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岚:当代中国人精神裂变的社会根源

分类: 哲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2月13日

「卢岚:当代中国人精神裂变的社会根源」是一篇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理论焦虑,精英立场,草根智慧,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理论与改革》2015年1期(专栏),由卢岚(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中国社会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方面都取得高度成就的同时,与物质文明成就相比,精神文明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困扰着中国人的正常生活。贺照田教授曾就中国精神、身心问题提出了两个追问:一是中国传统上本是一个高度关注伦理的社会,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又是一种强调理想主义教育,那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启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中国社会表现上却变成了日常生活被商业逻辑穿透、日常心态受商业氛围干扰的社会了呢?二是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有很强享受生活、承受苦难能力的民族,那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内,金钱左右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左右着人们有关政治、文化、日常生活的感觉与想象,道德下滑、诚信缺失,乃至处于灵魂的拔根状况。这究竟是中国本身无法绕过具有普遍性的资本主义问题、现代性问题和社会不公正问题所导致的?[1]抑或是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出了问题?导致无法解决人们对生存境遇或困惑进行的反思。

基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学界试图把思想政治教育同日常生活世界相结合。中央明确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的三个贴近思想,以回应时代。问题是这些举措未能揭示人类精神变化的全貌。从教育目标上看,它纠缠于道德崇高与兜底的二元对立,致使思想政治教育在表层生存需要与深层生命追求两个波谱的端点单向置换。思想政治教育要么“被至善”,要么“被泛化”,其目标缺乏层次性。从辐射范围来看,理论与社会实践间的断裂,致使思想政治教育被“社会”消解。尽管思想政治教育试图嵌入社会,但其对社会的嵌入仅仅是一种实践导向和问题导向,缺乏深厚的理论根基,对社会领域的嵌入也局限于对实践要求的简单回应。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转型,应着眼于建构相对独立自主的理论研究空间,关注底层生存困境,保持对底层生存与基本尊严起码的价值关怀。一方面,把理想道德作为人们提升心性与修养方可成就的境界,“上不封顶”。另一方面,又要兜住民生底线,保障人民的基本民生需求,通过“下有托底”,来减少人们的后顾之忧,实现向上流动的希望,给思想政治教育嵌入现实生活一个广阔的空间。唯有如此,才能在社会结构这个真实的实践“场域”中生成与演进。这样才能穿透性地理解:为什么在顶层设计中认为负责的观念推动和现实规划,其实际效果却不显著,也才能更痛彻地认识到:精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跟社会中人真实遭遇道德的困境,精神问题之间的差距,[1]从而突破精英视角的单一局面。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土壤中,探寻思想政治教育新的理论生长点。

一、社会转型: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但精神上却面临着独特的道德危机,以及重建的沉重挑战。尽管中国共产党有注重抓思想、精神问题的传统,但对道德伦理问题的关注并未能有效改善其困境。换言之,今天的中国人普遍忧虑于整个社会的“道德危机”,陷入价值沉沦的生存困窘和精神困顿。在政府与民间举办的不少“道德状况调查”中,频繁见到“道德素质下降”,“道德规范崩溃”之类的字眼。有学者指出,中国近代的“道德危机”由来已久,从十九世纪末开始即接连不断,至少包括了清末初民的儒家道德秩序崩溃,“文革”带来的共产主义道德崩溃,以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经济发展热潮。这百余年来一次又一次的摧残与失望,道德规范与道德价值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必然只会徒具形式,不太可能取得真实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熟悉的各种“道德重建”的努力,通常只能停留在口号的层次,不容易产生具体的结果。[2]这足以说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尽管是学科建设蓬勃发展,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关键。但在强化问题意识,以问题为导向推进学科的创新发展上式微。因此,在改革中无论是为大众解疑释惑,还是在引领时代方向上都呈现出力不从心和无能为力的理论焦虑困境。今天对理论的焦虑以及对新的生长点探寻,必须从重返当代道德形成的社会历史真实场域,回到社会现场,找到分裂的原点,来探寻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焦虑的社会根源。从而针对学科体系建设薄弱的问题,在学科范式建设上下工夫,在理论研究的现实和前沿问题上下工夫,推动学科建设不断取得新成绩。

