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杨:《墨经》分科研究方法省思

分类: 哲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1月09日

「何杨:《墨经》分科研究方法省思」是一篇关于“墨经,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现代哲学》 2018年05期(专栏),由何杨(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哲学,中国哲学”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内容提要:清末以降,《墨经》研究的主要方法是:根据来自西方的各门学科知识来解读《墨经》条目。分科研究促进了近现代的墨学复兴,便于今人初步了解《墨经》。但是,该方法也使研究者集中关注《墨经》的某类学科条目,易于忽视该类条目所属语境,进而出现根据主观看法(尤其是近现代学科知识)改变条目次第、轻易校改原文等诸多问题。《墨经》研究应该以文本为基础,在社会文化语境下,结合《墨子》和相近时代的相关文献进行本土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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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经》包括《墨子》之《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四篇①,由约180条经文和相应的说文构成②。其书素称难解,自汉讫明,研习者极少。西晋鲁胜注《墨经》,今仅存其序。清中叶毕沅注《墨子》,认为《墨经》“讹错独多,不可句读”③。清末,因受西学影响,不少学者尝试从数学、力学、光学、逻辑学等学科视角,对《墨经》中的相关条目展开研究,进而开启了分科解读《墨经》的研究范式,影响至今④。分科研究使得曾经几不可读的《墨经》获得丰富的诠释,促进了近现代中国的墨学复兴。然而,该方法以后出、外来的学科观念审视《墨经》,以致于研究者常常篡改原文,以合己意。诚如沈有鼎所言:“过去诂解《墨经》的人,除了早期的几位如孙诒让等不计以外,余者常常望文生义,先构成了一个主观成见,于是利用《墨经》一书脱误本来极多这话作为理由,任意改窜《墨经》的文字来适合自己的成见。”⑤时至今日,《墨经》诸多条目的解释依然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然影响《墨经》原文理解的因素很多,但研究方法至关重要。本文拟对这种分科治墨的研究方法予以考察,进而探究《墨经》研究的合理方法,以推动墨学的进一步发展。

一、《墨经》分科研究的历史回顾

一般认为邹伯奇(1819-1869)较早注意到《墨经》含有来自西方的科学知识⑥。邹伯奇对天文、数学、物理、地理等学科均有研究,所著《学计一得·论西法皆古所有》(1844)认为《墨经》含有西洋数学(如“《经上》云‘圜,一中同长也’即《几何》言‘圜面惟一心,圜界距心皆等’之意”)、重学(即力学,如“《经说下》‘招负衡木’一段”)、视学(即光学,如“《经下》‘临鉴而立’;‘一小而易,一大而正’数语”)等知识⑦。

邹伯奇的观点得到其友人陈澧(1810-1882)的进一步阐发。陈澧引用《几何原本》《海岛算经》和《九章筭术》刘徽注等文献解读《墨经》算法;引证《墨经》条目表明“西洋人制镜之巧,不过窪、突二法,而墨子已知之”;提出《经说下》“‘挈,有力也’,‘引,无力也’,疑即西人起重之法”⑧。其后,出现了不少以数学、力学、光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诠释《墨经》的著述,例如张自牧的《瀛海论》(1876)与《蠡测卮言》(1878)、殷家儁的《格物补笺》(1876)、冯澂的《光学述墨》(1894)、王仁俊的《格致古微》(1896)等。

作为校释《墨子》的集大成之作,孙诒让的《墨子閒诂》(1895年初本,1910年定本)在注释《墨经》时,援引了邹伯奇、陈澧等人的见解,也采用西方科学知识解读《墨经》,此外还注意到《墨经》的逻辑学说。1897年,他致信梁启超:“尝谓《墨经》……为周名家言之宗。窃疑其必有微言大例,如欧士论理家雅里大得勒之演绎法,培根之归纳法,及佛氏之因明论者。”⑨

