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当代中国维权农民群英谱

分类: 社会观察 作者: 时间:2019年11月10日

「于建嵘:当代中国维权农民群英谱」是一篇关于“农民维权,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专栏),由于建嵘(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社会学,社会学专栏”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这是于建嵘近著《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一书中有关农民维权抗争精英的速描部分。这些描写散置于每一人物的访谈录之前,现汇编于此。]

  一、组织者的谋略

  [彭荣俊,男,1961年生,高中文化,1979年参军到云南前线,1982年退伍回衡阳县渣江镇盐田文德村江东组务农。1998年发动建立了跨村的“减负上访代表”组织,领导农民与地方政府进行着各种方式的抗争。现为衡阳县农民协会主要筹备人.]

  最早引起我关注衡阳县农民抗争活动的就是彭荣俊。那是2000年3月20日,我从两位衡阳县农民那里知道了有一位叫彭荣俊的退伍军人,在本乡镇发动13位农民成立“减负代表”组织,然后通过宣读中央减负文件等方式,联合几百农民上访省市,还就农民负担问题直接与乡村干部进行谈判,并遭受了各种打击。我感到农民先建立组织再进行抗争,是有政治动向性的事件,需要重点关注。

  于是,我向他们提出访问彭荣俊的要求。他们没有肯定回答我,只是说要先“请示”一下。3月31日晚,我刚从外地来到衡阳,还来不及整理行装,上次来访的一位就陪着另外两人来到了我的住所。据介绍,来者就有彭荣俊。看来,经过上次的交谈,他们认为与我交谈没有危险,彭荣俊才愿意与我相见。

  彭荣俊是一位很健壮的中年男子,中等个子,着装与我们在城里街头常见的农民工无异。但无论其走路还是闲坐,腰总是直直的,讲话也很干脆。他烟瘾很大。可知道我不喜欢烟味后,在同我谈话时,从来没有吸过烟。他说,自己为人正直、敢做敢为和有克制力,这些都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但是,在我看来,彭荣俊绝不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人,他所具有的政治智慧,在他领导那个没有名称的“组织”及所进行的各种减负上访活动都充分地表现了出来。

  五年来,我已数次访问过彭荣俊以及他的家人和朋友或同道,详尽地了解他有过的许多可以大书特书的故事。在获取这些故事的同时,我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也正是这些考察和研究,改变了我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看法。因为,我是从彭荣俊们不屈不挠的抗争历史中,看到了当今中国农民潜在的政治追求。尽管现在我还不能准确地判断这种政治追求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意味着什么,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能认识和正确对待中国农民在目前的社会结构基础上所产生的政治主张,将发生的事情绝不是善良的民众所希望的。

  彭荣俊的故事,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对中国妇女的看法。因为在我访问彭荣俊时,他多次提到了他的妻子。他将自己之所以走上为农民而抗争这条道路,主要归结为两个方面。一个当今农村社会太腐败,农民受尽了欺压,他曾经是位军人,应该为农民说话。而另一个就是他的妻子的鼓励和支持。他最初成立“减负代表”组织就是在他妻子的支持甚至激励下进行的。为此,我拜访了他的妻子汤。这位影响了衡阳县农民抗争历史进程的农村中年妇女,虽然没有接受多少正规的学校教育,可所具有政治责任感却让我感到万分惊诧。为此,我就将抗争精英的妻子以及他们的父母儿女纳入了我的研究视野。现在看来,这是十分必要的。可当初我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样做的重要性。

  彭荣俊是一位富有政治理想的人。他深知组织起来的力量。因此,他一直将建立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农民组织作为主要的目标和手段。他认为,如果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遇到农民负担过重等问题时,可以通过农民协会与政府协调,如果能达到互让互谅,那就不用像现在这样上访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发动全县减负上访代表开始了衡阳县农民协会的筹建工作,并正式向县有关部门行文要求成立农民协会。当然,他非常明白实现这一目标的艰难和所具有风险。但他表示,这将是他不悔的追求。

