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

分类: 文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1月15日

「周作人:圣书与中国文学」是一篇关于“圣书,中国文学,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世界宗教文化》(京)1997年(专栏),由周作人(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文化研究”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我对于宗教从来没有什么研究,现在要讲这个题目,觉得实在不太适当。但我的意思只偏重在文学的一方面,不是教义上的批评,如改换一个更为明了的标题,可以说是古代希伯来文学的精神及形式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新旧约的内容,正和中国的四书五经相似,在教义上是经典,一面也是国民的文学;中国现在虽然还没有将圣书作文学研究的专书, 圣书之文学的研究, 在欧洲却很普通, 英国《万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里的一部《旧约》便题作《古代希伯来文学》。我现在便想在这方面,将我的意见略略说明。

我们说《旧约》是希伯来的文学,但我们一面也承认希伯来人是宗教的国民,他的文学里多含宗教的气味,这是当然的事实。我想,文学与宗教的关系本来很是密切的,不过希伯来思想里,宗教分子比别国更多一点罢了。我们知道艺术起源大半从宗教的仪式出来,如希腊的诗(Mele=Songs)赋(Epe=Epics)戏曲都可以证明这个变化, 就是雕刻绘画上也可以看出许多踪迹。一切艺术都是表现各人或一团体的感情的东西;《诗序》里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这所说虽然止于歌舞,引申起来,也可以作雕刻绘画的起源的说明。原始社会的人,唱歌,跳舞,雕刻绘画,都为什么呢?他们因为情动于中,不能自己,所以用了种种形式将他表现出来,仿佛也是一种生理上的满足。最初的时候,表现感情并不就此完事;他是怀着一种期望,想因了言动将他传达于超自然的或物,能够得到满足;这不但是歌舞的目的如此,便是别的艺术也是一样,与祠墓祭祀相关的美术可以不必说了,即如野蛮人刀柄上的大鹿与杖头上的女人象征,也是一种符咒作用的,他的希求的具体的表现。后来,这种祈祷的意义渐渐淡薄,作者一样的表现感情,但是并不期望有什么感应,这便变了艺术,与仪式分离了。又凡举行仪式的时候,全部落全宗派的人都加在里边,专心赞助,没有赏鉴的余暇,后来又旁观的人用了赏鉴的态度来看他,并不夹在仪式中间去发表同一的期望,只是看接受仪式的印象,分享举行仪式者的情感;于是仪式也便转为艺术了。从表面上看来变成艺术之后便与仪式完全不同,但是根本上有一个共通点,永久没有改变的,这是神人合一,物我无间的体验。原始仪式里的入神(Enthousiasmos )忘我(Ekstasis),就是这个境地;此外如希腊的新柏拉图派,印度的婆罗门教,波斯的”毛衣外道”(Sufi)等的求神者,目的也在于此;基督教的《福音》书内便说的明白,”使他们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七节)。这可以说是文学与宗教的共通点的所在。托尔斯泰著的《什么是艺术》专说明这个道理,虽然也有不免稍偏的地方,经克鲁泡特金加以修正,(见《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内第二章”文学观”)但根本上很是正确。他说,艺术家的目的,是将他见了自然或人生的时候所经验的感情,传给别人,因这传染的力量的薄厚合这感情的好坏,可以判断这艺术的高下。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上的艺术。”基督教思想的精义在于各人的神子的资格,与神人的合一及人们相互的合一,如《福音》书上所说。因此基督教艺术的内容便是这使人与神合一及人们互相合一的感情。……但基督教的所谓人们的合一,并非只是几个人的部分的独占的合一,乃是包括一切,没有例外。一切的艺术都有这个特性–使人们合一。各种的艺术都使感染着艺术家的感情的人,精神人与艺术家合一,又与感受着同一印象的人合一。非基督教的艺术虽然一面联络了几个人,但这联合却成了合一的人们与别人中间的分离的原因;这不但是分离,而且还是对于别人的敌视的原因。”(《什么是艺术》第十六章)同样的话, 在近代文学家里也可以寻到不少。俄国安特来夫(Leonid Andrejev)说,”我们的不幸,便是在大家对于别人的心灵,生命,苦痛,习惯,意向,愿望,都很少理解,而且几乎全无。我是治文学的,我之所以觉得文学的可尊,便因其最高上的事业,是在拭去一切的界限与距离。”英国康剌特(JosephConrad,本波兰人)说,”对于同类的存在的强固的认知,自然的具备了想象的形质,比事实更要明了,这便是小说。”福勒忒解说道,”小说的比事实更要明了的美,是他的艺术价值;但有更重要的地方,人道主义派所据以判断他的价值的,却是他的能使人认知同类的存在的那种力量。总之,艺术之所以可贵,因为他是一切骄傲偏见憎恨的否定,因为他是社会化的。”这几节话都可以说明宗教与文艺的共通的所在,《圣书》与文学的第一层的关系,差不多也可以明了了。宗教上的圣书即使不当作文学看待,但与真正的文学里的宗教的感情,根本上有一致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第一层的关系。

