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云涌:以哲学的方式推进《资本论》哲学研究

分类: 哲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1月16日

「高云涌:以哲学的方式推进《资本论》哲学研究」是一篇关于“资本论,柯尔施问题,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天津社会科学》, 2015(5):28-32(专栏),由高云涌(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内容提要:国内哲学界关于《资本论》哲学性的确证方式大体上有两种:“应用论”的确证方式和“视域论”的确证方式。将《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等同于“哲学知识”研究至今仍然是难以拨去的思想迷雾。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全部理论活动(包括哲学活动和科学活动)从结构上看存在活动方式与活动结果(各种具体的思想观念)之分。《资本论》中的科学(实证)活动不是自足的,其得以展开的前提——基本范畴和原则是由哲学(思辨)活动提供的;同样,哲学(思辨)活动也不是自足的,反思思想最终是为了构成更合理的(关于世界的)思想。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哲学活动与科学活动谁取代谁的问题,但却存在哲学活动的结果能否真正成为科学活动的条件的问题。当下相关研究应在超越“哲学的知识论立场”的基础上,以哲学的提问方式、表征方式和思想方式进一步推进《资本论》哲学研究。

关 键 词:哲学的方式 《资本论》 哲学活动 哲学的知识论立场 柯尔施问题

近年来,国内哲学界关于《资本论》哲学研究的热潮不断高涨,学者们分别从人类解放学说、思想史、概念批判史、哲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当代人类文明等不同研究视域出发,以全球化和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为解读背景,对《资本论》的理论性质、《资本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资本论》与辩证法、《资本论》的资本主义批判以及《资本论》的价值诉求和实现道路等诸多问题进行了极具时代感的理论探讨。其中,在《资本论》理论性质的判定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学者达成了一定共识:《资本论》不但是一部经济学著作,更是一部哲学著作: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在《资本论》中才得以最终完成。应该说,这一共识的取得对于克服《资本论》研究中的“断裂论”和“过时论”的影响,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都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但是在对相关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反思中,笔者也发现,《资本论》哲学的研究方式问题依然是一个尚未引起人们充分重视的前提性问题,而如果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足够彻底的解决,那么传统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条块分割和学科壁垒现象就仍然难以得到彻底消除。

自从西方学术界提出了“柯尔施问题”和“两个马克思问题”以来,人们对马克思著作的解读方式以及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方式问题上的歧见就层出不穷,这在近年来国内关于《资本论》哲学的研究热潮中同样有着鲜明的体现。一般情况下,研究者们对《资本论》理论性质问题的初始提问方式是:我们究竟应把《资本论》视为哲学著作还是经济学著作,抑或二者均是?此种规范性的提问方式由于预先设定了不同的观察视角和理论立场,因此其回答方式不可能是一元的。每种回答方式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找到各自的立论理由。但在笔者看来,这还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其实在于,研究者究竟是以何种方式来判定或确证《资本论》的哲学性的?这里我们尝试对国内哲学界关于《资本论》哲学性的确证方式进行归纳,大体上可概括为两种:“应用论”的确证方式和“视域论”的确证方式。

所谓“应用论”的确证方式,是预先判定马克思在其早年的理论活动中,已经创立了包括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而《资本论》的哲学性就体现在马克思在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这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运用。这种确证方式由于难以圆满处理和回答“柯尔施问题”和“两个马克思问题”及其一系列相关问题,其合法性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所谓“视域论”的确证方式,即认为不论《资本论》本身是何种性质的理论著作,其本身都包含了一定的哲学思想,因而都可以从哲学的视域,或从哲学的高度对其进行研究,这种研究的可能性自然就确证了《资本论》的哲学性。这种确证方式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在对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理解上,往往倾向于将《资本论》的哲学思想视为马克思哲学发展的制高点,能够较为合理地应对“断裂论”和“过时论”的挑战,因此得到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支持和采纳。但是,在笔者看来,尽管上述两种确证方式有着明显的区别,但由于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对“《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中的“思想”做了名词性的理解,即都偏重于对其哲学“思想内容”的理解,进而又在研究和传播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相应的哲学“思想内容”理解为或等同于一定的“哲学知识”,因而实际上又都属于同一种可称之为“知识论”的确证方式。而在这种确证方式背后深藏着的则是与之相生相伴的一种对于《资本论》哲学的“知识论”的研究方式。

