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齐勇:谈生命与死亡的智慧

分类: 哲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1月15日

「郭齐勇:谈生命与死亡的智慧」是一篇关于“生命,死亡,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专栏),由郭齐勇(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哲学,哲学专栏”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好!

谢谢各位周末的晚上听我聊聊关于生命与死亡的问题。我今天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外思想家的生死智慧,并将我觉得非常好的书借机介绍,请大家分享。

美籍华裔学者傅伟勋,他曾是美国天普大学的教授,后来又在台湾南华大学当教授,他也是我的老师萧萐父先生很好的朋友。傅先生已经故去了,他写过一本很畅销的书《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是在他患上癌症,化疗之后写的。该书从临终精神医学讲到现代的生死学,是一本关于生命的颂歌,也是濒临死亡的体验。台湾有一位很有名的社会心理学家杨国枢,他评价说这是一位不平凡的人写的不平凡的书,作者不只是靠自己的学识来写,也是用自己的生命在写这本书。我们知道很多人有所谓的知识,但有知识的人不一定有智慧,智慧的养育要用我们的心、要用我们的生命去体验。所以,今天我的演讲分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先向各位朋友介绍傅先生的这本书。

生命的品质与死亡的品质是一体之两面

佛家讲生老病死都是人必然要闯过的关口;庄子讲“气论”,以气聚和气散,来说明人生在世其实有如浮生,就像寄托、寄养一样,是一个短暂的过程。而我们今天的社会是一个高龄化社会,而且是一个现代化的、紧张的社会,一个科技迅猛发展的社会,它迫使我们今天的人远远比古人更加能感受到生命的孤独无依。寿命的延长使我们今天很多七十多岁的老人在侍奉九十多岁的老人,寿命的延长也使死亡的负面心理纠葛延长。退休之后的准老人、很多衰弱或健康的老人、绝症患者,他们的日常生活,尤其是他们精神心灵的安顿,成了很大的问题。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现代社会,很多人都要考虑这个问题。

这些年我也经常去看望一些病人、老人,也料理过师长和亲人的后事,我看到这种现代化机械化的处理病重、临终、料理生前身后事的方式,的确使我感到,“生命的死亡”是一个挥之不去、缠绕我们内心最大的问题。现代社会处理死亡和疾病,特别是严重的疾病,它的许多方式是机械化、非人性化的。很多我们探望、服侍的师长、亲人,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关头,本已恐惧、不安;然而现代化、机械化的处理临终和处理死亡的方式,令他们更加的惶恐、脆弱。现代人面对生命的最后关头,就是处于这样一种境地。

每一个人都会面临自己的死亡,然而除了自我担当,还有谁可以替代?那么我们在服侍亲人和朋友度过他们生命的最后一段的时候,我们如何营造一种氛围,帮他平心静气、从容不迫而又具有人性尊严的离开他所生活过的、依恋着的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本书里,傅伟勋先生说,现代人天天讲所谓生活的品质,却往往忽视了生活的品质应当包含死亡的尊严,或者死亡的品质。生活的品质与死亡的品质是一体之两面,是不可分开的。在高龄化社会,需要赢得生命的尊严,也同样需要赢得死亡的尊严,这是每个人都需要的一种训练。

我们当然希望现代化的医学手段越来越高明,但是当我们看到身患重病的人全身插满各种各样的管子,在依靠机器延长生命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人活到这个程度已经没有了尊严。我看到所谓现代化的殡葬事业(当然因为要考虑传染病的问题,现在密集型的建筑布局和人口众多,不允许我们像过去那样,亲人遗体能够在家里多停一段时间,然后再安葬),以机械化的方式处理我们的亲人、师长、朋友的遗体:冰柜里面一放,水一泼就是所谓洗了,然后冰柜里面一放,然后炉子一烧。这样的过程确实使我们感到,我们所谓生活的品质,人生的尊严,其实应当包括濒临死亡之前的尊严和料理后事的品质。在这里,古代的丧礼葬礼祭礼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其精神是孔子讲的“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东西方宗教对生死问题的关注