以上单就文学与宗教的普通的关系略略一说,现在想在《圣书》与中国文学的特别的关系上,再略加说明。我们所注意的原在新的一方面,便是说《圣书》的精神与形式,在中国新文学的研究及创造上,可以有如何影响,但旧的一方面,现今欧洲的《圣书》之文的考据的研究,也有许多地方可作为中国整理国故的方法的参考,所以顺便也将他说及。我刚才提及新旧约的内容正和中国的经书相似:《新约》是四书,《旧约》是五经–《创世纪》等纪事书类与《书经》、《春秋》,《利未记》与《易经》及《礼记》的一部分,《申命记》与《书经》的一部分,《诗篇》、《哀歌》、《雅歌》与《诗经》都很有类似的地方,但欧洲对《圣书》,不仅是神学的,还有史学与文学的研究,成了实证的有系统的批评,不象是中国的经学不大能够离开了微言大义的。即如《家庭大学丛书》(Home University Library)里的《旧约之文学》,便是美国的神学博士谟尔(George F.-Moore)做的。他的第二章里说明《旧约》当作国民文学的价值,曾说道,”这《旧约》在犹太及基督教会的宗教的价值之外,又便是国民文学的残余,尽有独立研究的价值。这里面的杰作,即使不管著作的年代与情状,随便取读,也很是愉快而且有益;但如明了了他的时代与在全体文学中的位置,我们将更能赏鉴与理解他了。希伯来人民的政治史,他们文明及宗教史的资源,也都在这文学里面。”他便照现代的分类,将《创世记》等列为史传,《预言书》等列为抒情诗,《路德记》、《以斯帖记》及《约拿书》列为故事,《约伯记》–希伯来文学的最大著作,世界文学的伟大的诗之一,–差不多是希腊爱斯吉洛斯(Aiskhylos)式的一篇悲剧了; 对于《雅歌》,他这样说,”世俗的歌大约在当时与颂歌同样的流行;但是我们几乎不能得到他的样本了,倘若没有一部恋爱歌集题了所罗门王的名字,因了神秘的解释,将他归入宗教,得以保存。”又说,”这书中反复申说的一个题旨,是男女间的热烈的官能的恋爱。……在一世纪,这书虽然题著所罗门的名字,在严正的宗派看起来不是圣经,后来等到他们发现–或者不如说加上–了一个譬如的意义,说他是借了夫妇的爱情在那里咏叹神与以色列的关系,这才将他收到正经里去。古代的神甫们将这譬喻取了过来,不过把爱人指基督教,所爱指教会(钦定译本的节目上还是如此)或灵魂。中古教会却是在新妇里看出处女马理亚。……譬喻的恋爱诗–普通说神与灵魂之爱–在各种教义与神秘派里并非少见的事;极端的精神诗人时常喜用情欲及会合之感觉的比喻:但在雅歌里看不出这样的起源,而且在那几世纪中,我们也不曾知道犹太人有这样的恋爱派的神秘主义。”所以他归结说,”那些歌是民间歌谣的好例,带着传统的题材,形式及想象。这歌自然不是一个人的著作,我们相信当是一部恋爱歌集,不必都是为嫁娶的宴会而作,但都适用于这样的情景。 “这《雅歌》的性质正与希腊的催妆诗(Epithalamis)之类相近,在托尔斯泰派的严正批评里,即使算不到宗教的艺术,也不愧为普通的艺术了。我们从《雅歌》问题上,便可看出欧洲关于《圣书》研究的历史批评如何发达和完成。中国的经学却是怎样?我们单以《诗经》为例;雅颂的性质约略与《哀歌》及《诗篇》相似,现在也暂宜不论,只就国风里的恋爱诗拿来比较,觉得这一方面的研究没有什么满足的结果。这个最大的原因大抵便是由于尊守古训,没有独立实证的批判;譬如近代龚橙的《诗本谊》(1889年出版,但系1840年作)反对毛传,但一方面又遵守三家遗说,便是一例。他说,”古者劳人思妇,怨女旷夫。贞淫雅正,好恶是非,自达其情而已,不问他人也。”又说,”有作诗之谊,有读诗之谊,有太师采诗瞽蒙讽诵之谊”,都很正确;但他自己的解说还不能全然独立。他说,”《关雎》思得淑女配君子也”;郑风里”《女日鸡鸣》,淫女思有家也”;实际上这两篇诗的性质相差不很远,大约只是一种恋爱诗,分不出什么”美剌”,著者却据了《易林》的”鸡鸣同兴,思配无家”这几句话,说他”为淫女之思明甚”,仍不免拘以”郑声淫”这类的成见。我们现在并不是要非难龚氏的议论,不过便是他这样大胆的人,也还不完全摆脱束缚;倘若离开了正经古说训这些观念,用纯粹的历史批评的方法,将他当作国民文学去研究,一定可以得到更为满足的结果。这是《圣书》研究可以给予中国治理旧文学的一个极大的教训与帮助。

