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光沪:中国文化与宗教

分类: 哲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1月16日

「何光沪:中国文化与宗教」是一篇关于“中国文化,宗教,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专栏),由何光沪(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哲学,哲学演讲稿”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中国文化与宗教,有三个话题。第一个是中国有许多宗教;第二个中国文化的宗教性;第三个话题是讲中国宗教和其他宗教可以共处相通。但是我觉得文化是个大概念,宗教相对是小概念,宗教是文化的一个部分,可能是核心部分。

  第一中国有许多宗教。这个话题说起来是常识,但在我们的学术界,或者在我们的讨论中,有不一样的说法,所以这个话题才有点价值,否则的话,毫无价值。有人说中国是一个非宗教的国家,或者是无宗教的国家,说得缓和一点,就是宗教性很淡的国家。按照梁漱溟先生的说法是早熟的文化,所以比宗教要高明。我有时候翻翻梁漱溟的书,他对中国文化的很多说法被我们忽略了,虽然他也讲早熟比宗教要高。但我觉得梁漱溟先生对中国文化正面、负面、长处、短处有一些很深刻的剖析。冯友兰也讲哲学比较高,宗教比较低,中国文化不是宗教性的。但是我觉得冯友兰先生的一些说法也被忽略了。比如他讲到关于儒教,中国讲信天,天是不是具有人格性的说法?负面地说,天不具有人格性,天不是一个上帝,并常以孔子的话为根据。天不会说话,当然天就没有人格性,中国学者经常这样说,所以天不是个崇拜对象,是自然之天,不是主宰之天,造生之天、审判之天等等。但是位冯友兰在注解里面说得很清楚,“天何言哉”就是天说话,因为如果一个不会说话的东西,比如说一块石头、一张桌子,孔子是不会发出这样的感叹的。孔子说桌子何言哉?石头何言哉?如果他这么说就感觉很傻,很弱智,怎么能成为圣人呢?所以他说“天何言哉”是说天能言,而不言,天用“事实其言,百姓其言”来表明他的意思。在这个注解里和转述他的基本思想是相反的,或者说是一些补充。正好孟子有一句话为孔子做注解:“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万章·上》)”。天不说话,而用他的行动,或者如《古兰经》里面说的迹象,或者大自然的万物生长、世界的规律、宇宙的万象告诉我们,给我们以启示,把自己显示出来。因为有这样一些不是很全面的引述,或者说是流行的观点,所以这个话才有点意思,否则的话,就毫无意思了。

  中国有许多宗教,中国也有宗教性。第一是说,中国有官方宗教。简而言之,传统的中国,有一种延伸性、宗法性的、国家性的宗教。自商周到满清,商代叫上帝,甲骨文说叫上帝;《诗经》、《书经》叫上帝;到后来慢慢地演变为苍天、皇天。为什么说有国家性和延伸性呢?按照古语的说法国家最大的事情就是两件,一个是祭祀,一个是打仗。到清朝为止,郊祭、大祭是日益繁复,成为一种国家大典,这是一个事实。

  这个宗教的特点,从宗教学来说,我觉得是从一神论转向多神论的。这是一种宗教退化论,因为宗教学界大部分持宗教净化论观点。但净化论、退化论在19世纪后期成一个问题,当然净化论占上风,后来成为一个争论。现在看起来,刚才盛洪提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说法,那显然是站不住脚的。社会达尔文是法西斯主义的一个理论基础。现在世界看起来,只讲净化论显然是不行的。我们从客观地观察,中国有一个从无神论到多神论的特点。因为本来是上帝,没有人说它有几个,后来才发生五帝之说,青帝、白帝、赤等等,五帝是后期的。那么天坛是祭天的,天就是一个;地坛是四个古祭,祭五岳等,还有日坛、月坛、先农坛、社稷坛,那就很多了。

  第二个特点是宗教权利不平等。中国宗教最大的一个特点,这种国家宗教的宗教权利是不平等的。因为从周公开始制定《周礼》。《周礼》的七庙制度,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等等,就是诸侯、大夫、庶民不能有庙,天子的庙才可以祭上帝,祭始祖。在商代天和始祖是连在一起的。后来成了四个字来总结“不王不帝,不王不帝”,就是你不是最高统治者,就没有权利来祭祀上帝。庙制是《周礼》的核心,规定了不平等的宗教权利,这是客观的描述。一神论到多神论表现出了原神性,不平等的宗教制度表示宗法性。因为中国古代是宗法制度,还有一个说法次子不进,就是只有长子才可以祭,次子不能祖祭了。

