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中国儒学之精神》目录、自序和后记

分类: 哲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1月01日

「郭齐勇:《中国儒学之精神》目录、自序和后记」是一篇关于“中国儒学,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专栏),由郭齐勇(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哲学,哲学专栏”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中国儒学之精神》

  郭齐勇 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名校名师名课系列)ISBN 978-7-309-06260-1/B•298

  388千字,定价:33元,配有插图

  本书简介: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形态,它深深地扎根于民间。儒家文化的许多价值理想一直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中华文化可大可久的根据。

  作为中国新一代的儒者,郭齐勇教授数十年来沉浸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研究,本书即汇聚了作者二十多年来在大学与民间演讲儒学的成果。全书深入浅出、全面而又有重点地论述了儒学的源流、一代宗师、发展轨迹、经典著作;儒家的礼乐文化、社会理想、治国方略、管理智慧、人性学说、核心价值、人生意境;儒家人文精神的特色、当今的意义与价值,经济全球化下的创造转化与应对之道。对学术前沿的课题,如儒家与自由主义的对话、公与私、公德与私德、亲亲互隐与人权、儒学的宗教性及宗教对话等论域,亦提出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有拨乱反正之功。

  本书是带有专著性质的国学教材。全书共十二讲,每讲环绕一个中心展开,集理论性、学术性与可读性于一身,文笔流畅,通俗但不媚俗。读者对象为大专或本科生,系高职高专以上院校人文素质或通识教育的教材,也可作为社会人士、干部与经理人才的讲座教材与读物。

  作者简介:郭齐勇,男,1947年生,湖北省武汉市人,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武汉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哲学学院院长,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现任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国际中国哲学会副执行长兼中国地区负责人,国际儒联(ICA)理事暨学术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智慧的探索》、《熊十力思想研究》、《郭齐勇自选集》、《儒学与儒学史新论》、《文化学概论》、《诸子学志》等。曾到美、德、俄、日、韩诸国的十多个世界名校名机构演讲。2006年获国家级教学名师称号。

   目录

  自序

  绪论

  第一讲儒学概说

  第一节 原“儒”

  第二节 孔子与门人

  第三节 四个发展阶段

  第二讲五经四书

  第一节五经

  第二节四书

  第三讲人文精神

  第一节中华人文的特质

  第二节儒学与中华民族精神

  第四讲核心价值

  第一节 中国儒学的中心观念

  第二节 韩国儒学的中心观念

  第三节 日本儒学的中心观念

  第四节 以仁爱为本的价值系统

  第五节 儒家核心价值的现代意义

  第五讲公私观与正义论

  第一节 公与私

  第二节 孔子的公正性诉求

  第三节 孟子的正义论

  第四节 儒家公共哲学及“公德”、“正义”问题

  第六讲亲亲相隐

  第一节 三文本的要旨

  第二节 “直”、“隐”与“爱有差等”

  第三节 西方思想史上的“亲亲相隐”

  第四节 容隐制与人权

  第七讲人性学说

  第一节孟子的性善论

  第二节 荀子的性恶论

  第三节 汉唐诸儒的人性论

  第四节 宋代理学的心性论

  第八讲和谐与中庸之道

  第一节 民族性格

  第二节 四个向度

  第三节 中庸

  第九讲宗教意涵

  第一节 组织化的宗教与精神性的宗教

  第二节 儒学的宗教性与超越性

  第三节 “天”与“天人之学”

  第四节 教化之教与信仰之教

  第十讲理想境界

  第一节君子、圣人、仁人与成人

  第二节子思、孟子的理想人格论

  第三节孔孟人格境界论及宋明儒的发展

  第四节 儒学的生死观及其当代价值

  第十一讲管理智慧

  第一节 儒商的工作伦理

  第二节 孔子的管理哲学

  第三节 儒家的管理之道

  第十二讲自觉自识

  第一节对女性的看法

  第二节“礼”与“吃人的礼教”

  第三节评所谓“假命题”

  第四节 儒学与现代社会

  附录现当代新儒家的反思

  后记

  自序

  (又题:开放的新儒学)

  复旦大学出版社陈军博士约我写这本小册子,承蒙他的看重,也谢谢他有耐心,我终于慢悠悠地把平日为学生们讲课的有关讲义和面向社会大众的演讲稿,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整理了出来。

  我个人持一种开放的儒学的观点,我不认为有什么铁板一块的中国文化或一成不变的儒学。孔子是“圣之时者”,儒家是“时间的人”,与时偕行,不舍昼夜。在今天这个时代,儒学、儒家或儒教当然是具有今天的时代精神的儒学、儒家、儒教。