1904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第3年第1、2、3号连载《墨子之论理学》,采用西方传统逻辑研究《墨子》,认为“墨子所谓辩者,即论理学也”,“《墨子》全书殆无一处不用论理学之法则,至专言其法则之所以成立者,则惟《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非命》诸篇为特详”⑩。后来,梁启超借鉴胡适等人的研究成果,撰写了《墨子学案》(1921)和《墨经校释》(1922)。在他看来,逻辑学为《墨经》中最重要的部分,“《经》中论名学原理者约居四之一,其他亦皆用‘名学的’之演绎归纳而立义者也”(11)。与《墨子之论理学》相比,《墨子学案》第七章《墨家之论理学及其他科学》对墨家逻辑的论述显得更为详实,此外,他还基于《墨经》条目阐述形学(几何)、物理学、经济学等学科思想;而《墨经校释》则常借助来自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予以诠释。

与梁相似,清末民初不少学者皆注重对《墨经》逻辑的阐发,如章太炎《诸子学略说》(1906)和《原名》(1909)、章士钊《逻辑指要》(1917年写成,1943年出版)、胡适《先秦名学史》(1917年写成,1922年出英文版)和《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后于1930年改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等。此外,胡适还例举了《墨经》中有关算学、形学、光学、力学、心理学、人生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内容的条目。(12)

可见,梁启超、胡适均已注意到《墨经》所含的各种学科知识。其后,张纯一《墨学分科》(1923)明确采用分科治学的方法整理《墨子》。他将墨学分为教育、政治、宗教三纲,并细化为:1.教育:教育学、算学、形学、微积分、物理学、力学、机械学、测量学、地圆说、热学、光学、声学、医药学、生物进化说、生理卫生学、心理学、唯识学、他心通、气象学、论理学、伦理学;2.政治:政治哲学、法理学、理财学、军事学;3.宗教学。在他看来,广义《墨经》为“墨子用教高材生者”(13),因此这六篇文献(尤其是《墨经》)是其论证墨家教育类学科的核心文献。此外,他还引证《墨经》条目论述墨家的政治哲学、法理学、理财学、宗教学。

进一步,是集中处理《墨经》,将各条目依照学科分类予以整理。较早者有张其餭的《墨经通解》(1931),该书认为《经上》“上列言性行、修为、政治之义,下列言名数质力及人群相用、宇宙相推之理”;《经下》次序“错无可理”,乃“以类为次,关于言辩学者得半,置于上列;关于言修身、心理、政治、经济、数理、天学、光学、重学者得半,置于下列”(14)。其后,谭戒甫的《墨经分类译注》(1957年成书,1981年出版)将《墨经》分成十二类:名言类、自然类、数学类、力学类、光学类、认识类、辩术类、辩学类、政法类、经济类、教学类、伦理类。与之类似,孙中原的《〈墨经〉分类译注》(2006)亦分十二类:世界观、认识论、逻辑学、方法论、历史观、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数学、力学物理学和简单机械学、光学、心理学,其中前八类属于哲学和社会科学,后四类属于自然科学。台湾学者陈癸淼的《墨辩研究》(1977)则将广义《墨经》分成七类:伦理学、知识论、逻辑思想、辩论学、宇宙观、科学(包括力学、化学、数学、光学、经济学)、论人(15)。

综上,近现代《墨经》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基于来自西方的学科分类观念进行分科研究。由诸多研究成果看,该方法的确促进了墨学(尤其是《墨经》)的复兴。不过,各家分类多有差异,以下谨以分科颇为明显的研究为代表,讨论分科研究的方法问题。

二、《墨经》分科研究的方法讨论

对清末民初的学者来说,发掘《墨经》中的数学、力学、光学、逻辑学等学科思想,常常受到学术救国等实用取向的影响(16)。撇开这种取向不论,由于是将《墨经》置于来自西方的近现代学科框架中,因此有助于《墨经》与近现代学术接轨,便于今人初步了解《墨经》。正如陈癸淼所言:“将同性质、同范畴之各条加以组织,然后以现代学术之眼光作一综述,以使此二千余年前之古代学术能纲举目张,并以新面孔呈现于现代人之眼前。”(17)孙中原亦言:“本书的分类,只是为了便利读者在理解时,更容易同现代和西方的知识系统接轨。这是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一种努力。”(18)如果说《墨经》研究旨在面向现代、古为今用,那么将准确理解的近现代学术恰当地用于《墨经》研究,有其合理之处。不过,理解《墨经》文本原意仍是这种研究不可忽视的前提条件。实际上,诸多分科研究者亦以准确理解文本为己任。

