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思聪:“政治到处蔓延时,我们可以做别的事情”

分类: 社会观察 作者: 时间:2020年01月28日

「邹思聪:“政治到处蔓延时,我们可以做别的事情”」是一篇关于“高行健,刘再复,文学,审美,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由邹思聪(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笔会,散文随笔”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在占领运动陷入拉锯战的香港,街头政治已成为这座城市的主题,主力抗议者是永恒的反对派——大学生们。如果此时,有人从远方而来,在这座城市的著名大学里,巡回谈论不合适宜的文学艺术,结果会如何?

听者寥寥,似乎是可以预期的结局。但现实却令人惊讶。

从10月24日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和一生挚友、文艺理论家刘再复从万里而来,会逢此城。短短一周内,高行健与刘再复分别在香港科技大学、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畅谈文艺。这些大学校园内,政治民主的诉求无处不在,“无期限罢课”,“坚持占Z”的呼吁俯仰皆是,满是政治色彩的壁画涂鸦,也并不拉近其与文艺的距离。

但就在这几乎一切都诉诸政治的环境里,两位文艺的传教士每至一处,迎接他们的,皆是高朋满座,听者如云。

这是一场漫长的对谈,时间可以是在香港的一周,也可以是过去二十年。如同过去数十年的一以贯之,高刘二人仍然是文艺的孤独布道者。他们不合时宜地宣称,要回归本质的文艺,就要告别二十世纪,告别无休止的革命。无论这种革命,来自于政治,或来自于文艺本身。

“政治到处蔓延时,我们可以做别的事情。”比起刘再复的慷慨,瘦削的高行健并不喜欢高声的公众言说。谈论自己的文学观时,他声音更细、语调更低,如同絮语,而非演说。唯独这句话,他抬高了声调。

事实上,高行健与刘再复并不讳言政治,但谈论的目的,却永远是为了“高举逃亡的旗帜”,“走出噩梦”。在几所大学的对谈里,两人对二十世纪的政治史,绝无好感。高行健直言二十世纪的糟糕,“这刚刚过去的一个世纪,政治对文学的干预与封杀,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

高行健亲历二十世纪的狂热中国。读大学时,他已无法忍受宣教的政治课。他通常背两个书包上课,其中一个空书包,在政治课点名以后,便放在课桌上,而他则背另一个书包逃往图书馆。“我在大学时读书的数量是难以想象的”,五十年以后,高行健在香港回忆了他最初的“逃亡”,而最多的一周,他看了52个剧本。

也因为这份青年时代的自觉逃亡,观者看不到革命的血液在高行健体内曾经流淌的迹象。相反,在他身上,可以轻易看到一个经验论者对人性的深刻怀疑。哲学家李泽厚曾激赏高行健,原因便是他对尼采“超人哲学”的尖锐讽刺。

他曾在中国大陆、巴黎、瑞典……如今则在香港,他再一次批评尼采的超人哲学。“尼采要成为超人,也培养了二十世纪大大小小的小超人,实际上他不是超人,他是一个病人”,他说。

“尼采之后的那一个世纪,人为的灾难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最黑暗的记录。许多知识精英都发了疯,仿佛上帝一死,便都成了救世主,不是要把这陈旧的世界打个稀巴烂,就是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乌托邦。”

浪漫主义的尼采思潮,对现实政治的影响是——“革命家和造反派在颠覆旧世界的时候,来不及再造人和自己,自我的无限膨胀造成的灾难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流行病。”

中国因此成为文明衰败的重灾区。在几所大学的对谈中,他多次提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衰败。这样的观点,并非一时危言,在《文学的理由》——这篇世纪之交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中,高行健已经讲到, “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的劫难,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乃至于弄得一度奄奄一息,正在于政治主宰文学,文学革命与革命文学,都同样将文学与个人置于死地。”

在高行健眼中,以革命的名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讨伐,禁书烧书,作家被杀害、监禁、流放,百年来无以计数,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制朝代无法与过去的一个世纪相比。

在此情况下,中文写作变得无比困难,在对谈中,高行健回忆其获奖作品《灵山》创作的缘由。这本书的出世,是对其所处时代的见证,更是作家苦闷之下的心灵需要。1982年,他出版了《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书,“这本书没有什么政治内容,已经是自我审查的结果,但还是受到批判”。

此书被认为政治导向错误,高行健心灰意冷之下,选择毫无禁忌地写一本中国南方文化背景的小说,他彻底放弃自我审查,不为出版,而纯然是自己的心灵需要。

“正是在文学做不得的时候,我才充分意识到其所以必要,是文学让人还保持人的意识,”高行健说。《灵山》的写作,成为脆弱个体的心灵逃亡,他在小说中变换一二人称,实践自己在《现代小说技巧初探》提出的实验性技法。人称变化如同电影镜头的伸缩,它自由切换,展示目力所及的真实世界,穿插南方巫文化里的中国,和个人的心灵困境。

另一种逃亡则更为艰难。由于八九之后大规模中国作家流亡海外,这批作家被打上烙印——持不同政见者,他们被特殊身份捆绑,成为“人民的良心”,控诉的姿态取代了文艺的创作。彼时高行健身在法国,他开始警惕类似的捆绑,以及作家身份的错置。

他写道,“共产党极权国家里,想要从事自由文学创作的作家,即使流亡到西方,摆脱了专政的压迫,却立刻笼罩上另一种政治,即所谓持不同政见,这也是一种狭隘的意识形态。作家本人如果不去自觉摘除贴在身上的这种政治标签,相反以此兜售,刚逃脱一种政治却又掉进另一种政治,损害的还是自己的文学创作。”

对于文学家来说,文学之所以永恒,在于它本与政治毫无关系,而只是纯然的个人之事,是人类永恒的情感所需——一番观察、一种对经验的回顾、一些臆想和种种感受、某种心态的表达,兼以对思考的满足,就构成了文学的全部。

但当政治到处蔓延时,如果还可以沉默的话,作家唯有搁笔。而一旦沉默,作家便在那一刻死亡。还想实现文学的可能,便只有一条路——从但丁到乔伊斯,从托马斯.曼到索尔仁尼琴,从屈原到高行健,文学的出埃及记,几乎是作家必然的抉择。

逃亡以后,拥抱什么?——这可能是更困难的问题。因为在文学的创作中,它是作家本人的自然而然,但在对谈中,言语的论说,如何复盘创作中流散的意识?

