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小平 周泽宇:价值观的分化探析——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为背景

分类: 社会观察 作者: 时间:2020年01月15日

「廖小平 周泽宇:价值观的分化探析——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为背景」是一篇关于“价值观,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专栏),由廖小平(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明显的价值观变迁,其变迁主要表现为价值观的分化和整合及其辩证运动。在价值观分化和整合的辩证运动中,价值观的分化又尤其引人注目。那么,价值观分化的后果如何? 价值观分化有何表现? 价值观分化的根源何在? 这是我们讨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分化及 其 趋势 时所 不能回避的问题。

  一、价值观分化的三种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实际上是中国社会深刻转型的过程。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领域的分化。所谓分化,就是事物由同一性和同质性向多样性和异质性的变化过程; 社会分化就是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领域从“社会合一”走向“社会分离”并分别指向不同价值领域的过程。有学者从两个方面来揭示“社会结构”的基本含义及其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不同特质,“一是从社会基本构成要素的角度,指政治、经济和文化这三个基本社会生活领域之间的结构关系; 二是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指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与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这两大领域之间的结构关系”。在传统社会结构中,经典社会学家所一致认同的“同质性”或“未分化性”是其最根本的特性,这种特性表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在功能和需要上缺乏自主性和互补性,没有形成以充分分工和自主发展为基础的、开放的自愿联合,社会的整合主要依赖于一个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政治权威来实现,社会生活的各领域处于一种无差别、无个性的机械统一状况之中。具体而言,在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中,政治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并成为经济和文化的最高主宰。在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和社会的“公共生活领域”的关系上,公共政治权力统制着一切生活领域,“私人生活”无任何空间。“与传统社会结构完全相反,现代社会结构的典型特征恰恰是‘异质性’和‘分化性’。这种‘异质性’和‘分化性’充分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基本领域,从原来的以政治领域为绝对核心逐渐转向各领域的相对独立和自主,从而实现了从‘领域合一’向‘领域分离’的转向; 二是个人的‘私人生活’从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分离出来,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存在空间。”这种分别从“社会基本构成要素的角度”和“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角度”对传统社会结构和现代社会结构各自特征( 即“同质性”或“未分化性”和“异质性”或“分化性”) 的诠释是非常深刻的,我们由此也可以清晰地看到改革开放以前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重大区别。现代社会的“分化性”和“异质性”不仅表现为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领域的相对分离,而且表现为价值领域和价值观的分化。

  一般而言,价值观的分化有差异、矛盾和冲突等三个程度不同的层面和状态。“差异”是价值观分化的“常态”,即一个正常社会的价值观总是有差异的,即使是高度同质的社会,其价值观也是有差异的,这里的“常态”既指“正常态”,也指“平常态”; “矛盾”是价值观分化的“过渡态”,即矛盾作为价值观分化的一种状态,处于可向两个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既可能转化为价值观的差异状态,也可能转化为价值观的冲突状态; “冲突”则是价值观分化的“裂变态”,即冲突会使价值观的分化转变成对抗。除此之外,还有一种价值观“完全合一”的状态,但这种状态往往是“同而不和”的,可以称之为价值观分化的“高压态”,即必须在暴力或权力的高压状态下才能保持的一种形似高度同一实则潜藏深刻危机、毫无差异和矛盾更无冲突的价值观状态,显然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有一种价值观。然而,严格说来价值观“完全合一”的状态是不存在的,即使存在,也绝对是短暂的。价值观“完全合一”的“高压”状态只在理论上存在,因此,本文并不加以讨论。