  长时间的跟踪研究,我成为了彭荣俊的朋友。我深知,这种关系,已经超越了社会调查应保持的界限,因为它有可能影响到我对事件的理解和判断。可我无意改变这种关系,反而希望能同他保持这种相互信任的友谊。而且,正是由于有了彭荣俊的友谊和帮助,我在衡阳县的调查才得以顺利的开展。那些信任彭荣俊的抗争精英们,很快就给予了我充分的信任。

  二、精神领袖的精神

  [屈刚,男,1929年生,北方某钢铁公司退休职工,1993年以后回衡阳县渣江镇官埠责任区老家定居。1996年开始以监督人的身份参与农民上访,后被当地政府多次打击,而逐渐成为了衡阳县农民抗争活动中的精神象征。]

  屈刚的事迹,我在2000年3月第一次访问衡阳县农民减负上访代表时就听说过了。他们很骄傲地告诉我,衡阳县农民之所以有如此高的觉悟,与一位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干部有关。这位老干部退休回到衡阳县渣江镇老家后,看到当地基层政府不执行中央政策,就发动农民联名上访省市县,还直接组织农民与县领导谈判。虽然他多次遭到乡镇干部和黑社会的关押殴打,肉体上受到过很大的伤害,可他坚定地站在农民一边。他是衡阳县农民反抗贪官污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主心骨。他们还给我看了当地媒体刊登的一篇《无视人权袭用极左方式,帮教对象竟被捆绑挂牌》的长篇报道,从这篇报道中,我知道了一位年已古稀的老人,“因农民负担问题多次到省、市、县上访”而被列为“帮教对象”被捆绑在万人大会上批斗的事实。这让我感到无比的震撼。我对当政者采取如此非法的野蛮手段对待民众感到愤恨,对屈刚老人遭受到的非人折磨深怀同情,为他誓死捍卫农民利益的义举充满了敬意。但我很快就意识到了,这样的情感已经违背了自己在社会调查中长期恪守的原则。因为,在我看来,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保持一定的警惕和距离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所必须的,否则就会让情感影响到理智,最终影响到研究成果的客观公正性。为了抑制那已产生的悲愤和敬佩,我决定暂时不访问屈刚。

  转眼就是三年。2003年1月22日,我来到了衡阳县渣江镇。在我访问为筹建衡阳县农民协会而聚集在一起的减负上访代表时,发现他们中没有屈刚。问及此事,与会者告诉我,屈刚病了。听到这一消息,我意识到应该立即访问屈刚。当晚,经过了几个小时艰难的行驶,在深夜十一点多钟我到了官埠责任区的凌学文家,因为他答应陪我寻访屈刚。第二天一早,七点多钟,我们就踏着冰雪前往屈刚的住所。可经过近一个多少时,我们赶到屈刚家时,才知道他昨天身体好一点后就外出未归。据其家里人说,他也许在其外甥女处,因为屈刚在本地没有其他亲人。而当我们赶到其外甥女家时,并没有见到他。就在我感到十分失望之时,凌学文却告诉我,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屈刚应该在某一位减负上访代表的家里。根据他目前的身体状况,在官埠的陈标家里可能性最大。于是,我们就在饥寒之中、沿着泥泞的乡村路前住陈标家。经过近一个多小时的行驶和步行,我们果然在陈标家中见到了这位充满传奇的老人。

  屈刚虽已70多岁,又有重病在身,可他在讲述自己那不平凡的往事时,是那样的富有条理和充满激情。特别是他在演示如何反击乡镇干部对他进行人身伤害时,我仿佛看到了一位冲杀在战场的勇猛的战士。在我看来,他是一位视恶如仇的人,对现今社会的贪官污吏有着强烈的不满;他又是一位充满爱心的人,对受欺压的农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他还是一位富有理想的人,对未来祥和的农村社会寄予了很多的希望。正是这些不满、同情和希望,构成了他的晚年人生。他为此经受了许多的苦难,也从中获得了人们的尊敬,享受其中的快乐。他在衡阳县农村抗争精英中是一种象征,一种代表正义和永不放弃的精神。