这里所谓对《资本论》哲学的“知识论”的研究方式,是指从“哲学的知识论立场”出发所展开的关于《资本论》哲学的思想内容的研究。对于“哲学的知识论立场”,许多学者都不陌生,它是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被国内哲学界许多学者自觉到并对其进行了质疑、展开了批判的哲学观或哲学理念。“哲学的知识论立场,从根本上说,就是把哲学视为具有最高的概括性(最大的普遍性)和最高的解释性(最大的普适性)的‘知识’,并以知识分类的层次性来区分哲学与科学,从而把哲学归结为‘全部知识的基础’”①。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许多学者为了超越“哲学的知识论立场”、走出“哲学的社会实践功能性危机”(刘怀玉语)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努力,但笔者认为,在目前国内哲学界关于《资本论》的研究中,如何摆脱“哲学的知识论立场”的影响仍是一个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尽管60多年以来国内《资本论》哲学的研究重心经历了由辩证法到历史观再到社会发展理论的“螺旋上升”的发展阶段(王东语),但是只要这个问题还未得到深入的反思和清算,那么在最基本的研究方式层面上,我们对《资本论》哲学的研究从总体上看就只能说仍在原地踏步(当然并不排除有个别学者在某些方面已经做出了一定的重要突破)。

这种研究方式上的停滞不前与研究者们对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的提法进行了非批判的理解和无条件的承诺直接相关,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表现为两种极端倾向之间的来回摇摆:其一,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被划分为三大学科即三大知识领域,经济学界和哲学界关于《资本论》的研究成果之间难以实现有效的关联和互动,条块分割和学科壁垒现象始终难以消除。其二,为了打通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确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又走向了另一极端,关于《资本论》的哲学研究与关于《资本论》的经济学研究之间往往互相僭越,有意无意地模糊了人们把握世界的哲学方式与科学方式之间的原则界限。特别是在第二种倾向中,有的研究者在简单宣称《资本论》中的“资本”“劳动”“分工”等经济范畴同时也是哲学范畴、具有哲学意义之后,便很自然地将与之相关的研究都视为哲学研究了,至于其预先设定的“哲学视角”“哲学分析”“哲学探讨”或“哲学高度”究竟是何含义则往往语焉不详。还有的研究者则从《资本论》研究是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一前提出发,直接得出了《资本论》就是哲学存在论的结论。为了克服相关研究中的理论困难,有些学者提出了如“学科整合”以及“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的结合”等解决出路,但由于“知识论”研究方式潜移默化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把握依然任重道远——由于前者仍然是在首先承诺“学科分立”的前提下再进行“整合”的,而后者则不知不觉中又回到了“应用论”的老路,因此将《资本论》的“哲学思想”研究等同于“哲学知识”研究至今仍然是难以拨去的思想迷雾。

那么,如何才能既摆脱《资本论》哲学研究中的“知识论”研究方式的窠臼,又能合理回应“柯尔施问题”,且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呢?哲学观领域的研究成果启发了我们。如所周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教科书体系改革与哲学观念变革的逐步展开和深入,中国哲学界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哲学或逻辑哲学等不同的学科与专业背景出发批判“哲学的知识论立场”,进而对哲学的本性展开了可分别称之为“哲学的活动论立场”(如孙正聿、赵汀阳、陈波等)和“哲学的境界论立场”(如张世英、何中华、陆杰荣等)、“哲学的生活论立场”(如李文阁等)、“哲学的智慧论立场”(如张汝伦、安希孟等)、“哲学的思维论立场”等不同路径的阐发。笔者认为,上述理论努力中“哲学的活动论立场”对“哲学的知识论立场”的理论反拨,对于我们摆脱关于《资本论》哲学性的“知识论”的确证方式和《资本论》哲学的“知识论”的研究方式开启了有益的问题解决路径。

