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关于中国作协体制的一点思考

分类: 文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1月15日

「谢泳:关于中国作协体制的一点思考」是一篇关于“作协,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专栏),由谢泳(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文化时评”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2004年1月8日,我接受过《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李剑敏一次采访:采访没有完整刊出,下面是采访的完整记录。

  1. 作家以退出表示抗议,作协成为众矢之的,你对此怎么看?作协与作家的矛盾是否已激发到如此程度?你自己在山西作协的感受是什么?对广东作协的改革,你怎么看?

  谢泳:实事求是地说,作家退出作协确实反映了目前作协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但我同时也要强调,这个问题是历史问题,是体制问题。在中国改革不发生根本转变的条件下,这个矛盾不可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对于作协体制本身,我们除了对其因历史原因所必然带有的缺点提出批评外,对于现实中作家协会的存在这一既成事实,也要保持理解和同情。因为不是作家协会以及在那里供职的人包括它的领导人本身的努力就可以彻底解决作家协会的体制问题。不能把历史问题简单化。

  具体到几位作家退出这个体制的事实,我以为也要保持理解和同情。第一,任何在一个具体单位生存的人,他们的选择总有具体的个人原因,我们不能过分放大这个原因的理想因素,简单把作家的选择与作协体制本身联系起来。第二、在中国现有的历史条件下,可以说基本不存在作协与作家之间的矛盾,因为如果有根本矛盾,作家可选择辞职,这个自由现在是得到了保障的。

  第一、作为一个行政机关的作协,它现在基本是一个发工资的地方,虽然不是最好的单位,但大体上还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地方。所有在这个机关工作的人,像中国任何单位的工作人员一样,这里只是一个职业选择的问题。感情的因素已经不太重要了。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所有作家协会成为一个机关也许还是它的进步,它什么时候成为过真正的作家自治团体?从来没有。因为承认现实比过分理想化看待这个团体更有现实感。你要求这样的机关完全成为为作家服务的单位是不现实的。第二、作协作为一个群众团体的职能其实也只有象征性意义,没有人把这个团体理解成像职业行会那样可以维护自己利益的地方。中国的现实中还很少有真正实现了行业自治的团体,作协也不是世外桃园。

  至于广东作协的改革,我多少了解一点。它的改革是在有前提的条件下进行的。这个前提就是;它曾经要求所有在这个单位供职的人可以在公务员和事业编制中自由选择一种。有了这个条件的改革,其它才成为可能。在目前的现实条件下,广东作协的改革不具有普遍意义。

  2. 1949年后,仿造前苏联创设的专业作家制度,是否已走到了尽头?从原来铁板一块,到现在开始松动,作家与作协关系的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一松动为何成为可能?导致这一变化的经济(市场)、文化乃至政治因素是什么?

  谢泳:专业作家制度本身有一个历史的变化过程。它是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它产生的基本历史条件是: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作家本来是政府养着的,政府已经为他们付出了很多,比如工资、住房和医疗保险等,但他们个人研究所得的稿费却与单位无关,科学研究还有一个职务创造发明与非职务创造发明的区别,特别对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他们本来是政府养起来要他们为意识形态服务的,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已基本没有了这个功能,但他们还在写作,从道理上说,他们个人的写作与他们的所在单位是有关系的,但实际上,他们的稿费收入是不会有一分钱与单位发生关系的,从法理上说,这是很不公平的,但中国的事总有它的特殊性,这些最不合理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又是最合理的。

  文化学术研究最大的实现机制是出版自由制度的形成,也就是说,只有在具备这个制度的前提下,政府才能作不养活作家和学者的选择,因为他们谋生的基本手段是依赖于出版自由这个现代制度的,如果没有这个制度而又不养活作家学者,显然也是说不过去的。在一个常态社会里,完全依靠稿费收入,一般说来是不能养家糊口的,只有很少的作家或学者能做到,所以稿费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并没有普遍性。西方的作家学者,主要收入不是来自稿费,而是来自他们在大学、研究机构和出版新闻单位的固定职业。中国的稿费收入就更不值一提了,如今的情况是,依赖单位保证了生活的最大开销,比如住房,然后依靠稿费来调节日常生活。如果没有政府所提供的那些基本保障,可以说中国如今的绝大部分作家是不能生存的。

  近十年来,有一些不要单位的作家,他们在经济上是独立了,同时也获得了相对的思想独立,因为没有人再强迫他们来为谁服务,他们没有单位。但这些人又面临另外一种困境,因为他们的经济来源在市场,所以他们要向市场低头。中国的文化和学术现在受到的是双重挤压,即有来自于政治的限制,还有来自于市场的逼迫。中国稿费制度的合理与否,只有在正常的市场制度下才能保证它的公正性,而我们暂时恐怕还做不到,因为严格的市场制度的形成,必须有政治制度的相应变革。

  3. 就你所知,在中国成为作家的门槛是什么?(以省级和国家级为例)“作家”这一身份或头衔意味着什么?

  谢泳:我前面说过,现在已没有人认为成为作家还有什么门槛。作为一个作家团体,它只有象征意义。

  4. 国外大都没有作协这样的机构,那么它们文学的创作、出版等一系列流程是怎样的? 作家的身份认同如何达成?

  谢泳:在成熟的市场条件下,作家身份的认同像其它职业一样,主要依靠市场。对作家来说,它的市场条件主要是创作自由(自己有随时成为媒体主人的自由)。中国不存在这样的条件。

  5. 中国作家的生存状况如何?或者你能否试着为中国现在的作家群体分类(比如体制内的、市场化的或游移于两者之间什么的)?

  谢泳:中国作家目前的生存状况,我个人以为是相当不错的,当然我主要指得是在作家协会工作的作家。因为有职业保障。近二十年来中国的改革在其它单位都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革,但作家协会是最没有变革的地方。这里基本没有下岗这个概念。这里的职业具有高度稳定感。同时还有最好的社会保障,主要是医疗和住房,因为它本来就是国家机关嘛。体制内作家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群体。计划体制的好处保留了,比如不用按时上下班。但市场的好处也得到了一些,比如稿费的完全个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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