  第三个特点是同政治结合特别紧密。基督教与政府靠近,这种宗教同政治结合的紧密,与国家体制连为一体,所以实际上可以表述为有名无实的国教。国教这个词是个现代名词,以前大家都没有这个名词,英语也没有这个词。英语叫做“state religion”是权立起来的意思。权立起来,当然这种宗教早就权立起来了,周公时就权立起来了,所以是一个权立起来的东西。给起个什么名词,学术界有没有国教这个词不重要,关键是有这个事实,它是一个占统治地位和集官方地位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只有皇帝作为最高祭祀的宗教。这种宗教可以说是一种政教合一的制度,这种制度在人类文明历史上是通例。从宗教学来观察说,人类实践历史表明,没有国家,就没有宗教;没有一个民族没有宗教;没有一个时代没有宗教,所以中国也不例外。

  政教合一在中世纪,在现代制度产生以前,也是世界上的通例。从古埃及、巴比伦、波斯、印度,统统都有这种情况。中国也不例外,也是政教合一。我没有带任何的价值判断,这是一个正常的宗教。伊斯兰国家也一样,政教合一。现在的土耳其,印度尼西亚,有政教分离,但是还有一些地方是政教合一得。这是国家性的一个原因,原生性、宗法性、国家性。宗法性是中国独有的宗教的,官方宗教的一个特点。

  关于儒教之争,就是儒教是教与非教。有两种观点,一个是教,一个是非教。前一个观点是以任继愈先生为主的儒教是教说,李慎之把我也算了进去。其实我的观点完全不属于这两类,我既没有说儒家是儒教,也没说儒家不是儒教,不是宗教。我的观点是说有一种宗教,首先第一;哲学,第二可以叫儒教,勉强的叫儒教,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名字。刚才我说原生性宗教这么说,宗法性宗教是牟钟鉴说的,但那是学者命名,不是历史名词,不能通用。

  什么叫原生性?什么叫宗法性?印度教就不叫印度教了,改个名字叫种性制宗教吧,没有这么说的。原生性当然讲了神道教,神道教有一个悠久的历史,也是原生的,这个是不是就不叫什么道教了,改名叫日本原生性宗教。那是学术讨论用的,不是名词,不是个名称。所以我才说中国的宗教给他名称,最好还是历史上形成的,至少有一千好几百年历史的这个名词叫宗教,但是还要有根据,根据宗教与儒的渊源。所谓儒,不是说孔子本人,而是说孔子时代的一个阶层,一群人。这群人同礼连在一块,因为他们是在民间维持礼和保护礼,维持《周礼》,在民间教书的人。教的内容主要是以礼为核心,诗、书、礼、乐,礼当然是很重要的。而这个“礼”,当然也是哲学史家们说,打比方,就像贵族的厨师,家庭没落了请不起,他会到民间去开饭馆。儒就是这样的人,他在府邸里是教大家行礼,行这个礼;贵族没落了,他就到社会上教书,教这个礼。孔子是其中一个最大代表。儒同礼本来就秥在一块,而礼就是一种宗教性的礼,它的核心就是宗教性的,周公的礼庙之为中心的,就是《周礼》。所以孔子并不是这个教的教主,当我们称它为儒教的时候,并不是说孔子为教主,所以我不赞成英文说孔夫子就是宗教,把孔夫子作为教主那就错了。这个教是儒,而不是孔教,是儒教。

  刚才讲的是和儒有渊源关系的问题,还有现实关系。

  现实关系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唯一的关系。这种宗教同儒家的关系是唯一的,但并不是排他的。因为儒教既不是佛,也不是道,不是伊斯兰教,也不是基督教,而且只同儒家有关系,而且它从百家里面的道家、墨家、法家完全无关,只同儒有关。这是第一点可以叫儒教。