  我提倡开放的儒学或开放的“新儒学”,主张儒学与马克思主义、西方学术、诸子百家之学的相互拥抱、互补兼容。

  中国文化或国学,包罗至广,丰富多彩。我不同意把中国文化、国学简单地化约为儒学(当然儒学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儒学与除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之学,与道教、佛教,与地域文化或民间文化并非绝对对立。历史上,儒家与上述诸家大体上是处在合理的冲撞与相互补充的文化生态之中的。我们今天更没有必要持门户之见,以为诸家相互抵触,绝对排斥。从人格境界的追求或文化修养来说,儒道释一直是相辅相成的,正如杜甫(诗圣)、李白(诗仙)、王维(诗禅)在唐诗中相得益彰一样。

  中、西、马,诸子百家,儒、释、道,耶教、回教、印度教等,各著精彩,各有其长,都是人类走上现代化的重要思想与文化资源,都可以作创造性转化与综合,取长补短,交流互动,以为当今中国和世界之用。而以当代开放的儒家的立场视之,以他者的视域,更能发现自我的精粹与缺弱,故儒家欢迎各种批评,并善于借镜各家的成败得失。

  我所谓开放的新儒学或新儒家,不仅要做自身修养,著书立说,更重要的是做事,是参与现代社会的生活,参与政治社会及各方面的活动,在做人中做事,在做事中做人。真正的儒学从来都是生活的儒学,实践的儒学。我不同意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的划分。儒家从来都讲经世致用,从来都是在社会政事、教育师道、经史博古、文章子集之学上全面发展的。古往今来真正的儒家,多数是修身律己,有境界追求的人,宵衣旰食、脚踏实地服务大众,有奉献精神,有行政能力与才干,有胸量,有事业,能风化、影响周围的人。这就是内圣与外王的一致。对于像我这样从事教师这一职业的人来说,对学生多投入一些时间与精力,教书育人,提携青年,参与社会活动,比著书立说更为重要。我还是同意所谓“三不朽”中立德、立功、立言的次序。

  与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我生活的社会与家庭背景是儒家式的。我个人的生活方式也是儒家式的,我的学业、专攻,也主要在儒学。故我对儒学有研究的偏重,又有深厚的情感。但这不妨碍我对马克思主义、西方学术、耶教、回教、印度教、诸子百家(特别是道、释)的尊重与学习,也不妨碍我对儒学的批评与更化。儒家是“为己之学”,儒家教会、增强我们自我修养、自我学习、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能力,并有一系列的方法,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等。读儒书,使儒家中人或新时代的儒者更加关心国事民瘼,更加关爱劳苦大众及其子女,更加敬业地投身教育、学术、文化等事业,更加积极地服务于社会,更加谦虚、慷慨、包容,也更有平常心和实践精神,此即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

  我认为,以儒家文化作为切入点和主要视域,来研究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贯,可深化这一主题;但我绝不排斥,相反非常希望其他学者以道家(教)、佛教,各时段的地域、民族、民间文化等为支点或领域来研究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贯。毋宁说,这适成一种学术生态的互补关系。

  有人说儒家是所谓“泛道德主义者”,这也是因为对儒家知之甚少所致。孟子曾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儒家的范围甚广,很难归结为道德的或泛道德的,政治的或泛政治的。就儒家与政治的关系而论,历史上真正的儒家从不阿附权贵,不是历代权威政治的附庸。虽然历史上不乏曲学阿世的陋儒,但这不是儒学的主流,儒家有以“天”或“德”抗位的传统和批判的精神,乃至“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儒家在观念、制度及化民成俗的三层次中,有许多因素成为改善传统政治的良性的东西,这里有不少可以转化为现代法治社会、民主政治建设与陶冶公共知识分子的重要资产。儒家的某些理念曾转化为传统社会的一些制度,有一些制度其实是值得我们反刍的,其中的价值常常被我们忽视。儒家有极为丰富的公共意识与公德心,其对公与私、公德与私德、公利与私利的看法,也绝非流俗所言,它当然也不可以归结为所谓的“个人主义”、“集体主义”云云。

