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伯清:乌托邦现实主义:何以可能与可取?

分类: 社会观察 作者: 时间:2020年01月15日

「 成伯清:乌托邦现实主义:何以可能与可取?」是一篇关于“乌托邦现实主义,吉登斯,情感民主,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6期,由成伯清(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社会学,社会思想与理论”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一、导 言

吉登斯是伯林意义上的狐狸型学者(Berlin,1953 ) ,“知道很多事情”,也不放过时代的“重大议题”(bigissues ) ;更显难得的是,无论是日常的亲密关系,还是全球的变动趋势,吉登斯都能上下贯通,给出“政治上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 的论断。我们甚或可以这样说,当代大凡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吉登斯鲜有未曾涉及的,其中不少话题也正是经由吉登斯的倡导或介入而成为重要议题的。于是就有了“吉登斯现象”(the Giddens phenomenon, 参见Bryant&Jary,1997; 黄瑞祺,2004) 。吉登斯的影响几乎弥散到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正如有人所说“, 就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参照点而言,吉登斯的理论建构提供了一个从任何角度都能看到的靶子,尽管他可以技艺高超地使用砸向这个建构的同样石块,来修补和增强这个建构”(Smith,1998:664 ) 。

心智开放和不放过任何一个新观念,确实是吉登斯的一个特点。似乎当前所有能从社会理论角度加以阐发的诱人观点都让吉登斯给道尽了说透了。包罗万象而不管不同观念之间可能蕴含着怎样的矛盾和冲突,使吉登斯的理论颇具一种英国式的(Britishness) 帝国特色(吉登斯,2003) 。与此同时,相信许多人都有过这样的阅读体验:轻松地放下吉登斯的书,理智和情感上均得到了一定的满足,但当我们环视周围现实时,问题还是问题,风险还是风险,我们并未能对现实和未来产生更加明确的透视。甚至可以说,吉登斯从理论上解决的问题,不过是理论上的问题而已。冥顽不化而冷酷无情的(obdurate) 现实和无法预期的未来,依然横亘在我们面前。但就是这样一位理论家,通过巧妙的经营成为世界级大师,成为终身贵族,成为对全球局势可以指点风云并拥有大量阅听人的人物。吉登斯的成功,体现出几分马基雅维里式的狐狸智慧(Machiavelli,1999) ,并使其跻身于帕累托所谓的狐狸型精英的行列( Pareto,1935; 亦可参见科塞,2007) 。

“乌托邦现实主义”( utopianrealism ) 的主张,大概最能体现吉登斯话语的这种效应了。下面我们就以此为线索来探测吉登斯理论的启发意义和限度。当然,为理解这种主张的来龙去脉,我们首先还得从其理论的基本前提入手。

二、乌托邦现实主义的前提

洞悉一种理论的基本立场和取向的最简捷办法,莫过于从这种理论的哲学人类学假设入手。在剑桥大学的就职演说“社会学家何为”中,吉登斯为我们提供了自己的理论出发点:

人类的一个独特之处,也是把我们跟动物区分开来的地方,就是,在我们的活动中,我们通常知道我们在做什么以及为什么。也就是说,人类是秉持着理念的行动者(concept-bearingagents ) ,他们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他们所从事的事情之所是,这不是偶然发生的, 而是作为他们所从事的事情之所是的一个内在要素……就人类行动的内在本质而言,在任何给定的情境下,正如哲学家们有时所说,行动者可以以另外的方式来行事( Giddens,1987:2-3 ) 。

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吉登斯对于人类的本质规定,即认为人类的根本属性是具有“认知能力”( knowledge ability) 。人类根据自己的内在理念来行动,根据反思来监控和调整行动,并且可以选择行动方式——这很重要,涉及到人类自由的问题。那么,人类是否可以凭借着自己的认知能力彻底驾驭和控制行动呢? 不能。因为“人类行动者的认知能力总是受到限制,这种限制一方面来自无意识,另一方面来自行动中未被行动者认识到的条件和行动的意外后果”(吉登斯,1998:409) 。尤其是行动的“意外后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 ,在我们的社会实践中总是如影随形,摆脱不掉。按照吉登斯的说法,社会实践的易变(mutability) 和反常(perversity) 已使今日之世界如横冲直撞的巨型货车(juggernaut) ,这就更需要我们加强反思,而“社会学是这种反思的主要工具”( Giddens,1987:21 ) 。

