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怀远:人类原精神与信仰的重建

分类: 哲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2月13日

「张怀远:人类原精神与信仰的重建」是一篇关于“信仰,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专栏),由张怀远(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哲学,哲学读书”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人间的事情,只看表层,是经济;问到深处,则是文化;问到后来,必然是精神;而问到极处,则毫无疑问是信仰。因为精神秩序由信仰而立。

  信仰是什么?信仰是在相对世界中寻找绝对世界,信仰是人的精神的出发站和归宿处,信仰是人可将性命相托,可以神魂相依的对象。

  信仰的对象不是人,不是物,不是图腾,不是传统意义的所谓上帝(神),也不是人造的其他神灵,只能是人类自身的原精神,我把它称为追真求正精神。因为只有人才能有精神。

  世界上,其他东西都是相对的,只有人类的追真求正精神和为此而努力是绝对的。

  信仰的绝对性导源于人类生存、发展、幸福这三大梯次目标的绝对性,因而为实现这样目标的护法神——人类原精神——也必然具有绝对性。

  信仰乃为人立极之物,信仰是人的精神之根。

  在人类懵懂初开的年代,曾把自己的精神管理权拱手交给“上帝”,以为这是一个最省事的办法。岂不知,原先的所谓“上帝”,原本就是人造出来的。宗教各派的经典——《圣经》、《古兰经》、《南华经》、《论语》、《金刚经》、《六祖坛经》等等——无一不是人写出来的。因为当初的人们不自信,需要一个借他律以自律,或者说化自律为他律的神。所有迷信圣贤的思想和做法,都有这种因素存在。而迷信所谓“圣物”,更显得可笑。唐代的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其目的“本为圣明除弊政”,却换得“夕贬潮州路八千”的命运,使得这一则皇家的笑话永远留在历史上。岂知,所有经典,正如禅机所云,仅仅是可以借助的指示月亮所在的手指,并不就是月亮本身。月亮还需人们各自去寻找。

  信仰,可以借重于组织和仪式,从而让人以群体互助互励的方式走向敬畏的状态——信仰只有被敬畏,才能灵动生效——但是组织和仪式本身并不就是信仰。

  社会的发展,人类的进步,愈来愈将“上帝”置于尴尬的地位。到了19世纪,终于有人喊出“上帝死了”的口号。20世纪,又有人喊出“传统哲学死了”的口号。

  原尊假神杳然去,须觅真神柱长天。

  为此,人类曾一度茫然。真神究竟在哪里?“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其实,真正的“上帝”不须寻觅,它就在人心里,毋宁说,真正的“上帝”原来就是人类自身的原精神!

  心外求神,其神不在;心内求神,其神永驻。

  无论做人抑或做事,首先要解决好从哪里出发,到何处落脚的问题。这便是信仰问题。我的回答是:从“真”与“正”出发,到“真”与“正”落脚。每个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国家、民族、政党、群体,也莫不应该如此。

  什么是“真”?什么是“正”?人类追真求正原精神中的“真”,指的是宇宙自然规律。此所谓自然,即以自身固有的秩序为然,由天定的本身机制使然,涵盖了整个宇宙及其运行秩序。

  人类追真求正原精神中的“正”,应该指在尊重自然规律前提下,做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人与自己(感性的自我与理性的自我)的和谐、公正、正常。否则,就是病态,就是祸乱,就是灾难。

  自然规律是铁的,不容商量的,谁想违背都不行。“天作孽,犹可违;人作孽,不可逭。”不由你不敬畏。“改造自然”是一个带有恶兆的词语,自然只能顺应与回归,不容改造。有多少遭到天谴的灾祸,是在“改造自然”的口号下促成的,人类难道还不警醒么?