西方的死亡学和东方的儒释道、西方的基督教等,从这样一些生死智慧中产生了一种所谓现代的生死学,目的是探索超越个体生死的一种终极真实。我们要发现生生死死终极的意义,定义人生的终极目标,我们开出适当可行的解脱之路,从而使我们每一个人从信念、信仰上有一种终极的承担,这恰好是世界各大宗教以及我国儒释道三教为学的根本。

我们的儒释道三家和西方的宗教或者西方的哲学还有所不同。

佛教的终极关怀,告诉我们如何转迷开悟。我们俗人有太多的无明,不只是生死,还有贪、嗔、痴、慢、疑、恶见等等我们排解不开的很多东西,有很多这样那样的欲念,功名利禄的考量等等。佛教的缘起性空学说所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要空掉、要破除的就是我们的这些执着。

基督教认为人生来有罪,基督教的终极关怀,在于如何洗刷原罪以获致永生。

儒家的宗师所忧之道,是天命之道或者道义之道,也关系到生死问题和生死的态度。儒教、儒家,在中国不只是一种世间的、人文化的道德伦理,它有更深层的天命或者天道作为背景。儒家的终极关怀,它所讲的天命,在体认生命意义的时候,其实也具有一种宗教的性格。所以孔子讲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道家和禅宗更是参破生死。

东西方文化智慧中超脱世俗、追求生命意义的精神力量

世界上各大重要的思想、文化,各大重要的宗教,他们无不对生死问题加以关注,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面对着死亡的挑战。那么我们如何凭借东西方文化智慧中那些高超的、宗教的、道德的高度精神力量来超越、克服俗世的很多烦恼,像佛学所说的,化烦恼为菩提?我们怎么样来破解我们念兹在兹的、放不下的很多俗世的追求,而获得安身立命,乃至获得老子所说的“死而不亡”,乃至获得佛教所说的精神解脱?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然而世界上很多伟人、中华民族很多的志士仁人、文化大家,他们虽然死了,但是因为他们的功业,因为他们为老百姓所做的事情,老百姓总是纪念着他们。他们的生命虽然短暂,有限的生命却获得了无限的价值,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死而不亡者寿”。

从最终的去向来看,基督教的最终去向是永生的天国。从古希腊的源头到后来的宗教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西方文化中,超世俗的天国和俗世的人间,天和人之间有着很大的鸿沟,而中国文化则不一样。

再看印度。印度教讲轮回,最后归于梵我或者神我的合一。佛教它是一种涅槃的解脱,所谓涅槃,是一种最终、最后的自由境界。菩提是智慧,所谓烦恼即菩提,就是在凡俗的生活中,在我们每个人都面对的生老病死和所有家庭社会俗务的过程中,达到解脱的智慧。

道家,尤其庄子,所强调的是与道同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大鹏神鸟,最初它只是一个小小的鱼子,通过变化成为大鲲,然后成为大鹏,可以翱翔九万里之上的高空,最后飞向南冥天池这个理想的世界。从庄子所描述的逍遥之游,或者齐物之论中可以看到,道家是用一种齐万物之论的智慧,使我们世间的很多争执、计较、烦恼得以超脱。

庄子妻子死了,他鼓盆而歌;庄子又借骷髅托梦的故事,讲人死了没有牵累,没有劳碌,安逸得和天地一样长寿,超过了南面为王的快乐。我们知道庄子有很多的故事,庄子和惠施在濠梁之上,看见水中的鱼快乐的游着,他们两个抬杠起来。一个说:鱼很快乐呀。另一个说:你怎么知道鱼快乐呢?这个就说: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那个说:我从你的问话中我就知道你问的前提是,你承认我可以知道鱼的快乐。

庄子和惠施是好朋友。有一次,在魏国的国都“梁”这个城市,魏王任命惠施为宰相。惠施一时糊涂,害怕庄子来抢他国相的位置,于是命令人守住城门,不让庄子进来。哪知道庄子不请自到,到他府上坐着等他下朝。惠施回来以后,很惊讶地看到庄子在他家里坐着。庄子跟惠施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老鸦,找到了一只腐烂的臭老鼠,叼着臭老鼠偷偷的想自己吃掉。其实不过只是一只臭老鼠,他却害怕高贵的大鹓鸟来抢它的臭老鼠,一张嘴说话,结果臭老鼠掉了,他本来想说“你不要抢”。庄子是以此来比喻,你是一个诸侯国的相国,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根本不被看重啊,如死老鼠一样,我怎么可能来抢你的相位呢?所以《庄子·大宗师》里面讲到,南伯子葵请教神女,神女通过三天的修炼能够放下外物;通过五天的修炼能够“外天下”,把天下都放下;通过七天的修炼能够超越死生,能够见独,即见到道体。以上讲了一点道家庄子的生死观。

