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国不能再用活人献祭

分类: 文学 作者: 时间:2019年11月29日

「易中天:中国不能再用活人献祭」是一篇关于“韩方之争,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专栏),由易中天(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文化时评”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献祭有用吗?有。但不是对神,是对人。当一个活人,甚至是王子公主,被洗得白白净净送上祭坛,从容赴死时,族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最早,会产生凝聚力;后来,会产生威慑力。当后一种力量产生时,也就必然被利用。只不过,统治者喜欢的是“政治祭坛”,卫道士喜欢的是“道德祭坛”。

  一、问动机,是戕害了我们民族多年的恶俗

  关于“方韩之争”,我的观点一直很明朗,也很明确,从未改变:

  第一,方舟子有权质疑韩寒,其他人也一样。第二,有权不等于一定要用。第三,如果作家在世,又不存在署名权纠纷,而且没有过硬的证据,这种质疑,就涉嫌对作家人格的羞辱和诽谤。因此,本案是方舟子“正当权利的不当使用”。

  尽管如此,我仍然坚决反对质疑方舟子的动机。首先,没有意义。代笔与否,是事实判断,代就代了没就没,与质疑者的动机何干?其次,无法证明。方舟子怎么想,你咋知道?其三,自作自受。因为当你质疑别人动机时,你也成了质疑者。你问人家,人家当然也可以反问你:你“问动机”的动机,又是什么?

  这就不好回答。因为但凡“问动机”,其实都是“设陷阱”。答案,则是预设好了的,不言自明的,可以心领神会的,比如:整怕了,风声鹤唳吧?心虚了,反咬一口吧?没招了,虚晃一枪吧?好嘛,疑神疑鬼,是虚弱;应对失措,是无能;倒打一耙,是无耻。故,问动机,不能给自己加分,只能减。

  然而众多的脑残,却乐此不疲。因为有传统。事实上,问动机,是专制统治的“祖传秘方”,官场斗争的“常规武器”,阶级斗争的“不二法门”。只不过,古代的问法叫“是诚何心”,现代的叫“想干什么”。预设的答案则有:你图谋不轨吧?反攻倒算吧?沽名钓誉吧?别有用心吧?等等。统统都是“诛心之论”。

  诛心,是地地道道的恶俗。这种做法,心理阴暗,手段恶劣,而且戕害了我们民族两三千年。如不连根拔起,彻底批倒,子孙万代,将会受害无穷。

  这个话题,显然已经与本案无关,但还得借此作为“药引”。我想问,方舟子打假,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拥护?质疑韩寒,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赞成?就因为现在的造假,实在是太严重了。某些名家,因为字画值钱,书稿好卖,就请人代笔,粗制滥造,批量生产,鱼目混珠。这就岂止可以“质疑”,简直可以“报警”。

  也许,这便是“方韩之争”的时代背景:公众对于造假,早已怒不可遏,忍无可忍,很希望“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也很希望能够抓住一两个“造假典型”,让他把骗得的东西都吐出来,还要搭上身败名裂,看谁还敢欺世盗名!

  这就是“杀一儆百”了。但恰恰是这似乎“很正当”也“很善意”的观念,大有问题。

  二、杀一儆百,是“求善”吗

  杀一儆百,怎么会有问题呢?它的目的,不是“求善”吗?求善当然没问题。但怎么求,有讲究。

  我的主张,是“以善求善”,即“善以善求”。求法不善,则“不得善终”。何况“杀一儆百”,还未必真是“求善”。

  且看这四个字。

  首先要“杀”。杀,可以是肉体的消灭,也可以是心灵的摧残。无论哪种,都是不把生命当生命,不把灵魂当灵魂,请问“善”吗?

  其次,什么叫“百”?就是百姓。这是“儆”的对象。为什么要“儆”?因为他们都是花果山上的“猴子”,天生就要犯罪、闹事、出问题,所以要杀一只鸡,吓唬吓唬。

  可见,杀一儆百,就是把民众看作“假想敌”或“嫌疑犯”,时时警惕,处处提防,常常警示。这就是它的内在逻辑和思想背景。当然,这个逻辑和背景,发明人是不会告诉你的,也不要以为你洁身自好就没事。这种文化和制度的设计,是针对所有人的。何况,你没有“罪行”,还可以说你有“贼心”。

  剩下的只有“一”。这是最后一张门帘,也是最后一道门槛。也许你会认为,杀一两三个,警示千万家,不是很值吗?错!一百个人是人,一两个人就不是?反过来,能杀一两个,就不能杀一两百?杀戒一开,无人幸免。而且,只要同意“杀一儆百”,那么,实在找不到“坏典型”,你这个“好人”也能拉来凑数。

  或许有人说,这怎么可能呢?杀个好人,能起作用吗?嘿嘿,你别忘了,杀一儆百的核心是“警示”,不是“善恶”。而且,一旦目的是“警示”,就顾不上“善恶”,甚至顾不上“敌我”。不信你去看看恐怖分子怎样杀人质。还有,鬼子进村后,第一个拉出来杀掉的,难道一定“抗日”或“通共”?