1、社会转型对人们生活方式、行为习惯的影响

社会转型,这一概念自20世纪50年代提出以后,有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当下全球所面临的一个共同的课题就是:社会经济转型。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家借用它来描述、批判与解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迁。当代中国处于社会转型关键期,社会转型引发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的变化。探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社会主体——人的变化,有助于我们弄清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精神变化。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变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社会转型的实质。所谓社会转型是指“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实践主体在社会基本矛盾的推动下,对社会结构模式、运行体制和机制进行全方位的整体变革和改造,进而推动社会变革的历史创造性活动。”[3]它是由国家社会高度统一意愿的结构向国家和社会的二元结构过渡,强调社会主体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第二,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主体呈现新特点。转型时期,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杂然并存,彼此消长,共同作用于社会,导致转型时期的规范迷乱。各种异质性要素的杂然并存、交织、缠绕的现象,使得社会转型时空压缩性呈现双重性特征。从社会发展维度上看,呈现出传统与现代、后现代的大汇集、大冲撞、大融合的时空压缩性特征。从人的发展来说,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时空压缩性特征。即我国当代人的发展经历着由传统农业社会的“人的依赖型关系”(人的发展的第一阶段)到现代工业社会“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第二阶段)和未来理想社会的“自由个性”(第三阶段)发展历程。西方国家用了几百年实现了社会成员由传统性的第一阶段到现代性的第二阶段的过渡,完成了人的现代化。而目前在我国,由于“我国社会中‘人的依赖性’——人治思想、官本位思想、特权意识等观念并没有彻底终结。”[4]加之西方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以及我国市场改革的整体推进和逐步深入,我国社会在商品关系中的“物化”倾向逐渐彰显。再加上当下我国所进行的人的全面发展的理想教育,使得中国人在发展问题上也呈现出三种形态的时空压缩性特征:人的发展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状态共存。这种时空压缩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并不是发生了本质变化的转变,而是一个新旧交替的量变过程。一方面新社会因素努力超越旧束缚积极生长。另一方面,旧的社会因素,也在抵制着新社会因素而顽强地保持着自己巨大的惯性。因此,应在新旧交替中把握当下中国的社会转型。[5]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当下社会既具有现代“法理”社会特征,又具有传统人际关系特征,乃至血缘、地缘等传统感性因素的连接作用的复杂社会关系,它直接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扫描中国转型社会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变迁会发现,拟血缘、拟熟人关系等等现象的出现足以说明以陌生人社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在中国却遭遇到了无法摆脱的熟人关系,并形成了陌生人关系、熟人关系并存、交织、矛盾乃至冲突的中国社会格局。致使陌生人关系一直延续在熟人关系这个前提下。厘清这些复杂性有助于我们今天诠释转型社会的中国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6]尤其是现代转型所导致的个体化进程中,面对“我要成为谁”与“我该向哪里走的事实困惑”,“我们感”的强烈渴求与“异质化”的事实解读。人们渐渐意识到合作的力量与益处,重建良性共同体,达成共识诉求,孕育公共精神的需求的必要性。

第三,社会转型倒逼着思想政治教育变革。社会转型及其所带来的精神裂变,是无法抗拒的历史变迁与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它不仅承载着我国经济增长持续,社会观念激变,民主进化进程迅速等所有社会现象,而且从根本上决定了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变革必然经历着价值更替的阵痛与研究范式重构的痛苦过程。

纵观当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文献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从热衷于传统理想主义话语的元叙事研究范式转换到现代化的思路上,经历着从“一极”到“另一极”的单行置换与侵占。即从遮蔽个人价值,以大写的理想主义为目标直接转换到把社会风气、精神道德问题的解决寄托在现代化发展的思路上。这种中国精神、伦理道德问题的思考过于直接地回收到如何顺利实现现代化这一问题的视域中的思路,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线性逻辑思维方式。由于它热衷于两级之间的合理性维度辩护与正确性维度选择。其纷争自然成为一种常态。因为无论哪一个维度,都难以赋予思想政治教育充分性依据与辩护品质。“这种分析的危险性在于两级对立的方式过于简单化,没有认识到双方有很多交叉重叠处。”[7]导致思想政治教育低质低效,在两个极端的终结与破产成为必然。

