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扬:技术全球化时代,艺术空间在哪里?

分类: 哲学 作者: 时间:2019年12月03日

「张志扬:技术全球化时代,艺术空间在哪里?」是一篇关于“艺术,全球化,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专栏),由张志扬(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哲学,哲学演讲稿”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诸位:

  本研讨会的主题是“预见艺术的未来——全球化的本土视点”。在这个主题面前,我不是一个乐观的发言者。坦白地说,主题中的每一个关键词——“预见”、“艺术”、“未来”、“全球化”、“本土视点”,都使我惶然不知所措。

  “艺术”看来是主题词,但“全球化”是中心词,“本土视点”无非是中心词领属的回应(响应),只有对它们三者关系心中有数,然后才谈得上有可能而为之的“预见”——“艺术”——“未来”。

  主题中的“全球化”想说什么?“艺术的未来——全球化”吗?还是“全球化中的未来艺术”?两种取向立义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要求我们首先弄清楚“全球化”所指为何?

  “全球化”是上个世纪末随着网络信息时代兴起的指数概念,它本来专指具有归一尺度的“技术”,所谓“全球技术一体化”或“技术全球化”,即是技术普及全球的指数。技术皆有自身的尺度与空间。例如,“牛车”—“汽车”—“火箭”,是最直观的展开时空的指示器;“水力磨房”—“蒸汽机”—“核电站”,前两者曾被马克思认定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进化的物质根据;“羊皮竹简”—“活字印刷”—“数码图象”,今天被看作重述历史文化信息运载手段演化的文明尺度;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技术形式都有各自的时空尺度,因而所度量的时空或其时空存在是根本不一样的。所以海德格尔才有“尺度尺度化”、“世界世界化”这样关于“技术与空间”的古怪说法。显然,只有在卫星电视、网络信息、汽车飞机的时代,地球才变成了“地球村”。

  因技术普及带来的商业利润反过来使“技术”上升为统领“科学”的优先地位。实际上今天的许多“科学”首先就是技术“玩”出来的,技术是“利润”刺激起来的,归根结底是“欲望”需要出来的。所以,“技术与欲望”的结盟乃现代性之基础或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技术”与“欲望”互为自我实现的手段。“技术欲望化”与“欲望技术化”乃是同一的表达。

  “欲望”既是驱动的感性,又是消费的感性,而“技术”恰恰就是“驱动—生产—消费”的感性实现。这就自然给“技术”提出了“感性化”即“艺术化”的要求。其理论表现是“生活与艺术界限的消失”,或者“技术的艺术化成为技术时代的人性救治”之类的“现代浪漫主义”。

  例如,随着“技术全球化”而来的是生活方式的“趋同化”或“同质化”,即“趋同”到“欲望”之“质”上。如电脑、网络信息、影视、摇滚、汽车、麦当劳、时装模特、选美,等等,已经成为国家或城市“现代性”的标志。在这样的标志下,一切都可以拉到秀场上做秀一番,从隐私到竞选。所谓“做秀”,就是把欲望技术化到艺术可观的地步。在这里,艺术直接被还原为“刺激的感性”与“感性的刺激”。

  “技术”也显露出意义的泛化。自然科学的技术,或者,日常生活的每项劳作的熟练与精确的程度,应是“技术”的本义,中西古代更常用的是“技艺”,科学成分加重后才代之以“技术”。然后才向达到任何目的的“手段王国”延伸,以至“手段”、“程序”、“方式”都成为“技术”。最后内化为“工具性”、“功利性”思维方式,一切都在“算计”、“考量”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几乎可以不夸张地说,“现代人”就是“技术人”。

  在这样意义泛化的前提下,随着“技术全球化”,似乎“艺术”自然也“全球化”起来。美国的“好来乌梦工厂”今天不是大有引领影视业“全球化”的趋势吗?