  2005年2月23日晚,我接到了彭荣俊的电话,他哭泣着告诉我,屈刚去世了。

  三、农民理论家的呐喊

  [陈标,男,1943年生,小学四年文化,衡阳县渣江镇官埠责任区新井村白露组,务农。1996年开始为农民负担等问题上访省市各级党政机关。近年来,创作了大量有关农民现实生活的诗歌、政论文、政治寓言等作品,鲜明地提出了“解放现代农奴”的口号。被衡阳县减负上访代表称为“农民理论家”。]

  我第一次见到陈标是为了寻找屈刚。那是2003年1月22日,也就是腊月二十,下着雨雪,为寻访不知去向的屈刚,我们前往陈标家。陈标家在官埠和渣江之间,但并不在两地公路边,而是要经过一条村级公路才能到达。可这条村级路的路况十分差,下雨雪时路面泥泞得车辆根本没有办法行驶。我们走了几十米后就在一个大泥坑前不能再前进了,只得将车停在那里,步行前往。

  陈标家在一个小山坡下面,房子有一半已经垮掉了。那些残砖烂墙,给我一种衰落的感觉。而陈标给我的第一印象却是个非常朴实而感情丰富的人。当我走进他那已经破烂而阴暗的房子时,他迎了出来,用一双粗糙的手紧紧握住我的手,用略显嘶哑的声音不停地说着:“同志们辛苦了!”,因为房子太暗,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能感到他在流泪,是那种受尽了屈辱的人得到理解和同情的激动之泪。我为之感动了很久。我当时本想同他多聊聊,但访问完屈刚已十点多钟了。我们还没有吃早饭,跟随我来的中国农业大学的几位学生已因饥饿多有表现。尽管陈标一再要留我们这些不速之客吃饭,考虑到一些其它原因,我还是与他及屈刚告别了。可当我们走到离他家已有几百米的一个小山岗时,他就踏着泥雪追了过来,其目的是要送给我一篇文章。我是站在雪地里、顶着寒冷的北风读完了他的那篇题为《现代农奴纪实录》的。读着读着,只觉得一股热流迅速充满了我的全身。从他那好看的钢笔字和充满激情的文章里,我依佛看到了些什么。他那有些矮小而单薄的身材,也在我心目中一下子变得高大起来。我知道,自己错过了一个十分难得的访谈机会。但我坚信,我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回到这里。因为,我已经记住了他生活的地方,也已经认识了这样一位为解放现代农奴呐喊的人。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山头的雪地里,目送我们走了很远,还在不停地招着双手,那不正是在表达他的期盼?

  春节过后的第三天,我就同从香港来我家过春节的政治学家李连江教授一道,驱车近一百多公里,并在泥路上步行了二十多分钟再一次来到了陈标家。他对我们这时就赶来看他,虽然感到十分的意外,但高兴之情则绝对是发自内心的。这一天,他的妻子、在外任中学教师的大儿子及小儿子妻子的父亲也在。我们就围着那并不十分温暖的火炉,聊了起来。

  尽管陈标对我的访问是友好的。但是,这次访问还是比较艰难。其原因在于,在农村,正月是个吉祥的日子,说些高兴的话和做些吉利的事是村民们所希求的。而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却过于沉重,有许多往事又是那样不堪回首,特别是当着儿女亲家,那些“有损”于陈家声誉的往事也就更难以展开。因此,在了解一些基本情况后,我们就离开了陈家。

  2003年3月1日,我再一次来到了陈家。有了前两次的交往,陈标也赋予了我更多的信任和友谊。他不仅将近年创作的两大本有关农民生活的政治议论文、诗歌、寓言交给了我,而且还非常认真地与我探讨了那些我感兴趣的话题。

