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苑华:重归以中国为中心的新世界体系:弗兰克的“世界体系”论辨析

分类: 哲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2月11日

「吴苑华:重归以中国为中心的新世界体系:弗兰克的“世界体系”论辨析」是一篇关于“世界体系,弗兰克,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5(专栏),由吴苑华(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 1929-2005)是世界体系的代表性人物之一,他对“世界体系”的颠覆性理解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认为,真正的世界体系不是沃勒斯坦的 “500年”资本主义体系而是“5000年”世界体系,它的中心不是欧洲而是东亚(或中国),他由此批评沃勒斯坦、阿瑞吉和阿明在欧洲的路灯下构想世界体系,要求从全球学的视野上重新定义世界体系。当然,弗兰克不是简单地重新确立世界体系的时间长度,而是重新审视欧美资本主义与世界历史的关系,揭示第三世界国家长期不发达的真相。从总体上讲,弗兰克的思考包含了某些独特内容,为人们理解世界体系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理论资源。

  一、弗兰克论世界体系

  沃勒斯坦将世界体系等同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他认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出现过许多政治帝国体系,但它们不是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真正的世界体系,亦称“现代世界体系”。阿明不完全赞同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的界说,将前资本主义史上的帝国体系称为“纳贡体系”,以区别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同时又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称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需要注意,阿明也使用过“现代世界体系”一词,不过,他用这个词指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与他们有所不同,弗兰克在深入探索中发现,真正的世界体系并非像沃勒斯坦等学者所描述的那样,而是另有一番情形。

  他认为,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世界体系都不可能是500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应当是拥有5000年历史的世界体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仅仅是它的“变种”。从生产方式上看,一方面历史上的生产方式与世界体系未曾一一对应过,另一方面也不是唯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够造就世界体系,亚细亚生产方式就造就了中华帝国的贸易经济体系。从资本积累上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其他世界体系都进行资本积累,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资本积累是“剥夺性积累”,其他世界体系的积累则是“非剥夺性积累”。从结构体系上看,所有体系几乎都呈现出“中心—外围”或“中心—外围—边缘”结构,所不同的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不平等的结构体系,其他世界体系则是平等的结构体系。从霸权上看,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和其他世界体系都拥有霸权力量,所不同的是霸权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成为资本积累的强制性保障力量,在其他世界体系中则充当政治权力的象征性力量。从体系周期上看,世界体系拥有11个大变化周期,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则拥有5个大变化周期。从体系扩张上看,非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扩张不以市场的无限扩张为选择,寻求建构一个松散的国家间体系,且各成员国能够享受平等发展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市场的无限扩张为选择,这种扩张不是为了实现全世界的共同发展,而是为着实现欧美发达国家财富不断增长,且造成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一边是宗主国的依附性积累不断增长,另一边是殖民地附属国的长期不发达①。总之,沃勒斯坦的那些分析要素不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独有的,却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发生了某种变异。

  弗兰克强调,如果我们基于欧洲一时的领先地位和结构优势,把世界其他地区说成是围绕着欧洲组建起来的,那我们就极可能陷入欧洲中心论的世界体系论。从历史上看,直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之前,欧洲还没有形成为一个足以向亚洲挑战的“新工业化经济体”,只是在那之后,世界经济的中心才开始转向欧洲。即便以贸易顺差为例,欧洲经济在很长时期都存在贸易逆差,虽然它在20世纪依靠自身强大的工业优势维持过一段时间的贸易顺差,但是新兴经济体很快就赶上或超越它,又使其贸易回到逆差状态;即便以霸权为例,欧美资本主义世界霸权也不是长期存在的,而且从来都没有达到独霸天下的地步,更何况今日的东亚和中国已经强势崛起,使得欧美资本主义世界霸权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危机。如果霸权都不存在了,那么欧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就不可能存在下去。

