中国戏剧史,不仅得出的结论有失偏颇、谬误,而且也无助于对戏剧的理解,无助于对中国戏剧发展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当然也无助于中国戏剧的革新。五、六十年代文学史研究中强调要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为指导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处理唯物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关系时,也出现了”史观”跨越了方法论(即恩格斯所谓的”指南”)的范围而成了套语,

  当作标签贴到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上去的研究情况。在一些研究中机械和庸俗地运用唯物史观几乎成了文学史写作”构造体系”的公式,文学史研究几乎也成了证明这一史观某些概念的一种工作,而忽略了对具体文学历史现象的具体分析,以及文学史自身研究观点结论的得出。

  这样,文学史研究独立的学科价值也就被忽略了。如果所有的文学史研究都只是为了证明某一种”史观”的现成结论,而这种”史观”的现成结论又是在政治史、哲学史或思想史中亦已被反复证明过的,那么在政治史、哲学史或思想史之外还要文学史研究干什么?文学史研究与一般的政治史、哲学史或思想史的区别,不仅仅体现在表面的研究对象的不同,即文学史不仅仅是以文学为对象,更重要、关键的在于文学史研究与政治史、哲学史或思想史等所关注的问题是不同的。文学史关注的,它所要发现、提出和回答的应是”文学”的问题。在文学史研究中,在涉及文学这一研究对象时,其实并不排除与文学相关的非文学因素,即不能抛开包括政治、经济等在内的社会环境。但非文学的因素并不是文学史研究的旨归,而只是为了更好地有助于理解文学。文学史的研究,不管采用什么方法,都要有正确的”史观”,都要落实到对文学的理解、对文学现象的解释、对文学问题的真正解答上。

  文学史研究要重视对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但绝不能止于对个别现象的孤立研究。文学史既要与一般的政治史、哲学史或思想史区分开来,使之具有”文学”史的意味,同时又要与孤立的”作家传记以及个别作品的鉴赏加以比较和区分”,使其成为文学”史”的研究。①「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292页。」如果说前述的将”史观”仅仅当作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具体的文学现象的研究上去的做法,会导致对文学自身”问题”的忽视和对文学史价值的忽略,使文学史研究不成其为”文学”史;那么,前面论及的就作品论作品、就作家论作家式的对文学现象的孤立的研究,则会使文学史研究不成其为文学”史”.毫无疑问,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既要注意到文学现象的独特性,又不能让历史过程仅仅变成连续发生的但却又互不关联的现象的堆积。文学史研究中不同时段、不同的具体文学现象之间逻辑联系的缺失,确实会使文学史之为”史”的品格得不到体现,因此,”史观”的统摄是必不可少的,研究者可以在”史观”的引领下去发现文学现象之间的联系。

  从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的历史源头看,中国文学史研究学术品格之建立与当时对文学史观的强调有关,”史观”在文学史研究的整体性和体系性形成中起过重要作用,但这个作用首先是在方法论层面上的。自从进化论的文学史观引入文学研究,结束了以往就文学现象研究文学现象的孤立状态,注重了文学现象之间的历史联系。进化的文学史观的意义关键在于引发了研究者的历史联系的思路和眼光,文学史之为”史”的品格的建立,就在于这种历史联系的思路和眼光的确立,但这种方法论层面上的意义不能笼统地与文学史之为”史”的品格划等号。这涉及到的更关键的问题是进行文学史研究的目的!如果说进行文学史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满足按照某种史观将历朝历代的文学和纷繁复杂的众多文学现象编织成一张人为逻辑化的网络,即恩格斯所谓的”构造体系的方法”,而是为了再现文学历史的真实状况、发现文学历史的内在理路、总结文学历史的经验教训、探究文学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找寻可供后人借鉴的启示;那么,在充分强调史观”指南”作用的同时,还应该给予”史识”和”思路”问题以更多的关注和重视。文学史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是否能以独特的思路和史识(包括历史的眼光)对文学历史、文学现象有独特的发现,即通过文学史研究得出对文学历史现象独特而有意义的见解。

  重视史观的”指南”作用,强调研究中对文学史自身”史识”和”思路”的关注,也许能使我们从对”史观”问题的艰难处置中解脱出来。文学史观,说到底是研究者所持的历史观、道德观和价值观,如历史观是指人们关于历史是什么的理论图式,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去阐释文学现象至关重要。对于既有史观的轻易否定和对任何一种史观的轻易拿来,都是不足取的,科学的历史观才是正确选择。同时,我们在使用科学的历史观去阐释文学现象时,又不能忽略文学历史自身的独特性,要避免让文学史现象仅仅成为阐释某种史观个别概念和结论的材料,要坚持”论从史出”的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原则。因此,在重视史观的前提下,有必要强调文学史研究自身的”史识”和”思路”.而所谓”史识”,指的是史出之”论”,是通过对文学现象之研究得出的。强化”史识”,就是要提倡在具体的文学史研究中,设法从文学自身的历史条件中找出相应的关于文学的”问题”,得出对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见解和结论。强调文学史研究的独特”思路”,是为了避免以某种史观来作为文学史研究”构造体系”的公式,以使文学史研究方式的独特性受到应有的重视。文学史研究必须是以现象为主,所有的观点应该是在对特定历史范围内的具体的文学现象的研究中产生出来的,文学现象之间联系的发现,文学史之为”史”的内在理路的找寻也应该是在对文学现象自身的具体研究中获得的,强调文学史研究的”思路”,就是要提倡以与文学史研究学科特点相适应的独特方式,去找寻和发现文学史自身发展的内在的理路。