“哲学的活动论立场”的共同理论倾向是将哲学这种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理解为一种特殊的思想反思活动和思想批判活动,认为各种哲学观念或哲学思想内容只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一定结果或活动方案。从哲学史上看,把哲学看作人类活动并非任意的创造。在现当代西方哲学家中,有许多人都将哲学视为一种特殊的人类活动而不是某种静态的知识体系,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德勒兹、福柯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例如,海德格尔就认为,哲学不是现成的知识,而是人所进行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最能体现人的本性,只有当人进行哲学活动时才真正成为与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的人。孙正聿先生也明确提出:“哲学是对思想的前提批判,并具体地表现为对构成思想的基本信念、构成思想的基本逻辑、构成思想的基本方式、构成思想的基本观念和构成思想的哲学理念的前提批判。对思想的前提批判,体现了哲学的特殊的理论性质和独特的活动方式,展现了哲学发展的自我批判的活力和永不枯竭的理论空间。”②这种从人类活动方式层面对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进行的划界,启发我们对《资本论》哲学的确证方式和研究方式进行一种可称之为“活动论”的透视。

这种透视意味着,如果从“哲学的活动论立场”出发来确证《资本论》的哲学性,我们就会将“《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中的“思想”做一种动词性的理解,就会突出强调对其“思想活动”或“思想方式”的研究,而不是将关注点仅仅放到对其“思想内容”的研究之上。这样一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展开的全部理论研究工作,就会呈现出这样一幅活动图景:《资本论》创作过程中的全部思想活动构成为一种活动的网络或活动的体系,哲学活动与科学活动交织于其中,所有这些理论活动最终指向的是解决“往何处去”③问题;科学活动是“构成”关于世界的“思想”的活动、其活动结果具有一定的“实证性”,哲学活动则是反思和追究“思想”构成自己的“前提”的活动、其活动结果具有一定的“思辨性”;这些哲学活动和科学活动本身又都分别具有一定的结构要素,包括活动主体的能力和需要、活动的对象、目的、条件、程序和结果。人类活动论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人类各种活动的相互关系中,存在着一种“结果—条件”的关系,即任何活动方式都不能离开其他活动方式独立自存,都要以其他的活动方式为自身展开的主客观条件,而每种活动的结果也都会对其他活动的展开产生影响、其活动的结果也都有一定用途④。这就意味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展开哲学活动时,必然都是预先想到活动结果的用途的,从事革命活动的需要决定了他不可能单纯为了哲学而哲学;而他在制定哲学活动方案时,也不但要考虑当下的活动,而且要考虑如何使哲学活动的结果成为科学活动的条件,最终为解答“往何处去”问题铺平必要的思想道路。据此,我们也可以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等文本背景下对“柯尔施问题”给出一种“活动论”的理解方案来,具体来说主要包括如下要点。

其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全部理论活动包括哲学活动和科学活动从结构上看都有活动方式与活动结果(各种具体的思想观念)之分。在具体文本中显性体现的往往是活动结果层面的内容,而在文本背后隐性存在的则往往是活动方式层面的内容。关于这种情况,恩格斯曾经有过特别说明,“有一点还没有谈到,这一点在马克思和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大家首先是把重点放在从基本经济事实中引出政治的、法的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观念以及以这些观念为中介的行动,而且必须这样做。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方面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等等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⑤从“活动论”的角度看来,《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其实正是在活动方式层面预示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从事的就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批判活动——既包括指向政治经济学自身的科学批判活动,也包括指向政治经济学前提的哲学批判活动。笔者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所说的“辩证方法”和“辩证法”指涉的只是其哲学批判活动的方式和方法,而非科学批判活动的方式和方法。至于有些学者从第二版跋的有关论述出发就直接得出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辩证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结论,其实是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在“知识论”框架下理解成单纯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使然。

其二,《资本论》中的科学(实证)活动不是自足的,其得以展开的前提——基本范畴和原则是由哲学(思辨)活动提供的;同样,哲学(思辨)活动也不是自足的,反思思想最终是为了构成更合理的(关于世界的)思想。也就是说,在马克思那里,并不存在哲学活动与科学活动谁取代谁的问题,但却存在哲学活动的结果能否真正成为科学活动的条件的问题。当他对自己学说的性质及其跟哲学和科学的关系提出较为明晰的看法,指出哲学是一种抽象的思辨的学问、科学才是真正的知识,哲学随着黑格尔哲学的瓦解而终结了的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辨析的是:这些关于哲学(思辨)与科学(实证)的关系的论断,究竟是在活动结果的层面上,还是在活动方式的层面上做出的?与之类似,这种辨析同样可以适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段引发无数争论的论述:“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⑥。如果在活动方式层面上来分析,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解释:哲学活动结束之时,就是科学活动大展宏图之时;哲学活动的结果具有思辨性(抽象性和概括性),为科学活动构成关于现实世界的思想(真正的知识)即作为对现实的“描述”的“真正的实证科学”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前提;而不能成为科学活动的条件的“独立的”哲学活动的结果则会流于“关于意识的空话”、“没有任何价值”。