对于我们的分析来说,重要的倒不是吉登斯描绘了怎样的社会变迁的不确定图景,而是他关于社会生活和社会学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对此,他用“双重诠释”(double hermeneutic) 来给予概括。“社会学家作为研究领域的现象,已是有意义地构成了的现象。‘进入’这种领域的条件,就是要了解行动者在‘进行’社会生活中的日常活动时已经知晓了什么和必须知晓什么。就预先假定了行动者也具有一定的概念能力来把握指涉他们行为的概念而言,社会学观察者所发明的概念是‘二级’(secondorder) 概念。但就社会科学的本性而言,这些概念能够通过为社会生活本身所采用而成为‘一级’(firstorder ) 概念”(吉登斯,1998:412;Giddens,1984:284 ) 。借助于双重诠释,吉登斯所强调的是社会科学理论对于社会实践的反馈乃至改造作用。

尽管吉登斯声称“如果这位观察者没有把握社会生活参与者所使用的一系列理念,社会生活甚至不能被一个社会学观察者精确地描述,更别说给予因果关系的解释”( Giddens,1987:18-19 ) ,但从他的实际学术操作来说,吉登斯并未投入到对行动者的意义框架的描述和解释,即便是在早期最可能具有经验指涉性的研究中( Giddens,1973 ) 也是如此。事实上,随着其学术地位的确立和提升,吉登斯越来越偏重于如何让社会学的概念渗透到社会生活之中,即如何把“二级概念”变为“一级概念”。不过,在这种双重的转译或解释(translation or interpretation ) 过程中, 吉登斯没有考虑到科学概念与日常概念之间可能的决裂(rupture) 。实际上,常人(layman ) 对于自身活动的说明(account) 与他们在实践中遵循的逻辑可能截然不同。双重诠释虽然指出了理论与现实的重要关系,但由于未作区分和澄清,却增加了把“实践的逻辑”与“逻辑的实践”混为一谈的可能, 不仅容易犯下“学究谬误”( scholastic fallacy) ,而且可能使社会学概念抑制社会世界(Bourdieu,2000 ) 。这种反思方式,较之布迪厄的做法,显然缺乏彻底性(成伯清,2006) 。更主要的是,吉登斯没有为自己往来于“事实之屋”(the factual house ) 和“道德批判之屋”(the moral critical house ) 提供学理的正当基础(两屋之说是吉登斯1982 年在接受一次访谈时提出,转引自Bryant,1992 ) 。

但显然,正是基于这种对人类行为和社会理论的基本判断和立场,吉登斯才有可能去倡导一种“乌托邦现实主义”:通过为日常行动者提供可取的(desirable) 新理念从而达到改变社会世界的目的。那么,乌托邦现实主义到底所指为何呢?

三、何为乌托邦现实主义?

吉登斯的乌托邦现实主义,属于其所谓的“概要思维”( scenario thinking) , 即对于可能的未来结局的“大致建构”( as-ifconstruction )( Giddens,1994:184 ) 。吉登斯在自然和传统终结之后我们该当如何生活的背景下,提到了乌托邦现实主义世界观,并认为这与现代性的四种基本维度有关,即“努力消除绝对的或相对的贫困;恢复环境;与专断的权力作斗争;减少社会生活中的武力和暴力,这些是乌托邦现实主义存在的导向性背景”(吉登斯,2000a:259 ) 。

显然,乌托邦现实主义就是为了解决当前的问题而提出的,而且与问题的性质大有关系,因为,“历史偶然性以及风险中心性的恢复为出现反事实的乌托邦思想打开了空间”(吉登斯,2000a:262 ) 。同时,“承认风险的不可化约性,意味着要有一种没有保证人(without guarantees)的批判理论”(吉登斯,2000a:21 ) 。吉登斯一再强调乌托邦现实主义是“一种没有保证人的批判理论的典型展望”, 这跟他反对天命论(providentialism) 或历史目的论是一致的,他不相信任何行动者或群体能够单独担当起人类的希望,但目前存在的众多政治参与点(many points of political engagement ) 又为乐观主义提供了极好的理由。

根据吉登斯的观点, 乌托邦现实主义之所以是“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 “, 是因为我们现在处在一种社会反思性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领域中,在这种领域中可能的未来经常不是限制现实,而是有利于现实的形成,现实的模式直接影响着即将出现的模式”(吉登斯,2000a:263) 。当然,更直接的理由是我们必须提出如下问题:“何种替代性的社会政治形式(what alternative socio political forms ) 可能存在”? ——在吉登斯看来,面对风险环境(risk environments) ,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经济两极分化”、工业主义的“生态威胁”、暴力工具的“大规模战争的威胁”和监控的“对民主权利的否定”,可以分别针对性地提出“后匮乏经济”、“人化的自然”、“协商的政权”和“对话的民主”的构想(吉登斯,2000a:104 ) 。

