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培峰:《四库全书总目》的易学观及其成因

分类: 哲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2月14日

「王培峰:《四库全书总目》的易学观及其成因」是一篇关于“四库全书总目,易学观,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周易研究》2017年 第6期(专栏),由王培峰(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哲学,中国哲学”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内容提要:《四库全书总目》的易学观,学界一般认为是尊崇汉《易》,贬抑宋《易》,与朴学《易》比较接近。实际上,《四库全书总目》强调“推天道以明人事”,兼采象数与义理,对汉《易》中保存的“太卜之遗法”,宋《易》中的理学《易》、史学《易》,都是基本肯定的。而对汉《易》中的禨祥之学、《易纬》之学,宋《易》中的图书之学、心性之学,则持批判的态度。而清代盛行的朴学《易》,以辨伪、辑佚、训诂之学治《易》,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易》学史史料的钩稽、辨析与考证,在易学思想上不出象数、义理两派的藩篱,较少有突破前人的学术见解。整体而言,《四库全书总目》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认识出发,对《易》学象数、义理各有取舍,并不能以“扬汉抑宋”之类的说法概括。而《四库全书总目》这种易学观的形成,主要受乾隆钦定《御纂周易述义》和纪昀易学观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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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四库馆臣一再强调在评价历代著作之时,他们所持的学术态度是“参稽众说,务取持平”①,但学界一般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下文皆简称为《总目》)的整体学术倾向是崇尚汉学、贬抑宋学的。就易类提要而言,就有学者总结道:“《总目·经部·易类》的易学观接近于朴学《易》,有扬汉抑宋的倾向。”②这颇能代表目前学界对《总目》易学观的基本看法,但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在四库馆臣的话语体系中,经学的汉宋之别,有时指时代差别,有时指学术风格差别。从学术风格上看,“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总目》,第1页)如果表达得更明确一点,即“盖考证之学,宋儒不及汉儒;义理之学,汉儒亦不及宋儒。”(《总目》,第294页)也就是说,汉学以考据为主,宋学以义理为主,这也是清代考据家被称为汉学家的依据。③

就易学而言,除了义理、考据之别外,还有义理与象数的差异。《总目》易类小序将历代经学的发展,归纳为“两派六宗”(《总目》,第1页)。两派是将历代经学分为象数派和义理派,其中象数派有三宗,即《左传》至汉初的“太卜之遗法”(以《周易》为卜筮之书),京房、焦延寿的禨祥之学(以阴阳灾异言《易》),陈抟、邵雍的图书之学;义理派亦有三宗,即王弼以老庄说《易》,胡瑗、程子以儒家义理解《易》,李光、杨万里援引史事证《易》。“两派六宗”的易学史观,在《总目》易类著作的提要中,亦有体现。从四库馆臣对历代易学史的高度概括和科学总结中④,可以看出,无论汉代易学,还是宋代易学,都包含了义理与象数的内容,也不能以象数、义理之别来区分汉《易》与宋《易》。

所以,下文笔者在分析《总目》的易学观时,凡涉及“汉”“宋”之时,一般以历史时代为准,而不涉及学术风格的差异。

一、《总目》经部易类“扬汉”说辨析

根据《总目》易类小序的归纳,汉代易学主要有属于卜筮宗的“太卜之遗法”和京房、焦延寿所代表的禨祥之学。其实还有传自费直的古文经学《易》,古文《易》的文字和解经方法都与田何易派有所差异。今人说《总目》的易学观有“扬汉”的倾向,仅从四库馆臣对田何易派和费直古文《易》的评价来看,似乎不无道理。但四库馆臣对京、焦禨祥之学及《易》纬之学,评价是非常低的,在《四库全书》易类正编之中未收录其相关著作。《御纂周易述义》提要云:“盖汉《易》之不可训者,在于杂以谶纬,推衍禨祥。至其象数之学,则去古未远,授受具有端绪。”最能体现四库馆臣对汉代易学不同流派的基本立场。