  事实上,杀一儆百的欺骗性,恰恰在“杀”的是少数人。这就让多数人放松了警惕,以为“事不关己”,可以“高高挂起”,甚至参加围观,或者拿着馒头等人血。但其实,“杀一”是手段,“儆百”才是目的。这种混账制度和文化,正是冲着人民大众去的。

  何况,就算侵犯的是个别人的权利,就可以吗?否!正如萧瀚先生所言,私权,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础。

  公共利益,则是为了既保护张三私权,又保护李四私权,亦即保护任何人私权,从而求得的“私权共和”。张三的私权能侵犯,李四就难保。最后,是所有人都没有了个人利益,大家伙也没了公共利益。

  更重要的是,杀一儆百,谁来执行?公权力。所以,这种文化和制度,无不存在于专制国家。专制国家喜欢它,是因为独裁统治和君主专政,只能依靠暴力和恐吓来维持。杀一儆百,相比滥杀无辜,成本较低,也可持续。但归根结底,是牺牲少数人,威慑大多数,维护他自己。请问“善”吗?

  三、活人献祭与自己负责

  或许有人会问:世界各国,都有监狱,也都有刑场。难道全世界都是专制国家?

  呵呵,抱歉,阁下恐怕弄错了,我反对的不是这个。判刑,恐怕还是必须的。但不能是为了警示,为了杀一儆百。那又为了什么?民主国家和法治国家的观念是:为了负责。

  负责的概念源于自由,自由的依据在于意志。也就是说,一个有着公民权利的自由人,他的意志是属于自己的。他可以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包括选择杀人放火。但同时,正因为他的意志是自由的,因此,他必须为自己的所有选择埋单,而且必须自己来负。故,自由即责任。

  这样一说,大家也就应该明白。你不是“自由地”选择了杀人放火吗?那好,请你把“牢底坐穿”。因为这也是你自己选择的,是你在选择杀人放火时就清楚的。根据这个道理,判处犯罪分子徒刑,不但不是侵犯人权,反倒是对他自由意志的尊重。

  哈哈,这就叫“事同而理不同”。换言之,同是判处徒刑,专制国家是为了“警示”(杀一儆百),民主国家是为了“尊重”(自己负责)。介于二者之间的传统观念,则是为了“还债”(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可见,问题不在“有无刑律”,而在“立法精神”。但这“一念之差”,却有“天壤之别”。

  区别也是显而易见的。专制国家一定要把人犯五花大绑,插上标签,游街示众,然后当众砍头。非如此,不足以起到警示作用。甚至为了加大力度,还不吝发明种种酷刑,比如炮烙、油烹、腰斩,凌迟,无所不用其极。隐私权和辩护权,则根本不予考虑。相反,还要“公审公判”,同时让你“哑口无言”。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活人献祭”了。献祭,原本是一种原始巫术仪式。其本质,是人与神之间的交易,我称之为“请神吃饭”。故,凡祭品,皆食品,比如早期的鱼,后来的马牛羊猪狗鸡。但每次,都是人奉献的少,乞求的多,自己也不好意思。为了表示“心诚”,便开始使用“人牲”,活人献祭由是始。

  献祭有用吗?有。但不是对神,是对人。当一个活人,甚至是王子公主,被洗得白白净净送上祭坛,从容赴死时,族民们不可能无动于衷。最早,会产生凝聚力;后来,会产生威慑力。当后一种力量产生时,也就必然被利用。只不过,统治者喜欢的是“政治祭坛”,卫道士喜欢的是“道德祭坛”。

  四、节妇和淫妇,都有一本血泪账

  道德的祭坛上,摆放着“坏人”,也摆放着“好人”。这就像远古的祭品,有奴隶,也有贵族。但无一例外,坛上都是生命,坛下都是血腥,杏黄旗上都写着“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一语道破天机。为什么要有活人献祭?为什么要有道德祭坛?就是为了统治者和卫道士心目中的那个“道”,即他们要推崇和维护的核心价值观。这就不但要“杀一儆百”,同时要“举一反三”;也不但要将“淫妇”沉潭,还要表彰“节妇”,立贞节牌坊,美其名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贞节牌坊,是另一个祭坛。节妇,则是这祭坛上的祭品。不过,她们的任务是表演,表演贞洁。如果说,那边杀掉的,是吓唬猴子的鸡,那么,节妇就是听话的猴子,是统治者和卫道士“价值观的代言人”。做这样的猴子,容不得半点闪失。寡妇守节之难,之苦,之悲摧,怕是只有过来人才知道。

  由是之故,节妇一旦失贞,责罚将超过淫妇。因为统治者和卫道士都是圣明的,岂能“看走眼”?你既然做不了“听话的猴子”,那就只能去做“该死的鸡”。而且,由于你曾经是猴子,还必须比鸡死得惨。这样看,韩寒有点冤,因为并没有人说“学习韩寒好榜样”。他不想做,别人也学不来。