而乌托邦现实主义之所以是“现实主义”,基于如下理由:一则批判性政治必须把握实际的社会进程,提出具有某种根据的观点和策略。具体而言,就是要“与看得见的倾向相一致”(吉登斯,2000a:105 ) 。二则乌托邦现实主义拒绝所有的天命论:历史没有必然方向,未来是开放的。三则既然历史没有必然方向,也就不需要寻找享有特权的能动者,以为他们能够“实现”历史的内在潜力(吉登斯,2000a:263 ) 。

乌托邦现实主义显然试图在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维持一种理想的平衡,但其中的尺度如何掌握,无疑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吉登斯的观点中存在着诸多的困难。譬如, 一方面要与“可观察的趋势”(observable trends ) 相一致, 另一方面又强调“反事实的思想”(counter factual thought) ——事实上,选择不同的视角和立场,我们完全可以发现截然不同的趋势,尤其是当代社会的敌托邦( dystopia) 意象;一方面反对任何的决定论和目的论,另一方面又强调“普遍价值”和“全球的世界主义”(global cosmopolitanism) 作为依皈。

若再细致一点,我们应注意到吉登斯另外一种不同的说法。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吉登斯表示在改造批判理论时,我们既需要现实主义,即政治策略的形成必须依据于对体制发展的内在趋势(immanent trends ) 的诊断,同时也需要乌托邦,即带有伦理考虑的理想主义形式,以为我们提示好社会的图景。总之,“一种重现改造了的批判理论,应当将乌托邦主义和现实主义同等看待并结合起来”( Giddens,1995:xix) 。显然“, 可观察的趋势”和“内在趋势”有着很大的不同。如果理想的期待建立在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之上,当然最理想不过,但吉登斯并非从内在的联系推演出未来的趋势再加以伦理考虑的选择。实际上,他基本上否定了这种可能性:没有必然方向的历史如何可能具有内在的发展趋势? 一切都变得更加开放、不确定,随时都有意外后果。这样我们就不难看出,吉登斯的理想主义更多地是根据“政治正确”从外部贴靠上去,至于是否具有现实主义的接口,它们之间能否顺利合龙,似乎不在吉登斯关心之列。

其实,对乌托邦现实主义来说,最大的困境还在于当前的世界秩序并非一种浑然一体的秩序,可用另外一种统一秩序来取而代之。当代社会从根本上来说就是高度异质的、多元的和未完成的现实,自身之中就包含着批判和另类(Crook,2000 ) 。如果推行一种基于全球世界主义的乌托邦现实主义整体构想,很有可能导致系统对于部分的压制:“所有系统,甚至包括那些引起涌现的系统,都会对部分加以约束,约束就是对部分进行限制和束缚。这些约束、限制和束缚或者剥夺或者压抑各个部分的优点或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体小于部分之和”(莫兰,2002:106 ) 。所以,即使倡导乌托邦主义,我们也应采取自下而上的策略,不应自上而下,否则势必要制约生活世界的多样性。

另外,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吉登斯虽然是在讨论宏观政治的背景下提出乌托邦现实主义,但这种思维方式却渗透在吉登斯的理论体系之中,而且越到后来越清晰,一直贯彻到日常的生活政治(吉登斯,2001a:257 ) 。根本而言,这同吉登斯把结构给予虚化以为人类能动性预留空间的倾向紧密相关。吉登斯有关宏观制度方面的论述已经聚讼纷纭,受到了许多的挑战,我们姑且不论——这也是为了避免纠缠于上文对“乌托邦现实主义”的分析所力图展示的那种吉登斯宏大话语的内在混杂性。下面我们就以相对微观的情感民主为例,来进一步探讨吉登斯的乌托邦现实主义的启发性和局限性。

四、乌托邦现实主义的启发和限度:以情感民主为例

选择“情感民主”(democracy of the emotions ) 为例来进一步探讨吉登斯的乌托邦现实主义,其实也不仅限于微观的层面。按照吉登斯的看法“, 适用于个人关系和日常生活领域的,也适用于全球秩序和处于它们之间的所有层面”,而且“在个人生活层面的‘情感民主’的可能与全球秩序层面的民主的潜力之间, 存在着一种真实而清晰的对称”( Giddens,1994:106 ) 。或者说“, 情感民主对于促进正式的、共同的民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吉登斯,2000a:123 ) 。当然,此处的民主,是吉登斯再三强调的“对话民主”(dialogic democracy) ,这种民主是一种交互的过程,承认他人的本真性(recognition of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other ) ,相互聆听和争论各自的观点( Giddens,1994:106 ) 。情感的民主化可以促成“纯粹的关系”(pure relationships ) 。保持纯粹关系取决于对他人的开放和披露(disclosure) 。“个人为了使这种关系持续下去必须把自己‘给出去’;这种给予同时又是把积极的信任动员起来的手段”(吉登斯,2000a:122 ) 。积极的信任(active trust ) 建立在反思、自主和对话的基础之上。