  在陈标这个标题下,我还将一个与陈标没有任何关系的“倪明”的访谈和文章附在这里。说实话,我决定将对倪明的访谈及所写的文字作为这里的附件发表出来,是有许多顾虑的。其一,准确地说,他不是一位减负上访代表。对这一点他本人有过多次的表白,而其他减负上访代表也有过这样的评价。如果要说他与这些活跃在农村社会的抗争精英们有什么联系的话,也只能说,他是精英们的朋友,是一个愿意为精英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的热心人。但是,他是一位农民,一位生活在中国最底层的农民。他所具有的思想也许并不代表中国农民普遍的观点,可又不能说他所表达的不是一个农民的认识。起码可以像陈际的思想和文字一样成为当代中国农民政治意识另一个解释文本。

  四、策划大师的谈判术

  [刘坤山,男,1931生,大学文化,原系湘潭市某中学教师,文革中被判刑十年,提前释放后在衡阳市经商。现定居在衡阳三湖镇老家。2002年参加农民减负上访活动,是当地抗争精英公认策划大师和谈判专家。]

  那是在一个早春的夜晚,在一个农民家庭旅店里,刘坤山用十分生动、风趣而文雅的语言,向我讲述了他如何代表农民与乱收费的学校校长进行斗智斗勇,最后取得谈判胜利的故事。从那时起,我就确信,他是当之无愧的策划大师和谈判专家。

  刘坤山是一位有学识而富有智慧的老人。他是目前衡阳县减负上访代表队伍中唯一的一位具有大学学历的知识分子。他着装整洁、举止儒雅,

  熟悉国家的许多法律和政策,对地方政府的政治运作过程和处理问题的方式更为清楚。他常常在农民抗争精英中,对某些事务进行具有条理的分析和相当准确的判断。正是他的参与,为衡阳县农民抗争活动提供了更为清晰和现实的目标。他的文笔尤其了得,宏篇大论常常是信手写来,就让人拍案叫绝。

  他还是一位理想主义者。他告诉我,自己参加农民减负上访等抗争活动,并不具有直接的经济利益目的。他在农村无田无地,也不用交三提五统。他与本地的各级官员也没什么个人恩怨。他之所以奋不顾身地投入这项事业之中,一个最直接的动机就是看不惯贫贱的农民受到欺压,他要在自己有生之年为家乡的农民做些事情。在我看来,他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的理想,其根基于公平和公正,这一人类最简单也最重要的伦理原则,是中华民族同情弱者抗争强暴品格的现代表现。

  他更是一位敢于战斗的勇士。他并不只是在自己家里对社会的腐败现象进行口头上的抨击,而是将自己变为一位实践者,是要通过自己的参与来实现维护农民合法利益、反对社会腐败现象这一理想。他多灾多难的人生之路,不仅没有使他成为一位坐而旁观的人,反而使他成为了一位更具有进取精神的战士。这或许让那些自以为参悟了人生真谛而与世无争的人感到不解。但我明白,这是他晚年最大的心愿,只有真正参与,他才能从中体会到人生价值和快乐。

  刘坤山的故事是一位老年知识分子成为农民抗争精英的故事;又是一位富有正义感的老人在农村实现其人生价值和理想追求的故事。虽然他对自己在当地的名声十分看重的,但可以肯定,他绝没有想到要在清史留名。然而,记录这样一位为了农民利益而奔波的老人的故事,应该是我们这些当代农村研究者的义务和责任。何况他曾经是我在衡阳调查中的向导。他为我约见了那些我所希望见到的人。每当看到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为我的交通、吃住而忙碌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深深的歉意。

  五、功臣的眼泪

  [洪吉发,男,1953年生,小学文化,衡阳县渣江镇香冲村三合组农民。在1980年代两次入伍,并立三等功。1998年参加农民减负上访活动,1999年被县法院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2001年因“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表现”提前释放。释放后在向各级法院申诉的同时,继续领导农民进行各种形式的抗争。现是衡阳县农民协会的积极筹备者。]