  价值观的分化也许会被单向度地认为只具有消极性。实际上,价值观的分化既具有消极的一面也具有积极的意义,其消极性和积极性都蕴涵在价值观分化的三种状态之中。“和而不同”,价值观分化的差异状态是任何一个社会所必需的,也就是说,当价值观的分化处于差异状态时,有利于孕育社会和价值观的“有机性”,即有利于促进涂尔干所谓的“有机团结”社会的形成,在这样的社会里,以差异为前提的价值观是多元、包容、互生、共荣的,人们的价值选择也是多样的,可见,价值观的差异性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当价值观的分化处于矛盾状态时,人们在可以多元价值选择的同时,却会感到价值迷惘,甚至可能会出现价值错乱,于是人们会迷失方向感、意义感、道德感和幸福感。这就要求把握好价值观分化的度,并力求使价值观分化的矛盾状态过渡和转变到差异状态,而不过渡和转变到冲突状态,因此,在价值观分化处于矛盾状态时,就具有消极价值和积极意义的两面性。而一旦价值观的分化处于冲突状态时,就必然出现价值观的鸿沟和裂变,不同价值观之间就可能产生对抗,社会得以维系的价值根基就会崩塌,并由此产生社会分裂和争斗,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具有进步意义的革命外,价值观分化的冲突状态往往只具有消极甚至破坏的作用。

  综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分化,可以发现如下变迁过程: 与改革开放之前高度合一的一元价值观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通过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拨乱反正和思想大解放,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政治变革、全方位开放和相对宽松的社会政治环境,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发生鲜明的多元变化,社会价值观呈现出明显的价值观差异,中国的与西方的乃至全球的、传统的与现代的乃至后现代的、社会主义的与资本主义的乃至封建主义的等等各种价值观开始争奇斗艳,当时的中国社会可谓进入了价值观的“春秋时代”,其鲜明特征就是价值观呈现出“差异”状态。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社会结构和社会领域发生明显分化,利益群体甚至利益集团开始形成,利益分化和社会不公加剧,由此导致价值观分化全面化和深刻化,即价值观分化从 80 年代主要表现在精英群体和文化层面转变为 90 年代覆盖到社会各个群体和深入到利益层面,并与利益分化相互激荡,社会价值观的分化不仅在广度而且在深度上都更为显著,其鲜明特征就是价值观分化更多地呈现出

  “矛盾”状态。

  二、价值观分化的三大表现

  反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分化,虽然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但仍然可以将其总体表现归纳为三个方面,即不同阶层之间的价值观分化、不同区域之间的价值观分化以及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分化。

  第一,不同阶层之间的价值观分化。

  任何社会都存在社会阶层,在阶级社会里社会阶层表现为阶级,阶级之间存在着阶级斗争。在基本消灭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里,由于仍然存在着利益差别,且利益差别永远存在,因此任何社会都将永远存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一般而言,在社会阶层之间存在着差异和矛盾,但不存在阶级斗争,不过如果当利益出现严重分化,并导致阶层之间出现严重的价值冲突时,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就可能转化为阶级斗争。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来至改革开放以前,工人、农民、干部既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三大职业群体,同时也构成了中国社会阶层的基本成分,而知识分子已被分化到和改造为以上三大阶层之中而不能构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一切剥削阶级也已被消灭( 但仍然存在着一个虚构的资产阶级) 。可见,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阶层是非常单纯的。不仅如此,这些社会阶层还共享着高度同一的价值观。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和政治环境下,一方面人为制造所谓阶级和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却竭力消灭社会阶层之间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价值矛盾和价值冲突,甚至连些微的价值差异都不允许存在。

  改革开放以来,原有的工人、农民、干部被打破了身份限制,其本身逐渐发生了分化,譬如,工人既有国有和集体企业工人,以及国企改制后下岗工人的职业和阶层重组,也有了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三资企业、乡镇企业的工人,既有原来那样的产业工人,也出现了企业家阶层和白领工人; 农民出现了身份意义上的户籍农民与职业意义上的农民工的分离,存在着农业劳动者阶层、农村基层管理者阶层和农民工阶层; 知识分子开始形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但很快又被分散到各个领域和各个职业之中; 干部也出现了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管理者之分。不仅如此,还出现了很多新的职业群体和社会阶层,如私营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等等。本世纪以来,已有不少学者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分层研究,譬如 2002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就对当前社会阶层变化做了总体分析,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把当今中国社会划分为十个阶层,即国家和社会管理者阶层( 党政领导干部) 、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 阶层和 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这种划分虽为一家之言且争议较大,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当然,人们还可以以其他标准和方法对中国社会阶层进行划分,也许会得出与此不同的结论。