再说儒家。孔子一生73岁,孟子一生84岁。孔孟作为儒家的代表,在他们的生命中,曾经遭遇过很多坎坷和波折。孔子周游列国14年,到陈国、蔡国时,面临绝粮的境地。在宋国,他和他的弟子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司马桓魋(也叫向魋)把这个大树砍倒了。面对这些危险,孔子非常坦然,因为他有一种最高最终的信念在支撑着他。他说:“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意思是,老天把这个德性放在了我心中,司马向魋能拿我怎么样呢?他在匡地的时候,因为他长得很像阳虎,匡人误把他和他的门徒都拘押起来了,他也是心地坦然的说:“天之将丧斯文(指文王所承的三代文明)也,后死者(后文王而死者,孔子自指)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思是老天如果要丧失掉华夏文化的话,那我作为后死者,我怎么能够了解、学习、继承华夏的文化呢?老天要是不失掉华夏文化的话,那匡地的人能拿我怎么样呢?儒家学者把华夏斯文的传续作为自己的使命,虽然他们自身的生命要面对很多冲突、死亡的危险,但是他们心地坦然。因为他们背后有一种终极的东西、有一种最高的信念在那里支撑着他们。

现代学者梁漱溟先生也是一位有骨气的人,他在抗战期间代表民主党派在香港办《光明报》,太平洋战争以后香港沦陷,他坐着小木船从香港返回广西。当时大风大浪中一叶扁舟,船夫都非常紧张,他却说“没关系,我不会死。我还有几本书没有写出来,老天不让我死,我不写出这几本书后人怎么理解孔子呢?”梁先生他就有这种自信。1974年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人民批林批孔,梁先生在全国政协学习会议上说,你们批林彪可以,但是不能批孔子,孔子代表的是中国文化,孔子不属于他一个人,孔子属于全中国人民。当时有人呼口号说“打倒梁漱溟,梁漱溟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梁先生脱口而出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梁先生等人是追求生命的意义和尊严、追求死亡的意义和尊严的人,堪为世间的楷模。

终极目标是改变人生的强大力量

一个人一旦有了终极目标,他就可以像孔子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他会产生为实现这个目标而献出自己生命的期望和愿望。而且在实践上,他会彻底改变生活的方式和态度,以此来实现人生的价值。每一个生命都是渺小的,面对苍茫的宇宙,面对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人总是孤立的、孤独的、无奈的。即使像释迦摩尼、孔子、孟子、老子这样一些伟人,他们的一生也是短暂的,他们在世时也有很多的不顺利,很多的坎坷与困顿。

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他小时候爸爸就去世了,他十多岁时妈妈也去世了,所以他很小的时候就做很多粗活;他一生奋斗,为理想知其不可而为之,遇到了很多困难。他对他的门徒们说,他的道是否大行于天下,或者他的道是否不行于某个诸侯国或者当时的天下,那都不要紧,重要的是他要奋斗、要努力,他要为我们的文化、为我们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的理想而不断奔走呼号,这就是所谓终极的承担和终极的献身。他有一种转化自己人格的强大力量。

谭嗣同,当时他完全可以逃掉,日本领事馆已经给他安排了后路,但是他不能走。他说“我不走”,“我以我血荐轩辕”,他要用死来唤醒当时已经麻木的社会民众,来唤醒大家支持维新变法。所以这都是有了终极信念、终极目标的人。

我们知道有没有信念、有没有目标,人生是大不一样的。佛教的意识,我们可以用憨山大师所说的“生死大事”四个字加以概括,所谓“非于生死外别有佛法,非于佛法外别有生死”。佛教要我们面对最终关头,让自己得到心灵的安顿和人性的进化。因为他们要昭示的是,佛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云门禅师说“日日是好日”。即使这一天你过得不好,遇到了交通的拥堵或者股票下滑等等,但是佛教的智慧让我们把每一天都当好日子来过。马祖道一禅师说“平常心是道”。人生之旅,虽如“古潭寒水”,然而只有领悟了“死”的意义的人,才能珍惜人生,懂得爱人、做人、求知和责任,懂得何谓人性和生命,才有智慧和勇气去担当一切的挑战和痛苦,从而使自己活得有价值、有尊严、有意义。

