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春松:卧读偶记

分类: 哲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2月13日

「干春松:卧读偶记」是一篇关于“读书笔记,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专栏),由干春松(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哲学,哲学专栏”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平生学无所得,读书求博而不求专,却以学术为业,心中常有未安之处。如今编辑要求谈谈对自己有影响的书,多少有些“临深履薄”之感。不过,就自己从事现在职业的动力与思想倾向而言,下面的几本书是不容不说的。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对于1980年代的学生而言,李泽厚几乎是不可绕过的。两三年前在北京开一个纪念孔子诞辰的会,长时间呆在美国的李先生也与会,我与梁涛兄怀着崇敬的心情前去拜访。先生的谈话似乎集中在了解现在的学生是否依然关注他,显然是在留恋那段“青年导师”的时光,这多少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

  他当然担得起“青年导师”这样的称呼,虽然不断有人议论他的学问。比如说他不懂德语而研究康德之类,多少存了些文人相轻的意思。逼得李专门写了一本名为《走我自己的路》的书来抵抗。或许,从严格的学术标准来看,李泽厚的书问题不少,与其说他是书斋里的书虫,毋宁说,他是一个思想的引领者。他始终是在提出问题并做出自己的解释,而这种解释的新颖性、敏锐性足以引领人们的兴趣。我不能忘记第一次阅读《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给我带来的快乐。在人们还“沉没”于唯物唯心的对峙难以自拔的时候,李泽厚开始用“实用理性”、“积淀”、“心理结构”来解读孔子和宋明理学家;用“瞬息永恒”等词汇来描述庄子和禅宗的意境。让我对先贤的思想产生很大兴趣。李泽厚善于用流畅的文字和引人注意的方式呈现他的思考,并延续至今。他所提出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西体中用”、“巫史传统”,也许你不会同意,但你却无法不注意。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

  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士与中国文化》,可以说是余英时先生在内地学术界的正式亮相。这本书最吸引我的有两个议题:一个是对中国商人伦理的讨论,这个话题显然是针对韦伯命题而发的。当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成为文化热中的一个热点。韦伯认为,中国传统中没有生发出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这种观点成为激进反传统者的新武器。当时,海外学者中,杜维明先生试图总结新加坡的经验来反击,而余英时先生则是正面回击(从今天的多元化的眼光看,余先生的回击多少被韦伯的问题牵住了鼻子)。二是,他对中国传统的“士”阶层的描述。他从孔子的“士志于道”的原则入手,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力求通过社会实践来实现其内心的价值理想,并认为这种理想是先秦诸子所共有的。不过,在把中国传统的士和批判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类比的时候,保持一定的警惕是必要的,因为用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衡量“士”或者装扮“士”都会有一定的问题。余先生对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多有评论,看的时候,一定要留意他的立场的“滑动”。

  余先生并不认同把他列入现代新儒家的说法,他在《钱穆与现代新儒家》一书中有专门的讨论。客观地说,余英时更像是现代学术体系中的知识分子,他的《朱熹的历史世界》等著作就是这样的严谨非观念先导的作品。他自己也继承了传统的士的精神,对现实有强烈的批评精神。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这本书最早以英文出版于1947年,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文版。我到1990年代之后才注意到它。那时,我逐渐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儒家与制度的关系上来。瞿同祖先生的这部大著,成为我反复阅读的书之一。当时,受余英时和金耀基的启发,我很关注儒学如何从传统的制度体系中被分离出来成为无所依托的“游魂”的过程,从而将自己的研究重心确定到“制度化儒家的解体”这样的主题。瞿同祖先生这部法制史著作,恰好是从法律与社会的关系入手,着重讨论中国的家族主义与阶级问题,认为两者是中国古代法律所要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的支柱,也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陈寅恪先生曾提出,中国的政治法律制度受秦制影响甚深,将瞿先生的结论与陈先生的结论互相参照,我对传统儒学与政治、法律、教育制度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瞿先生书中还附有一篇《中国法律之儒家化》的文章,给我以启示,我由此提出了“制度的儒家化”和“儒家的制度化”的双向互动是制度化儒家的基本形态,成为解释“制度儒学”的理论支撑。

  昆德拉与王朔

  现在说这两个人多少有些危险,因为昆德拉已是如此地符号化,而王朔的近期表现则已由“拒绝崇高”(王蒙对他的评介)的反叛,沦落为收拾不住的恶俗。

  喜欢哲学的人,对昆德拉有所偏好是很自然的,他的书里充满着格言式的妙谛,比如他在《小说的艺术》中对犹太谚语的巧妙转换:“为什么上帝看到思考的人会笑?那是因为人在思考,却又抓不住真理。因为人越思考,一个人的思想就越跟另一个人的思想相隔万里。”人的局限和无奈,人对超越的企图尽在其中。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几乎拥有一切吸引我的因素,性、政治、哲学,甚至连小说的章节名称,都看似是一部哲学著作,什么轻与重,灵与肉之类。小说中这样来说“轻”,“完全没有负担,人变得比大气还轻,会高高地飞起,离别大地亦即离别真实的生活。他将变得似真非真,运动自由而毫无意义。”无病呻吟式哲学的苍白就一览无余。

  昆德拉的所有小说的题目均成为当时的口头禅,比如《生活在别处》、《为了告别的聚会》等等,但关键在于小说情节推进中自然流露出的深刻思想。当你看到一个专治不孕不育的医生,将自己的精子供应给一个温泉疗养院的需要者,以致小镇上的许多小孩有一个共同的父亲这样的情节的时候,你会联想到思想控制所导致的精神雷同和退化。

  王朔的小说,是我大学时代除武侠之外最大的阅读享受。如果昆德拉的小说的书名代表着精致的话,王朔则代表着反叛和调侃。比如《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我是你爸爸》之类。但是政治和性的元素则是共同的。

  王朔小说最为生动的是语言,他对北京“方言”的影响值得专门研究。他对于政治性话语,特别是“语录”话语的巧妙使用,对于知识偶像的讽刺,均令人回味无穷。

  王安忆说王朔有语言的天赋,但内心深处积聚了太多的痛苦而不知道如何控制,这个评价我接受,所以,当王朔现在变得如此地无聊,为了卖书而不惜在媒体前面“胡作非为”的时候,我内心复杂又难受。要以现在的心情看,如果世界上根本没有王朔这个人,而只有《我是你爸爸》、《动物凶猛》这几本书,就好了。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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