上述对“柯尔施问题”的“活动论”的理解方案的解释力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关于《资本论》哲学性的“活动论”的确证方式的解释力,这种解释力使对《资本论》哲学研究方式进行“哲学的活动论立场”的理解成为可能。这也同时意味着我们可以据此在《资本论》哲学研究中展开一种有别于“知识论”研究方式的“活动论”的研究方式。在这种“活动论”的研究方式框架中:“《资本论》哲学研究”与通常所说的“《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相比就有了不同的意蕴,具体来说可以区分为相互依存的两个层面的研究:一种是运用《资本论》中的哲学提问方式、哲学表征方式和哲学思想方式把握世界的哲学活动;另一种是对《资本论》中的哲学活动方式及其结果进行的考证、分析、诠释、评价的哲学活动。前者是一种创造性的原初哲学活动,直接面向的是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后者是诠释性的派生哲学活动,直接面向的是思想史传统。前者为后者提供新的研究对象,后者为前者提供必要的基础和条件。从这一角度回顾我国《资本论》哲学研究的现状,可以发现,从总体上来看,侧重于后者特别是侧重于对其哲学活动结果(范畴、观念)进行的考证、分析、诠释、评价较多,而侧重于前者的研究则较少,于是,后者的繁荣掩盖了前者的贫乏。此种情况与长期以来“知识论”研究方式大行其道有着直接关系。时代在发展,《资本论》中的某些哲学活动的结果(哲学范畴、哲学观念)需要得到新的反思和批判,而其示范的哲学活动方式(提问方式、表征方式和思想方式)则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合理性,对于我们反思当代人类思想成果、以哲学的方式面对现实,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思想价值。这就要求我们在超越“哲学的知识论立场”的基础上,以真正哲学的方式进一步推进《资本论》哲学研究。

其一,以哲学的提问方式推进《资本论》哲学研究。哲学活动是一种目的性活动,哲学活动的目的是哲学活动的基本要素,是主体能力与主体需要相结合的产物。哲学活动的目的有直接间接之分,与之相应,哲学活动的结果对应着哲学活动的直接目的,而结果的用途则对应着活动的间接目的。哲学活动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一定的哲学问题,因此,哲学问题也就是哲学活动的出发点与前提。持“哲学的活动论立场”者主张,“所谓哲学问题,就是在人类的求知活动或评价活动中,对一定的知识体系或价值观念体系得以成立的基本信念前提能否成立以及如何成立进行追问而提出的有待解决的疑难”⑦。哲学的创新常以哲学问题的提问方式的更新或者以哲学问题的领域拓展为标志。对于哲学提问方式有别于科学提问方式的独特之处,赵汀阳先生从“哲学的活动论立场”出发给出了界定:“假如某种知识K或者某种观念I是有效的,那么,它们至少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思想条件;假如这些思想条件是必需的,那么,它们在我们的思想中是否存在”⑧。

正是在对有关思想前提和思想条件的反思和追问中,笔者发现以往《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中的一个严重缺陷,简言之,以往的研究很多情况下没有明确区分“反思思想”的活动维度和“构成思想”的活动维度,没有把哲学活动的对象和有效范围限定在思想前提的层面,没有完全把实在对象和经验对象问题从哲学问题中清除出去。前文曾经指出的将“资本”、“劳动”、“分工”等经济范畴直接当成哲学范畴进行解读的极端倾向就是一种典型表现。如赵汀阳先生所言:“哲学问题本来就是由对观念的困惑而产生的,而不是对实在对象和经验的困惑而引起的。后者的问题可以在科学中解决,前者才是哲学的天地。”⑨解决实在对象问题和经验对象问题在《资本论》中是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批判活动的直接目的,而非指向政治经济学前提的哲学批判活动的直接目的。只有坚持哲学的提问方式才能真正推进《资本论》哲学研究。