思考死亡,升华心灵;尊重生命,回归本真

我们读过托尔斯泰的《伊凡·伊里奇之死》,他用独特的生死体验的心灵写照来表明这种心灵的升华。西方的哲人海德格尔说“向死而在”,只有面临死亡才有生命的意义。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的电影《活下去》里,主人公渡边也是这样,生命在他的心路历程中,在他面对死亡的实践之中,焕发出光辉。我们的生命存在的一天,就是我们必须充分生活下去的一天,直到我们告别人间为止。我们只有秉持积极正面的人生态度和行为表现,才能体现我们对于生命真实自我的肯定,才能完成我们人生的责任。

海伦·聂尔宁在1992年她88岁高龄时,出版了自传性的著作《美好人生的挚爱与告别》,回想了与年长她20岁的先生的美好爱情生活和奋斗历程。她说,参与爱的生活和深爱他人就是最大的人生报酬,爱心的表现是无止境的,挚爱与告别都是生命的因素。他们所昭示的是死亡之中的甜蜜,或者甜蜜即是死亡。

以上我转述了傅伟勋先生的话,有关于儒道家的也有我的心得。傅先生的著作告诉我们,死亡的含义其实可以延伸扩大到精神自我和情感自我的死亡。对于有些人来说,离婚、失恋其实无异于一场场小的死亡,在这个过程中,总是要经历这样的五个阶段:开始是否认和孤立,然后是愤愤不平,接着是讨价还价,再就是消沉、抑郁、忧郁,最后是接受现实。如何本能的去承担生命的苦难和人生的使命?傅先生觉得,其实每一个人都要不断的积累、培养丰富的生活经验,同时品味、领悟死亡的内涵。

直面死亡、体验死亡,当然我们要更加尊重生命,更加不要轻视自己,特别是自己的生命。比如,我们现在每到五月,有个别大学生或者研究生轻生,这是国家、民族、社会的损失,对于他们的家长来说,更是非常痛苦的事情。那么我们就想到,对于一个青年人,其实也可以进行这样的教育。比如《孝经》里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我们都是人之子女,大孝的开始其实是尊重你自己的“身体发肤”,你的身体健康和安危是父母最重要的关注,你活得好不好是亲人最挂念的事情。我们要为他们,也要为自己去尊重生命,遇到坎坷、遇到压力与竞争,要想得更开一些。

那么对于死亡,我们如何去锻炼、去体验?其实死亡并不是等到老年才去考虑的事情,我们把自己整个的生命投入到生生死死问题的主体性的探索中,才可以发现一条不依傍于任何外在力量、外在客观条件,可以大彻大悟、精神解脱的道路。这些就是庄子和庄子学派在《庄子》三十三篇中,通过大量寓言故事所描绘的生死学的贡献。世俗的生活绝对不平坦、不公平,绝对有很多差距、矛盾、斗争、计较,他要我们把这些东西看作是齐一的,就像我们在飞机上俯视地面的时候,我们在地面上感觉到的很大差别的东西,已经不是那么明显了。庄子教我们有一种超越生死、破除生死对立的智慧。这种智慧在陆王心学、在禅宗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中过世的西子湖畔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书法家马一浮先生,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学者,新儒家三圣之一,深通佛学和理学。他经历了抄家等很多的痛苦,最后临终之前写了一首诗:“乘化吾安适,虚空任所之。形神随聚散,视听总希夷(希和夷是老子道德经中形容看不见摸不着的道德)。沤灭全归海(沤和海之喻是佛教华严宗的一种比喻),花开正满枝。临崖挥手罢,落日下崦嵫。”太阳总是要落到崦嵫山下的,人生总是要离开这个世间的。他在乱世之中,从容、洒脱的把儒佛道的生死智慧融入了人生。尽管我们有很多的不安、很多的恐惧,人总是要回家的,我们如何恬淡愉悦地回归生活的本身,展现人性的美好,这就是生死哲学的意义。

