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读布罗代尔,看近代社会(之一)

分类: 哲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2月13日

「张曙光:读布罗代尔,看近代社会(之一)」是一篇关于“布罗代尔,近代社会,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专栏),由张曙光(北师大)(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哲学,哲学专栏”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年—1985年),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法国东部农村,大学毕业后到阿尔及利亚教过十年中学,后来又在巴西呆过二年,这种经历让他形成了观察与比较不同地区生活方式的兴趣和世界视野。他的最重要的两部著作,除了《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1937),就要数《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1979)了。这部名著所述内容以整个世界为比较架构,叙述的重点当然是欧洲,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本来就起源于欧洲。读这部著作,大体上就能了解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

这部著作分三大卷,我读后,感觉的确像一巨型的人类生活“印象画”,似乎可以看到、嗅到和触摸到,当然不失总体性,从中既能看到地理学、社会学、马克思唯物史观和人类学结构主义的影响,更能看到法国年鉴学派靠实证材料和理论模式,由微观和宏观结合看待历史的的长时段历史观(所谓“历史主义在右边,马克思主义在左边,处于中间的年鉴学派代表第三条道路”,引自法弗郎索瓦·多斯《从碎片化的历史学:从到新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布罗代尔对整个人类历史的理解框架,即深层的“结构”、中层的“局势”和表层的“事件”。“结构”指在历史上经常发挥深刻作用的因素,如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社会组织和文化传统,它决定了历史的长时段的性质;“局势”指在一个时期(通常是十年到一二百年时间中)形成周期和节奏的一些对历史起重要作用的现象,如人口消长、物价升降、生产增减、工资变化等,属于中时段。“事件”指一些突发的事变或冲突,如地震、革命等,对历史起短期的、较小的作用。这个区分有相当的道理,但也不是十分合理或严谨,如社会组织的情况就很不同,象家庭和民族一类,可归属于结构,世界上的几大宗教组织也如此;象行会、政党等,就只能算社会结构变化的历史产物了。另外,“局势”与“事件”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大的事件是社会结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的爆发或解决方式,可以形成局势,如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布罗代尔受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概念的启发,认为社会好比一栋楼房,人们的物质生活是楼房底层,经济生活和资本主义活动则是上面的楼层。只不过布罗代尔所说的“经济”不是指人们自给自足的物质生活,而是指社会交换关系。第一卷的标题为《日常生活的结构》,论述的是人的物质生活,称得上是详述人类具体的日常生活及构成条件,从各国和世界的人口说起,涉及地理、气候、耕作,后面还讲到能源、技术与城市等等。他后来的解释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卷的叙事意图和主要内容,他说:“我的出发点是日常生活,是我们在生活中不知不觉地遵循的习惯或者例行公事,即不下决心、不加思索就到处风行和自动完成的成千个动作。我相信人类有一半发上的时间都泡在日常生活中。无数流传至今的和杂乱无章、不断重复的动作正帮助、束缚和决定着我们的生活。”第一卷的“第一章讲的是人口数量??随后几章提出了其他的问题:当时的人们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为了回答这些棘手的问题,我们必须作一次探险旅行;大家都知道,在传统历史的书本上,人是从来不吃不喝的。”(布罗代尔:《资本主义论丛》第66-6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

15至18世纪的人口,难以有准确的统计。不过,第一,那几个世纪,全世界绝大多数是农民,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口靠土地为生。收成的丰歉决定着他们物质生活的好坏。既然靠天吃饭,气候当然就极其重要;第二,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即人口增多,而收获的粮食还是那么多,人们的生活就困难,穷人更是食不果腹,人口就会减少。造成人口减少的还有两大重要原因,一是灾荒、饥荒,甚至造成穷人卖儿鬻女、亲人相食的惨剧,再一就是包括鼠疫、瘟疫在内的各种流行病,造成人口锐减。人口少了,粮食相对多了,人口数量又会增长,如此反复。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不是没道理,当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还特别提到战争减少人口的作用。

人口有“口”就要吃饭,这就要说到食。“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如宽泛地理解,举世皆然。