然而,中国古代文本的原意和来自于西方的近现代学科知识或难以兼顾,如梁启超指出研究《墨经》时“借材于域外之学以相发,亦可有意外创获”,但“标异太过,任情涂附,则以凿汨智,求深益晦,其失又不止如啖赵之狎侮仲尼、荆舒之唐突仓颉而已”(19)。由于《墨经》的作者及其所处时代并无来自西方的近现代学术分科观念,更不会依照近现代学科观念来编排诸条目,因此,如果根据后出、外来的学术分科观念来审视《墨经》,并且未能证明这些学科与《墨经》学说是同类性质的学问,那么《墨经》的文本顺序难免打乱、文字难免篡改、文义难免附会。分科研究将部分文本(如“光学”类条目)从其所隶属的整体文本(如《墨经》或《墨子》)抽取出来,在研究时可能导致研究者只集中处理相关内容的条目,而忽略这些条目的上下文、这些条目与其他条目之间的关联以及《墨经》条目与其他《墨子》篇章的联系,进而脱离整体文本语境以及文本所处的历史文化背景,而主要依靠现代学科知识进行理解与评价,从而容易出现任意比附的情况。对此,汪奠基曾批评道:

《墨经》的科学思想,主要是从实际经验总结得来的。它的许多定义,如“平、中、直、圜、方”等等,都是以当时百工习用的经验为根据的……近人更有用现代物理学、力学和光学等来解释景、鉴、力、负、挈诸概念的,如果作为帮助了解《墨经》的参考材料说,这样作也未尝不可,但说这种解释就是《墨经》的认识,那就比附失真了。我们认为《墨经》的科学是战国时代的科学。如果——用近代科学概念或术语附会起来,那不仅无益于《墨经》本身的逻辑认识,而且对古代科学历史本来面目,将会大加损害。(20)

从具体研究成果看,分科研究的明显表现有二:1.《墨经》诸条目原有次序的改变;2.大量原文的纂改。针对表现一,研究者的常见辩护是《墨经》原文本无严格次序。例如,陈癸淼说:“墨辩各条之次序均无义理上及文理上之连贯性。”(21)谭戒甫说:“《墨经》各条的意义原有一些是前后连贯的,尤其特殊的如光学八条就是顺序排列着;但其它大部分却都是散开的。”(22)不过,上述观点是依据后世学者对《墨经》的主观理解。与之相反,有些学者尝试不改变原有次序,进行具有连贯性的体系化解读。例如,伍非百将《经上》主旨视为“正名”,依次分为散名和专名两编;《经下》主旨为“立说”,依次分为名辩本论、名理遗说、名辩问题三编。每编又依次分成数章(23)。此外,杨宽、汪奠基、曾昭式等也主张不改变原文次序(24)。

从分科研究者内部看,亦有研究者主张存有次序。例如,张其锽认为“《墨经》分列,当有义例”,上列、下列各有类别(25);当然,为了符合其观点,他对部分条目的次序作了调整,如将《经上》第3条“体,分于兼也”和第4条“必,不已也”对换,因其对条目“体”解读为“分析为物理数学之奥,故次言之”(26)。此外,即便是分科研究者通常也会承认部分条目存在次序,例如《经上》第3-6条(即知、虑、知、)、第7-9条(即仁、义、礼)、《经说下》的“光学”条目等。由此看来,《墨经》作者并非完全随意编排条目。那么,何以部分条目有次序,部分条目却无次序?是原本如此,还是研究者未能把握古人的用意呢?对此,分科研究者需要给出合理的解释。

针对表现二,其常见辩护是《墨经》原文本就存在讹、脱、衍等诸多错误(27)。虽然原文在历代传抄过程中,的确会发生错误。但是,以此为理由,在无文献版本依据的情况下,主要依靠研究者个人学识(尤其是来自西方的近现代学科知识),采用理校方法校改原文,很容易产生新的错误。梁启超就意识到这种困难,一方面指出“此经因传写之值乱及讹谬太甚,若拘拘焉望文生义,则必有‘举烛尚明’‘孝经八十宗’之失,故宜以大胆运锐眼,力求本来面目于今本行墨之外”,另一方面又强调“稍掉以轻心,则指鹿为马,移张冠李,厚诬作者,治丝益棼”(28)。从实际校释成果看,应多属后者。因此,早在1931年,陈寅恪就曾批评:“今日之墨学者,任何古书古字,绝无依据,亦可随其一时偶然兴会,而为之改移,几若善博者能呼卢成卢,喝雉成雉之比。”(29)