死亡哲学是人生哲学的深化和拓展

第二部分,向各位介绍另一本书,我的同事和朋友段德智教授的《死亡哲学》,90年代初在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又再版,是极有价值的书。

死亡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谜。自从有了人类关于死的恐惧、悲哀、困惑、反思和各种方式的处理,生死问题成为人类心灵、民俗和文化的经久不衰的课题。段先生讲,死亡哲学其实是人生哲学或者生命哲学的深化和拓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只有具有死亡意识的人,才有可能获得人生的整体观念和有限观念,因而克服世人难免的怠惰、消沉,萌生出生活的紧迫感。

死亡的意义或价值问题,说透了,它是一个赋予有限的生命以无限的永恒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因而归根到底是人生意义和价值的问题。柏拉图说“哲学是死亡的练习”,叔本华说“死亡是哲学灵感的守护神”,雅思贝尔斯说“从事哲学就是学习死亡”。我们的《易传》讲“原始反终,固知死生之说”,这也是一种高明的见解。中国文化尊重生命、尊重天地之间、宇宙之间有一个伟大的精神生生不息,中国文化华夏族群的文明也是生生不息。在这个背景之下,他正视死亡,因而强调只有超越、消解死亡,才能最后达到人与天地万物同体的境界。王阳明的《传习录》讲的是,如果我们对生死念头看的透、看得破、透得过,我们这个心之全体才是流行无碍的,这才是儒家所谓尽性致命之学。

西方在文艺复兴时代、在启蒙时代有很多的哲人,他们的反思是,人生不再意味着忍耐、受苦、消极无为,而是可以依靠自己设计,过得生气勃勃、轰轰烈烈、奋发有为。这是面对死亡,反省了生命的个体性和有限性,才给生命以内在的价值,这就是所谓“借死来反观生,以生来界定死”。人类的生死观在启蒙时代以后发生了质变,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说:“假如精神害怕死亡,他就没有勇气直面自己的应当被否定的方面”,他说“所谓承担死亡,就是不要害怕死亡,也不要躲避死亡,而要敢于去否定自己应当被否定的方面,不管自己经受怎样的风险和精神痛苦也在所不辞”。黑格尔所说在“死亡中得以自存”,他所强调是,通过自我否定,求得自己更大的生存和发展,因为人最难战胜的是自我。其实老子哲学也讲到如何战胜自己,不断超越自身、回归自身,不断否定自己、实现自己和认识自己。

在西方死亡哲学中,自由的原则和个体性的原则,是死亡意识向生命意识、道德意识和文化意识转换的枢纽。我们界定的自由,有政治上的、社会学上、美学上的,有哲学上的各种关于自由的定义,但是所谓的自由其实也是一种被限制。孔夫子尚且说“从心所欲,不逾矩”,无论我们如何界定个体,它都离不开社会群体。康德强调的自由是道德的自由,那是自己跟自己下命令。康德提出“自由人自己选择去死”这样一个死亡哲学的重大命题,他强调的是意志自律。康德给自己写的墓志铭说:“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他说道德的自由总是自己决定自己,而不是别人,不是他在的力量决定自己。这种所谓意志自律,并不是一种张狂的自由,而是在道德层面上,自己如何去选择是道德的行为还是非道德的行为,这样一种自己决定自己的自由。而在社会层面上的自由,又是不逾社会规矩的。所以康德哲学讲,我们如何要求人们,把死亡方式的选择,自觉建立在超乎于个体的普遍利益和普遍道德准则的基础之上,这是两方面的统一。

黑格尔对人格提出了一种颇具特色的解说,他说:“一个不曾把生命拿去拼了一场的个人,诚然也被承认为一个人,但是他没有达到他之所以被承认的真理性作为一个独立的自我意识”。也就是说:他不仅承认生命的自我否定,尤其要承认在启蒙哲学中所非常肯定的我们,如何去拼搏、如何去实践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所强调的是近代启蒙以后的人的一种主体性的张扬。以上是段教授的书的要点。