  洪吉发是功臣是有军功章作为证明的。我到洪吉发家时,他从箱子里拿出了那枚在鲜红的五角星中间标明“三等功”的军功章。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军功章的实物。我感到奇怪的是,军功章为什么没有刻写立功者的姓名。也许为了打消我的疑虑,洪吉发还拿出广州军区颁发的退伍军人证书及两个分别标有“自卫还击、保卫边疆”之类字样的小铁杯。实际上,对我来说,这些“证据”并不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衡阳县农民抗争精英及方圆几十里的村民们看来,洪吉发就是一位为功臣。

  访问洪吉发是很困难的。这种困难主要有两点,其一,无论我如何表示要单独访问他,他总是要通知许多他认为应该来的人参加。我猜想,他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与他一道重忆他那些英雄般的事迹,当然还有为他提供证明的意思,也许,他还在向同道和村民们宣示,他的事迹已经引起了外人的关注。他这样做的动机,我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大众广庭之下,我是很难问及一些可能有损他声誉的话题。好在他是个实在的人,不会歪曲事实,也不知道如何隐瞒自己的看法。其二,每当回忆起自己为领导农民减负而被乡镇干部打得满嘴是血、为逃避追捕而四处躲藏、在牢房里被毒打得不能直行时,他就痛哭失声。那是一个男人充满委曲和悲愤的眼泪,他不仅会使围观旁听的村民情绪激动,而且也在深深地感染我。

  洪吉发几次提醒我,他在看守所时,管教干部都称他为“农民领袖”。事实上,我在许多场合已经看到过他那具有性格的农民领袖风彩。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次我到家访问时,他戴着军功章,站在一个小山坡上,对闻讯而来的附近百多名村民,振臂一呼,原来还三言二语的村民一下子就安静了下来。于是,他非常充满激情而又十分凝重地高声发布了他的誓言:“杀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我洪吉发,还有后来人!”

  六、争取农民做人的权利

  [邓仔生,男,1955年生,小学文化,住衡阳县栏栊乡荷陂村新塘组,务农。1998年7月开始为农民负担和村务公开等问题上访县、市、省和中央,并几次作为全县的减负上访代表的代表与县有关部门座谈。在1998年那起村民围攻县政府和堵塞省道的事件中,他果断而理智的决策,最大限度地保护了采取行动的村民,也因此成为了衡阳县农民抗争活动的核心人物。]

  每次见到邓仔生,我都看见他背着一个陈旧的黄书包。这让我感到十分地亲切。因为,十多年前,我就是背着这样的书包履行自己作为一名律师职责的。他的书包里装的全是有关农民负担的材料或文件,我从他对待书包的态度,可以感到,这是他目前最重要的财富。这一点,我到他家后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在他那已经半边倒塌、破烂不堪的房子里,的确什么也没有。只有走进这样的家后,才会更真切地感到,这个书包对于邓仔生的价值。可以说,书包里的请求和证明,是他及全家人的希望。

  实际上,邓仔生和他的妻子都是非常能干和勤奋的人。对此,他的邻里都给我提供了许多证据。他的家之所以如此败落,按邓仔生自己的话来说,“上访败家”。但他又明确告诉我,为了村民们的利益,就是家破人亡也要斗到底。他的妻子及年老的母亲和还没有成年的儿子,也对他的这种精神表示认可和支持。这种全家一心的状况,实际上是我们解读目前衡阳县农村抗争精英斗志和生存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与邓仔生的几次交谈,他都提到了农民应该有做人的权利。他认为自己所努力争取的,不仅仅是一个负担问题,更主要的是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问题。他说,如果农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负担都是由上面当官的人定的,那是没有办法真正减下来的。因为权利在别人手里,他想定多少就是多少。他想如何收就如何收。

  在邓仔生看来,成立农民协会也就是农民做人权利的一个重要内容。如果农民能够成立农民协会,有了自己的组织,就可以通过协商的办法解决问题,那么就没有必要象今天这样上访了。

  七、农民心中的目标

  [凌学文,男,1957年生,初中毕业,湖南省衡阳县渣江镇官埠责任区乌冲村车子组农民。1996年开始进行减负上访活动,并因此被当地村镇干部指控为贪污犯。在经受各种打击之后,他将人权作为了农民奋斗的一个重要目标。]