(一)对“太卜之遗法”的评价

《总目》易类小序认为:“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所谓“推天道以明人事”,本于《周易,系辞》“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即通过推衍天地运行之道,来理解和解释人类的日常行为。《总目》易类小序直言“参校诸家,以因象立教为宗”,说明四库馆臣对《左传》以来流传的“太卜之遗法”是非常认可的。这在易类著作提要中也有体现,如《春秋占筮书》提要云:

《易》本卜筮之书,圣人推究天下之理,而即数以立象。后人推究《周易》之象,而即数以明理。羲、文、周、孔之本旨如是而已。……《春秋》内、外传所纪,虽未必无所附会,而要其占法则固古人之遗轨。

认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作《易》,在于“推究天下之理,而即数以立象”,而后世儒者解经,理应“推究《周易》之象,而即数以明理”。也就是说,无论是作《易》还是解《易》,都要兼顾象数与义理。

《总目》易类小序说的“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主要指西汉田何一派的易学。孔子授《易》,六世而至田何,田何之学在汉代被立为学官,今文易学博士多为田门后学。《易象钩解》提要云:

汉《易》自田何以下无异说。孟喜六日七分之学,云出田王孙,而田王孙之徒以为非。焦赣直日用事之例,云出孟喜,而孟喜之徒又以为非。刘向校书,亦云“惟京氏为异党”。

孟喜的学术活动主要活跃在宣帝时期,而在此之前,田何及其学生的易学一统《周易》天下,并无异论。

所以,从《总目》“两派六宗”的角度看,汉《易》中的“太卜之遗法”,主要指汉代前期的田何一派,而《总目》对这一派是基本肯定的。

(二)对古文易学的评价

田何易学在汉宣帝以后受到京、焦禨祥之学的冲击,此后失去了在今文易学中的主流地位。而一直在民间流传的费直古文《易》逐渐发展壮大。费直的学术活动主要在西汉中期,《汉书·儒林传》称费直治《易》“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⑤其学术风格整体上与田何一派相近,但在经书文字上有所差异。汉元帝时,“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⑥这说明费氏《易》的文字比今文《易》更为准确。费直易学以象数为主,被四库馆臣称为“象数之正传”(《总目》,第44页),而费直“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应已开始注重义理的阐发。

费直之后,传承古文《易》的有陈元、郑众等人。陈元、郑众皆精于古文经学,对古文《易》有传承之功,但未能发扬光大。直到古文经学大师马融、郑玄先后为《周易》作注,古文《易》才逐渐取得压倒今文《易》的声势。尤其是郑玄《易注》,以古文《易》为主,兼采今古文《易》说,在象数之学、义理之学上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⑦《周易郑康成注》提要云:

考玄初从第五元先受京氏《易》,又从马融受费氏《易》,故其学出入于两家。然要其大旨,费义居多,实为传《易》之正脉。齐陆澄《与王俭书》曰:“王弼注《易》,玄学之所宗。今若崇儒,郑注不可废。”其论最笃。唐初诏修《正义》,仍黜郑崇王,非达识也。

郑玄《易注》至南北朝时主要流行于北朝,王弼《易注》则流行于南朝,而郑玄、王弼的易学,实则同出于费直古文《易》。所以,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易学,是以费直古文《易》为主要传本。而四库馆臣认可陆澄的说法,认为郑玄《易注》崇儒,唐初纂修《周易正义》应以郑注为本,可见是非常推崇郑注的。

所以,《总目》对古文易学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但由于费直无著作传世,郑注也早已散佚,后人虽有辑佚本,但无法了解郑注的整体情况,所以《总目》易类小序没有专门评价这一派。

(三)对禨祥之学的评价

《总目》在积极评价汉代田何易学、费直易学的同时,对始于汉宣帝时期的京、焦禨祥之学则持批判态度。

汉《易》禨祥之学在汉代前期今文易学的基础上,发展了一套新的理论,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卦气说。卦气说是以阴阳五行解释《周易》,并用六十四卦和四时、十二月、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等相配。这一学说先秦时期已经略有端绪⑧,发展到西汉,“始彰于孟喜,大显于焦赣、京房,深化于《易纬》,发皇于马融、荀爽、郑玄诸人,达其极致于虞翻”⑨。