首先是把崇高理想主义作为元叙事话语体系的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终结。由于其过分强调人的超越性,将其主要精力投射到理想主义的终极人性上,把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作为由外在规范来评判的对象,遮蔽个体真实的价值理想。这样的思想政治教育在培养人的超越性的同时,却贬斥着人的适应性,将人的必需的物质欲求排除在理想主义人格之外,主张“只能以共同体的要求去理解人生的意义和选择人生目标。”[8]其发展的极端便是生活话语演化为最为激进的现代性实践,即革命话语,以不可遏止的力量重新组织人们的伦理生活。其实质在于取消人之为人最基本的精神性。这种高调的理想主义,由于其本身的抽象性与排他性的思路遭到了解构,乃至招人反感。也让中国社会付出了沉痛的道德代价。

另一方面,以现代化自身顺便解决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思路的破产。如果说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落实不能凭借乌托邦的理想主义色彩,那么,它同样也不能交给现代化本身。问题是我们恰恰在解构崇高的同时,把人们的追求直接切换到经济轴心。“金钱成了最大的等价物”[9]成了衡量一切的标准。现代中国正在演绎一个极端物化的图景,人们追求的是实际、实用与实惠(“三实”)。当人们对于日益物化的生活逻辑本身认同、认可,并以之为准则时,随之而来的是恐惧和焦虑充满着现代人的生活,人将处于归属感的缺失,失去对精神意义的探寻的“存在的焦虑”之中。在空虚的现实面前,又开始怀念崇高理想的年代。人们试图追问“我们如何能活下去,却又不受这个时代的虚伪、金钱欲、狂信和粗暴的气氛所扼杀”的命题。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工作者并未深入下去。如果说理想主义由于未能回归于每一个真实的生命个体,尤其是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缺乏责任伦理与公平正义的价值规范下,很难想象每一个真实的个体在追求和实现其梦想的过程能有可靠的保障,其真实的精神信念能有坚实的地基;那么,在现代化进程上,现代化的发展并没有顺便解决道德问题。其实,人的超越性让它得以徘徊在‘是其所是’与‘其所不是’之间,并能从二者否定之否定的辩证中探寻人的意义。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正视,主要以经济价值为轴心的当代中国实践带给人身心的诸般后果,全面挑战现代化思路对道德、伦理问题的解决思路,在物化的时代顺承、转化重新出现的理想主义激情,并在社会生活中找到稳固的支点,化解因理想主义挫败所产生的虚无,使得思想政治教育具有生活的血肉与社会实践都具有新的含义、新的方向。

2、碎片化的时代观念机制:思想政治教育困境的根源

自近代以来,从前现代社会转为现代社会这一遏制不住的渴求使得中国人希望尽可能快地摆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努力,皆带有明显的碎片化痕迹,缺乏深入的社会历史分析。无论是主要以抽象性与独断性为基础的高调理想主义话语体系,抑或是其他变革形式等等,各种“主义话语的泛滥,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现实”。[10]尽管每一种主义背后,在深层都包含着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价值理想的承诺的努力,为现代性的建构提供合法性的宏大话语。但其共同特征在于把自己的价值论证建立在理性与非理性、善与恶等两极对立的碎片化的思维模式。这种单向度的权力和无处不在的霸权话语围剿着思想政治的实效性。使得一波又一波的充满理想色彩的思想政治教育并没有给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以坚实的支撑。时至今日,现代化自身的发展也没有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失效的难题。究其根源在于碎片化的时代观念机制局限未能对当代道德问题的形成给予真正历史具体的分析有关,缺少对有关社会结构做认真深入的考察与分析,导致思维方式的局限与多元开放的局限。

第一,碎片化的思维方式的局限。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知识精英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回顾与反思,往往将自身置于思想政治教育历史发展的内部,而不是将自身的观念纳入反?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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