  凌学文在衡阳县减负上访代表中具有一个独特的地位。这不仅在于他是渣江镇最早组织农民为减负上访的,而更在于他因此被村民推选为本组组长后,而被村和责任区干部指控为贪污犯。虽然法律最终不能将他定罪,还了他一个清白,但他及家人都遭受到了各种人身侵害。

  也许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人生经历,就使人权这一在中国还非常学术化的词语进入到了凌学文抗争的视野。他所理解的人权是什么,也就一直成为了我想了解的。

    

  凌学文是一个有决心的人。他多次表示,为了党的政策,为了群众的利益,为了群众的政治权利,我宁愿死也不屈服投降。

  凌学文还是一个非常有“心眼”的人。我就领教过他的这种出于善良愿望的“狡猾”。那一天为了访问屈刚,我们很晚才到渣江镇。本想第二天早上才下乡寻访。这时凌学文提出到他家过夜的要求。他非常认真地告诉我,他家就在附近,路况也非常的好。于是,我们凌学文的指引下,在雨雪的黑夜开始凌家之行。车子在十分泥泞的山路上行驶,在黑幕中我们看不见前方和希望。可每当我们感到难以再走下去的时候,凌学文就告诉我们,上了这个山就到了。可最后不知上了多少山,下了多少岭,过了多少条河,车子被陷进泥坑多少次,我们才到了他那根本没能正式公路、十分偏远的家。只有这时,他才对已经全身是泥的我们和已多处划破的车辆表示歉意,并说,“如果不这样,你们能到我家里来吗?我保证你们今晚是有收获的”。的确,就是那个没有地方住宿的夜晚,就是在那个没有安好门窗的房间里,我同凌学文的家人围坐在火炉边,他们向我讲述了许多生动有趣的故事。我从他们的讲述中,终于知道了农民抗争精英如何用铜锣传递信息的秘密。尽管如此,我还是记住了他在指路时的神色。我想,他在向抗争精英及村民们讲述争取农民人权这一目标时,是不是也具有同样的动机和信心呢?

  八、被逼出来的宣传家

  [廖哲辉,男,1940年生,小学文化。1993年从广东打工回乡后因不满各种加重农民负担的做法而当面指责村干部并发生冲突。1994年开始上访县,在遭受镇干部打击后上访到省市。1995年后数次发动农民到镇政府讲理并联名聘请律师进行诉讼。在上访和诉讼均未见效的情况下,购置扩音设备开展各种宣传活动,坚持至今已达7年之久,是位名副其实的宣传家。]

  廖哲辉是在1996年用自己的钱购置那两套扩音设备的。这之后,他经常一个人挑着这些设备到村头山腰去宣读各种有利于农民的法律和政策文件,一直到现在,这还是他进行抗争的最为主要的形式。在许多人的想象中,他应该是位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能言善辩而且富有激情的人。也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想象,我第一次见看见他时,就无论如何也没有将面前的这位干瘦而不善言辞的老人与那位广受农民称赞的宣传家联系起来。

  可在听完他亲述自己的故事后,我才能理解像他这样一位老实的农民是如何被一步步逼成为一位公认的减负代表中的宣传家的。当然,他那种路见不平而拔刀相助、宁死不屈而抗争到底的性格注定了他不平凡的晚年人生,但如果不是对各级执政者失去信心,他应该不会像现在这样企图依靠自己的宣传来发动农民保护其合法权益的。

  我注意到了廖哲辉是在对省级执政者落实政策的行为无效而失望后才走上依靠自己和依靠农民来替天行道的。这给了我许多联想:远离中央政治的中部农民,对体制性依赖要受到路途等因素的限度。他们不象那些皇城脚边的人,用很少的成本就可以跑到天子座下,并能用各种关系惊动朝野,而获得平反昭雪或扫黑扬善。中部农民这种远离权力中心而对中央权威的敬仰,往往就会成为他们替天行道的动因。当然,如果中央也让他们看不到希望,那么,他们的目标也许就会有所改变。这实际上是中国近代以来改朝换代的最主要的原因和路途。