  要言之,只要欧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继续存在下去,那么依附性积累和不发达这种两极分化就将继续下去。因此,只有废除欧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回归真正的世界体系,边缘区国家和民族才有希望摆脱被殖民和不发达之困局,获得真正的平等发展。他还说:“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也是不可能被塞进沃勒斯坦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普洛克路斯忒斯结构的,因为全球范围的世界经济/体系没有单一中心,至多有一个多中心等级结构,中国很可能处于这个结构的顶端。”②因此,重归以中国为中心的新世界体系是世界(体系)史的必然趋势和合理选择。

  其一,这个世界体系不仅有着久远的历史、丰富的发展经验和远比欧美资本主义体系具有更大的发展潜力,而且它还奠定了世界(体系)史的发展方向。

  其二,这个世界体系是多样性的统一体,且在长久的历史中形成了成熟的全球性视野;欧洲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时间短、经验不足,且缺乏全球性视野,尤其是它的单一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扼杀了世界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其三,这个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关系不是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而是国家间的平等互惠关系;欧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关系则是地地道道的宗主国—殖民地关系,作为宗主国的欧美发达国家掌握了依附性积累,而殖民地附属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长期处于不发达。

  其四,这个世界体系在久远的历史中是稳定的,很少发生大规模入侵他国的战争,即便蒙古帝国好战,在其建国之后也基本上停止大规模战争;欧美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始终伴随着军事扩张,战争在其历史进程中从未停止过,战争保障了欧美资本主义体系获得广阔的市场空间,成为欧美发达国家掠夺和搜刮世界人民的财富和资源的最快捷手段。

  其五,这个世界体系极少出现经济危机,其发展是平稳的、协调的、持续的;欧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则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极大地危害着世界经济发展和各国人民生活稳定。

  其六,弗兰克推断,在当代,欧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呈现出衰退之势,与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经济呈现出复兴和繁荣之势,形成了两重天,这将昭示着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开始移向东亚,“中国在历史上的世界经济中的‘中心’地位和角色”将再现于未来世界发展进程。

  二、弗兰克“世界体系”论的内在品质

  从总体上讲,弗兰克对世界体系的理解在一定意义上改写了沃勒斯坦等学者的理解,包含着一些理论个性和价值。

  第一,颠覆性。弗兰克早年师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攻读宏观经济学博士学位时,对弗里德曼关于世界不平等发展的解释就持有怀疑。究其原因是他受到世界体系分析范式的启示,用世界体系分析的“中心—边缘”结构模式颠覆了弗里德曼的解释模式,可是,弗兰克对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也持有怀疑。他把沃勒斯坦的1492年形成说改写成5000年前形成说,把沃勒斯坦的欧洲中心论解释模式改写成整体主义的全球学视野,还把世界体系论的出发点由沃勒斯坦的欧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改写成亚洲贸易经济体系,用依附性积累和不发达问题置换了沃勒斯坦的现代化和全球化问题作为中心议题,把世界体系周期模式由5大周期改写成 11大周期,把沃勒斯坦的平面世界改写成弯曲世界,强调世界的多样性统一,批评平面世界是表面平等而实则不平等;甚至颠覆了沃勒斯坦把中华帝国排斥在世界体系之外的论断,提出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世界体系是真正的世界体系,断言世界体系的未来仍将回归这一世界体系。总之,弗兰克的颠覆性理解是全方位的、彻底的,且蕴含了批判性思维。

