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

分类: 文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2月09日

「朱大可:汉字革命和文化断裂」是一篇关于“汉字,文化,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专栏),由朱大可(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文化时评”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后果,就是引发了现代性崇拜和革命狂想。它一方面确认文化在国民改造中的重大地位,一方面又以为只要通过“革命”式的清洁手段,就能一举扫除文化弊端,为政治制度转型奠定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这种针对传统文化的“革命思维”更加甚嚣尘上,从1950年编制《常用简体字登记表》开始,到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正式公布,在短短七年时间里,便完成了从秦帝国以来近2000年的文字变革,为1957年的经济大跃进,以及1966年的“文化革命”,开辟了意义深远的道路。

  我们已经被告知,这场汉字革命,仅仅是更激烈的文字革命的某种序曲而已。1950年,毛泽东主席在一封给同学的信件中宣称,“拼音文字是较便利的一种文字形式。汉字太繁难,目前只作简化改革,将来总有一天要作根本改革的。”这是最高领袖的战略设计。毛以最简洁的语言,公布了其文字革命的第一策划案。

  就在胡风先生宣称“时间开始了”之际,“创造一个全新世界”的乌托邦梦想,燃烧在整个中国,而汉字是这场“文化高烧”的首席目标。在不懂“科学”的“科学院长”郭沫若先生主持下,汉字成了文化献祭的第一头羔羊。它被送上行刑台,接受严厉的审判和肢解。新月派诗人暨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因反对文字改革而犯下重罪,沦为“右派分子”,在文革中含愤自尽,成为汉字革命中最著名的祭品。而简化运动的战车,碾碎的并非只是陈梦家一人,而是一个庞大的“右派”群体,以及所有敢于对文化大跃进说“不”的知识分子。

  事实上,只有少数过繁的文字(如“鑼”、“纜”、“驤”、“鑽”、“鑾”等)需要进行适度手术,大部分汉字笔画都在可接受的范围以内,但这场拼音化运动的序曲,并非只是一种文字自身的变革,而是隐含着更为复杂的政治诉求,它一石数鸟地实现了下列战略目标:第一,向民众显示了文化大一统的威权,成为与嬴政“书同文”媲美的历史伟绩;第二,向斯大林为首的苏联阵营表达了“字母共产主义化”的决心;第三,彻底划清了跟港台资产阶级反动政权的文化界线。

  在1956年完成汉字革命的第二年,也就是1957年,汉字拼音化被进一步提上议事日程,吴玉章领导的文改会拟定《汉语拼音文字方案》上报国务院,周恩来似乎意识到不宜操之过急,便删除“文字”两字,从而使“拼音方案”未能剧变为“拼音文字”。但为了实现拼音化目标,直到1960年,当局还在顽强地推动拼音文字的地方实验,在山西万荣等地组织培训班,甚至创办全部由拼音文字组成的报纸,指望这场简化字运动能导向拼音文字在中国的全面胜利。

  毫无疑问,汉字简化运动无非就是拼音化运动的阶段性成品,不看到这点,就无法对这场运动的本质做出准确的判定。简化字只是一种过渡手段,其最终目标,就是要彻底消灭汉字,以及消灭一切由这种文字所承载的历史传统,实现向“文化共产主义”的伟大飞跃。

  但这场拼音文字革命最终无疾而终。与拼音化运动同时宣告失败的,还有所谓“亩产万斤”的农业革命,以及全民大炼钢铁所代表的工业革命。这三场革命彼此呼应,俨然是神圣的三位一体,企图从不同角度完成乌托邦蓝图的刻画,却都因违背“天意”而以失败告终,并给民众留下巨大的创伤记忆。但作为拼音化革命的半成品,简化字却被保留了下来,与反右斗争的伟大成果一起,成为引致文化衰退的种籽。这种“简体字原罪”,就是它今天遭到普遍质疑的原因。

  1950年代下半叶入学的小学新生,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接受简体字的规训,并且以简体字为文化认知的根基,这就是所谓“简体字世系”。该世系成员对“繁体字”文本的敬畏已经退化,历史情感日益淡漠。这种文脉承继链索的断裂,为文革的大规模爆发奠定了文化基础。在简体字推行了整整十年之后,也即1966年革命风暴降临时,已经长大的“简体字世系”便挺身而出,轻易地与历史决裂,宣判繁体字文本“有毒”,成为焚烧“封建主义”旧书的文化杀手。在文革“扫四旧”运动和“简体字世系”之间,有着极其密切的逻辑关系。