  儒学不是博物馆或图书馆,也不是什么“孤魂”、“游魂”、“野鬼”。海外的一些汉学家、中国学家,对现代中国社会非常隔膜。他们不知道,儒学是生活,儒学有草根性。即使是在农业社会之后,即使清末民初以来基本社会架构与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儒学、儒家仍活在民间,就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下的生活之中,在社会大群人生的伦常之间,在日用而不知之间。我们当然希望把日用不知提升为自觉自识。我们在孔繁森、吴天祥、桂希恩、周又山等当代楷模的身上,都可以找到大量的儒学因素的积淀【注:全国道德模范、武汉市武昌区原副区长(现为调研员)吴天祥同志数十年如一日扶弱济困,武汉市蔡甸区镇宁堡村委会副主任周又山忠厚仁孝,最近在抗雪灾中舍身救人英勇牺牲。】。我个人即是出身于生长于武昌巡司河畔的平民家庭,又在农村与工厂等最下层民众中生活了十数年,至今还有平民朋友,深知民间家庭、社群、人性、人心之主流,老百姓的生活信念与工作伦理还是儒家式的,主要价值理念仍然是以“仁爱”为中心的仁、义、礼、智、信等“五常”(内涵当然也与时迁移,有新的时代精神渗入)。现在一些健康的民间宗教、企业中,吸纳了大量的儒家核心价值。

  儒学与现代化并不是绝对对立的,它是参与现代化的积极力量,而且不仅仅只具有克服现代病、治疗现当代顽疾的作用,也不仅仅只具有心理慰藉的作用。儒学的主要精神与价值理念,仍然是人之所以为人,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的安身立命之道,是当代中华法治社会的民族文化认同与伦理共识之基础。人们常常身在宝山不识宝,儒学丰富的内在宝藏还有待我们一代代人去发掘、发现与转化。

  儒学其实是教养,是文明。当今的社会,尤其需要提升民众、国民的教养水平,尤其需要强调文明的程度。健康的现代市民社会需要“温良恭俭让”和有所敬畏的公民,而不是痞子式的“我是流氓我怕谁”的无赖。公民社会是凸显个体教养与社会公德公信的社会,故现代性的诗书礼乐之教养,不仅对君子,而且对每一个公民都是必要的,它毋宁是现代公民社会的必需,是构建当代文明社会的基础。文化修养的形成,需要环境、氛围的熏陶,长时间的、几代人的积累。儒家教育是性情教育。真正的儒家式的人、家庭与社会的幸福指数很高,幸福感最强。

  这并不是说,儒家、儒学中都是珍宝,没有糟粕,可以全盘照搬,全面复古。儒学作为前现代文明中的一种,当然有其时代的附着物,这是我们必须扬弃的。儒学的本质是变动不居、趋时更新的。时代的限制可以随着时代而代谢、扬弃。我特别要说的是,不要苛求儒家、儒学、儒教。大家都不苛求基督教、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道家道教,为什么一定要苛求儒学,一定要它给予我们现成的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现代价值呢?不给予这些现成的东西就没有价值吗?其实,儒学与基督教等一样,不能直接地开出科学、民主、自由、人权等,但通过我们的批判继承、创造转化,它可以更好地转化并吸纳现当代价值,更好地使现代价值健康地植根于既有的文化土壤。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特定时代的责任,

  我们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我们也不能把责任都推给古人,让古人承担一切。对儒学采取简单抛弃、一味排斥、不讲道理的态度,轻率肢解,信口开河,或视之如寇仇的方式,是最容易做到的,但那是思想懒汉的做法。这种人没有担当意识。对于我们的有志气有智慧的青年人来说,一定要肯下功夫去切磋琢磨自家的文化基因、文化土壤。这里面有很多不简单的东西。例如“礼”、“三礼”中就有大量宝贝,有很多复杂的面相与深刻的内涵,绝不是所谓“吃人”、“杀人”就可以盖棺论定而弃之如敝屣的。那就把洗澡水与婴儿一道泼掉了。其实,换一个角度看,无论哪一种成文或不成文的文化制度都有吃人、杀人的一面,今天的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网络文化、色情文化、官场文化,不吃人不杀人吗?

  现在是开放与对话的时代,我作为新时代的儒者,一直勉励自己以开放的胸怀,接纳、促进新时代的诸子百家,促进古与今、东与西、中西马、文史哲、儒释道、诸子百家间的对话,以及广义的儒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印度教徒、佛教徒之间的对话,在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把自己的珍宝承传下来并努力地输送出去,让全人类共享!儒家有丰富的资源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女性主义等等思潮对话,在对话中彼此理解、沟通、融会、丰富。一方面,以上这些主义不是绝对对立的。儒家有很多思想、价值可以与民主政治相连接或作铺垫。我个人在政治上是一位自由主义者,在经济上是一位社会主义者,这并不妨碍我在文化上的守成主义立场。这里所说的文化守成主义不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也不是文化上的抱残守阙,而是守先待后,创造转化。另一方面,与前所说,我们都需要以他者的视域来观照自身,也只有以他者的视域,在文明的比较之中,才能看清自己的缺弱和优长。当然,用庄子的说法,在以物观之、以俗观之、以差观之、以功观之、以趋观之的基础上,还要上升到以道观之的意境。