试以“光学”条目为例。姑且不论条目次第、条目划分、标点断句等问题,仅从文字校改方面考察,若以《道藏》本《墨子》为原文依据,通常都对这部分文字进行或大或小的修改。例如,张其锽、梁启超、谭戒甫、孙中原都认为有八条“光学”类条目。对这八条,张其锽全都作了修改(30),其他三位修改了其中七条(31)。与他们不同的是,张纯一认为有一条说文可以分成三条,其中两条并无经文,从而认为“光学”条目有十条,并修改了五条(32)。虽然校改文字的原因繁多,但基于来自西方的光学知识理解《墨经》条目,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如谭戒甫在校改时常引光学理论为据,校改原文的理由在于与“今光学理不合”(33)。

综上,采用来自于西方的近现代学科观念研究《墨经》固然有助于今人初步了解《墨经》的基本内容,但从对文本固有含义的理解看,该方法依然存在诸多问题。

三、关于《墨经》研究方法的思考

关于如何研究中国古代文本,鞠实儿等曾以《九章筭术注》为例,提出和实施了一套本土化研究程式,其特点是“拒绝使用任何当时当地不存在的元素来解读和解释文本”(34)。在笔者看来,该程式要义有二:其一,基于文献学、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获取需要解释的文本材料;其二,基于文本形成的社会文化语境解释文本。应该说,前者为各门中国传统学问研究的共识,后者所言“社会文化语境”主要包括“影响文本生成的社会文化事件和作者所使用的本土概念、方法和学说等”(35),该概念需要根据具体文本进一步澄清。以下,拟结合该本土化研究程式谈谈《墨经》的研究方法。

首先,有必要完成一部《墨子》(包括《墨经》)的集校集释,为后续研究提供文献基础。对此,栾调甫在总结20世纪初期的墨学研究时曾指出:“《墨子》既无善本,旧校亦多误谬。宜聚诸本,重为校勘,分别章句,刊定读本。次则旧注多疏,且复依违不决。宜合诸家,重为考辨,定所弃取,纂为集注。”(36)迄今为止,通常还是公认孙诒让的《墨子閒诂》在《墨子》校释方面的权威地位,然而孙诒让所见版本有限,而且对《墨经》的校释所获不多,因而存有不足。后来不少学者对其进行补正,其中,尤其是吴毓江的《墨子校注》(1944)在搜集版本方面收获颇丰。在《墨经》注释方面常常引作代表的还有高亨《墨经校诠》(1958),不过此书改字甚多。相比于孙诒让、吴毓江等人所处的时代,今天所能掌握的《墨经》版本显然更多,例如严灵峰的《无求备斋墨子集成》(1975)收录了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90余种墨学著作;《墨子大全》(2002-2004)则收录2003年前的300余种墨学著作,尤其是第一编收录明清版本30余种。关于集释,近现代以来注释颇多,需要注意甄别优劣,阐明注释的依据及其合理性,并根据观点异同进行分类处理。