  第二,全球学视野。由于沃勒斯坦等学者在欧洲的路灯下审视欧洲与世界的关系,抬高了欧洲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同时又贬低了其他地区(比如东亚和中国)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尤其是他们把欧洲的地域性夸大成全球性,不仅扭曲了人们的视界,而且造成人们不能公正地理解真正的世界体系。因此,弗兰克执意放弃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视野,追寻一种整体主义的全球学视野,探索真正的世界体系。他认为,虽然沃勒斯坦不断强调世界历史,但是他的世界历史是欧美资本主义体系的演变史,不是真正的世界史,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史观是错误的欧洲中心论历史观。欧美在成为世界体系的中心之前,一直都是世界体系(史)的外围地带,由于亚洲在最近二百年间衰落在先,欧洲才趁势而上占据亚洲原先所在的中心地位。如果凭此断定欧美是世界体系的中心,就未免过于轻率,至少说明沃勒斯坦忽视了其他地区的发展及其对世界体系史的巨大贡献,回避了欧洲人对美洲、非洲的掠夺和盘剥已经造成这些地区的不发达。如果不纠正来自欧洲中心论的错误历史观,就不能正确理解世界历史,也不能正确认识欧洲以外地区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世界体系史是世界整体主义的而不是欧洲中心主义的人类史。只有坚持历史的整体主义视野,才能“研究唯一的整体世界(体系)的持续结构和运动,才能阐明世界(体系的)任何部分,无论是欧洲、美洲、非洲、亚洲、大洋洲等等的‘发展’、‘兴起’或‘衰落’的来龙去脉”。弗兰克还强调了世界历史的整体连续性。这与沃勒斯坦强调断代史有所不同。后者曾经提出世界历史开始于欧洲资本主义体系兴起之时,主观地割断了世界史的整体联系,是弗兰克所不能同意的。“我认为,通常那种把近代早期和现代历史视为一次重大历史断裂的结果或预兆的论点是不确切的,甚至是不必要的。各种流行的断裂说法不仅无助于,而且大大妨碍了人们理解真实的世界历史进程和当代现实。这些引人误入歧途的说法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形式,其中包括‘资本主义的诞生’、‘西方的兴起’、‘亚洲被并入欧洲的世界经济’等等,更不用说所谓西方的‘理性主义’ 和‘文明使命’了。”③

  第三,蕴含着反传统和反权威精神。这是针对弗兰克的研究主题而说的。以沃勒斯坦为代表的权威论者,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演变特征及其发展趋势以及它对世界历史的影响等问题作为世界体系分析的中心议题,可是弗兰克并没有遵循沃勒斯坦的权威理论路线,反而放弃世界体系分析的传统议题,着眼于合理地解释南美洲国家的不发达问题的真相。在他看来,由于南美洲国家很长时期都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几乎都与其宗主国的制度和管理方式相一致,本该获得相应的现代化进步,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弗兰克认为,沃勒斯坦不恰当地把这种不发达归咎于国际分工,其实,原因恰恰是西方发达国家追逐的资本积累,因为这种资本积累建立在掠夺和盘剥南美洲国家和地区的剩余价值之基础上,更何况现行的国际分工体系服从于西方发达国家资本积累的需要。不平等不是世界体系的固有本质,但它却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本质,换言之,不平等根源于欧美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贪婪、掠夺、侵略本性,而不是根源于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因为这种结构不是从一开始就有不平等性或依附性,而是到了欧美资本主义阶段时才出现这种新变化。

  第四,超越意识形态纠缠,选择经济要素分析。弗兰克之所以坚持世界体系有5000年而不是500年历史,关键在于对贸易经济要素的分析,而不是基于某种意识形态要素分析。白银在世界的流动既反映了宏观经济的不平衡,也是对微观经济谋利机会的主动反应。白银主要是跨大西洋以及经由欧洲跨印度洋向东流动,但也从日本和美洲跨太平洋向西流动。最终,中国成为最大的白银“秘窖”。由于中国具有相对更大的生产力和竞争力,因此吸储了最多的白银。但是,中国与其他地方一样,新增的货币造成了有效需求的增长,刺激了生产和消费的增长,从而支持了人口的增长④。“欧洲在世界经济中的劣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因其对美洲货币的垄断而得到弥补。从需求方面看,欧洲人利用美洲货币——只有美洲货币——打进了世界市场,然后又扩大了他们占有的市场份额。但是世界市场的所有活跃中心都在亚洲……也就是说,欧洲人廉价地、几乎无偿地获得所有这些由非欧洲人生产的实用品,因为他们能够用美洲供应的货币来偿付。实际上,这些白银——也是由非欧洲人生产的——是欧洲能够拿到世界市场上的唯一出口商品。”⑤在这里,弗兰克通过分析白银的流向和流量来论证中国—欧洲关系也是中心—边缘关系,揭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而欧洲则是世界的边缘。他还认为,即便在20世纪的世界体系中,货币变量仍然是研究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关系的有效分析要素。维持当今世界贸易的世界货币是美元,它的流向特征在整体上反映出现代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关系特征,即美国是中心,其他地区(包括欧洲和东亚等)是边缘。