对于汉代易学的这种发展倾向,四库馆臣是全面否定的。《四库全书》虽然收录了京房、焦延寿的著作,也收录了《易纬》著作,但《易纬》著作没能列入《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的正编,只能附录在经部易类的末尾,而焦延寿《易林》、京房《京氏易传》等著作则被归于子部术数类占卜之属。分别类属与排序先后,在《总目》的学术批评系统中,往往代表的是四库馆臣对某一类著作价值的判断。尤其是在分类上,按照传统的分类法,经部、子部有尊卑不同,被归于经部易类,还是归于子部术数类,在学术价值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四库馆臣将焦、京二人的著作归于子部术数类,认为:“汉学之有孟、京,亦犹宋学之有陈、邵,均所谓‘《易》外别传’也。”(《总目》,第44页)他们认为京房等人的易学著作是“《易》外别传”,不具备归入经部的资格,只能归于子部术数类占卜之属。

正如《御纂周易述义》提要所说:“盖汉《易》之不可训者,在于杂以谶纬,推衍禨祥。至其象数之学,则去古未远,授受具有端绪。”这篇提要肯定田何、费直等人承继的“太卜之遗法”,否定孟喜、京房等人为代表的禨祥之学和谶纬之学,反映的正是四库馆臣对汉《易》的基本态度。所以,笼统地说《总目》尊崇汉《易》,是不准确的。

二、《总目》经部易类“抑宋”说辨析

在《总目》归纳的“两派六宗”中,属于宋《易》的有图书之学、儒学《易》和史学《易》。此外,还有一些以心性之学、以“狂禅”解《易》的著作。如果说《总目》贬抑宋《易》,那主要是针对图书之学,以心性之学、“狂禅”解《易》等易学倾向,如《御纂周易折中》提要所说:“故数者《易》之本,主数太过,使魏伯阳、陈抟之说窜而相杂,而《易》入于道家。理者《易》之蕴,主理太过,使王宗传、杨简之说溢而旁出,而《易》入于释氏。”(《总目》,第35页)就是对“主数太过”的陈抟图书之学,对“主理太过”王宗传、杨简的心性之学,都予以否定。而对儒学《易》、史学《易》等义理之学的著作,四库馆臣基本上是予以肯定的。

(一)对图书之学的评价

在四库馆臣总结的易学“两派六宗”中,与禨祥之学同属于“《易》外别传”的,是宋《易》图书之学。所谓图书之学,是指宋代象数易学推崇河图、洛书,不但将其制为图式,甚至认为图先于《易》。

对于宋《易》图书之学的源流递嬗,四库馆臣在《易数钩隐图》提要中有较为全面的概括:

汉儒言《易》多主象数,至宋而象数之中复歧出图书一派。牧在邵子之前,其首倡者也。牧之学出于种放,放出于陈抟,其源流与邵子之出于穆、李者同。而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则与邵异。其学盛行于仁宗时。黄黎献作《略例隐诀》,吴秘作《通神》、程大昌作《易原》,皆发明牧说。……至蔡元定则以为与孔安国、刘歆所传不合,而以十为《河图》,九为《洛书》。朱子从之,著《易学启蒙》。自是以后,若胡一桂、董楷、吴澄之书皆宗朱、蔡,牧之图几于不传。

四库馆臣在梳理宋代图书之学的传授源流时,根据他们对河图、洛书理解的不同,分为九图十书和十书九图两个谱系,两个谱系共同的祖师是道士陈抟。九图十书的传授次序是:陈抟—种放—刘牧—黄黎献、吴秘、程大昌;十书九图的传授次序是:陈抟—穆修—李之才—邵雍—蔡元定—朱熹。而最终十书九图一支占据了主流,“南宋之后,以数言《易》者皆以陈、邵为宗。又以陈本道家,遂讳言陈而惟称邵。”(《总目》,第916页)

对宋《易》图书之学的评价,四库馆臣继承了清初《易》图辨伪派的观点,认为《易》图其实出于宋初道士之手,如《易图明辨》提要云:

初,陈抟推阐《易》理,衍为诸图。其图本准《易》而生,故以卦爻反覆研求,无不符合。传者务神其说,遂归其图于伏羲,谓《易》反由图而作。又因《系辞》“河图、洛书”之文,取大衍算数作五十五点之图,以当河图;取《乾凿度》太乙行九宫法造四十五点之图,以当洛书。其阴阳奇偶,亦一一与《易》相应。传者益神其说,又真以为龙马、神龟之所负,谓伏羲由此而有先天之图。实则唐以前书绝无一字之符验,而突出于北宋之初。

可以看出,四库馆臣认为《易》图是有宋代易学家对《周易》进行推衍的结果,是“准《易》而生”的,这对主张《周易》是“由图而作”者来说,是釜底抽薪式的打击。

四库馆臣对《周易》图书之学的学术态度,在对朱熹易学的评价中也有所表现。朱熹易学兼采义理、象数,吸收了陈抟、邵雍图书之学的元素,《周易本义》卷首冠以九图,《易学启蒙》亦“多发邵氏先天图义”(《总目》,第18页)。《总目》对《周易本义》收录的易图颇有微词,正是反映了四库馆臣批判易图的学术倾向。

(二)对义理之学的评价

但是,四库馆臣对宋《易》义理之学,则颇多肯定之处。四库馆臣认为,王弼《周易注》“祖尚玄虚以阐发义理……宋儒扫除古法,实从是萌芽”(《总目》,第16页)。易学发展到宋代,义理《易》学出现了多个支脉,有以儒学解《易》者,如胡瑗、程颐、张载;有以史学解《易》者,如李光、杨万里;有以心学解《易》者,如陆九渊、杨简;还有“杂以狂禅”的一派,如苏轼等。各家的学术风格差异很大,而四库馆臣较为关注的,是儒学《易》和史学《易》,故下文主要讨论这两个支脉。

儒学《易》在宋代是义理易学的主流,四库馆臣特意提及的代表人物,是胡瑗和程颐。胡瑗《周易口义》由其弟子倪天隐辑录整理其口说而成,四库馆臣认为:“其说《易》以义理为宗……是书在宋时,固以义理说《易》之宗。”(《总目》,第5页)此处只是做事实的判断,未涉及价值的判断。《程氏易传》提要则云:“程子不信邵子之数,故邵子以数言《易》,而程子此传则言理,一阐天道,一切人事。盖古人著书,务抒所见而止,不妨各明一义。守门户之见者必坚护师说,尺寸不容逾越,亦异乎先儒之本旨矣。”此处似乎对邵雍、程颐也是等量齐观,采取了较为折衷的态度。但是,《童溪易传》提要则云:“胡、程祖其义理,而归诸人事,故似浅近而醇实。”则是基本肯定的态度。所以,整体而言,四库馆臣对理学《易》是持肯定态度的。

义理《易》还有引史证《易》的一派。《总目》本是反对引用杂书来证明经书的,认为那是“非注经之体”,“失解经体例”。但是,出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需求,四库馆臣对引用历史事件解读《周易》的著作的评价,与其他经书略有不同。如易学“两派六宗”中,有“参证史事”一宗,以李光《读易详说》、杨万里《诚斋易传》为代表。对此二书,四库馆臣就颇为回护,如《诚斋易传》提要云:

是书大旨本程氏,而多引史传以证之。……新安陈栎极非之,以为足以耸文士之观瞻,而不足以服穷经士之心。吴澄作跋,亦有微词。然圣人作《易》,本以吉凶悔吝示人事之所从。箕子之贞,鬼方之伐,帝乙之归妹,周公明著其人,则三百八十四爻,可以例举矣。舍人事而谈天道,正后儒说《易》之病,未可以引史证经病万里也。

又如《读易详说》提要云:

书中于卦爻之辞,皆即君臣立言,证以史事,或不免间有牵合。然圣人作《易》以垂训,将使天下万世无不知所从违,非徒使上智数人矜谈妙悟,如佛家之传心印,道家之授丹诀。自好异者推阐性命,钩稽奇偶,其言愈精愈妙,而于圣人立教牖民之旨愈南辕而北辙,转不若光作是书,切实近理,为有益于学者矣。