  现在又是思考或反思的时代,思考或反思流俗,反思启蒙,反思习以为常,反思思维定势,反思一百多年来时髦人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反思成见,反思科技文明,反思商业化,反思现代性,反思全球化,反思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或官场文化,反思功利时代,反思金钱与权力拜物教,反思人类中心主义,反思今天的评价体系,反思对根源性、对神圣性、对敬畏之心、对终极价值与安身立命之道的解构或消解,反思对列祖列宗创造并传承下来的文明遗产和中华文化精神不抱敬意的态度,重建崇高,重建信念与信仰。我们尤其要反思教条主义,反思全盘西化,当然要誓死捍卫各色人等说话的权利。这就是文化的生态平衡即“和而不同”。

  现在还是文化自觉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与重建的时代。我对开放的儒家、儒学、儒教,充满了信心。我们中华文化当然要有自己的立足之地,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当然要有自己的文化主体意识而不能是无本无根的,不能只沉溺于拾人牙慧。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当然不可能以外来文化为其“体”。但传统或文化(心性的或价值的或观念的文化、制度的文化、器物的文化)总是流动的、变异的。今天的中华文化已是以传统中华文化为主特别是以其中的儒家型社会文化为主,而不断融合、消化外来文化的新文化。这一新文化体用如一,即体即用。但它的内核与主干,当然是固有的精粹,否则,我们拿什么去与人家对话?拿人家的余唾去与人家对话吗?我们只是“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的精神弃儿吗?总之,我们要以健康的心态面对传统与现代间、东方与西方间的种种切切,一定要有定力,有主心骨。

  在构建和谐社会,迎接民富国强之际,千万不要忘记发挥儒家资源的积极作用!儒家不怕被误会被批评,儒家丰富的思想资源还有待年轻一辈人及一代代人去研读、开发与创造性地转化并代代相传!儒家教育一定要从娃娃抓起,一定要进入国民教育体系。儒家中人有所为,有所守!当代儒家的文化理想与终极关切仍然是“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事开太平!”

  谢谢读者阅读我的这一小册子,敬请各位女士、先生批评、赐教。

  武昌郭齐勇

   丁亥年冬月至戊子年二月于珞珈山麓

  后记

  “5•12”四川汶川大地震牵动着全国人民、全球华人与不少外国朋友的心。在地震发生后的半个月内,我与家人时时坐在电视机前,密切关注灾区的动态,我们真是有“揪心之痛”的感觉,时常禁不住泪水涟涟。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不少孩子,不少正在上课的中小学师生被掩埋在废墟下遇难的惨状与不少家庭亲人离散的悲剧,看到有的教师、父母、长辈在地震发生的当下,刹那之际,舍生忘死保护学生、儿女、晚辈的壮举,看到无数解放军与武警官兵、医务工作者、志愿者、各级干部、国际救援者等日以继夜、奋不顾身、艰苦卓绝地抢救生命、济赈灾民,以及灾区干部群众自救的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我们的确有“心灵震撼”的感觉,有奔赴灾区尽心尽力的冲动,可惜因本职工作等原因而未果。在本单位,我是最早捐款也是捐得最多的一人。这当然只是聊表寸心而已,不足挂齿。

  汶川大地震发生时的生死之间,发生之后全国人民、全球华人众志成城,真情救援,有许多催人泪下、震撼心灵的故事。对此,我已在不同场合发表了感言。我认为,在这场突然发生的大灾难面前,中华民族及其子孙的仁爱之心得到极大的弘扬!民间迸发出积淀、潜藏已久的真性情与爱心,这是孔子奠定的、中华民族核心的价值理念——“仁爱”精神的直接体现,是儒家思想活在民间,活在老百姓心中的铁证!这当然是人性的见证,同时又是中国国民性的见证,是爱心、良心、良知、良能的见证,是儒家“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见证!中华文化的根源性体现出来了!我们都接受了一次心灵的洗礼!汶川大地震之后全民呈现的仁爱之心,展现出的最鲜活的道德资源,我们应加以护持,这是民众的大事,对培育子孙后代都有益处!