显然,情感民主对于吉登斯来说,也属于乌托邦现实主义的构想:既有一定的可观察的趋势作为支撑,又是一种乌托邦式的愿景。事实上,根据曼海姆的观点,乌托邦的一个关键特征就是打破“现存秩序的纽带”(the bonds of the existing order )( Mannheim,1991) 。对于情感民主和纯粹关系的诉求,就是为了重塑当代社会秩序的基本纽带,甚至可谓是社会学视角的至善之境——毕竟,人类社会之存在,最终是为了美好的伙伴关系。然而,美则美矣,我们能够脱离现实和制度背景来憧憬这种美好境界吗?

固然如吉登斯所说“, 随着现代性的晚近发展,情感在许多方面成了生活政治问题”(吉登斯,2001a:257 ) ,但人类情感历来就是社会文化建构(cultural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 。赋予情感以更大的重要性,乃至出现“敏感性崇拜”(the cult of sensibility ) ,本身就是18 世纪以来现代性文化的特征(Taylor,1989) 。尤其到了当代,更是以情感为棱镜来透视和理解世界“, 情感至上”(emotionalism) 大行其道。甚至社会问题也被归结为情感问题,于是,所谓的“治疗社会”(the therapeutic society ) 或者“治疗文化”(therapy culture ) 悄然来临(Furedi,2004) 。

在这种背景下倡导“情感民主”,就“可观察的趋势”而言,确实是回应了时代的需要和呼唤,但也很有可能陷入与时代共谋(complicity) 的嫌疑。对于情感和纯粹关系的渴求,从根本上来说,反映的是现代性条件下“游离而独特的自我”(thedisengaged,particularself )( Taylor语) 的需求,这种自我本身就是现代性制度安排的效应。在面对无尽风险的时代,诉诸私人领域和非正式的关系来寻求出路,会不会使我们分散注意力,盯住表面的症状而忽视根本的症结,结果是治标不治本? 特别是对在全球格局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人群和社会来说,能够接受情感民主与全球民主之间存在着对称性的说法吗?

即便我们假定吉登斯并不劳心关注西方之外的社会,那么就西方而言,情感民主确实可能吗? 其实,如果透过当代情感意识形态的系统遮蔽而深入分析的话,我们不难发现吉登斯又错过了真正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这种主张就跟他不惜屈尊引用的自助( self-help) 手册一样,是在“与现代性共谋”(吉登斯,2001a:256 ) 。我们知道,情感民主首先要建立在情感的本真性之上,包括对他人本真性的承认,但在“本真性产业”(the authenticity industry ) 蔚为大观的社会(Meítrovic’ ,1997) ,在一个情感生活日益遭到系统殖民化的社会(Williams,2001) ,寻求乃至依赖于“情感自主”(emotional autonomy)( Giddens,1994:74 ) 来解决当下个体的存在问题,岂不有点缘木求鱼?

放大情感民主化的作用的后果之一,其实是加大了个体的责任。身处晚期现代性中的个体,可能不仅不能藉由情感民主而得到救赎,相反,如果不能胜任,则需要寻求“治疗”。我们可以说情感已经成为一种“虚构”(fiction) ,当代的情感意识形态已经把情感神话化了。当然,这并不是否定情感的存在,而是说情感之成为焦点,成为问题的根源,成为社会博弈中的赌注,纯粹是社会炼金术的结果。个体的情感体验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状况的反映,但现在情感仿佛成为自主运作的领域,而且个人担负着自主调控之责。显然,这同社会问题的个体化、内在化乃至医学化趋势,一脉相承。这种意识形态其实是为专家的入场营造氛围,而所谓专家的介入,会使情感丧失本真性并抽空情感对于个体的意义。所以,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情感民主化是情感规训的深入和深化。这种规训往往是依据政治正确的原则,确定“适当的”或“可接受的”(appropriate or acceptable ) 情感的范围而排斥其他的可能性。从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倘要探索情感生活的乌托邦愿景,似乎更应到马克斯·舍勒那里寻求启发,去发掘从“感性感受”到“身体感受”(或“生命感受”) 再到“纯粹心灵感受”直至“精神感受”的内在丰富性(舍勒,2004) 。