  四

  应该承认,在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中,唯物史观起了关键和决定性作用,因为它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方法论,它的政治性、历史性、实践性、规律性以及实事求是与比较研究,都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理论和方法。以鲁迅为例,在五四时期尤其在此之前的早期,他主要信仰的还是进化论,但后来在认真研读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学观变得更为辩证和深入。当然,唯物史观也需要发展,但其基本理论与方法仍不过时,仍然有其勃勃的生机。在文学史研究中我们应当坚持作为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的唯物史观的指导。除此之外,我认为,起码还有三种比较典型的文学史研究思路值得关注:一是以胡适的文学史研究为标志的科学实证、历史还原的思路;二是以鲁迅文学史研究为标志的典型现象分析的思路;三是以周作人文学史研究为标志的长时段研究的思路。

  文学史研究要尊重历史,要真实地再现历史,首先要掌握基本的历史事实。这就要在史料上下工夫,这是文学史研究的基础和起点。在这方面,胡适的科学实证的思路值得注意。

  胡适研究文学史,注重”考辨源流”,他认为,这样才能逐层昭示出历史的本来面目。胡适用这种方法来考辨文学变迁史,尤其是研究中国小说史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中国的小说,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每部小说的生成过程都非常独特。胡适的研究所注重的不是某一部小说的某个孤立文本,而是借同一故事的不同流变来考察该部小说的产生过程。

  这里体现的就是考辨源流的历史眼光,而支撑起这种研究的基础是版本考据。”假设”可以大胆,但必须”小心求证”.在《〈红楼梦〉考证》一文中胡适这样表述:”我在这篇文章里,处处想撇开一切先入的成见;处处存一个搜求证据的目的;处处尊重证据,让证据做向导,引我到相当的结论上去。”①「胡适:《〈红楼梦〉考证》,《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118页。」这种”科学实证”的思路,虽然绝不是文学史研究唯一可行的思路,也不能解决文学史研究的全部问题,但却是一个重要的不可忽略的思路,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基础。

  这里强调”实证”问题很有现实意义。现时许多从事文学史研究的人往往远离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实在是一种损失。现有的一些文学史研究,常被研究者极强烈的主观意图及理论选择笼罩,而这种主观意图及理论选择常侵入文学历史的叙述表达,于是这种叙述不再是历史而是超历史的,叙述语言裹挟了现在时与过去时的互相混淆,使人分不清文学现象的历史本相。不重事实考据,就必然消解文学的”历史”意味。提倡实证,有利于克服文学史研究界出现的一些不讲学术规范、不辨真伪,不辨源流,强作解人的学术浮躁之气。

  文学史研究首先要弄清基本的历史事实,要从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基本的文学现象入手,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并非每一个历史事实和文学现象都具有文学史意义,文学史研究事实上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文学现象,这就要对历史事实和文学现象进行选择。要选择就必然要依据一定的价值标准,但”这些价值本身只能产生于对这一发展过程的观照之中”.”历史的过程得由价值来判断,而价值本身却又是从历史中取得的”.②「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第296页。」显然,文学史研究对历史事实和文学现象的涉及,其实是一个二度介入的过程。第一次是不带先入为主的观念原则、尽可能大量、广泛的去涉及基本历史事实和文学现象的原始材料,这里,科学实证的思路起重要作用。从史料的研究中,得出对文学历史的理解与见解后,以其最终要表达的某种史出之论,建构相应的框架,然后是对有关基本历史事实和文学现象的原始材料的二度介入,是有选择的介入。这里可以借鉴的是典型现象分析的思路。

  鲁迅的文学史研究体现的是一种典型现象分析的思路。鲁迅治文学史特别注重从现象分析,而不是从先入为主的目的性入手,这就能在相当程度上对文学历史作出客观描述。但文学现象从表面看是杂乱无章的,而且在写作一部文学史时,事实上不可能将一切文学现象都包罗进去。

  研究者必须对文学现象进行选择,并在杂乱无章的文学现象之间找到某种联系。鲁迅曾说过,他研究”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是”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①「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301页。」要对文学现象进行选择,要从杂乱的文学现象中清理出历史发展线索,要建立起一系列有因果关系的文学现象之间的联系,依据的当然是文学家的史识,而这种史识又是在对文学现象的研究中得出的,而不是外加上去的。这样,经过选择的文学现象虽然仍是现象形态的东西,但已不是原来那种无意义地杂乱堆积在一起的现象,而是蕴涵了文学史家的史识,体现了文学史家对文学现象的整体性理解和认识,能说明许多重要的文学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现象。