  第二点,同儒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儒的代表——孔子作为最大的儒,,他的终生志向就是克己复礼,亦乎同舟,要效仿周公,要恢复周公的那套《周礼》,所以关系很密切。历代两千多年来儒生不信天的,就不叫儒生。儒必须信天,天就是我们讲的上帝,必须为天,君子有三为,为天是非常重要的,孔子自己是一个表率。我认为他有虔诚的宗教情怀,当然大家了解我不会有贬义,完全是正面的意思。后来余英时先生解释王阳明讲良知,好像很少讲天理,同朱熹不一样。但余英时先生的解释是说,你们看王阳明讲的良知,哪能离开天呢?所以天理良心是分不开的,当然老百姓简称为天良。

  第三点,就是儒家的现实关系非常全面,因为从宗教学角度,如果把宗教的要素分为四块,第一情感体验、第二思想观念、第三行为活动、第四组织制度。这四个方面与宗教、与我们的儒家有密切的关系。首先是情感体验,表现在诗经、书经里面。比如说乐,虽然乐失传了。音乐是表达人的情感的,现在北京的天坛乐舞,也是祭祀用的音乐,表达祭祀,如祭如在的那种思想感情。《诗经》里面有骂天,有骂上帝。但是骂上帝往往解释为中国古人不信天,如果不信它,何必要骂他呢。如不存在的东西,你骂他就没有意义了。怨天,骂天,都是承认天的存在、天为主宰的,信为基础,所以情感体验在《诗经》里面。

  思想观念呢?我认为最明显的是纯体系的理论,或者不成体系的理论,在《易经》、《春秋》里表现非常明显。还有孔、孟、荀、董都有很多这样的内容,特别是荀子和董仲舒,大家讲荀子就会想到他的自天命而用之,但是那是自然制天,这是我的理解,但是大家要记住荀子讲的,礼是有三大原则,儒家讲理,这是毫无疑问的,礼也是个宗教核心,有些人认为比人还重要。荀子的礼有三本,所谓尊三本就是,尊天地、尊亲祖、尊君师。所以说它的思想观念表现在孔、孟、荀、董等等数不清的学说,在儒家的金石经学里面很全面。毫无疑问,诗、书、易、春、秋,全是儒经。所以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可以说在四书出现以前是毫无疑问的。儒经的六经全部同这个宗教有关系。这个宗教全部以六经为他的表现形式。另外第三次行为活动,就表现为所谓宗教礼仪和宗教礼节,完全以《周礼》为依据。后来历代越来越完备、详尽的进士制度,也要用《周礼》为源头。

  另外,是组织制度,从中央政府的交际,北京的交际,西安的交际,到老百姓家里的食堂、乡村的食堂,都是这样一种组织制的表现。中央的礼部是一个重要的政府机构,从礼部尚书到乡下的乡儒、乡村老师都是儒生。儒生是这种宗教的社会中坚,带有宗法性。从中央到地方,明朝大礼仪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表现。儒家以孝为先,所以才出现明朝大礼仪的事件。皇帝要请谁为爸爸,文武大臣全部跪在天安门的午门外面,那个表现出他的宗教性的,宗法性是客观的制度。不光是马克思主义这么说,客观的了解中国历史的话,就会承认这是一个制度,我们没有讲它的价值判断。这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从皇帝到老农都遵守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构成了儒教特殊的意义。

  第三,儒家非宗教,或者儒学非儒教,我这么说,因为儒学是人生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以这三种哲学为主的,一套复杂的,庞杂的体系,它不是宗教,虽然庞杂。其实我最近看一个关于法律关系的书,如瞿同祖老先生这方面真是学富五车的,他考察中国法律的历史,发现本来法家讲法,儒家不讲法,后来罢黜百家,儒家就不得不讲点法,因为他们当官,当官就得当法官,以前是司法同行政不分,所以当官员就得拍惊堂木,就是打板子,给进堂告状的人打板子。所以他就要管法。儒家比较庞杂,也会吸收法家的思想。所以毛泽东也说过一句话;不要光讲孔夫子,还有秦始皇,他也从一个侧面说出了这一点。所以我的结论是儒家不是宗教,儒学不是宗教。

  第二点,儒学里面的形上学在不同的儒家学者里面是多寡不一、深浅不同的,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形上学。儒学里面的形上学,构成了儒教的哲学,或者理论,就是存在宗教的哲学、宗教理论。