其实,连吉登斯自己也不得不承认,“纯粹关系实际上很不纯粹!我们目前所有的是一种强烈的倾向,即朝向基于情感沟通的关系而非制度给定的性别角色关系……纯粹关系的观念是一种理想类型……不像公共领域,对于个人生活的民主化,现在还没有清晰的制度支持和框架”( Giddens&Pierson,1998:124 ) 。问题是,这种渗透到个人生活的制度支持和框架如果真是清晰可见了,生活世界也许已经凋零殆尽了。

五、附论:吉登斯社会理论的特性

但不管怎样,吉登斯希望在一个越来越飘忽不定的世界,通过倡导特定的价值取向和制度来发挥约束( binding and constraining ) 和能使(enabling and making ) 的作用,帮助人们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做出决定,为美好的未来确定方向。吉登斯之所以作如是想,无疑跟坚信我们能够以另外的方式行事(actotherwise ) 的假定有关。明确了目标,就可以引导人们朝着这个方向靠拢。从这个意义上讲,大概没有其他理论家像吉登斯那样更自觉地寄希望于双重诠释了。在一个迷失方向、缺少认知地图(cognitive mapping) 的时代,这种理论能够得到广泛关注并不奇怪。

但由于从现实到理想的路径缺乏严谨的逻辑性,甚至,吉登斯也从未感到需要为自己所确立的理想的正当性进行论证,这就使得吉登斯的理论明显带有“听不听随你”的特性(take-it-or-leave-itquality )( Bryant已点出了吉登斯理论的这种特性,参见Bryant,1992:148 ) 。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是,既然带有这种特性,吉登斯的理论又是如何获得巨大成功的呢? 这跟他所采用的修辞策略不无关系。简言之,以乐观的基调诉诸恐惧,就是吉登斯的手段。

在《超越左与右》中吉登斯提到了乔纳斯( HansJonas ) 的“恐惧的启发学”(heuristicsoffear ) ,其实,吉登斯自己早就自觉采用这种方法了。所谓的恐惧启发学,就是让人们去想象行动的最坏结果。而吉登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总是会把坏的结果和好的选择相提并论。至于何以造成这种坏的结果,特别是其中隐含着怎样的机制,吉登斯往往语焉不详。但对于并列呈现的好与坏,读者是不需要花费多少反思去做选择的。在《现代性的后果》中,吉登斯就是把“安全”与“危险”、“信任”与“风险”、“本体性安全”与“存在性焦虑”等等之类的好坏方面烘托出来(吉登斯,2000b) 。颇耐人寻味的是,吉登斯声称要克服社会学中的诸多二元困境,但他所采用的惯常方法,却是发明出一系列新的二元概念。比如“结构”分为“资源”和“规则”,“资源”又分为“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等等。这种新的划分不过是通过漂亮的话语把原先的二元对立转移到别处——试问,若不以原先意义上的结构为前提,“权威性资源”何以可能? 通过新的划分,吉登斯只是通过障眼法转移了先前的理论矛盾,但谈不上是解决了其中的问题。

吉登斯越到后来,越是愿意直接诉诸“风险”、“恐慌”、“梦魇”之类的措辞( Giddens&Pierson,1998 ) ,甚至干脆宣布我们处在一个“失控的世界”(吉登斯,2001b) ! 当然, 我们决非是要否认吉登斯所指出的问题的存在,甚至,我们认为他对问题的揭示还不够彻底。关键还在于他并未为这些问题的形成提出恰当的解释。如果不能对产生问题的现实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做出深入分析,谈论问题恰恰可能遮蔽问题,甚至使问题正当化。而在吉登斯,抬出问题的最终目的,似乎是为了兜售自己的药方。从这个角度来说,“警惕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杨雪冬,2001) ,实在是一种明智的提醒。其实,曾与吉登斯有过合作的拉什(ScottLash) 就明确指出,吉登斯的立场越来越倾向于新自由主义,这种立场可用于为布什—布莱尔的外交政策提供正当性辩护(拉什的观点参见Gane,2004:91 ) 。无论怎样,通过强调我们共同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吉登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身理论的“听不听随你”的特性。

无用和辉煌,是当代“后匮乏社会”消费主义的逻辑和特征,吉登斯的理论是否会沦为一种消费品? 面对着方兴未艾的吉登斯产业( Giddens industry) ,保持这种反思和警醒是我们必要的态度。

注释:

* 本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外社会建设理论的比较研究”(05&ZD037) 课题的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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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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