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秀岩:关于《文选》的注释、版刻与流传

分类: 文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1月16日

「乔秀岩:关于《文选》的注释、版刻与流传」是一篇关于“《文?/u>?/u>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专栏),由乔秀岩(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宋刻明州本《文选》,是现存最早的《文选》完帙刻本,但我们的国家图书馆仅藏有两个残本,据付刚《文选版本研究》对明州本的调查:国图残本“一存二十四卷,即三至五、九至十一、十五至十七、二十一至二十三、二十七至三十五、四十五至四十七。一存九卷,二十至二十八。台湾故宫博物院亦藏一残本,共五十卷,缺卷二十至二十九。然远在东邻,日本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却藏有完帙,1975年由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后援会影印问世。”(一)足利藏本不仅是明州本之完帙,而且是明州本中的早期印本,没有一页补版,对于研究《文选》的注释、版刻与流传,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通代诗文总集,选录先秦至梁代诗文辞赋七百余首,是研究梁以前文学的重要文献。《文选》以昭明太子所编又称“昭明文选”,自隋代初年萧该始,注本叠出,版刻不绝,并渐次形成以注释、校雠、评论为核心的“选学”,由唐至清直至当今,瓜瓞延绵,流沫不绝。

现存版本大致可以概括为唐钞注本(及日本转抄唐本)、李善本、五臣本、五臣—李善本、李善—五臣本五类,兹分述如下:

一、唐抄本以及日本转抄唐本

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文选》抄本,有白文本和注本。2000年中华书局出版《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将大部分残卷汇集影印。同年巴蜀书社出版《敦煌本〈文选注〉笺证》,所收敦煌本书影又出《敦煌吐鲁番本文选》之外。

清末日本学者发现的《文选集注》抄本,现分藏各处。过去有罗振玉以及“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的影印本;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汇编出版《唐钞文选集注汇存》,十分便利使用。

传存抄本皆是残卷,且与刻本系统存在较大差异,需要单独研究,目前出版的资料也比较丰富。而对大部分读者来说,更重要的是以下四类刻本。

二、李善注本

李善“上文选注表”的时间是唐显庆三年(658)九月,现存最早的李善注刻本为北宋国子监本,虽系残卷,但可证李善注本流传之绪,弥足珍贵(二)。其次为南宋淳熙八年(1118)尤袤刊本,是现存最早完帙,有1974年中华书局影印本。此本明清递有翻刻,而以清嘉庆十四年(1809)胡克家本影响最大。1977年中华书局影印胡刻本,书后附录《胡刻本与尤刻本异文》以及篇目、作者索引,屡经重印,是当今最具影响力的本子。

三、五臣注本

吕延祚“进集注文选表”的时间在唐开元六年(718)九月,此所上者即五臣注。表中称李善注“忽发章句,式微载籍,述作之由,何尝措翰”,因此另集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五臣为注,“三复乃词,周知秘旨,一贯于理,杳测澄怀。……作者为志,森乎可观”。与重在解释词义及典故的李善注不同,五臣注重在阐述文章题旨及背景,故简注而详疏。这种方法入宋后渐受质疑,故流传日稀,传存至今者,除日藏旧抄本外,有宋刊本两种,其中绍兴三十一年建阳陈八郎宅刊本虽有补钞,仍成完帙(全书三十卷,其中卷二十一至二十五系补钞,另外也有部分缺页补钞),有台湾影印本。另一种杭州开笺纸马铺钟家刻本,现存残卷(参详《中国版刻图录》)。另朝鲜有多种版本,包括刊本和活字本。

四、五臣—李善注本

六臣注可分两类:一类五臣在前,李注在后。一类李注在前,五臣在后。因属于前一类的广都裴氏刊本及其翻刻本题作“六家文选”,故有些学者将前一类称为“六家注”本,以区别于后一类“六臣注”本。将五臣注与李善注合刊的初始时间已难确考,资料显示以北宋元祐九年(1094)秀州州学刊本为最早,且五臣在前,李注在后。属此类型的有明州本、广都裴氏刊本以及明袁褧嘉趣堂重刻广都裴氏本、朝鲜活字本等。