  这就启示人们,居世界体系分析的核心地位的要素不是货物而是货币(或白银或美元或其他币种),强调了世界贸易中的货币变量及其流向特征是研究世界体系的中心—边缘关系的重要维度。

  要言之,弗兰克的世界体系论启示人们,不能教条地固守现有理论而要批判地反思现有理论,不仅要超越欧洲中心论的局限性而且要学会用世界眼光和全球性思维来思考问题,以“具体的总体”思维方法来思考世界体系的本质特征,思考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和连续性,研究最有益于人类社会史的议题,既不要追寻学术时尚,也不要跟在学术权威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要善于选择那些影响长久且应用广泛的要素作为分析的“切入口”,不要被短期效益的经济要素所蒙蔽。所有这些内容都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弗兰克理论的价值所在。

  三、弗兰克“世界体系”论的理论困境

  弗兰克对世界体系的理解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遭到一些学者的激烈批评。比如沃勒斯坦、蔡斯—邓恩都指责过弗兰克的世界体系概念过于泛化,模糊了世界体系与帝国体系之间的界限,造成了理解混乱。这从一个侧面暗示了弗兰克的“世界体系”论包含了某些理论困惑。这类困境可能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择单纯的贸易要素分析,难以令人信服世界体系已有5000年历史。从弗兰克的全部著作来看,他以国际性贸易以及为之服务的货币流向为据,确证世界体系的存在时间不是沃勒斯坦的500年而是他的5000年,论证世界体系的周期也不是沃勒斯坦的5大周期而是他的11个大周期,指证世界体系在整体上表现为多样性的统一,在过程上表现为体系本身的连续性与霸权中心的不断转移的双重历史进程。这些内容虽然有些道理,但是仅仅以国际贸易中的货币流向来确证世界体系的悠久存在及其连续性推进,还是显得理由不足。正如沃勒斯坦所说,在欧洲资本主义体系产生以前,虽然某些地区的贸易活动做得很远,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们并没有形成一体化的、完备的、可操作的国际贸易体系,当时的国际贸易活动受到地区性帝国政治力量的严格控制,除了少量的官方贸易活动,很多贸易活动都是民间的,甚至还是走私的非法贸易,这样的贸易活动岂能作为世界体系的分析指数!如果说那时有过什么体系,那就是帝国的政治体系,这种体系与欧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本质上是迥然不同的,沃勒斯坦不同意把前资本主义时期的政治帝国体系纳入世界体系。这就告诉人们,对于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不能仅仅依赖对单一因素的分析,否则很容易陷入解释困境。

  第二,超阶级分析的历史观,无助于理解依附性积累和不发达问题的真相。值得肯定的是,弗兰克揭示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直接根源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性积累,并激烈批评西方发达国家的贪婪、残暴和无耻。然而,仅仅分析到这一层还是不够的。其实,第三世界国家在当代的不发达,从根源上讲,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借助于现代资产阶级政治力量来完成其资本积累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从实质上讲,是世界无产阶级与世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产物。因此,如果没有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的介入,那么不仅找不到依附性积累和不发达的真正根源,而且也无法找到解决不发达问题的合理途径。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上,弗兰克表现得不如沃勒斯坦,后者多次承认阶级斗争作为马克思学说的主题在今天仍然不可忽视。为什么弗兰克轻视阶级斗争和阶级问题的研究价值呢?这只能归咎于他的超阶级历史观。从认识上讲,受制于他的纯粹经济学研究范式,根源于他专注于对那种无差别的国际贸易体系的迷信;从个人情感上讲,根源于他专注于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依附性积累的愤慨,专注于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不发达的同情;从政治立场上讲,他的诸多分析都没有触及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从价值评价上讲,他追求一种超越意识形态色彩的纯粹学术化研究,言说某种没有被意识形态观念污染过的中立性理论。然而,他的超阶级分析实际上不可能做得很彻底,他避重就轻地讨论问题,有意避免直接讨论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和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不合理性。