儒学的生死关怀及其当代意义

前面我们介绍了傅伟勋教授的著作和段德智教授的著作,现在我们谈谈儒家文化中有关生死的关怀以及它的当代意义。这是我的学习体会。

儒家的生命意识、死亡哲学的第一个方面是“尊重生命”。孔子讲“未知生,焉知死”;“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当时他的门徒中,子路非常好勇,他经常告诫子路要尊重生命,不要暴虎冯河,不要去无畏地牺牲。子路最后是死于卫国的内乱,孔子听说他去了,就知道他可能回不来了。子路被人乱箭射了以后血流满面,死之前他还端正了自己的帽子。孔子讲的“未知生,焉知死”,其实是说中国文化、中国哲学更加重视的是“生”,面对生,如何实现生命的意义,不要轻易的去消耗掉自己的生命。

战国的时候,刺客轻生成为一种时尚,孟子为当时人戒,指出“可以死,可以无死,死伤勇”。“勇”不是去拼死,可以死可以无死,我们不要轻易地牺牲生命。他甚至告诉我们,知命者不站在危墙、危岩之下,因为会坍塌。《孝经》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周易·系辞传》讲“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周易”之“易”,一名而含三义:变易、不易、简易。天地万物一体的易道、变化之道,变化之中又有不变的原则,这个原则又很简约,所谓《周易》是有变易、简易、变易之中有不变易的原则的意思,这就是古代哲人所体会的天地、宇宙、乾坤、山河大地,草木鸟兽生生不息的这种过程。天,乾元之德,是大生之德;地,坤元之德,是广生之德。而人,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说学习天德天道和地德地道的品格,我们的创造性才可以和天地的创造性相配合、相媲美。我们效法天地、德配天地、弘大天性,来全面发挥人的秉性和潜能,就自然有一种周易所昭示的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是儒家珍重生命、主张积极人生的传统。同时,要有承顺性,被接受性,又要宽容大度,包容各种人,这叫“厚德载物”。

《中庸》讲:“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是说,圣人能够把天下的这种真实无妄的“诚”的精神发挥出来,充分实践天赋给人的各种各样的秉性,不仅尽我自己的本性而且尽他人之性、尽他物之性,帮助他人、他物来畅顺地发挥自己的本性,这样,人就可以和天地这种生生不息的化育万物的这种精神相配合,人就可以参与、帮助天地的生生不息的演化和养育万物,那么人的地位就可以和天地鼎足而三了。这是《中庸》所阐发的一种哲理。所以在儒家看来,宇宙和人生的本质属性是生生不已,变动不居,不守故常,日新又新。儒家所主张的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参与现实的生活,特别是我们如何用参与现实、用我们的道德生命来回应天地、父母的生生之德。

从每一个个体来说,儒家的主张是,我们如何把守成和创业、动和静、本性和欲望、生和死,统一起来。所以《周易》的易道、孔子学说的仁德仁体,它有创造精神的一面,有进取的一面,在变动中、在实现生命价值、在“开物成务”的各种社会活动中保持自己的本性,保持刚健精神,不沉溺于声色犬马的物欲,不要心里有种种挂碍、其他的追求。所以儒家主张,通过正视生来正视死,“未知生,焉知死?”儒家用强烈的生命意识来通透死亡意识。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一旦有了一种生命的志向,哪怕是早上听到了我们无穷追索之中的这个道,晚上去死,都是值得的,他讲了一种无穷的追求。孔子讲“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孟子讲“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孔子在水边咏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人要向水的品格学习,与时偕行,与时俱进。

儒家的主张,是用生命的意识来界定死亡的意识,用积极热烈的人生实践来省视生命的有限性,来赋予有限的人生以无限的价值和意义。我们尊重生命,所谓生命可以区分为精神生命与物质生命。没有物质生命就没有精神生命,两者不可分割,所以我们尊重物质的我、肉身的我。然而没有精神生命,人无异于行尸走肉,生活就没有意义,所以我们更尊重精神的我、人格的我。