布罗代尔首先指出,旧石器的人吃肉,新石器的人吃粮食。吃肉表明那时的人处于渔猎阶段,吃粮食则意味着人类学会了种植。不过,从中世纪到近代,西方的富人平时一直以吃肉为主,穷人吃肉就少得多了。他说中国人因为重农业而非畜牧业,“肉食者”只限于少数当官的,这应当是事实。至于是什么原因,他没说。我想,是否大部分中国人处于温带和江河冲积平原地区,一方面平原适合种庄稼,人们从粮食中摄取的卡路里基本上就够了,二是中国人从来生殖力旺,人口多可耕地少,只有靠种粮才能解决温饱。塞北草原当然适合放牧,但从匈奴等游牧民族历史上频频发动战争劫掠农耕民族,也说明他们光靠畜牧业还是难以很好地解决生存问题。

布罗代尔用大量篇幅详述了小麦、稻子、玉米等等作物及各种品种,从种植到做成食物。小麦属于西方特别是北欧的土产,稻子则是中国土产,小麦,玉米,还有土豆,更不必说带有胡字和番字的作物,都是从世界各地移植到中国的。这间接说明了一个观点,就是即使在自给自足、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人们也不是完全封闭和没有交往的。各民族的迁徙和彼此之间的交流很早就发生了,这当然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所以,许多事情,从个人和家庭看是一码事,从整个整个的民族看,又是一码事,的确存在着整体大于部分或量变引起质变的情况;当然整体与个体两方面相对而言,它们不可能完全对立。

我们知道,杜甫称颂唐开元天宝年间“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那时中国北方大概还没有普遍地种麦子。说到小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西方人用麦子面烤出了面包,中国人却靠高温的水蒸汽蒸出了馒头,这个差异不知如何发生的?如同西方的穷人只能吃面包,有时面包吃不上,就要靠面粥,后来还要靠从美洲引进的玉米和土豆,中国的农民也不能一年到头吃白面馒头或米饭,“糠菜半年粮”的俗语说明了这一点。现今白面馒头成为中国农民的日常食品,逢年过节还有肉吃,老一代的农民已是很满意了,用老话说,真是烧高香了。

布罗代尔讲各地区、各阶层的饮食,就要讲菜肴,这又涉及各种调味品,细致入微。还说到各种饮料,这少不了西方从非洲引进的咖啡和中国的茶,茶在15、16世纪世纪也被引入欧洲,还有各地方的人都会无师自通地酿造且特别喜欢喝的酒类,布认为,欧洲人喝葡萄酒就如同中国人喝茶那样普遍,其实,中国人特别是南方人喝黄酒也很普遍。布罗代尔关于人类吃喝的陈述,几乎到了事无巨细的地步,让我不由想起“舌尖上的中国”。在饮食这个事情上,除了必需品,肯定会有各种奢侈品,奢侈品只有富人才享受得起,富人和穷人由此区分开来。说到兴奋剂和刺激品,当然少不了烟草,除了一般的烟叶,也有让人腾云驾雾的罂粟“大烟”,后来对中国人坑害的不轻,但恰是这一引起鸦片战争的“恶之花”,却成为中国步入近代历史的催化剂。人类历史就是这样的吊诡和无情。

中国人的老祖宗说“食色性也”,可惜布罗代尔大讲食却没有讲色,性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食。这就要看《家庭史》《家庭论》以及多卷本的《欧洲风化史》了。我参照着粗看了一遍,感觉整个人类的人性,真是大同小异,其一,过去的首领或帝王们,一定要在占有异姓即女人方面显示自己的权力和雄壮,这符合达尔文的性选择说;其二,近代以来,人类进入一夫一妻制,然而,即使普通民众吃饱喝足了,也往往想到“性”,即饱暖思淫佚,把力必多即旺盛的精力宣泄到异性身上。不过,除了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出现妓女,在中国,人的性趣主要表现为有钱有势的男人不断地娶妻纳妾,——看看张艺谋一类,好象现在也没有太大的变化;在欧洲,特别是法国皇帝和达官贵人们那里,则表现为拥有许多公开或半公开的情人,情人还可以带来财富,这一点,中国人特别是官员倒是跟上西方了,大部分情人也与钱和财有关,有些还要官员和富商们供养。历史上,性与政治和革命也都有内在的联系。