  第二,中国有很多宗教,必须讲到民间宗教,中国文化不能光讲儒,而不讲道法等等。当然也不能不讲儒教、佛教和道教。所以中国有很多是起源于民间的,主要扎根在民间的非国家性的宗教,这是第一个结论。第二是事实,春秋战国开始有了怪力乱神之说,具如孔子有一句“子不语怪力乱神”,那么西门豹的故事大家很熟悉,刚才提到屈原和楚辞,楚辞中就提到了中国很多的宗教,还有三国时代的《山海经》也有所描述。到现当代,中国还有很多民间宗教活动很活跃而且很有生命力,中国民间宗教的特点是多神论。

  第二个宗教变异的情况,比如说结合道、结合佛,甚至还结合基督教,产生一些千奇百怪的东西,当然有一些也会自生自灭,像蘑菇一样也活不长。特点是在野,在江湖,组织性比较弱。是这种宗教的特点。

  第三,是宗教徒与政治的关系。除了少数情况,所谓少数的情况就是皇帝信它,我认为佛教可以算进去。因为佛道也曾经被称为邪教,在历史上这种宗教与统治阶级的关系、同政治的关系在少数的情况下是很接近的。

  大家知道武则天、或唐朝的皇帝、明朝少数的皇帝,信佛或者信道。但是多数情况下是疏远的,但北魏的太武帝信道而灭佛,当时佛教受到压制,这是历史上一次很明显的排斥、政治上压制的特点。

  我国最大的宗教是道教。因为中国自产的最大宗教是道教。佛教自传入中国以后被中国化了。可能有一种提法;皇帝信佛,信道,是否证明它就是国家宗教?我觉得可用孟老师的说法:中国帝王信佛、信道,只是以庶民身份,而日本神道教的观点问题;是以首相身份参拜是不一样的。中国学者提出这样一种理念上的命题,是非常根本的,但是可能没法操作。美国人做得很彻底,下令你就得这么干,现在日本的意识还比较强。真正意义上的极右翼还是极少数,大多数不同民族的老百姓是爱好和平的。比如日本法院判决日本首相违宪,这也是很好的现象。

  中国的宗教信仰,是古代帝王是以私人身份信仰的特点,所以大量的民间宗教在中国古代是属于被压制的地位,基本是从属。范文澜虽然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但是他说的也不完全不合事实,他说佛、道、儒的关系是道和佛,儒是高高在上,道和佛就好象在巴结儒家,要向儒家靠拢。本来深人不惧王者,杀人不惧亡者,实际上后来的不以法主、不以国主,就是现在说的法事难立。

  道教也吸收了很多儒的伦理学说和规范。它以孝为先,佛教本来被称无父、无君,什么孝、忠更不在话下,都是空。但是后来也要讲孝,也要讲国家、家庭,也要接受儒教的宗教观念,这显然三教的关系是不平等的。

  其他民间宗教,从摩尼教到白莲教、后来到天地教、弘扬教,到现在很盛行的马祖崇拜。我们虽然是一带而过,但是各少数民族的宗教是值得注意的,前一段时间我到广西参加一个少数民族活动,壮族在中国也是第一大少数民族。它的祖先叫布洛陀。把一山头全变成他们祖先祭祀的场所。

  我觉得少数民族的宗教是不容易忽视的,在现代国家,中国必须考虑到,我们有56个民族,还有关于祭祀、祭黄陵的问题,还有新生宗教问题。虽然你不能对他们采取鸵鸟政策,但事实上在中国有很多人已经有这方面的信仰。比如说印度教的克里希纳、国际克里希纳艺术团,从伊斯兰教起源的巴哈伊教,还有摩门教等,这些新宗教是一个事实,他能同中国广大民众连在一块,所以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现象,中国的宗教是丰富多彩的,不仅仅是官方的,还有真正的宗教。

  中国文化是有宗教性的。

  首先是传统中国文化与宗教信仰,强调中国人文精神,我觉得没有错。但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这种人文精神同宗教精神是并立的,而且不相矛盾、是并存的关系。我主要是讲这问题,其实我不是专家,只是说怎样给它应有的地位。比如说先秦儒家,先秦儒者时期,就是人文不如天文,人文同天文连在一起的,所以“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关乎天文,以察时变”是一句话而不是两句话,是并列的关系。

  而天文当然不是现在讲的自然科学,关乎天文以查时变,是说人间的世事的变化,政治的变化,是同天连在一起,是天意所决定的,所以人文不能离开天文的理论。人间的制度、人间的道德、人间的文化,在先秦时被看作是天意的表现。所以不能说中国文化、传统文化没有宗教信仰,只有人文性。