儒家的生命意识、死亡哲学的第二个方面是“死而不朽”。过去有所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言。”立德是最根本的,是否成就功业,要靠外在客观环境,但立德更重要的是个体性,靠主体自身,至于著书立说、立言,是最后的,但这三种都叫不朽。所以儒家坚持独立的人格,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不苟且偷生,也不和恶势力同流合污。孔子讲:“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不要求取自己苟且的生命而伤害了仁德,甚至可以用生命来成仁取义。他讲:“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作为君子,有道之人,没有在吃完一顿饭之间这样短的时间内违背仁德。“造次”是仓促匆忙,“颠沛”是流离失所。无论是仓促匆忙的时候,还是流离失所的时候,作为君子,也不会违背仁德。曾子讲:“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都是长期以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所实践的道理,死而后已的这种精神。

孟子讲,作为“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他讲:“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命很宝贵,我们当然希望活着,道义也是我们所向往的,但是在民族、国家的大义、大是大非需要承担的时候,舍生而取义。他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活着是我想要的,但是我所想要的还有比活着更重要的价值,所以我不要苟且偷生。死也是我所厌恶的,但是所厌恶的有更甚于死者,所以就害怕在最后的关头不能闯过,不能够舍生取义。荀子讲“人之所欲,生甚矣”,人的欲望中“活着”是很大、很重要的欲望;“人之所恶,死甚矣”,但是“人有从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我们在面临最后大义的选择时,需要生命的承担。所以在传统文化中,保持气节和操守成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从苏武牧羊则文天祥、史可法,历史上志士仁人都是这样做的。

曾子讲:“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孟子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讲:“从道不从君。”文天祥讲:“时穷节乃见”,“生死安足论”,“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古人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呢?不是为了苟且偷生,他一定是要有尊严地活着,死得其所,活得其所。所以孟子讲:“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尽道而死,是正命;至于为非作歹,犯罪了判刑而死,那是非正命,不是一个人正当的、正常的命运。所以,儒家生命的价值转化为死亡的价值,生命的承担转化为死亡的担当。不应害怕死亡而偷生,不因威胁利诱而苟活,生命通过死亡得以延续,人生由有限变为无限,个体自由和人格独立得到最大的发挥。《左传》里多次提到死而不朽,死且不朽,死又何求?《论语》中也讲到,死而无悔,死而后已,士可杀而不可辱。《孝经》里面讲到:死生之义。所以儒家绝不逃避死亡,以自己的价值观追求死而不亡。

儒家生死智慧的第三方面是“存顺没宁”。宋代有个伟大的思想家张载,他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还有一句话是说:“富贵福泽,将厚吾之生也;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也。存,吾顺事;没,吾宁也”。活着我顺从(天地乾坤父母的)事理,死了我很平静安详,因为我无愧于天、无愧于人,心安理得,所以我活着很顺,死了很安宁。《易传》里面讲:“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它讲的是原始而知生,最后求其终时,就知道死的意义。这是孔夫子跟子路讨论的时候,直接说的意思,尊重生命,也尊重死亡。

王阳明说,做学问的功夫,对于一切声色名利和嗜好,都能摆脱殆尽,再通过一个最后的关头从生命的本根上去领会,才能达到见得破,透得过,这才是流行无碍的生命之归宿。

所以儒家的人生设计,既是生气勃勃、轰轰烈烈、奋发有为,又毫无粘滞、毫无牵挂的做到达观的态度,这就是所谓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其实每一个人都要有这样一种精神,这种生死态度既有壮怀激烈、视死如归的一面,又有恬淡无欲、安静平宁的一面。这与那种惧怕死亡、不敢直面死亡的恐惧心态不同,又与那种耽于声色、及时行乐的游士心态不同;既与那种消极无为、怠惰保生的逃世心态不同,又和那种斤斤计较于功名利禄的执着心态不同。儒家的人生设计具有一种张力。

儒家生死智慧的第四方面是“慎终追远”。《左传》讲“慎始而敬终”,慎重地对待生命的开始,严肃认真地对待先人的死亡。《尚书》讲“慎终于始”,“慎厥终,惟其始”。曾子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谨慎地对待我们先人的死亡、父母的死亡,追怀远祖,老百姓的风俗就归于厚朴了。所以中国文化,儒家,有祭祀的传统,有认真对待先人父母前辈的死亡,这样一个很大的传统礼仪。儒家重视孝道,也就是肯定了生死转化代谢中的死而不亡问题,儒家通过血亲种族的延续,来“继志述事”,延续其精神,光大其事业,是文化生命的传承。儒家的孝道不是狭隘的,不只是族群的延续,不是只重视传宗接代,更重要是一种人文事业、文化生命的延续。