  之所以如此详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是由于试图以此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在社会阶层之间分化的必然性。因为,按照价值观必定是“谁的价值观”的价值论原则,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必然具有各自不同的价值观,因此,社会阶层的多元分化必将导致价值观在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分化的主要情形。

  第二,不同区域之间的价值观分化。

  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因资源禀赋、地理空间位置和区域文化的不同而长期存在着从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到思想价值观念的差异。改革开放以后,实行经济特区和允许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东部沿海地区率先发展和富裕起来,西部地区仍然处于比较落后的状况,东中西部地区总体上呈现出梯度式差异化发展格局。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的城乡差距仍然存在,甚至在某些地区这种差距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如此种种,不仅使不同地区之间在社会结构和经济基础等方面呈现出差异和差距,而且使不同地区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出现了鲜明的地区特点和地区差异。譬如,改革开放前沿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认为西部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们思想封闭、观念落后、价值观保守,不能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新价值; 相反,西部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人们可能会认为东部地区和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金钱至上、唯利是图、诚信缺失等等。对同一个价值事物,不同地区的人们也许会给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价。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不同地区的人们对很多价值观念形成了基本一致和共识,但不同地区人们价值观的分化也是不争的客观事实。

  与人们对价值观在社会阶层之间的分化给予更多关注不同,价值观在区域之间的分化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这种忽视完全有可能导致中国价值观建设的缺陷。实际上,不同区域之间价值观的分化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比不同阶层之间价值观的分化更为复杂的特点,它不仅有区域之间的价值观分化,而且有区域内部不同阶层、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价值观分化,表现出多重价值观分化相互交织的状态。这对于幅员辽阔、区域差异很大的中国而言,基于区域之间价值观分化的价值观建设显得更为艰巨,但也显得更为必要,尤其应该给予更多关注。

  第三,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分化。

  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分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分化的重要特征。笔者曾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代际分化”做过系统研究和分析。

  讨论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分化,首先必须承认现代社会“代际现象”和“代际价值观”的存在。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加快和深入,“代”开始成为一个“热词”,所谓“60 后”、“70后”、“80 后”、“90 后”乃至“00 后”都是标示“代”的概念。各种“后”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年龄上的区别,实质上在于观念包括价值观的区别和分化。此外,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在成年人与未成年人之间也存在着价值观的区别和分化。我们可以把代与代之间的价值观称为“代际价值观”。代际价值观是以现代社会已经形成“代价值观共同体”为前提的。代际价值观是现代社会价值观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认识到这一点,必将有利于对社会价值观的全面揭示和整体把握。必须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分化,与价值观越来越明显的代际分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价值观的多元分化越来越明显地向社会代际关系领域展开,或者说,价值观的代际分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分化的重要表征之一。看不到这一点,就不能完整而深刻地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分化和整体变迁。一般而言,价值观最明显的代际分化往往发生在社会转型时期。因为传统社会那种价值观代际传承的平缓性和连续性被现代社会价值观代际传承的急遽性和断裂性所取代,基于社会转型之上、作为文化自觉的代共同体意识开始觉醒,各代之间的价值观清晰地凸现出来,并互成相对之势,社会价值观开始发生代际分化就不可避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处在加速转型期,价值观的代际分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显和广泛,以致“代沟”之声不断。在社会转型之时,价值观的代际分化很容易导致成年社会将青少年价值观“问题化”,诸 如断定 青少年出现了“价值观危机”、“道德沦丧”、“一代不如一代”等等,由此可以反衬出价值观代际分化之一斑。