  然而仅此不行,还必须同时敬畏“正”。在无人的宇宙,宇宙以自身的秩序运转;在属人的宇宙,便融入了人性的特征。人性有二重性,既有追真求正的一面,也有作假弄邪的一面。人类的历史,就是追真求正精神与作假弄邪作风斗争,并且前者不断战胜或超越后者的历史。人类尽管害怕自然灾害,更惧怕人自己导致的不公不正不和。正如我在书稿中说的,“不平则鸣,不正则倾,不直则圮,不公则乱,不和则战,社会上的乱子往往是因为不平、不正、不直、不公、不和闹出来的。所以,对外讲和平,对内讲和谐,对人讲和气,台海关系讲和解,如此才能天下太平,社会公平,心气和平。”

  真正学不是斗争哲学,而是和合哲学。

  与西方的物质、意识二元论不同,也与中国有人把“真、善、美”做成三元论不同,真正学的哲学基础是一元论。认为意识也是物质,一种特殊的物质。假如不是这样,有些现象就只能用子虚乌有的神来解释,而那样的神是不存在的。真正学是“真”与“正”统一论者,“真”和“正”本来就是一体两面,一而二、二而一的。如果借用传统的阴阳哲学来诠释,那么“真”属于阴,“正”属于阳。“真”和“正”都是敬畏的对象。所谓“真、善、美”,准确的解读是既“真”又“正”才能“善”也才能“美”。衡量“善”与“美”的标准只能是“真”和“正”,而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的教派把本来不是一个层次的“真、善、忍”三者扯到一起,也有不伦不类之感。总之,是一元,而不是三元,也不是多元。“文化多元化”的提法不妥:不是多“元”化,而是多样化。假如一定要使用“元”这个概念,那么,此“元”不是彼“元”。人类的精神世界是统一的,“元”是惟一的,多了就分裂了,乱套了。整个宇宙自然秩序是一元的,并没有给人类另外安排多元。

  “追真”,往往是非功利性的,“求正”则是功利性的。然而,没有非功利性的“追真”,就无法得到功利性的“求正”。因为基督教把上帝视为“真”的体现者(虽然它也曾有反“真”的一面),同时又认为人一出生就有“原罪”,所以,大略可以把西方文化看作“真—恶”学。因为自古以来中国文化不讲“真”,李慎之先生曾引用清代学者廖开的研究成果,说中国的“五经无真字”,同时,孟子的性善说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人之初,性本善”的口歌已经深入人们骨髓;所以,大略可以把中国文化看作“假—善”学。相较之下,前者优于后者,因为毕竟还有一个“真”字在。这便是西方近代发展优于东方的原因。

  无论“假—善”学还是“真—恶”学,或不“真”,或不“正”,其所导致的精神秩序都是崎岖偏狭的。所以,无论中国还是世界,都有信仰重建的任务。

  世界已经有了对普世价值的认同,还缺乏对普世价值坐标的发现。因为只有符合普世价值坐标的价值,才能算普世价值。“真”与“正”,以及由其所构成的价值坐标,是人类的最高价值和最终目标,或者说是终极价值和永恒追求。人类对它们的向往和追求是绝对的,否则,就不能成为人类的精神信仰。

  真正学不管天,不管地,只管人。只要你是人,并且想活着,还想活得好,你就会不自觉或自觉地照真正学去做。真正学调整的对象包罗人间一切事物,从国际争端到家庭琐事,事无巨细,无不由它调节。

  人类前进的旗幡上,一面写着“真”字,一面写着“正”字。无论东方西方,都是如此。

  ——这就是我提倡的真正学的大旨。

  大道至简,说破天则淡如水。

  我可以奉献给世人的是:人世间有两把大尺子,就是追真求正精神所讲的“真”与“正”。它们是永恒不变的价值坐标或价值维度。凡事用这两把尺子度量,好与坏、美与丑、善与恶,立见分晓。只要怀揣这两把尺子,并且善于度量,走遍天下也不怕。

  不过,真正学只能教人以法,而不能授人以术。天下事,纷繁复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具体的钥匙需要各人自己去寻找。开锁的钥匙不暇远求,遇事不必烧香拜佛,只要问问自己的心就可以了。美国第29任总统威尔逊,在实施某项政策时遇到麻烦,秘书建议他更换方案,总统叹了一口气,说:“我的上司不让我那样做!”秘书奇怪了:“总统还有上司?”遂问:“谁是你的上司?”总统回答:“我的良心!”