  它保留了一切文学现象所具有的原生形态,又具有对一系列现象的概括性。这种典型现象的选择和对之进行的研究,由于包含了研究者对文学现象的文学史价值和这些现象之间的联系及联系方式的认识,这就使单个的分散的文学现象之组合具有了文学史意义,文学现象组合所呈现出的就不再是”无意义的变化的流”,而是相互关联和有意义发展变化着的文学史的图景。

  鲁迅写文学史强调的就是史识,鲁迅在评郑振铎的《中国文学史》时指出:”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顷已在上海豫约出版,我曾于《小说月报》上见其关于小说者数章,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②「鲁迅:《320815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102页。」鲁迅评价是否得当且不论,重要的是他关注”资料长编”与”文学史”的差异就在于”史识”.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在涉及的大量小说现象中归纳提炼出”神魔小说”、”人情小说”等若干小说类型,再通过每一类型有代表性的典型性作品在元明清三代的产生及演变,从而第一次为这五六百年的中国小说发展勾勒出了一个清晰的面影。这就是一种经过典型化处理的,融入了规律性思考的”典型现象”研究。鲁迅在治文学史时,所抓取的”这些典型现象自然是从大量文学现象的分析、比较中提炼出来的,是研究的结果;同时又是描述的起点,即在整个文学史描述过程中,都必须紧紧抓住这些典型现象、基本元素,对其进行多层次的开掘,揭示出其内含着的以及与之相关的时代文化背景、作家心态、文学特征等等。这就能做到’抓住一点而总揽全局’,集博大与精微于一身”.③「钱理群:《返观与重构》,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7-28页。」其实,辩证地理解,鲁迅治文学史的思路与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并不矛盾,

  相反还有某些内在关联。

  文学史研究对于”史”的注重当是题中应有之义。在对文学现象或典型文学现象的分析和阐释中,绝不能止于就现象论现象,就作品论作品,还要关注现象间的历史关联,探讨文学现象的”存在之由和变迁之故”.这就要有将文学现象摆到文学历史的进程中加以考察的自觉意识,文学史研究之”史”的品格也正体现于此。这里,长时段研究的思路值得借鉴。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体现的就是一种长时段研究的思路。周作人试图通过中国文学长时段的发展过程找寻新文学的源和流,以说明新文学运动并非”破天荒”的孤立现象,而是中国长期的文学史内部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他认为中国文学由”言志派”和”载道派”这两种潮流的起伏构成了一个周期性发展的曲线。周作人把对新文学源流的考察,置于这一周期性发展曲线的大背景下,由此将新文学运动的”来源”定在明末。这是因为明末的文学运动”和民国以来的这次文学革命运动,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两次的主张和趋势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许多作品也都很相似。胡适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废名两人”,”然而更奇怪的是俞平伯和废名并不读竟陵派的书籍,他们的相似完全是无意中的巧合。”①「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27页。」也就是说二者的相似并不在于它们之间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关系。那么把这二者连在一起的依据是什么呢?周作人认为,它们处在中国文学史周期性变化的同一位置上。从明末到民国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规律性周期,通过这种周期能显示新文学运动内在的历史根源。周作人在找寻新文学源流时,并未更多关注晚清的文学改良运动,这是因为他认为晚清文学改良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加起来也还只构成一个周期性变化的后半截,如果仅关注晚清文学运动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就不能将一个相对完整的周期性变化显现出来,中国传统文学内部变革的动力也就无法揭示。

  周作人所找寻的中国文学发展的内部动力(言志与载道)是否准确,可以讨论,但他在这里提供了一种长时段研究的思路。长时段研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时间跨度长短问题,而是如何使具体的文学现象,在历史性的发展周期中获得更具史学意义的解释问题。合理地找寻历史的动因是长时段研究的根本目的。

  科学实证与历史还原的思路、典型现象分析的思路以及长时段研究的思路恰好从三个不同方面对文学史研究进行了某种规范,其中它们也自觉不自觉地包含了唯物史观的思想因素及其理路,多少也可以回答文学史研究如何尊重历史、如何再现历史、如何对文学历史现象进行提炼整合、文学史研究如何注重历史的联系使其不失为”史”等基本问题。

  总之,在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的反思中,史观尤其是唯物史观对文学史学术视野、方向、品格与思路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不能轻易否认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的价值。

  但要重视文学史观之于文学史研究之关系处理上出现的一些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应是当前重新强调文学史观时首先要加以解决的。在强调史观对文学史研究的指南作用时,还应重视文学史研究自身的学科特性,重视对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见解和结论的探索,重视找寻和借鉴与文学史研究学科特点相适应的一些独特的方式和思路,把”史观”、”史识”、”史路”辩证有机地统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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