  三、价值观分化的三大根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分化的原因十分复杂,但至少有三个因素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社会转型、利益分化和价值观自身的变迁规律。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入,中国社会的转型也必将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社会转型在价值观上引发的重大变化,就是原有价值观已难以适应新的社会要求和人们的价值诉求,新的价值观正在形成和成长过程之中,同时却又难免泥沙俱下。譬如,改革开放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等主导意识形态支配下,提倡集体主义、理想主义和精神至上等价值取向,人们形成了政治价值高于一切,所有价值被赋予革命性,人们在革命和斗争中寻求和满足自己的价值需求和诉求,而真正的价值需求和诉求特别是对物质价值的追求被掩盖和否定。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集体主义、理想主义、精神价值仍是被提倡的价值取向,但经济价值已取代政治价值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一切价值都要置于理性特别是经济理性的法庭面前加以审视,人们对经济价值和物质价值的追求已成为超越一切价值追求的最大和最高追求。这样,改革开放之前与之后的价值观发生了急遽分化,这种分化实际上一直影响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分化,并在未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中仍将产生一定影响,譬如,针对当前某些社会不公和腐败等现象,一些人对改革开放前的平等道义、信念信仰等价值产生了某种怀旧之情。

  价值观并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直接与利益密切相关并以利益为基础。因此,价值观分化的根源直接源自社会利益的分化。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转型同时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即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必然遵循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经济规律,其核心是等价交换,其作用是通过“看不见的手”自发地调节生产,并刺激生产技术的改进,其结果是所有商品生产者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从而导致和加速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如果政府不通过“看得见的手”对市场进行调节或调节不当,市场经济就必然导致社会分化即利益分化。因此,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分化,我们不能只在价值观变迁本身中找原因,而应到市场经济所导致的利益分化中寻找根源,即价值观分化最深刻的根源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分化。譬如,上述十大社会阶层( 或以其他标准划分的社会阶层) 的分化就既是市场经济所要求的社会分工的结果,也是市场经济所导致的利益分化的结果,这种社会分工和利益分化必然导致社会阶层之间的价值观分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分化的最大节点和集中点是在贫富两极分化上,这种贫富分化既产生在同一个社会阶层内部,也产生在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有 81% 的受访者“完全认同”或“基本认同”中国正在变得“富人更富、穷人更穷”。中国已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数据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 4 . 5 ∶ 1 扩大到目前的接 近13∶ 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 1998 年的 2 . 52∶ 1,扩大到 2011 年的 3. 13∶ 1。全国收入最高的 10% 群体和收入最低的 10% 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 年的 7. 3 倍上升到目前的 23 倍。 全国居民基尼系数在 1990 年就已经达到 0. 445,接近国际上公认的 0. 45 警戒线,农村居民基尼系数 2011年达到 0. 3949,逼近 0. 4 的警戒线。2012 年,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一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称,2010 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已达 0. 61。2013年 1 月 18 日,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新闻发布会上代表官方公布了 10 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2003 年 是 0. 479,2004 年 是 0. 473,2005 年 是0. 485,2006 年是 0. 487,2007 年是 0. 484,2008 年是 0. 491,2009 年是 0. 490,2010 年是 0. 481,2011年是 0. 477,2012 年是 0. 474。公布的数据显示,除 2004 年出现下降外,从 2003 年开始,中国的基尼系数一路走高,在 2008 年达到最高点,此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开始逐年下降。与复杂数据相对应,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看到了部分中国人一掷千金、挥霍无度的画面,与相当部分中国人收入低下、努力攒钱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无论在何种社会制度下,贫富分化都是导致社会分裂和价值观分化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中国,“仇富”及富人携款去国以及与此有复杂关联的“仇官”即官民矛盾就是因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社会分裂和价值观分化最典型的表现形式。可见,贫富两极分化“无疑会加剧社会阶层及思想意识的分化,这也为建立一个统一的能够为各阶层所普遍接受的价值观体系和道德标准增加了困难”。须知,贫富两极分化恰恰是道德衰落和价值失范的重要根源。