  支持这种“视看”的,除了有特别依赖新技术的“新媒体影像艺术”作为实证,还有一个认识上的“充足理由律”。它们认为:

  “全球化”不等于“一律化”,只要不是“一律化”,就不会伤害“民族艺术”,事实上,新技术只是为“民族艺术”提供着表达的共同性,“影像媒体”便是其中之一。因为,“形式”不同于“内容”,“形式”仅仅是“内容”的容器或包装。只要“内容”是民族的,“形式”——“全球化”甚至“一律化”,丝毫没有关系,反而是“民族艺术”走出传统、走向现代、走向全世界文化交流的“全球化”趋势所必须。

  我们又碰到了老问题。所谓“全球化”不等于“一律化”,已经是“技术全球化”特指概念的泛化。按照“技术全球化”的本来意义,“全球化”应该是被技术“一律化”了的,这是“技术”本身的固有属性规定。前面已经说清楚了。所以,真正构成“全球化”之“充足理由律”的是后面“形式”与“内容”的二元论。

  表面看起来“的确如此”。我首先想反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的”就是“世界的”,而“非西方的”则是“民族的”?这样的“思维定式”不过是西方技术领先的“现代性扩张”的产物,它潜在到意识表层的“前提”,乃是规定了的“优劣等级制”也随之强迫我们必须接受下来。事实上,自认是“准西方人”的日本人并不想掩饰这样的看法。

  这使我不得不想起海德格尔在1953年对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手冢富雄教授的谈话。海德格尔怀疑九鬼周造伯爵用西方的概念解释日本的艺术是否可能。手冢富雄一方面非常同意海德格尔对“西方概念的形而上学性质”的批判,一方面又对东方艺术不能清晰地得到解释而让西方人理解深感困惑。同时还指出,在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的《罗生门》中,“日本世界说到底已经捕捉到摄影术的对象范围中了,并为了摄影术而专门被摆弄了”。海德格尔问:“如果我听得不错,您是想说,东亚世界与电影工业的技术美学产品是格格不入的?”日本人回答说:“这正是我的想法。摄影术这个事实就把我们的世界驱逼到你所谓的对象领域中了。电影的对象化已经是愈来愈广大地扩展着的欧洲化进程的一个结果了。”换句话说,“表面的日本世界完全是欧洲的,也可以说是美国的。”(参阅海德格尔《从一次关于语言的对话而来》,见《海德格尔选集》下卷,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021页。)

  五十年过去了,这场对话几乎可以原封不动地搬到今天,只须把“世界欧洲化”换成“世界美国化”,说得“自欺”一点叫“全球化”。

  海德格尔的意思是想表达出,西方的技术理性概念系统是“技术”的本质,对西方而言,尚且不是“艺术”的本质甚至是对“艺术本质”的肢解,更何况对“东方艺术”呢。

  但在人们对任何形式的“技术化”都习以为常的今天,谁还去在意“艺术的精神气质”!只要一种感觉用最新潮的技术手段表现出来取得最大的轰动效应、得到最高的交换价值,“艺术”就成功了!

  两百年前,黑格尔曾经给“美”下了一个定义:“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我想套用一句:“艺术是技术的感性显现”。这是一种很雅的说法。

  要是露骨地说:“艺术是技术的性感秀”。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未来艺术全球化”或“全球化中未来艺术”——的一个“预见”。

  诸位,我没有任何对艺术不恭敬的意思,就像我在说“花是黄的”没有任何对花不恭敬的意思一样。今天的艺术一头连着“技术-欲望”,一头连着“大众-金钱”,辉煌得很,我还没有疯狂到敢不恭敬的乡愿地步。

  黑格尔一面说“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一面又说,美经过“象征”、“古典”、“浪漫”三阶段后趋于消失。因而给后世留下一个谜团:“艺术的消逝性”?

  今日,“艺术是理性的感性显现”的确消失于“艺术是技术的感性显现”中了。这是像白天样明白的事实。似乎剩下的只是人们对它的评价:“好”还是“不好”——“进步”还是“堕落”?

  如果艺术的存在最终是消逝的,像今天成为技术的“包装”,价值判断何用?

  但是,我该停下来反省一个问题:前不久,现代浪漫主义者还指望,用艺术作为技术时代的人性救治,怎么一下子艺术竟屈从为技术的“婢女”或“服饰”?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判断上或逻辑上的失误,即便“有的”艺术,或艺术“一支”,或艺术“一段”,走上了“技术性感秀”的道路,并不能因此得出“所有的”艺术,或艺术“本身”,或艺术“今后永远”,必然走上“技术性感秀”的道路。

  在下“艺术”的“未来”结论之前,最好还是把“技术”的现代本性、“技术”与“艺术”的真实关系再清理一遍。

  “技术”属于技术理性的科学思维方式自身的实施过程。海德格尔曾经给了“技术”一个极其简明的概括“世界图象化”,即把“世界”先行纳入可“生产”的“剖面图”,由此把世界作为世界“再生产”出来。所以,这个技术的时代就叫做“世界图象的时代”(Zeit des Weltbild)。