  什么是良心?良心就是掬真示正之心。

  世界上没有能够垄断真理的人,也包括“上帝”。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同自己心里的“上帝”(神)对话,不必请示神父、牧师、教主,也没有必要专司管理人们精神的领袖。谁能发现真理,看他能否追真求正、揭真示正、持真守正。遇事不要等着谁把思想和做法现成地告诉你,也不要打卦问卜,世界上并没有能够开出万应药方的神仙,神灵就在自己心里,主意要自己拿。

  因为人有本神(我把人的追真求正原精神称为人的本神),所以能够实现自律;因为人有作假弄邪的作风,所以他律似乎应该永远存在,虽则他律本质上也属于人类集体的理性自律。确认真“上帝”就是人自身的原精神,意味着人类要把精神自治权从“上帝”手里拿回来,自己管理自己的精神。这是人类自信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什么是思想解放?只有越来越多的人在更大程度上升华到不是依靠外在的神(上帝)被动地约束自己,而是依靠自己心中的神(原精神)主动地自我约束自己的时候,才算真正的思想解放了。不是上帝叫我爱人才去爱,而是良知叫我爱人,我必须要爱。迷信传统宗教的人们祷告、布施、烧香、叩头,只是为了保佑自己,为了死后不下地狱,为了下辈子的幸福,如此等等,都是从一己出发。真正学则要求人们摆正自己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甚至与自己神灵的关系,廓然大公,举意就是从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公正出发。两者的境界高下立见。

  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

  真正的人类革命,是思想革命,而不是一群人斗争或屠杀另一群人的同类火并或互相残杀。真正意义的革命发生在思想领域,而不是战场。战争,无论如何是人类初民时代的幼稚和蒙昧的产物;政治运动,则是极权政治的特产。

  20世纪才是昨天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纪。国际上,有两次血腥的世界大战;中国则经历了1957年把55万人(实际上可能比这个数字要多)打成“右派”的“反右”运动,1958年的突如其来的“大跃进”,1959至1961年饿死三四千万人的“三年困难时期”,紧接着遭遇了几乎家家有难的1966至1976年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尔后,又义无反顾地走向开放改革。

  进入21世纪之初,美国就发生了“九·一一”事件。得知这一情况的第二天,我不禁顿足:“世界历史从此拐弯了!”果然,不断上演着的恐怖袭击案件,说明没有本·拉登的世界并不宁静。这种情形,能否用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来解释?日裔美籍学者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有没有道理?全世界都在思索和拷问。

  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人无信仰不能立。信仰是做人做事的精神资本。对于一个统一地球人类而言,信仰精神也应该是统一的。可是,各个宗教教派各宗其宗,各种意识形态各主其主,互相争执,互不相让。人类走到今天,这种精神多元的局面是断然不行的了。试问,假如苏格拉底、老子、佛陀、上帝、耶稣、真主、马克思、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一起在“天国”开会的话,讨论到最后,该谁拍板?有了争议,谁听谁的?

  人类的精神秩序再也不能继续分裂下去了!

  地球上的人类只有一个,人类的原精神(或曰元精神)也只有一个,就是人类的追真求正精神,其他一切精神(如求知精神、创造精神、合作精神、自律精神、批判精神、怜悯精神、圣爱精神、怀疑精神、自救精神等等)都是它的化生物或衍生物,只有追真求正原精神才是整个人类精神的主导和主宰。

  毫无疑问,整个人类的精神世界都是一元的,必须在这个前提下建立人类统一的信仰体系,然后由以整合各种宗教教义和各种主义以及整个精神世界。如此,人类的未来才会大有希望。

  以真正学观照世界,洞若观火。

  李慎之先生曾作《发现另一个中国》,指出,游民社会和他们的意识形态支配着半部中国历史,蕴藏着中国两三千年历史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而且可能还是指向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为什么存在着另一个中国?

  资中筠先生曾作《怎么就没有“正好”过?》,针对最近几十年来中国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她发问:怎么就没有“正好”过?

  真正学认为,“正”只有一个,“邪”则有两端,即往往体现为两个极端。专制者和“痞子”是如此,其他以两个极端呈现的现象也莫不如此。因为中国没有追“真”的传统,从而缺乏“真—正”学,“假—善”学深入人的骨髓,所以存在着另一个中国,所以从来没有“正好”过。

  呼吁自由的同时,必要强调敬畏;没有敬畏,何来自由?!民主与法治是天生的一对,民主的神髓乃是“神主”——由追真求正的人类原精神来指导或主导——否则就是灾难,中国吃“文革”中“大民主”的苦还少么?顾炎武有一句话曾经感动过无数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什么不同时呼吁“天下兴亡,匹夫有权”呢?所谓公民,是享有权利和负有义务的人;所谓法学,不过是权利义务对等之学。

  历史经验证明,政治体制的变更或许一夜之间可以完成,但是思想领域的革命则是长期艰难的。而没有后者,成功后的复辟是眨眼之间的事。辛亥革命不就是这样的么?

