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打毛线的屠杀者

分类: 文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1月15日

「王晓渔:打毛线的屠杀者」是一篇关于“《朗读者》,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专栏),由王晓渔(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文化时评”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朗读者》开场40多分钟都是在讲一个36岁的女售票员汉娜和一个15岁的男孩的忘年“交”。这种情节并不新鲜,三、五年就会出现一次,1997年的《教室别恋》、2001年的《钢琴教师》、2007年的贵州,主角都是女教师和男学生,最后一件在国内最为轰动:一个男生刚刚过完18岁生日,就刺死了另一个男生,这起校园凶杀案的起因是“情杀”,他们共同的女朋友是44岁的女班主任,最后女班主任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朗读者》的特色在于调情方式是“朗读”,男孩给少妇朗读《奥德赛》、《战争与和平》。直到有一天,这个男孩来到汉娜的房间,发现人去楼空。汉娜很符合文艺男青年对文艺女青年的想象,轻轻的走,正如轻轻的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这是《朗读者》的“前戏”,虽然我对这种前戏并不反感,也很有兴趣欣赏女主演凯特·温斯莱特的身体,可是相对整部影片来说,“前戏”显得太长了。

  电影的重点是后半段,两人再次重逢的时候,情感故事升华为思想事故。男孩成为法学院学生,观摩一场审判,却发现汉娜是审判席上的被告,她曾经是个党员,纳粹的党员,在一起犹太人死亡事件中担任看守。整部影片最让我震惊的不是男孩与少妇的忘年“交”,不是少妇隐瞒的党员身份和文盲秘密,也不是少妇在已经成长为男人的男孩帮助下成功扫盲的“小团圆”,性、大屠杀和监狱里的童话都是过于熟悉了的情节。整部电影,最让我耿耿于怀的是一位打毛线的屠杀者。诗人多多曾经写过一句诗:“两行新栽的苹果树,刺痛我的心。”在《朗读者》里,“两行新打的毛线衣,刺痛了我的心。”与汉娜一起坐在审判席上的当年的女看守们,表情仿佛她们穿过的制服,清一色的冷漠,一切都与她们无关,包括这场审判,包括那场屠杀,其中有一个还在忙着打毛线,她们只有在推卸责任的时候会激动起来。

  打毛线的屠杀者,这是一个怪异的组合。毛线象征着温情,打毛线者多半是贤妻良母,屠杀是恶中之恶,屠杀者通常被视为魔鬼。在我们的概念里,这两者永远不可能发生关联。贤妻良母和屠杀者必然是冲突的么?它们会融为一体么?这不仅是电影,也是整个二战给人类提出的难题。在男孩给汉娜朗读的书籍中,最多的是那些文学名著,其中有一本或许会被忽视,就是雅斯贝尔斯的《德国罪过问题》。雅斯贝尔斯,著名德国哲学家,他区分了四种罪过:刑法罪过、政治罪过、道德罪过、形而上罪过。《朗读者》显然受到雅斯贝尔斯的影响,但是导演似乎故意隐瞒了另一位思想家的身影——汉娜·阿伦特。

  汉娜以工作为由,表示自己仅仅是遵从命令,服从命令听指挥就像打毛线一样,常常被视为一种美德。1960年,曾经在大屠杀中扮演重要角色的艾希曼,在阿根廷隐姓埋名多年,被以色列特工抓捕归案,次年在耶路撒冷进行审判。雅斯贝尔斯的学生、另一位著名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兼情人、20世纪最重要的女哲学家阿伦特,应《纽约客》杂志之约抵达审判现场,她发现简单地把屠杀者称作无恶不作的魔鬼,对于反思大屠杀并无帮助,因为每个人都不会认为自己是魔鬼,都觉得自己要比艾希曼清醒,会从魔鬼身边走开或者拒绝成为魔鬼。恰恰相反,她指出艾希曼可能是一个模范父亲、温柔的丈夫、称职的公务员,可是这些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屠杀者。

  阿伦特发现“平常的恶”,这种恶潜伏在每个人的身上,在一个正常的年代,它可能是个美德,可是在一个非常年代,它可能是恶的使者。一个售票员,认真地售票,不放过任何一个逃票者;一个看守,认真地把犹太人关押起来——这都是认真,可是结局迥异。无所事事的时候打毛线,这是一种温情,像打毛线一样按下屠杀的按钮,这是一种冷漠。正是因为屠杀像打毛线一样简单,甚至像打毛线一样具有服从的美德,所以屠杀会畅通无阻。汉娜为了自己的尊严,拒绝透露文盲的秘密,承担责任,因此被判终身监禁,在别人的生命和尊严面前,她却表现出打毛线式的冷漠。汉娜并不缺乏勇气,可是因为缺乏思考和判断,勇气没有在最该出现的时候出现。按照雅斯贝尔斯的分析,她或许可以免于刑法罪过,或者从轻处理,但是在道德罪过上,她难辞其咎,尽管她拥有一些平常的美德,可是平常的美德也是“平常的恶”,“平常的恶”的结果并不平常,可能是一场大屠杀。

  《朗读者》当然无法和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相提并论,反思被性和童话包裹,这也是电影的无奈,需要用糖衣包裹思想的药。有人爱吃糖衣,有人会被思想的药吸引,各取所取,这不是坏事。只是爱吃糖衣的观众,要小心自己成为打毛线的屠杀者。《朗读者》的另一个中文名字是《生死朗读》,朗读或者阅读,有时确实事关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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