说到《圣书》与中国新文学的关系,可以分作精神和形式的两面。近代欧洲文明的源泉,大家都知道是起于”二希”,就是希腊及希伯来的思想。实在只是一物的两面,但普通称作”人性的二元”,将他对立起来;这个区别,便是希腊思想是肉的,希伯来思想是灵的;希腊是现世的,希伯来是永生的。希腊以人体为最美,所以神人同形,又同生活。希伯来以为人是照著上帝的形像造成,所以偏重人类所得的神性,要将他扩充起来,与神接近以至合一。这两种思想当初分立,互相撑拒,造成近代的文明;到得现代渐有融合的现象。其实希腊的现世主义里仍重申中和(Sophrosyne),希伯来也有热烈的恋爱诗,我们所说两派的名称不过各代表其特殊的一面,并非真是完全隔绝,所以在希腊的新柏拉图主义及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已有了融合的端绪,只是在现今更为显明罢了。我们要知道文艺思想的变迁的情形,这圣书便是一种极重要的参考书,因为希伯来思想的基本可以说都在这里边了。其次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也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又是很可注意的事。《旧约》里古代的几种纪事及《预言书》,思想还稍严厉;略迟的著作如《约拿书》便是明了的显出高大宽博的精神;这篇故事虽然集中于巨鱼吞约拿,但篇末耶和华所说,”这篦麻……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这一节才是本意的所在。谟尔说,”他不但以《西结书》中神所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惟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的话,推广到全人类,而且更表明神的拥抱的一切的慈悲。这神是以色列及异邦人的同一创造者,他的慈惠在一切所造者之上。”在《新约》里这思想更加显著,《马太福音》中登山训众的话,便是适切的例:耶稣说明是来成全律法和先知的道,所以他对于古训加以多少修正,使神的对于选民的约变成对于各个人的约了。”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第五章三十八至三十九)”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同上四三至四四)这是何等博大的精神!近代文艺上人道主义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我们要想理解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爱的福音之文学,不得不从这源泉上来注意考察。”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约》第八章七)”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事,他们不晓得。”(《路》第二三章三四)耶稣的这两种言行上的表现,便是爱的福音的基督。”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林前》第十三章八)”上帝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上帝里面,上帝也住在他里面。”(《约壹》第四章十六)这是说明爱之所以最大的理由,希伯来思想的精神大批完成了;但是”不爱他所看见的兄弟,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上帝。”(同上二十)正同柏拉图派所说不爱形就无由爱美之自体(Autotoka lon)一样;再进一步,便可以归结说,不知道爱他自己,就不能爱他的兄弟;这样又和希腊思想相接触,可以归入人道主义的那一半的源泉里去了。