  比如我刚才提的《周礼》,《周礼》是以宗教制度为核心的,诗书经学中有大量宗教的内容,甚至是构成了整体的精神。刚才提到的周武伐纣的商朝,周朝的一些文告都是以假天命,至少是假天命而伐纣,他自身有天命的。大家知道天命有个问题,刚才盛洪讲日本问题的内容很有意思,我很受启发。天命怎么表现,周武王说他得天命,后来历朝历代也有这个说法,虽说商朝把祖先追溯到上帝,后来的刘邦也把他的祖先追溯到一个非人间的来源。所以那时编造的神话,于现在不能令人信服,很难获得合法性的神圣根据。你说你有天命,谁证明?按照儒家的说法,应该是老百姓证明的。老百姓怎么证明?实际上就是老百姓怎么样表达意思的意思。关于这个统治者好和坏谁来判断?由谁来判断,按照什么标准来判断?如果由皇帝来判断那当然是好的,我这是王道,我是德政,老百姓判断不一定,否则不会有天下无道之说、不会有替天行道之说,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落实到老百姓这里,民这里。而民怎么样表达,就是一个程序问题。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必须给它方式。这种方式是公平的、是展开的、或者是自由的。所以这就涉及到民主,民主说到底是一个程序的问题。他最后落实到很琐碎的、很烦人的、很罗嗦的、很不愉快的程序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墨和道更是如此,我认为。墨家的宗教性很强,这是公认的一个结论。道也是相当具宗教性和神秘性的,因为道道出万物之母,道生一生二生三生万物,这就是神秘性的东西,所以他有超越才成为道教,所以有宗教性。道家与佛家是有一定程度的补足与合足。天主教与基督教在这个意义上也有类似。我觉得佛和道事实上造成了补足合足这个结果,儒家才有真正的形上学。所以谈到真正的本体论,本来儒家在孔子、孟子那里是几乎没有本体论的,但是到了《周礼》就有了本体论,佛道的贡献不可磨灭。所以他是补足、合足,事实上如此。

  当然,传统中国文化也有世俗化的问题。

  我认为不光有宗教性,传统中国文化有世俗化,第一个是新儒学,宋明礼学一方面有很高的形上学和很好的本体论,实际上可以说它是儒家理论发展的最高峰。我认为当代新儒家是没有达到最高峰的。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把儒家理论提高好几个台阶,那是宋明所完成的业绩。所以我对它的评价很高,但是我觉得它也是天道哲学化,让中国的人文世俗化。因为朱熹说得很清楚,他认为天是无情义的,明显的否定天的人格性,虽然他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但总体来说,他使儒教的精神慢慢地归于哲学,哲学就脱离老百姓,脱离老百姓就虚化。所以后来明朝才有新学,才要讲史学堂,今世济事经邦,才转向了史学,只不过史学,我们讲了历史,我们不得不遗憾的说,后来的史学变成了小学为主了,变成了文字之学。当然是康乾雍的一大功绩了。

  现代时期,我觉得是一种,用两个词两总结它的特点,就是禁锢和开放。因为有以前的禁锢,但是又是不得以的开放,那是清朝后期或19世纪后期的现象,到20世纪,我说叫混乱和融合。20世纪的特点有巨大混乱,但是又有巨大的融合。

  第三个话题是中国宗教跟其他宗教的共处相通。

  中国有很多宗教,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化与宗教性,那么都用了这个词。

  从宗教学的角度来说,就是宗教概念。这个概念首先要有共性,然后才有差异性。共性,是指宗教精神可以是相同的,他要追求一种超越性的(子嗣)东西。日本宗教要讲真实问题,他讲亡灵去向哪儿的问题,日本自称是单一民族,但是日本也是少数民族,现在日本是以农业为主的,日本男子大大地繁衍。在日本四岛之前是以渔业为主的原生民族,他们就有非常浓厚的超越的宗教观念,但是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天堂,灵魂的归宿的问题,他们认为人死了,包括战死的,所有的灵魂都会到天上去,即使做了坏事也一样,不管你是侵略中国也好,杀人也好。这是他们共有的理念,在我们看来,做恶事死了就别讲善恶了,死了都要到一个地方去,都是他们亲爱的祖先。