现存版本中,以明州本时间最早,北京图书馆、台湾故宫博物院、日本宫内厅、日本东洋文库等均有收藏,皆有识语说明绍兴二十八年十月赵善继知明州任,即命校正修版(见人文版《文选》书前图版一。参见人文版《文选》所刊长泽规矩也《解说》及台湾《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识语只称“赵公”,《乾道四明图经》卷十二《太守题名记》云:“赵善继,右朝散大夫直秘阁,绍兴二十八年十月初八日到任,二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罢任。”《寳庆四明志》同)。日本足利学校藏本有1974至75年汲古书院影印本。

广都裴氏本有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见人文版《文选》书前图版三。另可参台湾《故宫博物院宋本图录》)。但该本用袁褧嘉趣堂重刻本配补,全书60卷中宋本仅存26卷。据《知圣道斋书跋》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广都裴氏本有识语云“命工锲于宋开庆辛酉,至咸淳甲戌仲春工毕”云云。然据《天禄琳琅书目(前编)》卷十,此识语见于嘉趣堂覆刻本的某些传本,为书贾造伪以冒充宋本者。日本版本学家阿部隆一据刻工名等推断,广都裴氏本的刊刻时间当在南宋光宗朝至宁宗朝前期之间(三)。至于袁氏嘉趣堂覆刻广都裴氏本,则刊成于嘉靖二十八年(1549),而嘉趣堂本亦有翻刻本。

朝鲜活字本有韩国奎章阁藏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本等,前者有韩国影印本,后者可在其网页查看全文。此活字本书后载录了三则历史上《文选》刊刻中的重要版本信息(并见人文版《文选》书前图版四),计有:

1、天圣四年(1026)平昌孟氏刊五臣注本沉严《后序》

2、国子监校刊李善注本天圣三年(1025)校勘、天圣七年雕成、天圣九年(1031)进呈诸臣衔名

3、元祐九年(1094)秀州州学汇刊五臣注、李善注之识语

其中平昌孟氏刊刻五臣注本《后序》及秀州州学汇刊识语尤其重要,且不见于其它版本,因而近年来备受学者瞩目(张元济1951年在《涵芬楼烬余书录》中已言及此本,但当时似未见重视)。据这些识语可知,元祐九年(1094)秀州州学以平昌孟氏刊五臣注本为主体,参用国子监刊李善注本,新编成六臣注汇编本。秀州州学刊本当是此类刊本之祖本,可惜现在已经亡佚不可得见。此本所用活字乃十七世纪初训练都监重雕者,虽附录“宣德三年(1428)朝鲜铸造活字记”(见人文版《文选》书前图版四之四),实际非宣德三年铸字,排印时间更在嘉趣堂本之后。

五、李善—五臣注本

宋赣州本、建州本、元茶陵本等皆属此类。有研究者指出,赣州本刊刻于绍兴、淳熙间(1162-1181)(四),是此类刊本中现存最早的祖本。另据学者分析,建州本属于赣州本系统,而茶陵本乃覆刻建州本(五)。1919年,商务印书馆将涵芬楼所藏建州本影印编入《四部丛刊》初编,近有1987年中华书局的再次影印本和1999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的缩印本,故使《四部丛刊》本亦大行于世。台湾另有影印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宋末刊本”,在台湾一地普及较广,实则明代翻刻茶陵本,书贾伪造刊记冒充宋本而已(六)。

历史上几种《文选》注本的出现与刻本的刊刻流传往往此消彼长,并与时代风气的变革密切相关。倪其心先生指出,唐贞观年间南北文风以中和雅正趋于一致,学风崇实,不尚清谈,此时出现的曹宪《文选音义》即重在文字训诂,学承曹宪的李善《文选》注亦以训诂为主而推及释事诠典;高宗永隆二年(681)以后的四十年间,进士考试须“先试杂文两首”,迫使举子必须熟练掌握各种文体,因此重在疏通文意、探究“述作之由”的五臣注便应运而生。直至北宋,利于习文、便于科试的五臣注仍然较李善注更受欢迎(七)。另据《宋会要》、《玉海》等记载,景德四年(1007)三馆秘阁曾奉诏对李善注《文选》校勘、刻板,但大中祥符八年(1015),刚刚刻成的书板却在宫城火灾中焚毁。天禧五年(1021),监三馆书籍之刘崇超以“内《文选》只是五臣注”,再次奏请刊刻李善注本,至天圣七年(1029)刻成(八)。所以此前北宋国子监只有五臣注本。又据天圣四年(1026)平昌孟氏刊五臣注本沉严《序》称,“二川、两浙先有印本”,可见除国子监本外,北宋前期民间坊刻五臣注本尚有数种。