在以上两条提要中,四库馆臣极力为杨万里《诚斋易传》引史书证《周易》进行辩解,对李光《读易详说》“证以史事”的特点虽不无批评之处,但整体上还是肯定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四库馆臣对易学研究中“舍人事而谈天道”的近乎谈玄的研究路径非常反感,而以史证《易》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玄虚的学风。

至于以心性之学、以“狂禅”解《易》,则都是四库馆臣批判的对象。如《杨氏易传》提要云:“以心性说《易》始王宗传及简。……夫《易》之为书,广大悉备,圣人之为教,精粗本末兼该,心性之理未尝不蕴《易》中,特简等专明此义,遂流于恍惚虚无耳。”而心性论是禅宗的理论要旨,所以以心性说《易》,最终会发展为以“狂禅”解《易》,明代后期易学被四库馆臣批判,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整体而言,四库馆臣对宋代《易》学的态度,是有褒有贬,并非是一概贬斥。所以,笼统地说《总目》在易学观上“抑宋”,也是不准确的。

三、《总目》经部易类对“朴学易”的评价

思想所谓“朴学易”,是指以考证的方法研究易学,在《总目》中主要指清代前期的考据易学。清代前期是易学研究的转型期,先后经历了清初宋《易》的衰落与《易》图辨伪的兴起、汉《易》文献的辑佚与重建,其贡献在于“运用汉代的训诂与考证方法,通过整理和解读汉代的易学文献,检讨宋代以来流行的图书之学,建立了一整套《周易》和经学的解释学范式,再现和重建了失传已久的汉代易学,重塑了严谨笃实的学风”⑩。但是,清代前期《周易》考据学在易学思想上并没有超出于象数、义理两派的范畴,只是用不同的学术方法来解决易学或易学史问题。

(一)对《易》图辨伪的评价

对宋《易》图书之学的辨伪,始于元代,到清代前期达到了高峰,黄宗羲《易学象数学》、胡渭《易图明辨》等都是考辨《易》图的代表性著作。

四库馆臣在多篇提要中梳理过《易》图辨伪的学术源流,其中《易图明辨》提要的论述最为简括:

元陈应润作《爻变义蕴》,始指先天诸图为道家假借《易》理以为修炼之术。吴澄、归有光诸人亦相继排击,各有论述。国朝毛奇龄作《图书原舛编》,黄宗羲作《易学象数论》,黄宗炎作《图书辨惑》,争之尤力。然皆各据所见,抵其罅隙,尚未能穷溯本末,一一抉所自来。渭此书……引据旧文,互相参证,以箝依托者之口,使学者知图书之说,虽言之有故,执之成理,乃修炼、术数二家旁分《易》学之支流,而非作《易》之根柢。

陈应润《周易爻变义蕴》在学术史上是最早“毅然破陈抟之学者”,“其书大旨谓义理玄妙之谈,堕于老庄、先天诸图,杂以《参同契》炉火之说,皆非《易》之本旨”。(《总目》,第27页)此后归有光等人虽偶有论及图书之学,但没有专门的著作。入清之后,黄宗羲《易学象数论》、黄宗炎《图书辨惑》和胡渭《易图明辨》等都是专门辨图书之伪的专著。其中,《总目》对系统辨析图书之伪的《易图明辨》评价最高,认为其书“视所作《禹贡锥指》,尤为有功于经学矣”(《总目》,第40页)。

《总目》非常认可清初学者对陈抟、邵雍图书之学的辨伪工作,不但接受了清初学者的考辨成果,还将其作为评价其他易学著作的参照标准,所以对此类著作的评价都比较高。

(二)对汉《易》辑佚著作的评价

清代朴学《易》另一类型的代表成果,是对散佚汉《易》著作的辑佚。

汉代易学著作传世者甚少,尤其是《周易正义》以官学的身份一统天下之后,大量易学著作被淘汰,仅在李鼎祚《周易集解》或经书古注等文献中保存了部分片段。从宋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汉《易》辑佚著作,其中王应麟《周易郑康成注》即是代表。四库馆臣认为“应麟能于散佚之余,搜罗放失,以存汉《易》之一线,可谓笃志遗经,研心古义者矣”(《总目》,第2页)。王应麟的辑佚著作在体例上虽尚不甚严密,但筚路蓝缕之功存焉。