其二,《墨经》各条目的论说往往较为简略,然其作为墨家的经典要义,在《墨子》其他篇章中也多有体现。实际上,《墨经》所述内容不仅常多次出现在《墨经》中,而且出现在其他《墨子》篇章中。因此,有必要基于整本《墨子》来解读各条目,将《墨经》置于《墨子》一书的文本语境之中,在其他篇章中寻找《墨经》诸条目诠释的合理性依据(正因如此,以上提出应给《墨子》作集校集释),此即一些学者所言的“以《墨》证《墨》”(37)、“让《墨经》自己来注释自己”(38)。以《经上》第一条“故”为例,其说文中的“体”“端”等术语在《墨经》其他条目中皆有论述,如第二条为“体”,并举“尺之端”为证,第七条为“仁,体爱也”,还有“端,体之无序而最前者也”(《墨子·经上》)、“端:是无同也”(《墨子·经说上》)、“尺,前于区穴而后于端,不夹于端与区内”(《墨子·经说上》)等。此外,从论证方法看,《墨子》诸篇应该也有所关联。墨子在《非命》诸篇提出的三表/法也为《墨子》其他篇章所共用,虽然《墨经》诸条目都较为简略,但并非缺乏论证,如《墨经》常用“若”字标明例证,《经下》则常以“说在”标明理由。如果将三表/法和《墨经》的论证结合起来考察,将不仅有助于《墨经》的校释,也有助于对三表/法本身的认识(39)。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传世文献,有不少出土文献与墨家存有关联,如信阳长台关楚简《申徒狄》、上博简《容成氏》、清华简《鬼神之明》等;而其他出土文献对于解读《墨经》条目亦有帮助,如裘锡圭曾参考马王堆汉墓帛书、银雀山汉墓竹简等出土文献解读条目“佴”“”“廉”“令”(40)。

其三,《墨经》所讨论的术语与话题也为相近时代所共同讨论,如故、类、知、辩、仁、义、礼、信、忠、孝、名实、同异、坚白、无厚等皆为战国诸子所讨论,因此,有必要结合这些相近时代的文献予以研究。例如,关于“坚白”之说,不仅《墨经》多次论及,如“坚白,不相外也”(《墨子·经上》)、“坚白,说在因”(《墨子·经下》)、“坚白之撄相尽”(《墨子·经说上》)、“无坚得白,必相盈也”(《墨子·经说下》)等;而且其他诸子也多有论说,最为典型的是《公孙龙子·坚白论》,还有“离坚白,若悬寓”(《庄子·天地》)、“合同异,离坚白”(《庄子·秋水》)、“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庄子·天下》)、“坚白同异之察,入焉而溺”(《荀子·礼论篇》)、“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韩非子·问辩》)、“坚白之察,无厚之辩外矣”(《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等。

最后,除了术语、话题的相关性,《墨经》思想也与相近时代其他文献相关,这也就是要将《墨经》置于更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之中。回到本文所讨论的分科治墨方法,虽然我们难以在先秦时期找到来自于西方的近现代学科观念,但这并不表示先秦时人就没有对学问进行分类。例如,《周礼·地官》谈及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论语·先进》谈及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墨子则提出了与孔门四科类似的三分,即“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能从事者从事”(《墨子·耕柱》)。其中,谈辩相似于言语、说书相似于文学、从事相似于政事。因此,若能结合先秦时人的学问分类(尤其是墨家的三分)研治《墨经》,或可对其作出更贴近固有含义的理解。当然,这待进一步的工作。

综上所论,从墨学复兴的维度看,近现代以来的分科研究的确功不可没;从理解文本固有含义的维度看,分科研究则存在诸多问题(如根据来自于西方的近现代学科知识改变条目次第、轻易校改原文等)。实际上,从一个多世纪的《墨经》研究情况看,对于如何理解《墨经》,最为重要的是引说就经、旁行、牒字等体例的发现,而非光学、力学、逻辑学等学科知识的发掘。如今的《墨经》研究应该回到原典,在其形成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基于《墨子》文本内证和相近时代相关文献的互证,予以本土解释。

①一般而言,《墨经》(或称《墨辩》)有广狭二分,广义《墨经》还包括《墨子》中的《大取》《小取》,本文所指为狭义《墨经》。

②经文和说文原本分列,因此,后人根据个人理解引说就经时,有极少数条目有经无说或有说无经。

③[清]毕沅注:《墨子》,《墨子大全》第11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影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毕氏灵岩山馆刻本,第249页。

④关于墨学史的总体情况,参见郑杰文:《中国墨学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关于近现代墨学的复兴详情,参见崔清田:《显学重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张斌峰:《近代〈墨辩〉复兴之路》,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郑杰文:《20世纪墨学研究史》,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张永春:《清代墨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近代转型》,合肥:黄山书社,2014年。

⑤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1—2页。此外,沈有鼎所言《墨经》为广义《墨经》。

⑥持此观点者颇多,参见梁启超:《〈墨经通解〉序》,《墨子学案》附录三,《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九,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4—85页;栾调甫:《二十年来之墨学》,《墨子研究论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40页;陈柱:《历代墨学述评》,《墨学十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8年,第189—190页;A.C.Graham,Later Mohist Logic,Ethics and Science,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78,pp.70-71.