  德文“Im Bilde sein”(“在图象中”)这个短语,意即“了解某事、准备好了、对某事作了准备”。“世界图象时代”,意即作为存在者整体的世界被把握为图象了,而且被置于了解并准备制造的目的过程中。

  “图象”尽管是世界再生产的“构想图”,它规定了“目的”、“生产流程”、“检测措施” 、“安全系统”等等,但它毕竟具有可视性,因而要求美观性,为了再进入流通过程实现其交换价值。于是,筹划、设计、生产、销售、消费的从科研到生产的企业行为、商业行为虽然表现为进行中的未完成时,但事实上,它早在“构想图”中完成了,而且“一目了然”。当然会有意想不到的意外发生,可原则上它必须予以排除,要么是作为错误,要么是作为更新。这就是“技术时代”或“世界图象时代”的“必然性”逻辑。海德格尔把它叫做“平面”逻辑。

  谁说这一套流程不用于“艺术图象”的生产消费中来呢?

  不仅如此,技术时代的图象化即“对世界的图象把握”,决不仅仅限于直接的技术层面,首先它已先行进入人的“存在方式”,即“感受方式”、“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然后渗透到表现到各个领域,主要是政治、艺术、宗教领域。

  谁都知道,为什么“好来乌”被叫做“梦工厂”?一个连“梦”都可以生产出来的“工厂”,还有什么不能生产的。“好来乌梦工厂”的运作象征着、预示着整个人类生活在“类型化”即“图象化”中被掌握了,而且每种“类型”又分解成相应的“元素”,为了方便拼接组合,批量生产。“暴力”、“性”、“奢华”、“奸诈”、“惊险”、“变态”等不都是“有买点”的类型“元素”吗?

  “政治”如何?首先人类生活被历史化,接着历史被理性化为“进步论”,接着“进步论”又有“历史唯心主义”的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或以“平等”为原则的民主进步、或以“自由”为原则的民主进步、或以“权力意志”为原则的“永恒轮回”,等等。我们经历过“历史唯物主义”的“进步论”。可是,苏联与东欧的解体,世界上好象证明了“以自由精神最终胜利的历史终结”,而据说,美国就是“世界上自由精神最明亮的一盏灯”——“上帝”与它同在。理所当然,“地球城邦”的“盟主”非美国莫属。它决定世界的“文明与野蛮”、“光明与黑暗”,决定世界的安全边界,决定谁是必须制裁、必须攻打的“流氓国家”、“邪恶轴心”、“恐怖主义”,而且统统有最漂亮的旗帜——“自由民主正义”。

  政治之所以如此,因为政治哲学的基础“智力”与“强力”能划分价值等级决定了如此;其“智力”与“强力”的集中表现就是“技术”,而且“技术全球化”了。还有什么逻辑能比上述逻辑更清晰必然的吗?

  如果“全球化”的今天和未来当真如此、只能如此,请问,“本土视点”还有多大的能量翻天覆地?

  前不久,欧洲哈贝马斯、德里达、罗蒂等七君子发表了一个“宣言”,呼吁全世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反对美国霸权,全面复兴欧洲。表达了不同的声音。我写了一篇《‘地球城邦’今日之‘新僭主’》(见《开放时代》2003年第5期),作为读者,也表达了不同的声音。

  概括起来,“技术”的“全球化”应该是一个被反省的概念,首先是“技术”概念本身尤其应该被反省。即便“技术”事实上“全球化”了,也不能作为推论判断的根据,得出“政治”、“艺术”、“宗教”等都必须“全球化”的结论。因为“政治”、“艺术”、“宗教”不能像“技术”能够达到全球普适性指数的要求。如果能,“政治”全球化意味着美国式民主全球化,“艺术”全球化意味着美国式“好来乌”之类艺术全球化,“宗教”全球化意味着基督教全球化,等等,原来“技术”的“效用”普适性变成了一般的“强力”普适性。也就是说,全部奉行“强者为上”的原则。其结局至少在逻辑上必然导致当今最强的国家如美国应该成为全世界的“君王”。

  事实上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这样习以为正当的思维:西方的理性技术理性及其支撑的文化当然具有“世界普适性”,而非西方的文化只能被叫做“特殊性”的“民族性”的“本土”文化,充其量我们只能在这样的表达中自我安慰:“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