讲过吃喝讲住房和服饰。房层建筑,西方人多用石料、砖头和木材,由于木建筑每每发生被大火吞噬的教训——如1666年的伦敦大火燃烧五天,使20万人弃家出逃,后来象伦敦、巴黎等城市的建筑几乎完全靠石料了。中国也有砖石,但那主要用于建造皇宫和王公贵族的大院,木料的运用也很讲究。普通百姓则多半住土坯房。布既说中国的建筑大都是“土木建筑”,又说到中国树木缺乏,恐怕只是相对的一时的现象。土坯房也需要有木料做梁廪。但无论如何,西方石头文明的寿命远高于中国的木头文明。

说到服饰时,布罗代尔既详细地说明包括棉花、羊毛、丝绸等纺织业的发展和贸易,又从文明的角度将其与“时髦”和“时尚”关联起来。时尚更多地与服饰相关,而不是与饮食相关,虽然某种饮食特别是饮料也能成为时髦,——这很有意思。虽然人的穿戴和吃喝都不止属于生理需要,更有显示身份和交际的功能,但穿着打扮在这方面明显优越于吃喝。一些人得体的或大胆前卫的穿着打扮,配合动作与舞蹈,更能显示人的身份、帅气、美丽和优雅,增加快乐的气氛,刺激人的肾上腺素,从而惹得男女老少特别是年轻人趋之若鹜。从服装中产生时装,就表明了它的时尚性,时尚当然是有钱有闲、喜欢交际、显摆和奢侈,借以满足虚荣心并吸引异性的西方上流社会推动的,农民或穷人买不起华丽高档的服装,虽然他们的衣料和款式也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笔者由此也想到我们中国。与西方人相通又有所不同,务实又比较含蓄内敛——其实是家族本位与礼教让中国人重私交和内外有别——的中国人特别是富人和官员,既重视穿戴,更喜欢以吃酒、饮茶和打雀牌(麻将)作为交际方式,这从明朝的《三言两拍》和清朝的《红楼梦》《金瓶梅》中不难看出。但吃喝、打牌都 显示不出太多的美感,也不能表现异性的性感(如果有异性参与的话),所以,中国人吃到今天,除了有利于联络感情和做生意,并没有推动时尚。中国人的生活品味、形象风度和精神气质的提升,看来也要从饭局和牌局移到歌舞厅、体育场、俱乐部一类社交和娱乐场所,特别是出境出国旅游,才会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和言谈举止是否文明。让人讥笑为中国特色的“土豪”“大妈”,毕竟不是光彩的事情。真正称得上时尚和文明的兴起,是有世界通则的。

接着说技术。讲能源,特别是铁的冶炼,这当然极其重要,文明的物质基础是能源,甚至可以说,什么样的能源产生什么样的文明。在前工业时代,生产工具和战争工具及其效率的提高,主要靠铁器制品及其技术革新。这方面,中国人遥遥领先,公元前就懂得冶铁,甚至炼出钢来(钢刀),但在13世纪却停滞不前了。欧洲反而后来居上。这里涉及到一个问题,如某个相当大地区根本没有铁矿石,那么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族群,就很难率先从石器进入铁器时代,恐怕还容易被掌握了铁器的族群所奴役,一些现在还处于原始状态的族群是否由于这个原因?但无论如何,结合孟德斯鸠的观点,可以说,人类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理及其差异。当然,地理条件和各种能源的利用,靠的还是人的技术和社会性需求。说到火药、火炮,纸张和印刷,布自然会提到中国,但在火药变火炮,发展军事技术,纸张、印刷变成书本和传媒方面,16、17世纪之后,西方人又走到了前面。布罗代尔指出,技术的发明革新在西方早就有了专利权,但发展也不容易,许多技术要么没人赏识和了解,要么由于夺走人的饭碗而招致反对,但技术带来的效率还是让它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广泛地发挥作用。说到底,是技术给世界带来革命性的变化。