  第三,从贬低到全盘否定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不利于全面地理解人类社会历史。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地肯定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他们同时也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史的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它将在以后的发展中被别的社会形态所取代。可是,弗兰克对欧美资本主义的态度有些偏激。在他的视野中,欧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是欧洲人投机钻营、巧取豪夺的结果,是世界体系在最近二百年间出现的一个变种、一个变异阶段、一个历史拐点,这在客观上否定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历史贡献。

  第四,倚重结构主义方法,不利于合理地理解世界历史的前进性和上升性。弗兰克把世界史看做是世界体系在时间上的拉长过程,历史变化不过是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偶然性转换。以他之见,这一切都是世界贸易活动促成的。他曾经声称:“如果我们不考虑亚洲和非洲的变化情况,就无法理解和说明欧洲和美洲的变化,反之亦然;如果不搞清从各个地方散射出来的影响——这是整个世界(体系)本身的结构与动力的结果——就无法理解和说明任何一个地方的变化。简言之,我们需要用一个整体主义的分析来解释这个体系的任何一个部分。”⑥他还说:“真正的世界经济/体系也是不可能被塞进沃勒斯坦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体系’的普洛克路斯忒斯结构的,因为全球范围的世界经济/体系没有单一中心,至多有一个多中心等级结构……因此,尽管在地区内或某些地区间有某种中心—边陲关系,但也很难确认有一个由中心—边陲关系构成的单一中心结构……但是,如果因此断言实际上根本没有这种(整体的)世界经济/体系,那么这种反驳意见也是不可接受的。相反,显然曾经存在着一个世界经济/体系,而且实际上只有一个。它具有一种全球的劳动分工和商业金融联系,尤其是通过世界范围的通货市场。另外,这个世界经济/体系显然也有一个全球性的结构和运动,很值得更深入地研究。”⑦可见,弗兰克注意到世界体系的复杂多样性,却忽视了它的前进性和上升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弗兰克始终倚重结构主义方法而看不到矛盾分析法,看不到社会基本矛盾对人类社会史的根本作用,不理解世界体系的 “中心—边缘”结构本身之复杂性和反复性恰恰根源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不了解世界历史本身总是一如既往地向前推进,总是表现出某种上升性——由落后走向进步、由简单走向复杂、由低级走向高级,不了解这种复杂性变化并不是贸易变量在平面结构中的纯粹流动与积累,而是多种社会力量合成的结果。因此,弗兰克对世界(体系)史的分析不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刻性,至多超越了某些社会学理论的实证主义讨论。

  注释:

  ①其实,依附性积累与不发达是相伴而生的。所谓不发达,又称欠发达或不发展,是专指亚非拉地区的落后、贫穷。当边缘地区的剩余价值在不平等的世界贸易与分工体系中被宗主国盘剥去时,一方面宗主国的依附性积累随之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殖民地附属国随之丧失越来越多的财富,从而陷入不发达之困境。正如弗兰克曾经批评的那样:“我…… 一直坚持认为,‘不是封建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导致了拉丁美洲和‘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的‘低度发展的发展’。我认为,在这种‘低度发展’中,关键性的因素与其归结到当地人民身上或说成是当地的‘内在’因素,不如说是‘世界体系’本身的结构和功能造成的。”(弗兰克:《白银资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4页)

  ②弗兰克:《白银资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435页。

  ③弗兰克:《白银资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437页。

  ④弗兰克:《白银资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467-468页。

  ⑤弗兰克:《白银资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468页。

  ⑥弗兰克:《白银资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69页。

  ⑦弗兰克:《白银资本》,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435-436页。

  【参考文献】

  [1]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尤来寅、路爱国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2]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2卷,吕丹、刘海龙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3]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3卷,孙立田、丹拥军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4]埃米尔·阿明:《世界一体化的挑战》,任友谅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5]吴苑华:《世界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以沃勒斯坦的学说为切入点》,重庆:重庆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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