其二,以哲学的表征方式推进《资本论》哲学研究。解决实在对象问题和经验对象问题并非哲学活动的直接目的,这意味着,《资本论》的哲学活动并不是直接面对“经验现实”的,而是以科学活动为中介的。哲学面对的“现实”其实是“思想中的现实”或“思想中的时代”。用孙正聿先生的话来说,哲学是以表征存在意义即时代精神的方式来面对现实的。在《资本论》中,各种经济范畴(观念)从直接性上看都是科学活动的结果,它们作为对一定社会关系的抽象,构成了关于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而作为这些经济范畴(观念)得以成立的理论前提(包括规范性前提和描述性前提)的基础性范畴则扮演了哲学范畴(观念)的角色;这些哲学范畴(观念)是哲学活动的结果,是通过反思、批判相应经济范畴(观念)的理论前提得到的,其内涵则是对资本的时代人的存在意义即资本主义时代精神的理论表征。

这样看来,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要使《资本论》哲学研究真正成为面向现实的研究,就不是简单地将其中的哲学思想运用到分析经验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去那样简单,这就要求我们应以表征当今中国时代精神的方式推进《资本论》哲学研究。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在自觉运用《资本论》示范的哲学活动方式和方法把握世界的过程中,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面向中国精神这个最大的现实,使哲学活动的结果以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生活理想等等的形式成为当代中国人展开科学活动、审美活动、道德活动等等的条件,并以科学精神、艺术精神、伦理精神等为中介,塑造和引导新的时代精神,从而最终融入当代中国社会历史运动中去。另一方面,要在对《资本论》的哲学活动方式及其结果进行考证、分析、诠释、评价的哲学活动中,真正做到面向文本、面向现实、面向自我,将自己的身心投入当代中国具体、历史的现实体验当中,并通过同他人的对话,达到对基本哲学范畴、观念的意义在本土社会中的把握。

其三,以哲学的思想方式推进《资本论》哲学研究。哲学的思想方式就是哲学活动的基本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完成的哲学革命从根本上说乃是哲学思想方式的革命。《资本论》哲学的思想方式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具体体现出来的,其基本原则就是把通过对“实在的、暂时的、历史的社会关系的抽象”⑩而得到的“政治经济学范畴”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将其来源和趋势作为它本身的一部分来加以考察,并始终在“社会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观念’之间的关系”层面上,也就是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层面上展开对政治经济学范畴的反思和前提批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值诉求基础,这种思想方式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称为“合理形态”的“辩证法”或“辩证方法”的思想方式。这种指向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前提的哲学思想方式与单纯的政治经济学的思想方式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后者是直接从社会关系本身出发去考察政治经济学范畴这种“社会关系的观念”的,因此属于科学思想方式。

哲学的思想方式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哲学观问题。要真正推进《资本论》哲学研究,在哲学观上就要摆脱“哲学的知识论立场”的影响,就要自觉把握和运用《资本论》示范的“辩证法”的思想方式,以真正符合哲学活动本性的思想方式从事哲学活动。在“哲学的活动论立场”看来,哲学的思想方式有一个根本标志——对思想的前提批判,这是一种反思思想的活动方式。以此观之,能否在反思思想和前提批判的维度上展开研究,应当是判断当今学术界关于《资本论》思想的研究是否具有哲学性的根本尺度。人们常说的“哲学视角”、“哲学分析”、“哲学探讨”或“哲学高度”只有满足这一根本尺度才不会流于空谈。而前文所说关于《资本论》哲学性的“视域论”的确证方式,也只有建立在前提批判的思想方式基础上,才能真正保有自身的合法性。

①孙正聿:《思想中的时代:当代哲学的理论自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9页。

②孙正聿:《哲学:思想的前提批判》,《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2期。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4页。

④高文武:《认识活动论》,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5~21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76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3页。

⑦高云涌、蔡文学:《哲学问题与哲学进步》,《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

⑧赵汀阳:《走出哲学的危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⑨赵汀阳:《走出哲学的危机》,第3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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