儒家非常重视教育、重视师生的关系,师生这一伦是非常重要的,它强调的是文化事业和文化生命的传承。所以儒家的死亡意识向生命意识、道德意识和文化意识转化,有限的个体人生向无限的群体人生转化,它是有一个生生不息的自己的文化系统。后人帮助先人自然安宁地接受死亡,并获得临终的尊严,而且祭奠追念死者的德懿,体悟生死的终极意义。孔子讲:“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父母活着的时候,要按礼侍奉他们;父母死了,要按礼安葬他们,而且经常去祭祀、纪念他们。这反映的是一种人文式宗教的信念,也昭示了人的归宿感,强调了以人性化的方式来料理后事。

儒家生死智慧的第五方面是“天道性命一体”。儒家的终极关怀具有天命的根据和冥悟体认的宗教性格,他的天命之道是生命和死亡意义的价值源头。儒家彻悟生死和在精神上超越死亡的根据,是天道、天命的信念以及对人之所以为人的规定—-天赋的仁义礼智信这些道德心性的尊重。天道和人道、天道和心性的贯通,表明儒者对于人世间、对于俗世生活的肯定,在俗世关怀的背后,它其实是有深刻的、超越的、形而上的关怀,也就是终极的最后的关怀。所以儒者以天下为己任,儒者有救民于水火之中的信念和救世献身的热忱,尤其他们至诚不息、虔敬无欺地尽心知性、存心养性,来事奉天地精神。孟子讲“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短命也好,长寿也好,我们都修身养性以待天命。这种安身立命之道,其实在儒家的俗世的学说里面体现出了终极性的宗教品格。所以儒家的使命感、责任感、“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死且不朽”、“死而后已”、“朝闻夕死”的忧患意识和力行实践精神,都具有宗教性的、超越的、天道天命的源头在背后支撑。

最后,我们讲讲儒家生死观的当代价值。现代人的精神安顿成了问题:生活的无意义感笼罩着新生的一代;人们的心灵缺乏滋养,生命缺乏寄托;临终的精神关怀缺乏;现代工业化的料理后事方式缺乏人性化,更使临终者惶恐不安,不能够从容不迫、具有人性尊严地承担死亡。那么我们即使检讨现代科技文明本身,就能够代替现代人思考生死的意义和价值吗?我们在重症监护室看到亲人、朋友、长辈、老人、病人那样的状况,其实我们心里非常不安;每次去殡仪馆送走亲朋好友或师长,也是觉得一方面受到心灵的洗礼,另一方面有很多惶惑不安的感觉。

儒学的安身立命之道,如果在现代社会中加以创造性的转化,就能够丰富我们今天的生活,使我们活的更好,活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儒学可以提升我们的人格,活化性灵,解脱烦恼,缓冲现代人内心的紧张,超越生死的执著,复活人文理想的追求,使人真正过着人的生活。

儒家的精神对于今天社会人生的一些负面问题,比如环境破坏、道德失落,能够起到治疗和拯救的作用,尤其是对人性和人心的安立,肯定会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其实儒学根本上是教我们如何做人,明了生活的意义。去年的汶川大地震,使全中国、全世界的华人,都有了一种慈悲心、仁爱心焕发起来的感觉。看到那些被地震吞噬的生命,我们心里非常难过,所以大家奉献爱心。另一方面,去年的毒奶粉事件令我们反省,假如我们都只是经济动物、只会唯利是图,我们何以面对列祖列宗和子孙后代?

儒学是我们民族精神的主干,在现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中,它应该如何帮助我们进行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建设,以实现理想的美好社会?儒学其实可以克服一些我们人文精神的失落、民族素质的弱化和教养的消减。人是需要教育的,是需要教化的。这种教化不是说教,不是教条主义地灌输,而是从小养成的,是家长与师长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浸润而成的,从我们的蒙学读物、四书五经、老庄、佛经里逐渐修习,慢慢养成的。

通过我们对儒释道基本经典的解读,能够使得我们获得安身立命,获得一种恬淡、平宁,同时又积极有为参与现代生活的精神境界。

(原题《中外生死智慧与儒学的生死观》,2009年9月11日演讲于佛山市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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