其次讲到形式的一方面,《圣书》与中国文学有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这便因他有中国语译本的缘故。本来两国文学的接触,形质上自然的发生多少变化;不但思想丰富起来,就是文体也大受影响,譬如现在的新诗及短篇小说,都是因了外国文学的感化而发生的,倘照中国文学的自然发达的程序,还不知要到何时才能有呢?希伯来古文学里的那些优美的牧歌(Eidyllid=Idylls)及恋爱诗等,在中国本来很少见,当然可以希望他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预言书派的抒情诗,虽然在现今未必有发达的机会,但拿出来和《离骚》等比较,也有许多可以参照发明的地方。这是从外国文学可以得来的共通的利益,并不限于《圣书》;至于中国语的全文译本,是他独有的,因此便发生了一种特别重要的关系了。我们看出欧洲圣书的翻译,都于他本国文艺的发展很有关系,如英国的微克列夫(Vyclif)德国的路德(Luther)的译本皆是。所以现今在中国也有同一的希望。欧洲《圣书》的译本助成各国国语的统一与发展,这动因原是宗教的,也是无意的;《圣书》在中国,时地及位置都与欧洲不同,当然不能有完全一致的结果,但在中国语及文学的改造上也必然可以得到许多帮助与便利,这是我所深信的不疑的;这个动因当是文学的,又是有意的。两三年来文学革命的主张在社会上已经占了优势,破坏之后应该建设了;但是这一方面成绩几乎没有;这是什么原故呢?思想未成熟,固然是一个原因,没有适当的言词可以表现思想,也是一个重大的障害。前代虽有几种语录说部杂剧流传到今,也可以备考,但想用了来表现稍为优美精密的思想,还是不足。有人主张”文学的国语”或主张欧化的白话,所说都很有理:只是这种理想的言语不是急切能够造成的,须经过多少研究与试验,才能约略成一个基础;求”三年之艾”去救”七年之病”,本来也还算不得晚,不过我们总还想他好的快点。这个疗法,我近来在圣书译本里寻到,因为他真是经过多少研究与试验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可以供我们参考与取法。十四五年前复古思想的时候,我对于《新约》的文言译本觉得不大满足,曾想将四福音重译一遍,不但改正钦定本的错处,还要使文章古雅,可以和佛经抗衡,这才适当。但是这件事终于还未着手;过了几年,看看文言及白话译本,觉得也就可以适用了。不过想照《百喻经》的例,将耶稣的譬喻重新翻译,提出来单行,在四五年前还有过这样的一个计划。到得现在,又觉得白话的译本实在很好,在文学上也有很大的价值;我们虽然不能决怎样最好,指定一种尽美的模范,但可以说在现今是少见的好的白话文,这译本的目的本在宗教的一面,文学上未必有意注重,然而因了他慎重诚实的译法,原作的文学趣味保存的很多,所以也使译文的文学价值增高了。我们且随便引几个例:

我必向以色列如甘露,他必如百合花开放,如利巴嫩的树木扎根。他的枝条必延长,他的荣华如橄榄树,他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柏树。(《何西阿书》第十四章五至六)

要给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雅歌》第二章十五)

天使对我说:”你为什么希奇呢?我要将这女人和驮着他的那七头十角兽的奥秘告诉你。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如今没有,将要从无底坑里上来,又要归于沉沦。……”(《启示录》第十七章七至八)

这几节都不是用了纯粹的说部的白话可以译得好的,现在能够译成这样信达的文章,实在已经不容易了。还有一件,是标点符号的应用:人地名的单复线,句读的尖点圆点及小圈,在中国总算是原有的东西;引证话前后的双钩的引号,申明话前后的括弓的解号,都是新加入的记号。至于字旁小点的用法,那便更可佩服;他的用处据《圣书》的凡例上说,”是指明原文没有此字,必须加上才清楚,这都是叫原文的意思更显明。”

我们译书的时候,原不必同经典考释的那样严密。使艺术的自由发展太受拘束,但是不可没有这样慎重诚实的精神;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圣书》译本得到一个极大的教训。我记得从前有人反对新文学,说这些文章并不能算新,因为都是从”马太福音”出来的;当时觉得他的话很是可笑,现在想起来反要佩服他的先觉:《马太福音》的确是中国最早的欧化的文学的国语,我又预计他与中国新文学的前途有极深的关系。

以上将我对于《圣书》与中国文学的意见,约略一说。实在据理讲来,凡有各国思想在中国都应该介绍研究,与希伯来对立的希腊思想,与中国关系极深的印度思想等,尤为重要;现在因为有《圣书》译本的一层关系,所以我先将他提出来讲,希望引起研究的兴味,并不因为看轻别种思想。中国旧思想的弊病,在于用了多种表面不同而于人生都是必要的思想,调剂下去,或可以得到一个中和的结果。希伯来思想和文艺,便是这多种思想中间,我们所期望的一种主要坚实的改造的势头。

(原载《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期,一九二一年。转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1919~1949)》,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NU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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