清人治经尚古,辑录汉人经解的轶文,是他们复古崇汉的重要学术手段,而这种工作最早是从辑录汉《易》文献开始的。编纂《四库全书》之前,汉《易》文献辑佚较有成就的是惠栋和余萧客。惠栋《周易述》以今文《易》虞翻之学为主,兼采古文经派的郑玄、荀爽等人的易学见解,还杂采《易纬·乾凿度》《抱朴子》《龙虎经》等著作。惠栋对易学的贡献,主要在于钩稽汉《易》史料方面,以守成为主,缺乏新见。而余萧客《古经解钩沉》也涉及到了《周易》辑佚,但内容较少,所得有限,其成就比不上惠栋。

四库馆臣对惠栋的评价,一方面肯定他在钩稽史料方面的贡献,认为“栋能一一原本汉儒,推阐考证,虽掇拾散佚未能备睹专门授受之全,要其引据古义,具有根柢,视空谈说经者,则相去远矣。”(《总目》,第44页)但另一方面,对惠栋不区分古今文经学的差异,兼采禨祥之学、《易纬》则颇为不满,如《易汉学》提要云:“《易》本为卜筮作,而汉儒多参以占候,未必尽合周、孔之法。然其时去古未远,要必有所受之。栋采辑遗闻,钩稽考证,使学者得略见汉儒之门径,于《易》亦不为无功矣。孟、京两家之学,当归术数。”对《易汉学》兼采孟喜、京房等人的学说,不以为然。这与四库馆臣批判汉《易》禨祥之学的学术立场是一致的。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对宋《易》图书之学的辨伪,还是对汉《易》著作的辑佚,都是易学史史料的钩稽与考辨,并没能提出新的易学见解。四库馆臣在评价历代易学著作时,援引并依据了清代前期的易学考据成果,但从易学观的角度来看,辨伪派学者黄宗羲、胡渭与辑佚派学者惠栋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的。所以,笼统地说“《总目·经部·易类》的易学观接近于朴学《易》”,也是不合适的。

四、《总目》易学观的成因

《总目》是一部学术批评著作,其学术思想往往寄寓在对历代学术著作的评价之中,所以通过上文对《总目》评价历代易学著作的梳理,《总目》本身的易学思想倾向也就凸显了出来。综而言之,《总目》对《周易》的基本看法,是“《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而遴选进《四库全书》的易学著作,则“以因象立教者为宗”。四库馆臣对历代易学著作的评价,都是以此原则为本的。

准此以往,易学象数派中,“汉人京房、焦延寿,宋陈抟、邵雍之说《易》,舍人事而言天道之弊端也。京、焦杂以阴阳灾异,陈、邵杂以河图、洛书,皆非作《易》之本旨,乃所谓《易》外别传耳。”(11)四库馆臣对此类著作评价都非常低。而《周易》“太卜之遗法”及其继承者田何易学、古文易学,则较为符合四库馆臣“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观,所以得到了四库馆臣的正面评价。而对于义理易学,四库馆臣除了对心性之学、狂禅之学完全持否定态度之外,对王弼《周易注》、程颐《易传》、杨万里《诚斋易传》等,虽然认为不无缺点,如王弼《周易注》入于老庄,程颐易学后来形成了门户之见,史学《易》则是以杂书证经,但认为他们“皆切实近理,愈于以阴阳术数说《易》者远矣”,评价还是较为正面的。所以,整体而言,《总目》在易学上是兼取义理与象数,而折中汉学与宋学的。

那么,作为一部官学著作,《总目》以上易学思想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我认为这主要与两个因素有关,一个是当时的御纂易学著作《御纂周易述义》,一个是修纂《总目》的总纂官纪昀的易学观。

(一)《御纂周易述义》的影响

作为官修著作,《总目》在学术思想上需要迎合最高统治者清高宗的喜好。在《总目》的纂修过程中,清高宗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12)清高宗影响《总目》编纂的方式是多样的,就易学思想而言,清高宗御纂钦定的《御纂周易述义》的地位非常重要。