  可以预见,今日中国即使原份不动民主化了,也是一个很不像样子的民主化,如同孔乙己突然穿起西装一样可笑。一种文化渗透到上上下下国人的血液中,凡举意思考都会受其影响。中国的问题,假如不从文化源头上加以深刻地检讨,终究不能奏效。

  欲立国必先立人(公民),欲立人必先立信(信仰),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和国度。人类正处在一种大变革时代,许多问题首先在精神层面显现出来。而且问题的最终求解,也需要从精神层面下手。

  中国人的贫困主要是精神上的贫困,最好的扶贫是心灵的救助,最好的启蒙是确立真正的信仰精神。

  确立和奉行人类真正的信仰,目的是为了拓宽神行之路和抑制魔出之路。这是人精神领域里的一项系统工程。

  神行之路和魔出之路,往往在某种因由的触发之下发生,尤其与制度环境密切相关。俗话说“利令智昏”,按照马克思的解释,“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然而,“制令智昏”即制度把人的智慧压缩压扁压垮甚至发生癌变的情形,相比于前者有过之而无不及。借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中国人的智慧和想象力就是在长期的专制制度之下,被严重地扭曲变形,于是出现了腐儒充斥的现象。比如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使得多少学人在“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勾引之下,终于“请君入彀”,成为替皇家看院的家奴,哪里还会有非功利性的科学追求呢?这就是近代以来众多科学发现出现在西方而不是中国的重要原因。这种制度扭曲人灵魂的情形,至今仍呈现着可怕的现象。

  中国从1840年进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世界潮流的奔涌流变,则又处在一个新的拐点上。在万花筒般的变化之下,让人们感到这是一个迷惘时代,随即从迷惘走向反省,从而又是一个反省时代,并且正在和最终走向理智和秩序的理性时代。

  20世纪的巨大人类灾难,是要有巨大的人类进步做补偿的。21世纪的世界,呼唤着划时代的思想家,也呼唤着把思想智慧转化为政治智慧的政治家!

  我阅世六十余年,亲眼鉴定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和世界上的诸多事变。我所能回报于时代和社会的,是已经酝酿了十多年的一门学问。我把这门研究人类追真求正原精神的学问,称为“真正学”。人类已经朦胧地追求了若许年——“真正”二字经常叨念在人们口头,情急时更是要急切地呼唤——我不过首先把它倡明罢了。

  世有真学,亦有正学,尚无真正学。尽管相关意思有人说过,但是,将“真”和“正”作为两大基本范畴,从而构建新的学说,此前恐怕还未有。在我的神思中,真正学的出现已呈水到渠成之势,我不过做了一个“助产士”的角色。

  站在21世纪初的门槛上预见未来,我的梦想以近百年相期许。假如到21世纪末,人类的精神秩序能够建立或者初步建立起来,那就谢天谢地了。

  世界上很多伟业,是顶着“狂妄”名号的人做出来的。只有奴隶人格,才习惯于匍匐着走路。一旦如此,那就永远不能望前人之项背,更不必说从前人的头顶上望出去,只能看到他们的屁股。中国传统学者的没出息,体现在永无休止的“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驴推磨式的循环中,直到把精力和智慧消耗殆尽,从不敢越雷池半步。假如硬要为他们寻找一点价值的话,那就是维护现存秩序,确保皇朝永续。

  真正学是常理常道,我书中所讲的,都不过是人间常识。正因为是他人心中所有,而又他人笔下所无,才有出世的意义。书稿中,意到笔未到之处尚多,不妨先推出已成稿以投石问路,再考虑今后接续的研究与撰述。

  为社会做事,不是为了鲜花和掌声,而是为了自己心灵的慰安。我希望用自己这部书稿跟社会对话,向社会提出大变革时代的精神秩序重建问题,为中国,也为世界。

  2012年11月,于蔚县静也轩

  (本文为拙著《为人类找回真“上帝”—我提倡真正学》的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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