  这个观念我觉得我们作为中国人,真的可以批判地反思。

  这是很原始的时代观念。我们要神情追远,毫无问题,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但是如果把这个东西神化了,把他变成宗教崇拜对象的话,后果是值得反思的。这是宗教的共性。

  但是宗教还有差别性、相异性。比如说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是一个系统宗教的。它可能强调了上帝或者真主,地位永远是第一的,而且你不能再拜别的宗教,基督教也讲亲情,基督教十诫里面就有讲孝顺的。它不是不要这个,而且他不是神,不能作为崇拜的对象。日本在这点上是比较突出的,他们把祖先看做是神,这个东西在现代是要做分别的。

  另外谈到共性问题,同我对宗教的定义有关系,它是对终极者的信仰,所激发起来的一套体系,终极者就一定不是人间的东西,因为人不能造人,简单的说,人不能造世界,宇宙不是人造的,所以人就排除在宗教信仰之外。但是宗教信仰,纯理论上的当然有人把李洪志当成崇拜对象,但是我们说它邪教,从崇拜对象从宗教学角度来讲,他应该有人性,通人性,他必须具有人性,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必须要有超人性,比如像伊斯兰教。他是讲仁慈的,正义的真主,所以它同人的道德观念是相通的,所以具有人格性。但是这只是一半。还有一半,他必须超越人性。如果他只有人性,我们去崇拜他,去崇拜圣徒就不行了,圣徒崇拜我就行了,所以我崇拜的对象必须超过人,所以他这是从宗教学角度看宗教的一个特点。所以说他这是讲终极者,终极者是一切的本源,包括人的本源。中国古人也说天成真理,有物有则,天则经济研究所就从这一句话来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的名字就是天成真理,有物有则,世间的老百姓,世间的万物都是天生的。既可以相通,又可以超越于人。他是对终极者的信仰,所激发起来以宗教信仰为核心的一套体系。比如佛教寺庙只想收钱就脱离核心,就同信仰不相适应,如果他只想赚钱的话,那就是假宗教。所以我想宗教的定义就是宗教有共性,所以才相通。

  宗教可以跟其他的宗教相处共通。首先是佛教入华,佛教当时被称为邪教,但是经过这么年的磨合,而且经过多次的发难,被政府当局用行政手段取缔、扫荡,甚至把京城里面的和尚、尼姑都砍了头,经历了这样一种残酷的斗争,事实证明佛教被广大的民众所接受,这样使它可以与其他的宗教共处。我们刚才提到的事实,都有一些政治的原因,比如说唐武宗觉得什么兵源少了,赋税少了,还有其他的原因,这是我们学者应该注意的,我们管不了政治,我们讲意识形态,我们应该做点好事、做点善事,不要像北魏太武帝那个道士那样去做。唐武宗身边那些道士就怂恿他,就是要砍和尚的头。我们应该看得更高一点,至少应该比当时的统治者站得高一点看问题。

  宗教和文化的关系,不能把冲突理解为一种你死我活的斗争,至少不要这样想问题。毛泽东这样想问题,所以这些寺庙也就关起来了,也就破坏掉了。我觉得这是第一个例子。

  第二个就是基督教入华,它的发展也经历过一个冲突的过程,可能到现在还没有结束。但是有广大的民众,特别是广大的基层民众,特别在农村,农民的信仰是中国的一个事实。我们要特别注意所谓中国文化,不光是书本上的事情,更是老百姓生活的方式。很多文化学家这么说,文化就是生活方式。什么叫文化?文化就是人的生活的样式、生活方式。吃饭不叫文化,但是你用筷子吃,用叉子吃就是文化。你吃川菜,吃京菜,就是文化。所以生活方式才是文化。现在各种不同的宗教是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是他们的文化、是中国的文化。

  伊斯兰教有更加明显的例子。伊斯兰教刚进中国时被称为藩邦,藩就是非我族类,就是外国,藩帮。但后来却与中国的老百姓非常紧密地融为一体,我们不会一句阿拉伯语的人照样是很好的穆斯林。咱们的回族就是这样。中国明清一系列伊斯兰教的思想家,都是对儒学非常精通的。所以这已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这些历史事实证明,应是“各种宗教”的提法,所谓“其他宗教”,我认为这提法就不一定很合适,因为我们顺便讲了宗教学话题,宗教不是为了哪个民族服务的,它是具有普世性的东西。神道教例外,所以我觉得神道教没有什么前途。现在的日本人结婚穿着白纱去教堂,日本人死时多数都是做佛教法事。虽然他小时候要搞什么有点像神道教的成年礼,现在日本很多人都不信了。