清代前期官修易学著作,主要是康熙年间的《御纂周易折中》和乾隆年间的《御纂周易述义》。《御纂周易折中》以朱熹《周易本义》为本,其后附的是程颐《易传》,之后又有“集说”,收录汉代至明代各家之说。所谓“折中”,就是以朱熹《周易本义》为主,以程颐《易传》折中,不足之处再折中以历代易说,所以其书的基本学术倾向不脱程朱易学的藩篱。而乾隆二十年成书的《御纂周易述义》,在学术立场与《御纂周易折中》有所差异,就其基本学术倾向而言,是兼取汉宋易学,“于宋《易》、汉《易》,酌取其平,探羲、文之奥蕴,以决王、郑之是非。”(《总目》,第35页)这种学术立场,正是四库馆臣编纂《总目》时所遵循的。

具体而言,首先,与《御纂周易折中》卷十九、二十将朱熹《易学启蒙》收入相比,《御纂周易述义》全书不录《易》图,也不涉及《易学启蒙》。这说明清圣祖对宋《易》图书之学还是全盘接受的,而清高宗已对《易》图产生了质疑。《总目》批判宋《易》图书之学,且不收录《易学启蒙》,与此一脉相承。

其次,《御纂周易述义》“大旨以切于实用为本,故于《乾卦》发例曰:‘诸爻皆龙而三称君子,明《易》之立象,皆人事也。’全书纲领,具于斯矣”(《总目》,第35页)。四库馆臣“推天道以明人事”,与此书重视“人事”的易学思想也是有关联的。

此外,《御纂周易述义》是采信“变爻”“互体”之说的。《御纂周易述义》提要云:“于取象则多从古义。如解《乾》九二曰:‘九二刚中,变《离》,文明。’……取于变爻也。解《屯》六三曰:‘《震》《坎》皆木,聚于《艮》山,故为林。’……取于互体也。解《蒙》六三曰:‘三变互《兑》,故为女。’……兼取变与互也。”(《总目》,第35页)受此影响,四库馆臣在《总目》的不少提要中都提到了“变爻”“互体”的问题,在学术立场上也是与《御纂周易述义》相一致的。

(二)纪昀易学观的影响

在《总目》成书的过程中,纪昀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总目》全书的类序都出自纪昀之手,诸书提要也由纪昀增删定稿。所以,四库馆臣的学术倾向对《总目》易学观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纪昀身上。如《阅微草堂笔记》云:“余于汉儒之学,最不信《春秋》阴阳、《洪范五行传》;于宋儒之学,最不信河图洛书、《皇极经世》。”(13)又云:“杨简、王宗传阐发心学,此禅家之《易》,源出王弼者也。陈抟、邵康节推论先天,此道家之《易》,源出魏伯阳者也。术家之《易》衍于管、郭,源于焦、京。”(14)这些易学观点,与《总目》易类小序“《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两派六宗”等说法,是可以相互印证的。

如果说《阅微草堂笔记》是小说家言,不足为训,纪昀在给他人著作作序时,所展现出的易学观,与《总目》也高度一致。如,纪昀《周易义象合纂序》云:

要其大端而论,则象数歧而三:一田、孟之《易》;一京、焦之《易》;一陈、邵之《易》也。义理亦歧而三:一王弼之《易》;一胡瑗之《易》,一李光、杨万里之《易》也。京、焦之占候,流为怪妄而不经;陈、邵之图书,流为支离而无用;王弼之清言,流为杨简、王宗传辈,至以狂禅乱圣典。其足以发挥精义、垂询后人者,汉人之主象,宋人之主理、主事三派焉而已。(15)

又如,《黎君易注序》云:

余校定秘书二十余年,所见经解,惟《易》最多,亦惟《易》最滥,大抵汉《易》一派,其善者必由象数以求理;或舍弃理者,必流为杂学。宋《易》一派,其善者必由理以知象数;或舍象数,必流为异学。其弊一由争门户,一由务新奇,一由一知半解,沾沾自喜……不知《易》之作也,本推天道以明人事。(16)