  近来,我们讨论以现代意识对“公德”与“私德”予以界定的问题。梁任公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他在百多年前对儒家与中国传统的公私观、公私德的前后颠倒的评价,表明他试图从福泽谕吉的窠臼中挣脱出来,重新省视东方传统。这与他到欧美考察及目睹旅日革新派人士的失德败行有关。但梁任公并没有把公私德的内涵与外延讲清楚。八、九十年后,另一位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李泽厚先生,以“宗教性道德”解释“私德”,以“社会性道德”解释“公德”,把“忠”“孝”“仁”“义”划在两边,给人以启发,但仍未说清楚。例如,在儒家“仁德”的思想资源中就既含有“公德”又含有“私德”的意蕴。有的专家以“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来讲公私德,有的专家以“个体道德”与“社会道德”来讲公私德,有的专家从理性、情感、利益的纠缠处讨论,有的专家则以法律与道德来划分。总之,非常复杂。我的一位博士生陈乔见的博士论文《先秦公私观念与儒家公共哲学试探》刚以全优获得通过,讨论甚详。我们拟进一步从当今公民社会的建设的角度更深入研讨这一问题,包括公民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应避免损害公众的利益及他人的权益,及其所涉及的伦理原则等。

  近来,我们讨论得多的还有关于传统社会与制度的认识问题,特别涉及传统民间社会空间很大的史实及乡约的作用等,还涉及到儒家理念与古代制度的关系问题等。后一问题,除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历史上儒学、儒家对专制制度的疏离、排拒、反抗之外,似乎还应当看到,儒学理念与儒家知识人在传统社会的若干有人性的制度之建构及其贯彻中的积极作用,这涉及到有益于民生,有关民众权益与百姓私人空间的保护等问题。对中华制度文明,我们还太陌生,认识极为肤浅,缺乏多学科交叉的深入研究,包括土地、赋税与经田界,养老恤孤、救荒赈灾等对社会贫弱者的关爱,教育考试与文官制度中给予农家与平民子弟受教育权与参与政治权的机会保证,中华伦理法系有关容隐制度对隐私权的保护,监察制度,大量契约文书中涉及的民商法律等,都有很多宝贵的历史经验与合理层面,可以成为现代制度的资源,予以创造性转化。传统中国社会是儒家型的社会,对这个社会我们还知之甚少。费孝通先生有关“差序格局”的论断很有启发性,但也有其适用的范围,不能把它普遍化与公式化,或者挂在嘴边作为中国文化负面的铁证等等。

  人类凡是有传统的文明与宗教,无不以“爱”立教,儒家以“仁爱”立教及其普世价值与当代意义值得我们深思。梁启超的“新民说”发表的时候,中国积贫积弱,欧风美雨,坚船利炮,列强宰割,中国社会解体,中国文化处于危机之中。开发民智的启蒙无疑具有伟大意义。但随之而来,全盘西化成为主潮,似乎中国百事不如人。“文化决定论”成为思维定势,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成了替罪羊,中国“国民性”完全成了负面的东西。清末民初以来,对自家文明传统的非理性的践踏、毁辱成为主要思想潮流。一百多年过去了,需重新检讨;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需重新反思。中国崛起,文化自觉显得更为重要。我们拿什么走上世界,与别的文明对话?我们拿什么建构自家的文明与精神家园?只是拾人牙慧,只是舶来品么?现在,我们到了反思启蒙,发掘自家文明精华的时代了!

  近来,我们讨论得多的,还有性情教育的问题。以“仁爱”为中心的核心价值观的重建,以温良恭俭让为教养主调的礼乐文明,乃至适度的礼仪的提倡,对健康法治社会的形成,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和谐社会的建构,对中国的长治久安,太重要了!孔子仁爱之道是正道。记载孔子与当时人的对话的《论语》等《四书》,寓意深长,给人以文明教养。养育心、性、情、才的性情教育,对现代性与文明对话,对现代人心理的调适,太有意义了!无论是过去的宣扬仇恨,从亲情仇恨始,达至全社会人人自危;还是今天的放任利欲,彻上彻下的声色犬马及自我中心,不顾他人等;对国民性情、心理的健康发展,危害太大了!如要真正接纳西方的优良传统与正价值等等,要真正走上健康的现代化,不可能没有文化认同、伦理共识与终极关怀,而这主要在儒家文化的资源中,需要我们耐心细致地做调适工作!现在不少青年人热衷于西方政治哲学,其实,从亚里士多德到伯林,从哈耶克到罗尔斯,真正想吸取之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通过真诚地了解儒家社会,真诚地学习儒家文化,才能实现。

  郭齐勇 戊子年六月二十大暑日

  西历2008年7月22日

  清样校改完毕于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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