  九、农民“律师”的诉讼

  [凌春伟,男,1947年生,初中文化。湖南省衡阳县长安乡长市村长市村民小组村民,身有残疾,在本镇经营小商品。1992年开始因个人工商税上访并诉讼法院。1994年起代表全村农民为农民负担问题在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省高院状告过长安乡人民政府和衡阳县人民政府,并胜诉。他的经历是我们解读中国农村的法律意识的一个很好的文本。]

  我第一次见到凌春伟是在彭荣俊家里。那一天来了很多上访代表,他们计划成立农民协会这样的组织。因为有许多人我都是第一次见到,他们又争着与我进行各种形式的交流,所以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我都只能简单地了解一下。但是,凌春伟却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其一,他有明显的残疾。一个走路都不方便的人,从几十公里外的长安乡赶到这里来参加具有风险的聚会,这本身让我感到了一种震憾。其二,他告诉我,他为农民负担的问题从1994年起就到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和省高院状告过长安乡人民政府和衡阳县人民政府,并都胜诉了。现在他正组织农民为基金会的事起诉有关部门。可能由于我是做律师出身,对诉讼方面的事情有特别的兴趣,本想好好同他谈谈,只是因为条件不许可,我们约好以后见面详谈。可第二次见面还是因为人太多,还是没有能如约深谈。

  第三次见面,是2003年3月1日,我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陆雷博士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衡阳县农民抗争的事实,从北京来到衡阳县后就住在渣江镇老街的一个农民旅店的楼上。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就同他们一同上访减负的几位代表从长安乡赶过来了,尽管当时我并没有访问他的计划,但看到那种真诚的目光,我还是决定与他深谈一次。晚上我们两人单独进行的一次谈话,他很激动地向我讲述了他是如何成为一位上访减负代表的。

  他告诉我,他今年56岁了,因为他父亲有点历史问题,在极左路线统治时期,被说成了反革命,一直到邓小平上台后才平反昭雪。这种家庭出身对他们一家人都有很大的影响。

  他本人初中都没有读完就走向社会了。

  在凌春伟的这个栏目里,我还附录了与他没有直接关系的曾宪良的访谈和相关材料。这样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他们为了维护自己或农民的合法权益,都通过了漫长的法律程序,并都最终在法律上获得了胜利。所不同的是,曾宪良获得的只是一纸空文。

  十、“叛徒”的决心

  [刘德法,男,1936年生,文盲,湖南省衡阳县三湖镇永安村鱼坪组村民,1998年因农民负担问题上访省市并组织进行减轻农民负担宣传活动。1999年元月被衡阳县公安局以扰乱社会秩序为名拘留7天。现为永安村村村委会民兵营长。]

  我之所以前往三湖镇访问刘德法,是刘坤山先生所坚持的。2003年3月1日根据彭荣俊的安排,刘老作为向导带领我们去访问那些我想见的人。当天下午四点多钟,在我们访问完屈刚回渣江镇的路上,刘老提出要到三湖镇去。看着我们被农村的土路和所租的破车搞得很疲惫的样子,他向我们陈述了为什么要到三湖镇的理由:一是,三湖镇曾经发生过许多因农民负担问题有影响的事件,其中“99事件”曾经惊动过人民日报社的吴兴华;二是,他是三湖镇的人,现在就住在三湖镇的一个村子里,三湖镇离渣江镇并不很远,他已经通知了有关人员在他的住所等候。三是,三湖镇有一位很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名叫刘德法,他曾经多次到省市县上访,还组织三湖镇的农民与镇政府进行过很多直接的抗争活动,被镇干部打得死去活来,并被公安局拘留过七天。后来他被村民选为了村干部。可是他担任村干部后却不敢再搞减负和上访了,被有些农民和上访减负代表称为是叛徒。