由于北宋前期只通行五臣注,到天圣年间始出现李善注刊本,李善注的影响力不大,因此当时甚至有李善注出现在五臣后的错误说法(九)。在这种情形背景下,秀州州学首次汇刊六家注本便以五臣注为主,李善注为辅,也是事理自然。北宋中期以后,从庆历间范仲淹革新始,到熙宁、元丰间王安石变法,崇实之风又起,以苏轼为代表的古文家主张“文起八代之衰”而贬薄《文选》,但却肯定了继承汉学传统的李善注,从此五臣注的地位越来越低,渐为李善注声名所掩。所以南宋赣州州学等后来的六臣注本便颠倒主从,以李善为主,五臣为辅,尤袤更撇开五臣,做成单行李善注本。明代学术重评点,六臣本与李善本并行,清代重朴学,故《文选》注本独推李善。所以几种刻本的出现次序是:

五臣——李善——五臣李善——李善五臣

而北宋以来《文选》版本的主流变化则是:

五臣——五臣李善——李善五臣——李善

《文选》版本众多,情况复杂,文字互有优劣,同时又互相渗透。如与明州本同一系统的嘉趣堂本,注文应是五臣在前,李善在后,正文用五臣本,而偶出校记说明李善本异同。但是卷十九《洛神赋》及《补亡诗》首篇〈南陔〉前后共六叶,却是李善在前,五臣在后,而且往往出校说明五臣本的异同。根据书中偶在同一页正反面的相同位置出现墨钉的情况,可以推测嘉趣堂重刻所据广都裴氏本已经破损,由此又可以推想,卷十九的那六叶,也许是底本缺叶,拿某个李善—五臣注本(如赣州本、建本等)来配补的。这是在技术层面不同版本相互渗透的例证,至于编辑校订文本方面不同版本互相渗透的情况,一直以来为学者所关注,例证甚多,问题也很复杂。在抽取部分内容将明州本、朝鲜翻秀州本、嘉趣堂本、胡刻李善本、《四部丛刊》本进行对勘后,我们打消了举证具体文字异同的想法,因为版本情况之复杂使挂一漏万的比较变得很没有意义,而厚此薄彼的举证更不是科学的态度。这种复杂性也要求我们分别看待不同系统的《文选》文本,拿不同系统的文本直接进行对比校勘,只会把问题弄得更复杂。在上述五大类中,第一类的敦煌吐鲁番本、《集注》本,第二类的尤刻本、胡刻本,第三类的陈八郎宅刊五臣本,第五类的建本、翻茶陵本,如今都有影印本,参考利用非常方便。唯独第四类五臣—李善本,国内迄今尚无影印本问世。实际上,这一类的祖本秀州本以五臣注孟氏本及李善注监本为底本,这两种已经亡佚的版本,比现存任何五臣注本、李善注本(也就是第二、第三类)都早得多,好得多(十)。另一方面,第五类李善—五臣本是以第四类版本为底本,颠倒主从而成(十一);也有学者认为第二类的尤袤刻本以第五类版本为底本(十二),仍然可以说是第四类版本的后裔。我们认为:第四类版本即五臣—李善注本底本最好,影响最深广,此类版本的重要性不待具体论证而自明。如果要在诸多《文选》版本中为学者平常阅读、查阅选择一种最适合的版本,当推此类。