衣食住行,如果说前三样是静态的,那么行就是动态的,行才让人走向四面八方,让物各地流通,这就是运输和道路。行除了靠双脚,一是马,二是车,三是船。在西方被广泛使用的马和马车意味着速度,这在中国也是一样,从汉唐一直到清末民初。东西方造车造船的技术都很早,在这方面我们中国人当然也不逊色过于西方人,但后来就不敌了,一方面西方人更重视海上运输,远航更是让他们把各地联系起来,并发现了新大陆,再就是近代西方发展出工业和蒸汽机,人力车畜力车也变成了各种机车,道路当然也有了根本的变化。

还有一种特殊的“运输”工具是货币,其运输即流通靠的是这一特殊符号的使用。作为人际交往特别是商品交换媒介的货币,属于物质文明的产物和重要内容。最初,许多物品都充当过货币,后来特别是上述四个世纪,全世界的货币主要体现为作为贵金属的金、银和铜,此外还有补充货币、信贷货币。如中国在金子、银子、铜钱之外,也发行过纸币,纸币也带来纸币的问题,特别在通货膨胀和动乱时。15世纪之后,重商主义一度流行,人们对货币的本质感到不解,十分好奇,似乎钱可以创造财富、决定一切。布罗代尔引用熊彼特的话说,“货币根本上就是信贷工具,是支付手段的凭证”。而历史上,“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几乎成为规律。劣币多半指的是质地差的货币特别是纸币,但也可能是金子,当它变得过剩或价值被高估时。贵金属的问题在于,当时的国际性交易必须要使用贵金属,西方要得到来自于东方的各种生活资料,就要用金银支付,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金银特别是银子的外流,而本国居民也喜欢把它们积攒起来,作为储蓄,由此造成贵金属的短缺,这当然可以通过贸易顺差和开采与收购黄金来克服。事实上,一个发达的国家,要拥有多种货币手段和多种类的信贷工具。

最后说到城市。

人们不仅不是平均地生活在地球上,是聚族而居,并且,特别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城市的出现。布罗代尔首先引马克思的话说:城乡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向国家的过渡、地方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没有起码的分工就没有城市,城市的出现又极大地推动了分工的发达和市场,因为即使城市里的穷人也要靠交换为生。城市一为城,二为市,前者重在防守,后者重在交易。城市一旦出现,就成为社会的中心,它主导周围的农村,甚至与国家构成互动的关系,有的城市本身就曾是城市国家,如威尼斯、那不勒斯、佛洛伦萨等,城市还推动了远程贸易。历史上的重大发展无不表现为城市的扩张。

但城市也最突出地表现着穷富两重天。城市是文明的汇聚地和展示地,富人在城市,穷人也跑到城市,两者有着相互依存和利用的关系,于是有了上流社会和底层社会。上流社会意味着权力、财富、奢侈、享乐、文明,也伴之以各种阴谋诡计、腐败堕落;底层则意味着贫民窟和脏乱差,不仅居住简陋,卫生条件差,而且聚集着小偷、妓女和黑社会性质的帮派,制造着各种犯罪。这又使得富人避之犹恐不及,如伦敦的富人们就往“上风上水”的西边迁。这和北京差不多,西区是上风上水,颐和园、圆明园还有和珅的后花园即现在的北大所在地,都在西城,而北京南边的崇文和宣武,虽然名字好听,在世人眼里却是“穷崇文,破宣武”,现今分别归并到东城和西城,它们的“历史”消失了,这却不应该。

伦敦和北京的事例,说明了天底下的道理一样,人的好恶与德行也一样,于是太阳底下便无新事了。但是,人自己造成的贫富和等级式分化问题,却要人类自己想办法解决或减缓。只要人性不变,人们本能地首先考虑自己及家人,人们相互之间又不可能没有竞争,那么,不平等就是绝对的,问题在于不平等能否控制在人们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并且不妨碍人们在不同的职业和阶层之间流动,对社会的正向作用大于负面作用,这却是至今摆在人类自己面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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