  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民族的”作为不可替代的类型在世界上成为独一无二的“特例”,如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或“兵马俑”等;另一层是说,“民族的”却能“放之四海而皆准”,除科学技术的发明,还有犹太教的“神言”、希腊的“哲言”、中国的“圣言”等只要你信,或至少能被世界接纳为可通行的、可被选择的“存在样式”,如中国的“茶”与“水墨画”、法国的“葡萄酒”与“印象派油画”、日本的“寿司”与“浮世绘”等。这些本来都是对等的,但后来因西方“技术”的强势而出现了严重的倾斜:凡西方的都是普遍的,反非西方的都是特殊的。在这样的思维套路中,我们还没有开始想,就已经被先行规定了必然在次等低位上看着想——“本土视点”。

  在哲学上,上述问题涉及世界范围内历来的“古今之争”及其背后的“诸神之争”。所谓“东方主义”,其实就是“西方定位的东方视点”,它乃是“古今之争”及其背后的“诸神之争”的一种怨恨的表现。我们却当作“时尚主义”跟着学了。虽然它不属于我们讨论的主题,但不能不作为我们主题讨论的背景。须知,它们乃是作为时空普适性指数的“全球化”中应有(或可能有)之义。

  回到我们的主题“艺术”上来。

  “技术全球化”与“艺术全球化”的相合面陈述过了。我愿意把它看着局部相似性,如果我能区分出它们的不重合不相似的差异面的话。

  现在我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它们不重合不相似的差异面上来。

  “艺术”与“技术”的区别,基本在于它们不在一个“平面”上。如果在一个“平面”上,艺术是绝对逃脱不了技术必然性的逻辑网络的。即便“平面”出现断裂,变成沟壑、峡谷或河流,“技术”也能提供各种“摆渡”(逻辑推论)的可能性使其达成“平面”的连接而延展。

  幸好,“政治”、“艺术”、“宗教”按其本性都与“技术”不在一个“平面”上。换句话说,“政治”、“艺术”、“宗教”的空间是“技术”平面覆盖不了的。

  现在的问题是:艺术空间在哪里?艺术空间对技术平面能起怎样的作用?

  “艺术空间在哪里?”

  海德格尔在《艺术与空间》中对“空间”的描述有他惯常的直观性:

  1、“空间”意味“容纳”—“安置”,“聚集”—“庇护”;“空间化”意味“开拓”,因而具有“发生性”,但这种“发生”总是同时表现为“敞开”与“遮蔽”的双重特性。

  2、“空间化”虽然敞开了位置,但这位置常呈变换殊隔的状态:或者迎迓人的命运如“回归家园”,或者荒废得使人“无家可归”,或者任有家无家于“冷漠”之中。

  3、“空间”最后虚位出的是“神性”,但这“神性”颇为“踌躇”,显为“一神”,“诸神”逃匿;显为“诸神”,“一神”逃匿。此“神性”踌躇彷徨“久矣”。(参阅海德格尔《艺术与空间》,见《海德格尔选集》上卷,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1996年,第484页。)

  以上三点是我挑选重述的。第一点描述空间的“属性”,第二点描述空间的“状态”与人的关系,第三点描述空间隐含的“神性”及其显隐的踌躇。第三点的“神性”已经指涉着世界范围内文化背后的“诸神”状态。突出“一神”,其他文化的“诸神”处在何位?突出“诸神”,还原“一神”为“诸神”,那真正的无形的上帝的灵如何显现,无此显现,“诸神”岂不处在永久的“纷争不和”之中?

  (注意,这里说的上帝不是犹太教的“耶和华”,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不是伊斯兰教的“真主”。但我得说明,我的解释也不是海德格尔的本意,而是我的转申义。他说的“上帝”与“诸神”恐怕仅在希伯来与希腊的比较中,没有我听到的世界性的踌躇,即各民族文化背后的“神”都是“诸神”,没有“一神”,或“一神”其实是“诸神”。“诸神”的宗教形式在某种意义上可看作“神的隐匿”,因为它的“偶像化”标志着民族利益的需要。后宗教时代通过灾难启示的,恰恰是“诸神”各自到自身的边界上去聆听“无形之神”的召唤,走“诸神中和”的道路。)