在此类版本中,朝鲜本因为附有秀州本原跋,而且文本内容似乎对秀州本比较忠实,因此近年来最被学界关注。可惜,朝鲜本的排印时间实在太晚,尚不敢保证其文字与秀州本完全相同,而且活字字体也不够精美,不便阅读使用。广都裴氏本已无足本,不能作读本用,嘉趣堂翻刻广都裴氏本虽然也是十分重要的好版本,但在刊刻时间及刻字之秀美方面远逊于明州本。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影印足利藏明州本应该是最佳的选择。

关于明州本与朝鲜本的差异,总体上说,明州本有时对内容雷同的李善注或五臣注有所省略,而朝鲜本及嘉趣堂本则没有省略。朝鲜本在框架结构方面应该最接近秀州本的原貌(十三)。然而,明州本的改动乃是遵循了秀州本的整理体例。将五臣注、李善注合刊,不免会有重复,所以秀州本跋尾交代的整理原则是:“二家注无详略,文意稍不同者,皆备录无遗;其间文意重叠相同者,辄省去留一家。”此首开仅留一家的合编体例。但秀州本有删省不尽之处,所以明州本自然会循着秀州本的原则做进一步的整理。嘉趣堂本整编注文次序,明州本对注文有删省,这些问题,我们利用单行的李善注本、五臣注本都可以补救。斯波六郎对明州本的评价是:“明州本的多有五臣注详而李善注略之处,是其缺陷,它的优点在于比之袁本、赣州本、四部丛刊本,多存李善注、五臣注旧式,李善注在胡刻本、袁本、赣州本、《四部丛刊》本中经后人窜改过的文字,此本又往往独存其旧。”(十四)研究者姑且可以拿此本作为五臣—李善本的代表,必要时查看韩国影印本,或利用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网页核对朝鲜本。

所以说明州本之最善本为足利学校藏本,因为此本系原版早印,无一缺叶,无一补版,而其它现存印本都有绍兴二十八年修版识语,补版所占比率相当高。人文版《文选》书前图版二是台湾故宫藏明州本卷二第一叶的书影,该叶即为补版,与足利本(人文版第〇三八页之0149、0150)对照,不难看出原版与补版之间截然不同的风貌。详情可参看该书所附长泽规矩也《解说》及尾崎康《补说》。

足利本原为金泽文库旧藏,1560年(即日本永禄三年)足利学校的第七代庠主(校长)上杉九华道经相州时,应当地城主北条氏康、北条氏政父子之邀,为其讲授《周易》与《三略》,北条氏家以金泽文库所藏宋刊本《文选》作为礼资,赠送给上杉九华。因此该本《文选》目录末有“司业九华叟”墨书,下有花押;旁边又有足利学校第九代庠主三要野衲墨书一行:“加朱墨点三要”;另起一行的上方有“北条氏”朱印,印文下墨书题署“永禄三年庚申平氏政朝臣”(此墨书题署亦见于卷三十末);内中有九华手识五则,见于第二十四、三十、三十九、五十七、六十卷之末;另外,卷首卷尾又时见“金泽文库”的长方形印章。日本藏书家森立之(1807—1885)《经籍访古志》对此本的评价是:“字画精严、镌刻鲜明,宋刻中尤妙者。”此《文选》于1962年被日本国家文化财审议委员会确认为“日本国宝”。

足利藏明州本《文选》先后庋藏于有“聚书之渊薮”(十五)美誉的金泽文库、足利学校,递经日本几代汉学大家之手,传存中曾被仔细阅读,并留下重要识语、校记。如李善注卷三十一江淹《杂体诗》中的“张廷尉杂述绰”,张,显为“孙”字之误,《四部丛刊》本出校记曰“五臣作孙”。足利本同李善本(朝鲜本亦同),原刊无校文,但阅读者却在“张”字左侧手添“音作孙”校文,“音”者,《文选音》也(十六),乃《文选》早期注本,赖传存于日本的古抄本《文选集注》中才得以保存其吉光片羽,足利本校读者对《文选音》的引录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此外,书页天头上还有校读者的校记和补注,如卷三十七曹子建《求通亲亲表》“解朱组佩青绂”句,天头的补注是:“《礼记》曰诸侯佩山玄玉而朱组绶。《苍颉篇》曰绂绶也。”做补注校勘者为何人,目前尚难确认。但从手书上有专名线等朱笔印迹看,足利第九代庠主三要野衲在书上“加朱墨点”时,这些书字就已经存在了。从所补内容多偏重于《周礼》、《礼记》、《诗经》看,做补注校勘的人很可能是长于经学的足利第七代庠主上杉九华。另外,足利本的正文边上还有笔画浅细的日文训点,是日本古代的研读者后加上去的,并不影响中国读者的阅读和使用。