  这种“节妇表彰”,跟“英雄崇拜”完全是两码事。榜样也许都是英雄,英雄却未必都是榜样。崇拜英雄的人,也未必都跟着学。比如崇拜切•格瓦拉的,并不当真拿起武器,走进丛林。更重要的是,英雄崇拜,是个人的选择;节妇表彰,是权力的奸淫。只不过,有的是诱奸,有的是强奸。

  因此,榜样的力量,注定是没用的。因为每个人的道路,都只能自己走,也就应该由他自己选。你硬要把他塞进这个模那个范,他就只能“装模作样”。表面上看,好像是你要的那个模型,那个范儿。实际上,你还是你,他还是他。

  只可怜那些节妇和淫妇,或者在牌坊前活受罪,生不如死;或者在地狱里受煎熬,死不瞑目。真可谓:都有一本血泪账。实际上,她们都是“祭品”,也都是“人质”。统治者和卫道士,要用其一人之“过失”,换取百姓之悚惧;一人之“功德”,换取万众之一心。这他妈的才真是“罪该万死”!

  所以,杀一儆百和表彰节妇,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目的,都是要不顾人民群众的自由选择,强制推行统治者和卫道士的价值观。但,把“淫妇”送上祭坛,或让“节妇”自己去,需要一个认证,一张门票。这张门票,就叫“动机”。

  五、动机,是道德祭坛的门票

  道德祭坛(也包括政治祭坛),为什么要用动机做门票?因为动机是无法证明的。既然“无法”,也就“无须”。无须证明,岂不方便?指定即可。需要你做“节妇”(道德楷模),你的动机就高尚纯正;需要你做“淫妇”(反面教员),就卑鄙下流。是好是坏,全由“坛主”或“祭司”说了算。

  如此趁手的武器,倘不利用,就是犯傻。于是,问动机,便首先被“工具化”,用来维护专制统治,进行官场斗争和阶级斗争。比如一个谏官批评皇帝,马上就有人问:是不是想通过诽谤君父,来博取“直言”的名声?好,“大不敬”和“慕虚名”两顶帽子,就结结实实给你扣上了。你说得清吗?说不清。

  在这样的“诛心之论”面前,没有人能自证清白,自杀都没用。自杀,在历史上叫“陷君父于不义”,在“文革”中叫“自绝于人民”,统统罪加一等,死有余辜。辩白,就更没用。清者自清。没罪,你辩白什么?花言巧语吧?文过饰非吧?不打自招吧?反正,只要认定动机有问题,无论你说啥做啥,统统证明有罪。

  这就不但剥夺了我们的人身权,也剥夺了思想权和言论权。目的,则是“集权”。集权难免走向专制,专制则必定主张“有罪推定”。有罪推定,就要“问动机”。因为无论追问还是反问,都不需要提供证据,最便于搞“莫须有”。何况这事还“上不封顶,下不保底”,想把你的动机说成什么,就是什么。

  事实上,所谓“上纲上线”,就是在动机上做文章。文字狱,也是。文字狱的背面,则是“光荣榜”。因为能够攻击别人“居心叵测”,就可以标榜自己“赤胆忠心”。唯一要做的是表演:表态,站队,晒功劳,秀忠诚,讲信仰,唱赞歌。某些人眼里常含泪水,就因为他对动机爱得深沉。

  爱动机的,也最爱自己。质疑动机,则可以“一箭双雕”。结果,你是罪犯,他是英雄;你是小人,他是志士。总之,“文革”是为了反修,贫穷是为了守志,所有的错误都是正确,所有的表演都是功德。其结果,是动机变资历,资历变资质,资质变资格,资格变资源,资源变资本,资本变资金。

  显然,动机不但可以“工具化”,还能“资源化”。因为只要是拿动机说事,则无论功罪,都可以“莫须有”。于是乎,官场上,市井中,但见“苟且之人行浮夸之事,昏庸之辈话无聊之题”。事实没人讲,逻辑没人讲,规则更没人讲,只有围猎和狂欢。而且一眼望去,满街都是伪君子,人人都是阴谋家。

  想想,这是什么道德氛围,又是什么舆论环境?一个民族,如果只知问动机,不会摆事实;只知论阴谋,不会讲道理;只知设祭坛,不会求解放,请问还能实现伟大复兴吗?反人性、反人道、反科学,同时也并不道德的“道德祭坛”,难道不该彻底拆除?依我看,连同它的坛坛罐罐,也都该砸了。

  然而恶俗阴魂不散,沉渣也会泛起,最近又有人鼓吹“婚前守贞”。对此,我真是很无语。没错,人是要有一点精神,也要有一点坚守,哪怕守贞也行。但,你自己守着就行了,为什么要扬铃打鼓,昭告天下,还劝人入伙?无非以处女膜为杏黄旗,表演动机。

  这就是自己把自己送上道德的祭坛,还要拉上姐妹们殉葬。我并不赞成淫乱,也不反对守贞。但我以为,要守,也是为自己,关别人什么事?要守,也是为爱情,又关婚姻什么事?更何况,一个人如果因为爱情,心里已经装不下别人,还用得着守贞洁吗?

  但,这已经是题外话,真的是题外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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