刘再复和高行健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然而,高行健在文学创作中形成的文学理论,和刘再复仍有区别。刘再复是系统的理论,高行健则是流动的思想。这正如文学家与哲学家的区别,他们并不系统研究美的来源,而只是创作美本身。

“高行健要什么样的文学?就是没有主义的文学,就是告别20世纪大思路的文学,冷静地面对真实人类处境的文学”,文艺理论家刘再复在对谈中说。

《没有主义》是高行健为数不多的理论文章,上世纪末,刘再复将此文收录进自己在香港主编的《文学中国》系列丛书。初读此文时,刘再复感到论调“新鲜”,但此后数年,刘再复对高行健有了新的认识。

高行健不相信一切先验的理论框架足以解释和营造世界。“他有一种深刻的怀疑,不相信世界是可以改造的,也不相信人性可以改造,这种怀疑精神贯穿了他的全部作品,从《灵山》到《叩问死亡》。”也正因如此,告别二十世纪的文学,事实上就告别了三种大思路。

造成二十世纪人类浩劫的马克思主义,包括其后的衍伸品——西方新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乃至萨特的介入文学——这是文学的当头大敌。他们同样不能认同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的观点——文学是对生活的批评。一旦举起这样的旗帜,文学会不可避免成为政治的注脚。

这样的拒绝,却并不意味着拥抱自由主义。相反,自由主义的思路同样成为高行健文学创作中的告别对象。因为一旦作家的文学创作,是为了反对共产主义极权统治,文学又将成为政见的途径。

不止于此,告别“老人道主义”也成为必经之路。刘再复解释,“老人道主义”只看重和鼓吹那些大写的人,却忽略了永恒的人类困境,脆弱的人类真实。

“他超越了文学介入的思路,不接受文学是匕首和投枪,不接受闻一多‘诗歌应该成为时代的鼓手’,不接受毛泽东‘文艺是另一种没有穿军装的军队’,也不接受刘宾雁的‘文学要干预社会’”,刘再复说。

面对老友的激赏,高行健接过话头,“刘再复把我吹捧得太过了,我的文学观,说实话不是什么新鲜创见,因为文学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的。”

“从荷马史诗,到希腊悲剧,从中世纪的但丁神曲,到莎士比亚的悲剧喜剧。从巴尔扎克对法国众生相的深刻展示,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国社会众生相展露无遗的描写,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浮世绘。”

因为文学这项古老技艺的要求,作家不可能承担起“超人哲学”的要求,那些信誓旦旦的先知预言,到今天都被证实为一个个巨大的骗局。因此,作家不再是人类的良心、灵魂的工程师。作为写作者,唯有抛掉先知和裁判的妄念,审视自我,将自己置于恰当的地方——没有特权、拥有原罪的普通人的位置。

在这里,作家只能记录历史的滚滚洪流,并做出自己的言说。作家不可能改变世界,他很可能目睹循环的人类命运——他们努力逃离悲剧,最后悲剧迎面而来。

通过这种记录,作家终于呈现了人生的真实。不同于记者,作家不只是描摹现实,他诉诸文学的手段,触及人反复经历的困境,书写普遍的人性复杂和愚蠢——“因为拥有智能的人类并不聪明到足以汲取教训”。

并且,文学的见证较之于历史,往往更为准确。历史总带有权力的烙印,并且随着权力的更替而一再改写。当历史以荒诞和谎言呈现时,文学提供了真实——真实来自于作家的个体感知,为后来人提供深刻的片面。

在对谈中,高行健说,“人类的文学史是可以一读再读的,因为它经得起永恒历史的考验。但官方‘大写的历史’是不可信的,它没有价值。作家写另一个历史,人类的种种困境,人性复杂和愚蠢,这样的文学,没有国界。”

这正是高行健数十年来对文学意义的反复诉说。在以往的著作中,高行健数次写道文学见证的意义。政治权力书写的历史,在政权的翻覆中被不断裁剪,任人打扮,但“作家的作品一经发表,再也无法修改,他们对人类的承诺,自然比那种同国家政权现实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官方历史可靠得多。”

在高行健眼中,文学为的是生者,而且是对生者当下的肯定。永恒的当下,对个体生命的确认,才是文学之为文学,所不可动摇的理由。这种恢复本真的文学,高行健称之为“冷文学”,是他一生追索的道路,也是对谈中,面对“要怎么样的文学”的问题,高行健给出的一种并不系统的答案。

遗憾的是,尽管高行健的“冷文学”从不作政治控诉,中国大陆却从不喜欢他。高行健举世皆知,唯独成为祖国的陌生人。为数不多的介绍,是官方媒体对高行健本人并不公正的批评。这并不出人意料,因为在这里,不久前才召开了新一次的文艺工作座谈会,文学已经成为执政党的重要事业。高行健最反对的文学处境,正在这里重新上演。

反而是成为政治主题公园的香港诸所大学,仍然对审美的文学有足够的热情,孤独的文艺布道者,在此地受到应有的关注和尊重。这座城市在不安中体现的某种博大和浑厚,预示了可期的光风霁月。

只是故园无此声,逆旅无归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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