  是刘老“叛徒”一词使我因中午没有休息和车路难行而快麻木的神经复活起来了。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因为我一直在思考,农民反抗者在政府的高压下,会不会而且在有什么样的情况下失去其原有的斗志。而在一个乡村社会,他如果被封为“叛徒”,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显然,刘德法这样的人物太值得研究了。于是,我同意了刘坤山的安排.我们在快到渣江镇的时候,改变了方向,前往三湖镇。

  我是在三湖镇永安村公路边一个小卖部见到刘德法的。这个小卖部实际上就是刘坤山现在的住所。听说我们要来,许多村民早就在这里等候。这其中就有刘德法。无论从那方面看,这位已经63岁的老人是个典型的南方农民。他中等身材,满脸的皱纹,没有修整过的胡须使那张久经风霜的脸更显苍劲,而他戴了一顶鸭嘴帽,又使人感到他是一个见过世面与众不同的人。我们围坐在一个小方桌边,我以闲谈的方式进行着试探性的了解。我先问到他的身体,然后又问到了他的儿女。他很骄傲地告诉我,虽然他没有读什么书,可培养了一个人才——他的儿子现在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接着我们就开始议论那许多让他伤心得流泪的事情。

  十一、含血的哀呜

  [周来娥,女,1956年生,初中文化,衡阳县金兰镇桐木村杨柳组务农。1998年因摊派款与村支书发生冲突被打伤后上访告状。2000年参加当地农民上访代表的宣传活动。2003年两次上京反映情况,其中一次与邹自清到天安门广场诉冤。]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艺术细胞的人,平时很少听歌曲,除了国歌外也很少有什么歌曲能感动过我。然而,当我听完周来娥的歌后,却已是泪流满面。因为,从她那充满痛苦的心中流出来的不只是歌声,而是一声声含血的哀呜。

  周来娥给我唱的是她自编的《呜冤词》,讲述的是村干部在收缴上交提留时如何殴打他父亲致死,她又如何含冤上告的故事。她的声音有些嘶哑,那嘶哑中渗透出许多苍凉;她的表情有些呆滞,但每唱到动情处,那双满是泪光的眼睛又放出了无尽的悲愤。毫无疑问,她的歌声绝不是什么艺术创造。可是,我却感到她的形象高于我所熟悉的任何一位歌唱家,因为,她是用自己的生命来承载着这歌声的全部意义。

  十二、从人大代表到上访代表

  [曾宪斌,男,1952年生,小学文化,1970年入伍,1976年入党,同年退伍回衡阳县长安乡龙凤村务农。1976年至1986年任村民小组长,1986年任村民兵营长,1996年任村委会主任。2002年因没能完成上交提留款被提前终止村委会主任职务。2002年12月参加上访代表活动,2003年2月发起成立衡阳县长安乡农民维权协会筹备委员会并任负责人。]

  我最初并没有把曾宪斌列入专访计划。这主要在于,我第一次见到他是2002年12月在衡阳县上访代表商量成立农民协会的会议上。我本想访问他,可他却拿出衡阳市长安乡人代表证,并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他不是上访代表,他是人大代表。这让我感到非常有意思,一个自称不是上访代表的人为何要参加上访代表举行的会议。虽然他不符合我的写作选题,但我还是在第二次见到他时访问了他。因为我想搞明白他是如何区分这种身份的。

  第三次见到曾宪斌是2004年4月9日,我带着一批研究生再一次来到衡阳县。当许多我访问过的维权抗争精英来到我住的宾馆审看我的访谈记录时,曾宪斌也来了。他很快发现在我打印的访谈录中并没有他。看着他失望的样子,我告诉他,这些访谈录是我想给衡阳县维权抗争精英们记下一些传记。他告诉我,他已经到衡阳市上访过了。为了证明他已是上访代表这一身份,他拿出了衡阳市人大常委会给他开出的上访回函。

  曾宪斌从人大代表成为上访代表的过程是值得注意的。在我看来,它一方面说明,现行的民意机构尚不能满足农民的利益表达需要;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定的社区文化状况下,许多被主流话语否定的社会身份,只要真正能为民众做事,就会获得民众社会真正意义上的认同,并可成为一种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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