(一)《文选版本研究•刻本》178页。

(二)参详程毅中、白化文《略谈李善注〈文选〉的尤刻本》(见《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以及本书附录尾崎康《补说》。

(三)说见阿部隆一《(增订)中国访书志》,日本汲古书院1983年出版。

(四)参见傅刚《文选版本研究》179页。另,《(增订)中国访书记》通过分析赣州本刻工,推测其刊刻时间当在光宗朝或其前后时期,另据尤袤刊本淳熙八年跋言「四明、赣上各尝刊勒」,认为是淳熙八年(1181)以前所刊。

(五)参见斯波六郎《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见《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案:此译文与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出版《文选索引》卷首所载《文选诸本研究同篇异译》)及《(增订)中国访书记》等。

(六)见《(增订)中国访书记》。

(七)参见倪其心《关于〈文选〉和文选学》,《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295—313页。

(八)参见张月云《宋刊〈文选〉李善单注本考》,《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772—774页。

(九)《东观余录》引《崇文总目》(成书在庆历元年1041)谓李善“因五臣而自为注”。孙复《寄范天章书》(景佑二年1035?)云:“唐李善以梁昭明太子《文选》五臣注未尽,别为注释,且《文选》者多晋宋齐梁间文人靡薄之作,虽李善注之何足贵也,国家尚命镂板,置诸太学。”

(十)参见程毅中、白化文《略谈李善注〈文选〉的尤刻本》,《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224页。

(十一)见《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853页。

(十二)参见范志新《文选版本论稿》(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

(十三)一般而言,朝鲜版本对其底本比较忠实,很少进行积极的校改。秀州本跋语称改正底本“舛错脱剩约二万余处”,而此朝鲜翻印秀州本仍然有不少显误字,如卷二十二谢灵运《从游京口北固应诏》“玉玺戒诚信,黄屋示崇高”句录善注误《汉书》为“书汉”。此类显误,明州本、《四部丛刊》本中往往不误,不知是秀州本改而不尽者,朝鲜本传其原貌,明州本、《四部丛刊》本已经校改,还是秀州本原来不误,朝鲜本翻印时产生讹误。然而也有明州本、《四部丛刊》本误而朝鲜本不误的情况,如谢灵运《游赤石进帆海》“虚舟有超越”句,朝鲜本录善注作“庄子曰有虚舟来触舟”,胡刻李善本同,而明州本、《四部丛刊》本作“触月”。《庄子•山木》原文曰:“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惼心之人不怒。”是知明州本、《四部丛刊》本误。

(十四)《对〈文选〉各种版本的研究》,见《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852页。正如本书附录长泽《解说》说,斯波所见版本非常有限,因此他对每一种版本的总体评价不足以为定论,但具体分析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十五)明郑舜功《日本一鉴》卷四:“中国书籍流彼多珍藏山城,大和下野文库及相模金泽文库,以为聚书之渊薮。”(转引自严绍璗《日本藏汉集珍本追踪纪实•在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访“国宝”》210页)下野文库当即指足利学校,以足利学校所在之枥木县即古之下野国。

(十六)《新唐书•艺文志•四》着录有“萧该《文选音》十卷、僧道淹《文选音义》十卷”、“公孙罗注《文选》十卷、又《音义》十卷”、“曹宪《文选音义》卷亡”、“许淹《文选音》十卷”,均已亡佚,惟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有《文选音》唐写本残卷九十七行,未详著者,有研究者以为是许淹作品。又日本传存唐写本《文选集注》残卷多处引录《钞》、《音决》二书,不署撰人。有研究者提出《钞》和《音决》或为同一作者,即公孙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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