  印度教有非常典型的民族性。但是现在国际克里希纳教团,他的名字虽然叫国际,他流行到全世界;中国、美国、欧洲。西藏佛教更明显了,本是局限在一百万人口,二百万人口的藏传佛教,现在遍布全世界;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所以宗教具有普世性。我们讲中国的儒家或儒教、讲到道教,也强调这个问题。

  “天生烝民”不光只是中国人,老天不是只认中国人,不是这个意思,宗教本身就有的普世性,包括我刚才讲的布洛陀,实际上很多少数民族的创始人都是神,很多时候都是创造人,说创造一个民族的情况,多半认为天底下只有它一个民族,这个时候目光是很狭隘的,所以他的意思还是创造人类。女娲补天用土造人,是具有普世性的,比如基督教,因为其他宗教的说法,就会使我们有一种过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的感觉,就好象说别的宗教不是我们的,就是其他的,他就是他者。现在西方学术界很讲要怎么样接受他人,我们都觉得强调过头了。

  前年我在英国看过八国首脑会议,八国峰会在苏格兰爱丁堡举行。几十万人跑到北方的爱丁堡去游行,开着大卡车,喊的口号是要给穷国援助,要免除他们的债务,

  你们这八个国家的首脑应该多做点事,多半是基督教组织的,喊的口号内容大致是:你们不要光说东方的腐败,给亚洲的钱被独裁者给滥用掉了,没到老百姓手里,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议论,钱虽给了很多但被那些军阀抢去了。他们都是亿万富翁,中非的前任的皇帝、扎伊尔总统,下台后现在都成了亿万富翁,还过着帝王般的日子,在法国等等。他们居然喊“你们不要光说人家腐败”这样的口号,所以他们讲接受他者,已经到了过头的地步。

  大家都知道,信伊斯兰的有波斯人不讲阿拉伯的语,有印度尼西亚人,有马来西亚人,有中国人。基督教也这样说,基督教明明是东方产生的,传到西方,非常艰难的进入到希腊世界,罗马帝国,所以我认为有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还是要提到的。传进中国的历史,有时也被忽略。第一次传进是在唐朝,唐朝的皇帝李世民派人到城门外迎接,就是宰相房玄龄,皇帝请他到宫殿里面讲经、翻译,甚至到卧室讲经。第二次传入中国是元朝,罗马教庭派使节到北京见皇帝,皇帝把他留下来,让他在中国传教,让他一次四天的施洗大典,是很张扬的。明朝情况更多了,确实与洋枪洋炮有关系,但也帮助明朝政府造洋枪洋炮抵抗满清。清朝入关非常大度,你虽然帮助明朝造大炮,我照样用你,这是康熙皇帝早期的态度。最后是新教,1807年马礼逊到中国办学校,还翻译圣经、编了《英华大辞典》,几千页的文化大辞典,这就是文化交流。但是我们现在只强调洋枪洋炮的事实,是不全面的。都应该让小学生了解真实的历史常识,我认为这是学者最大的悲哀。所以文化一定要具有渗透性,宗教一定是有普世性。从信仰者来说,现在全世界绝大部分人口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所以要从民众的观点来看问题。我昨天碰到几位德国记者,他们刚才说教堂里空空如也,这就是宗教信仰自由,各宗教平等结果。我前几天还去教堂里看过,就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欣赏管风琴,我在教堂坐了很久,因为凑巧了,那人在练习管风琴。

  现在伊斯兰教在美国、欧洲是第二大宗教。我在美国一个小城市开会,有很多不同派系的佛教寺庙;有越南的、中国的、西藏的等等。所以说时代是一个变化事物的时代,是一个不管全球化是好的评价、正面或负面的评价,它是一个事实。

  最后一个话题,这是时代的需要;共处相同的时代需要是第一,多元并存的促进。在中国是这样,在全世界也是这样。无法回避,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所以第二次和平共处的需要,既然在一块儿相处,就不能打架了,最好不要打架,而是要大家和平共处,平等竞争。所以需要我们共同争取一个和平的环境,对我们是这样,对全世界也是这样。

  

  (2007年11月3日在“西山论道:东西方宗教的定位和展望”论坛上的发言,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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