⑦[清]邹伯奇:《学计一得》,《邹徵君遗书》,戴念祖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物理卷》第一分册,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1012页。

⑧[清]陈澧:《东塾读书记》卷十二《诸子书》,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41—242页。

⑨[清]孙诒让:《与梁卓如论墨子书》,《籀庼述林》,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382页。

⑩梁启超:《墨子之论理学》,《子墨子学说》附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6页。

(11)梁启超:《墨经校释·读墨经余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第8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页。

(12)参见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74-275页。

(13)张纯一:《墨学分科》,《墨子大全》第28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影1923年排印本,第617页。

(14)张其锽:《墨经通解》叙,《墨子大全》第39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影1931年独志堂印本,第11—12页。

(15)除上所述,20世纪中叶以来还有大批著述研究《墨经》中的各种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例如: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1954-1955年连载于《光明日报》,1980年结集出版)、葛瑞汉《Later Mohist Logic,Ethics and Science》(1978)、陈孟麟《墨辩逻辑学》(1979初版,1983修订)、方孝博《墨经中的数学和物理学》(1983)、杨向奎《墨经数理逻辑》(1993)、周云之《墨经校注今译研究——墨经逻辑学》(1993)、梅荣照《墨经数理》(2003)等。限于篇幅,此不赘述。

(16)相关讨论可参见张永春:《清代墨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近代转型》,前揭书,第125—155页;何杨:《胡适的中国古代逻辑史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93—99页。

(17)陈癸淼:《墨辩研究》,《名家与名学:先秦诡辩学派研究》第3部,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10年,第230页。

(18)孙中原:《〈墨经〉分类译注》,《中国逻辑研究》附录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549页。

(19)梁启超:《〈墨经通解〉叙》,前揭书,第85页。

(20)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85—286页。

(21)陈癸淼:《墨辩研究》,前揭书,第229—230页。

(22)谭戒甫:《墨经分类译注》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页。

(23)伍非百:《墨辩解故·新考定墨子辩经目录》,《中国古名家言》,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7—16页。

(24)参见杨宽:《墨经哲学》,《杨宽古史论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25—650页;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料分析(第一辑)》第七章《墨辩的逻辑科学思想分析》,前揭书,第266—401页;曾昭式:《先秦逻辑新论》第五章《〈经上〉〈经说上〉〈经下〉〈经说下〉释义》,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14—262页。关于《墨经》诸条目的连贯性和整体性的解读,将另文探讨。

(25)张其锽:《墨经通解》叙,前揭书,第11—12页。

(26)同上,第27页。

(27)参见梁启超:《墨经校释》自序,前揭书,第1—2页;陈癸淼:《墨辩研究》,前揭书,第229页;孙中原:《〈墨经〉分类译注》,前揭书,第548页。

(28)梁启超:《〈墨经通解〉叙》,前揭书,第85页。

(29)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80页。

(30)张其锽:《墨经通解》,前揭书,第226—240页。

(31)梁启超:《墨经校释》,前揭书,第66—69页;谭戒甫:《墨经分类译注》,前揭书,第64—84页;孙中原:《〈墨经〉分类译注》,前揭书,第637—641页。

(32)张纯一:《墨学分科》,前揭书,第639—641页。

(33)参见谭戒甫:《墨经分类译注》,前揭书,第70、75、80、83页。

(34)鞠实儿、张一杰:《中国古代算学史研究新途径——以刘徽割圆术本土化研究为例》,《哲学与文化》2017年第6期,第26页。

(35)同上。

(36)栾调甫:《二十年来之墨学》,前揭书,第146页。

(37)杨宽:《墨经哲学》,前揭书,第528页。

(38)沈有鼎:《墨经的逻辑学》序,前揭书,第2页。

(39)参见何杨:《论证实践与中国逻辑史研究》,《逻辑学研究》2017年第3期,第151页。

(40)裘锡圭:《〈墨经〉“佴”“”“廉”“令”四条校释》,《裘锡圭学术文集》第四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23—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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