  当然,我们还必须看到,价值观分化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变迁的必然逻辑结果,是价值观变迁客观规律的体现。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发生了从一元向多元、从整体向个体、从理想向世俗、从精神向物质的转变,这一价值观变迁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分化是相互涵摄的。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社会的价值观通过一元价值观、整体价值观、理想价值观和精神价值观使整个社会的价值观保持着高度统一甚至同一的状态,这一价值观统一和同一状态又得到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控制的单位社会体制的切实保障和强化。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价值观发生重大变迁,以及政治民主化的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单位社会的解体,价值观的多元化、个体化、世俗化、物质化必然导致价值观的分化。譬如,当今中国已经具有某些后现代的特征,多元取代一元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因为从古代到近代,在一与多的关系上,主流是一元论,而后现代却是一元论的不断解体,宣扬差异性、反对同一性和整体性的多元论成为了时代的主流,多元论及其导致的价值观多元化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价值选择自由,扩大了价值选择空间,使社会对多元价值和价值观差异更加宽容,最终为价值观分化提供了适宜和正当的社会价值环境和氛围。价值观的个体化表明,每个人都是一个不同和独特的价值主体,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价值追求、价值理想、价值实践和实现价值的方式,价值观的个体化必然使社会价值观呈现出差异化、分化甚至碎片化的趋势。价值观的世俗化解构了理想价值观对价值根据、价值本质和价值统一性的追寻,人们更多地是追求世俗生活的幸福和当下需求的满足,而世俗生活和当下需求是多姿多彩的,价值观必须适应世俗生活和当下需求的多样性和分化性,其自身也必然随之发生分化。价值观的物质化失去了支撑价值观统一性和永恒性的精神基础,甚至使社会关系和价值领域也“货币化”,物质价值观的蔓延和普遍化,导致了人们对感官刺激和物质享受的追求,而感官刺激和物质享受往往是短暂和易逝的,于是人们往往就会失去精神寄托,感到价值迷茫,并“接纳了西方( 几乎就是美国) 的价值标准———即以挥霍来衡量人的价值”,这样,“中国的新阶级系统如今似乎涉及的更多是等级而不是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价值观的分化似乎已难以避免。

  基于上述对改革开放以来价值观分化的三种状态、三大表现和三个根源的分析,我们需要对当前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分化状态和分化趋势作一个基本判断。正如上文所述,笔者以为,当前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分化正处于“矛盾”状态。如果说这个判断不一定适用于区域间和代际间的价值观分化,但肯定适用于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价值观分化。上文指出,价值观分化一般存在着三种状态,即差异、矛盾和冲突。“差异”是价值观分化的“常态”,“矛盾”是价值观分化的“过渡态”,“冲突”则是价值观分化的“裂变态”。之所以说当前中国社会的价值观分化正处于矛盾状态,主要是因为价值观在不同社会阶层和各种利益主体之间发生着剧烈碰撞,并偏离了“常态”即差异状态,在程度上也要高于差异状态,另一方面,虽然出现了所谓“仇富”、“仇官”的价值观,但还没有发生价值观的激烈冲突,没有达到价值观的“裂变”状态。中国社会价值观的这种矛盾状态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的重要趋势之一,因为造成价值观矛盾状态的根源在短期内还难以消除,甚至还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强化,从而有转化为价值观冲突的可能。

  探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分化,其要旨是为了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力求避免中国社会价值观分化向“裂变态”即价值观冲突转变,并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促进价值观由矛盾状态向差异状态转化,实现中国社会价值观的良性互动和“价值观安全”,进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提供强大而坚实的价值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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