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大学问题破坏了改革共识

分类: 社会观察 作者: 时间:2020年01月17日

「丁学良:大学问题破坏了改革共识」是一篇关于“大学,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专栏),由丁学良(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社会学,社会学专栏”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高负债率是中国高校的普遍现象

  经济观察报:有评论说,吉林大学负债20亿元的新闻,不过是目前我国高校债务问题的冰山一角,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丁学良:我认同这种观点。不要以为中国的大学只有吉林大学负债那么高,其实高幅度的负债率是中国高校普遍的、全局性的问题。只不过吉林大学在媒体上曝光了而已!

  经济观察报:90年代以前高校并没有高负债率问题,为什么到今天,高负债率一下子成了中国高校的普遍现象?

  丁学良:在90年代后期之前,中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态度是一种哲学式的,更多体现在发社论、发文件上,没有把哲学式的重视变成经济学重视,没变成财政措施。而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重视,加上了财政的支持,在金融政策上开始对高校倾斜。问题在于,直到现在,高校基本上还是在沿袭老国企运作的模式。许多老国企最后都没有办法维持,只好垮掉了,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而是他们不会用钱,不是他们贷不了款,而是贷了款之后,没有把这个贷款作为企业发展的新的血液,在很大程度上浪费掉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高校只不过是模仿中国老的国企,不断地从国有银行以低成本输血的方式做一些他们愿意做的事情。

  经济观察报:他们愿意做的事情是什么?盖高楼?

  丁学良:对,盖高楼,把排场做得很大。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现有国立大学同国有银行的关系,只不过是老国企同国有银行关系的拷贝。

  在90年代后期,一方面是高校想发展,想扩张,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开始把大规模发展高等教育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但政府的财力很有限。那时就有人讲,既然国企能够不管运作得好还是差,不管是赚钱还是亏本,不管是办得有效益还是没效益,都能够从国有银行贷款,我们大学也是国有的,我们为什么不能贷款?而且还说“不贷款白不贷”。曾几何时,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是“父子关系”,国有企业不贷也是白不贷。国有银行同国立大学之间同样是“父子关系”,如果说国有大学不充分利用这种关系到国有银行贷款的话,那才是傻瓜。到现在为止,这种情况已经延续快10年了。

  经济观察报: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就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可不可以这样说,看到这个机会以后,国立大学就开始取代国有企业的地位?

  丁学良:他们就是按照老国企的办法输血。另外从银行方面来说,反正支持高校是政府的一个重点政策、优惠政策,我干吗不去贷呢?这里面还是牵涉到一些其他的关系,比如说有的大学毕业的校友可能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当官的多,贷款就更容易了,贷的钱就更多了,负债率就更高了。有的学校在这方面条件差一点,可能贷款就少一点,但是没有哪一个国立大学不去借这个机会贷款。

  在国有银行对企业贷款越来越走向以市场为主导的情况下,为什么高校反而不是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长官意志在起作用。即使有的银行不愿意给负债累累的大学继续贷款,学校也可能把市长、市委书记或省长、省委书记请出来讲情。这些人可能和学校有很深的关系,还有可能是孩子在学校念书。国内不是经常有一些相关报道吗?很多政府官员到母校去,到子女读书的学校去,参加校庆活动的时候就带一张支票——— 在国外这都应该是个人捐款,可是这些官员开的是什么支票?开的是公家支票,这跟银行的高额贷款都是有联系的。

  经济观察报:问题是,当高校扩招逐步刹车以后,在国有商业银行越来越注重效益以后,高校债务问题就立即凸显出来了。

  丁学良:不能说所有高校开始到银行贷款的时候用心就不好,这也不公道,我们要超出个人的品质或者个人的用心之外谈论这个问题。只要熟悉中国经济发展的人马上就能够看到,这和老国有企业高负债率有极类似的地方,这就回到了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非常经典的概念,就是 “软约束”。

  所谓“软约束”,就是指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温情脉脉的 “父子关系”,往往是以国有银行造成大量坏账为代价的。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反正我是国有企业,你作为“父亲”有责任维持我的长期生存,你不能让我死掉。国立大学贷款的时候,也想办点好事,可是如果马上还贷的话,可能很多事情就办不成。再看看周边,很多国有企业,很多国营单位和其他的国立大学贷的款比我多,贷的时间比我长,他也没还清,我干嘛那么傻?经济机制对人的行为的诱导,就是这么来的。在这之前,国有企业从国有银行贷款之后该还不还,或者经营不善出现问题,如果负责贷款的人受到了法律惩罚,后面的人不会没完没了地搞下去;国立大学找国有银行贷款之后,到时候该还不还,如果具体的经管人受到应有的处罚,后面的人也不会做下去。就是因为这种约束是软的,就是因为这种关系像父子关系一样,所以后面的人胆子越来越大,做的事情越来越大,造成高校的负债率越来越高。在这样的背景下,爆出吉林大学负债20亿元的新闻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不先请菩萨再修庙?

  经济观察报:高等教育要发展,没有钱是不行的,但为什么在有了那么多钱以后,高校的发展仍然不尽如人意,甚至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丁学良:体制,问题在于没有一个良好的体制!

  我们不能说中国大学没有进步,但是这个进步相对于中国各级政府,相对于学生的家长、社会对教育投入的资源相比,它的产出、它的效益是远不成正比的。高等教育取得的进步是非常有限的,而且是表面化的。

  在国外,不管是国立大学还是私立大学,当它有条件弄到一笔新财源的时候——— 不管这笔财源是来自政府的贷款还是社会贤达人士的捐款,或是来自于提高学费——— 它第一步一定不是把庙弄大,而是要请到好菩萨,能念经。你没有好菩萨,高等教育的经是念不出来的。不是先建大庙,而是先请大佛。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应该先请大师,还是先造大楼的问题?

  丁学良:大师和大楼的话题被人们说滥了,我习惯说庙和菩萨。香港科技大学校长朱经武经常强调,争取到资源不应该先把庙建起来,而是先请到菩萨,再根据这个菩萨的需要给他盖庙,因为不同菩萨需要的庙是不一样的。刚好相反,国内的许多高校有了钱,不是先请菩萨,而是先修大庙。这个庙究竟适不适合以后请来的菩萨,他不管。用流行的话语说,就是办大学不是以人为本,而是以硬件为本。为什么会造成这个情况?这里面既有观念上的原因、体制上的原因,也有非常深层次的物质利益方面的考虑。

  体制上的原因,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财源的运用方式。在中国许多国有部门,往往都有一些非常过时的财务制度。比如说一个校长拿了一千万,如果用来请大师,往往不能报销,但是盖楼账目一下子就办成了。

  观念下面,是物质利益的考虑。你看看现在国立大学铺摊子,同中国一些地方政府大规模融资举债办政绩工程是完全一样的,因为你建起的这个楼,铺设的草地,盖出来的庙,别人都能看得见,对当官的有好处,对提高自己的政绩有好处。如果请进大师的话,那只能内行人才能感觉出来,你的学生才能感受出来。学生是学校的服务对象,大学做得好不好,学生的反馈是一个很重要的检验标准,可是现在学生在学校里是没有发言权的,学生的反馈基本上不管用的,只有极少数的学校才把学生的反映当成一会事。

  经济观察报:有教育部官员说,高校职务犯罪一半出在基建。同样,政府方面的贪污受贿人员中,分管基建工作的领导、负责基建计划的官员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个里面涉及的利益太多了。

  丁学良:这些明的、暗的原因纠缠在一起,使得贷款并没有用在高校发展上,没有用在最关键的那些环节上。(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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