  海德格尔具体区分了艺术空间与技术空间的差别。

  海德格尔说,日益增长的技术与技术理性养成了一种观念,以为那能“支配、利用”的空间才是唯一真实的空间。人就生活在这日益“促逼”的技术空间之中。针对此种观念,海德格尔指出还有别的空间,如“艺术空间”、“日常行动和交往的空间”等。特别以雕塑为例,描述了雕塑所呈现的三重空间:

  被模仿的对象的空间;

  雕塑形体的空间;

  内在于或外在于它们的作为“虚空”存在的空间。

  海德格尔问:“这样三个在其交互游戏之统一中的空间,难道始终只不过是某个物理技术空间的衍生物吗?”(同上。第483页。)

  我想再换一种说法。

  “被模仿的对象的空间”可以叫做“自然空间”——它指涉着“对象的模仿形式”。它不是“对象”也不是单纯的“模仿”自身,而是建立起的“交互性游戏”。

  “雕塑形体的空间”可以叫做“形式空间”或“内形式空间”——它指涉着雕塑艺术自身的艺术因素的“交互性游戏”。

  “内在于或外在于它们的作为‘虚空’存在的空间”可以叫做“自由空间”——它主要指涉着上述之外的“感受性意义”或“感受与意义”的“交互性游戏”,包括对超验的“神性之域”的自行启示的“聆听游戏”。

  无庸讳言,每层空间只对相应者敞开。至于感受的进出,如海德格尔开初描述的空间“属性”、“状态”与“神性”,那全然是个人的命运。

  凡是对影视有所感觉的人,一定不难触摸到海氏的“空间观”。我且以张艺谋的《英雄》为例。

  “剑”(亦可隐喻“战争”、“强力意志”等)

  剑的事件————“自然空间”

  剑自身的表现——“形式空间”

  剑道——————“自由空间”

  至于“剑道”的境界在哪里?“诸侯”封建如燕赵六国(“诸神”),“天子”统一如秦国(“一神”),还是“大化无形的空灵”(中和诸神的“无形之神”——“无形者,形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我的“本土视点”),那全然看悟者能进入或能被接纳到哪种境界的缘分来定了。这里虽然有高下之分,但在不同的境地或不同的历史机缘中,人们可能别无选择地不得不而为之。个人可以超脱,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时是必须面对最基本的生存抉择的,比如“抗日战争”。

  当今世界能否接受“诸神”之一独尊为“一神”?

  不能接受是否意味着“诸神不和”地永远纷争下去?

  还是接受最高的“无形神道”的启示,走世界“中和”之路?

  “剑道”三境界打开的空间无疑启示着更大的回旋余地。那种或把秦王定格为今天的“独夫”而否定《英雄》,或把今天的“统一”视为中国必然的命运而赞美《英雄》,恐怕都局限了它的“艺术空间”。

  同样道理,当今之世,任何国家民族文化,只在“诸神”位置上,三大“一神教”均不过“诸神”而已,要想走出“诸神不和”的纷争局面,不是谁自居强力而独尊“一神”所能解决的,只有各自走到自身的边界上去聆听“无形之神”的启示而自律,世界“和而不同”的“中和”才有可能。

  这就叫做“极高明而道中庸”。

  中国的“艺术空间”自然不乏“极高明”的天道境界。它可以与其他“诸神”在其边界上相遇——“和而不同”。

  “艺术空间对技术平面能起怎样的作用?”

  如果只听任技术必然性要求,世界空间的“逼促”只有走进死胡同了。

  记得一位德国教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一辆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汽车颇有点类似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开车的人是今天主宰人类命运的自然科学家,高速公路象征着现代技术不断加速开辟的方向,上面坐着的是整个人类。现在的问题是,驾驶汽车的自然科学家旁边应该坐着的是谁?

  讲故事的人认为要坐哲学家。我想稍微做一点修正并补全“选举”过程。

  神学家?不。他把人类的最终命运交给了上帝的“末日审判”,现在是管不着的。

  政治家?不。今天的政治家靠的是科学技术提供的速度与力量。他巴不得跑得最快才好拿到“第一”——独尊的“单边主义”。

  剩下的人选是艺术家(包括艺术哲学家)和哲学家(包括政治哲学家)。

  除了做“技术性感秀”的艺术家,除了做“形而上学”的哲学家,最好建议他们两方面结合起来。

  假设结合了,怎么样?

  诸位,暂时除了“提醒”,别无上策。

  墨哲兰

   2004年3月21日初稿

   3月30日修改 海甸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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