以上两文,对历代易学发展脉络的梳理及其评价上,与《总目》易类小序和提要若合一契,毫无疑问是出自一人之手的(17)。

所以,《总目》易学观的形成,既受清高宗《御纂周易述义》的影响,又受纪昀易学观的影响。纪昀在撰写、修改易类小序和提要时,首先要做到不能与清高宗御纂著作的学术思想相违背,这保证政治正确是必须做到的,然后才能根据个人的学术思想进行融合与裁决。在这个过程中,纪昀所起到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综上所述,对于《总目》的易学观,学界一般认为是尊崇汉《易》,贬抑宋《易》,与朴学《易》比较接近,其实《总目》强调“推天道以明人事”,兼采象数与义理,推崇“太卜之遗法”,对汉代易学的田何之学、费直之学,对宋《易》中的理学《易》、史学《易》等,都是基本肯定的。而对汉《易》中的禨祥之学、《易纬》之学,宋《易》学中的图书之学、心性之学,则都是持批判的态度。而清代盛行朴学《易》,以辨伪、辑佚、训诂之学治《易》,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易学史史料的勾稽、辨析与考证,在易学思想上不出象数、义理两派的藩篱,较少有突破前人的学术见解。整体而言,《总目》从“推天道以明人事”的认识出发,对易学象数、义理各有取舍,并不能以“扬汉抑宋”之类的说法概括。而对《总目》易学观影响最大的,是《御纂周易述义》和纪昀的易学观点。

①[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页。下引《总目》,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明确标明为某书提要者,不再出注。

②廖名春、康学伟、梁韦弦《周易研究史》,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392页。按:《总目》提要成于众手,从四库提要分纂稿到诸阁《四库全书》书前提要,再到定稿,期间经历了大规模的修改或重撰。其中,统一各篇提要评价相关著作的学术立场,是修改或重撰提要的重点工作之一。易类提要居于《总目》全书之首,各篇提要之间的易学观念颇为一贯,鲜有前后抵牾之辞。

③如果从学术风格角度看,“汉学”并非专指汉代,“宋学”也并非专指宋代。在四库馆臣看来,汉宋经学的差异,主要体现于《周易》《尚书》《诗经》的研究上,如《钦定书经传说汇纂》提要云:“宋以来说《五经》者,《易》《诗》《春秋》各有门户。”以《诗经》为例,在四库馆臣的学术话语体系中,《诗经》汉学、宋学的差别主要在于遵序还是废序,但宋代遵序派的《诗经》研究著作很多,其实是属于汉学。

④李致忠《三目类序释评》,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⑤[汉]班固《汉书·儒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3602页。

⑥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9页。

⑦林忠军《周易郑氏学阐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15—217页。

⑧刘大钧《周易概论》,济南:齐鲁书社,1988年,第168—169页。

⑨王新春《哲学视野下的汉易卦气说》,载《周易研究》2006年第6期,第51页。

⑩林忠军《清代易学演变及其哲学思考》,载《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12期,第11页。

(11)张舜徽《四库提要叙讲疏》,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2年,第10页。

(12)详参司马朝军《〈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

(13)[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78页。

(14)[清]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第79—80页。

(15)[清]纪昀《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53—154页。

(16)[清]纪昀《纪晓岚文集》第一册,第156页。

(17)张传峰提出,“‘两宗六派说’实则纪昀学术主张的代表”,但他援引纪昀《逊斋易述序》“中间持其平者,数则汉之康成,理则宋之伊川乎”,并分析道:“实际上纪昀把《易》学也划分为汉学(康成)、宋学(伊川)两大派,汉学为数象派(应为“象数派”——引者注),宋学为义理派,郑康成为汉易学派之代表人物,程伊川为宋易派的代表人物。”见《〈四库全书总目〉学术思想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年。按:纪昀的本意是,汉人郑玄是《易》象数学的代表人物,宋人程颐是《易》义理学的代表人物。张氏的分析误将“汉之康成”“宋之伊川”中的“汉”“宋”理解成汉学、宋学(“汉”“宋”实指时代),且将汉学、宋学、象数、义理的概念杂糅在一起,与纪昀本意不符,与易学发展的实际情况也不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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