  更耐人寻味的是,尽管出现过两种文字并存于教科书的双胞现象,而文革的第一批红卫兵,大多是“繁简混血系”的成员,跟繁体字文明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但他们对繁体字所表现出的强烈敌意,却超出人们的想象。为了显示其政治纯洁性,他们做出了比年轻的“简体字世系”更为激越的革命姿态。

  竖排繁体字图书的大焚毁运动,导致了一个严重后果,那就是繁体字图书几乎荡然无存,只有极少数文本,被无畏的民众偷藏,侥幸残留下来。1972年以后,它们开始在渴望读书的人群中闪现,仿佛是一种地外文明的馈赠。地下阅读者往往把繁体版和简体版的区别,当作判定图书价值的标准。而繁体字文献的稀缺性,以及它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代码,就是它重获珍视的原因。旧版《三国演义》、《聊斋志异》和《安娜卡列尼娜》等等,被包上各种“革命”封皮后秘密传递,犹如从灰烬中复活的文明火焰,照亮了阅读者饥渴的灵魂。而那些“文化吸毒者”(其中许多人正是当年参与焚烧图书的红卫兵),日后成为新三届大学生的主体。在极端纯洁的革命年代,繁体字文献就是文化复苏的秘密摇篮,它的文化贡献,至今未能得到必要的阐释。

  文革期间出版的革命读物,无疑都是以简体字排版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种《水浒》简体字本。它们是古典文献简体化的范本,向广大“无产阶级”昭示了文化现代化的图式。以横排简体的方式印刷古典文献,就是一次政治鉴定,它要从文字学的立场,判处《水浒》乃至《红楼梦》无罪。而更多的繁体文献,则将继续以有罪身份遭到封存。在文革的极端语境中,繁体文本自身就是一种象征,代表着文明的记忆、流逝的岁月以及柔软温存的部分,而简体字则是革命、现代性和坚硬冷酷的象征。字形是一把时间之刀,制造了文明的分裂。

  这种经过简化改造的文字,恰恰成了意识形态的重大隐喻和谶言。如同一些研究者所揭示的那样,从“愛”到“爱”的转型,正是“心”和“灵魂”大步沦丧的象征;而“聖”向“圣”的转型,则意味着精神高度(耳代表谛听,口代表言说,是尊者的精神性的哲学表征)向更为低级的土木建筑高度退化(又土,就是土的简单叠加,预言了当代城市所展开的高楼竞赛)。而由“陸”成“陆”,则预示着阶级斗争(“击”)和内讧型生活在中国大陆的盛行。此外,那些莫名其妙的符号“x”和“又”渗透到文字内部,腐蚀着它的灵魂,把它们变成一堆可笑的杂碎。神鸟“鳳”改成“凤”就是一个范例,它以类似否决(“又”类似“X”)的方式,消解文字中的神话、神性、想象力和隐喻关系,并切断阅读/书写者的历史记忆和文化血脉。但这种粗暴的断裂模式,却完全符合革命式进化的原则。

  这断裂直到1977年起才开始逐步弥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大批中外文学名著,简体字退出激进的“文化革命”程序,跟旧文明达成古怪的和解,并开始承载它的精神成果,而简体字原罪自此得到了掩蔽。这一文化妥协重塑了简体字的面容,使它看起来显得十分无辜,犹如一个道德纯洁的杀手。简体字是一个成功的僭替者,以新汉字的面目在世,在现代性的名义下,篡改着汉字的隐喻天性,阻止着传统文化复苏的进程。

  在21世纪的中国大陆,那些喝简体字奶汁长大的一代,缺乏对繁体字的文化亲情,更遑论对古典文化的热爱。他们无视简体字的原罪,也拒不承认它作为汉字灭绝工具的历史。新简体字世系甚至公开指控说,“恢复繁体字是对80后的摧残”。这无疑是一种严重的罪名。繁体字一旦无法获得年轻一代的支持,便注定要在冷漠或声讨中消亡。不仅如此,它还要腹背受敌,被迫面对国家语委的行政威权——繁体字属于“不规范”汉字;学校教育中禁止书写繁体字;公共场合禁止使用繁体字,如此等等。这些律令就是文字修正和华夏文明复苏的坚硬屏障。鉴于上述原因,我们只剩下唯一的“救赎之路”——立即追认繁体字为“世界文化遗产”,因为早在50年前,它就已经死于那场大跃进的狂欢。

  (附识:繁体字的正确叫法应当是“本体字”,而简体字则应当称为“毛体字”。但为了交流方便,本文仍然沿用这两个约定俗成的名词,但并不意味着笔者认同这种不当的称谓)

  2009年4月1日写于上海莘庄

  原载《南方周末》2009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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