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春:再论鲁迅的忧患、求索和文学努力

分类: 文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1月16日

「郑春:再论鲁迅的忧患、求索和文学努力」是一篇关于“鲁迅,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 第11期(专栏),由郑春(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内容提要:鲁迅先生离开这个世界80年后,我们益发感受到他的深邃和可贵,感受到他所独有的特殊价值和意义,比如浓郁的忧患意识、强烈的开放呼唤以及“拿来主义”的倡导和阐释等等。鲁迅早年留学日本,为的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七年的海外求索和锤炼,使他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种“别样的人们”。鲁迅以一种超乎世人的眼光和胸怀进行了艰难的文学探索和创新,他在白话文创作中崭新的语言实践,具有极为可贵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关 键 词:鲁迅 忧患意识 开放呼唤 世界眼光 留学背景

今天我们纪念鲁迅,不仅是因为深深怀念这位为中国文化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伟人,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是今天的社会建设依然迫切地需要他,需要他的思想和智慧。在鲁迅先生离开这个世界80年后,我们益发感受到他的特殊和可贵,感受到他的深邃和远见,感受到他与我们民族命运的息息相关和血肉相连。我们赞成这样一个看法,那就是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化中确实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人物,他的著作以及蕴含在这些著作中的诸多思想,将伴随我们民族建设现代文明的全过程。

在纪念鲁迅的日子里,许多学者一再强调,最好的纪念还是阅读,也就是要读鲁迅,读他的著作,甚至明确提出要通读原著,我们以为这些声音都是极有见地、极为重要的。鲁迅的作品确实经得起岁月的侵蚀和时间的考验,只要你认真地阅读,总会常读常新,并且常常产生新的收获。在我们民族开启复兴征程的今天,重读鲁迅,特别是重温其具有重要启迪意义的系列思考,感慨良多,收获益深。我们深切地感到,鲁迅先生的许多重要思想穿越岁月的风云,在今日益发显示出独特价值和意义,值得高度重视,比如极为浓郁的忧患意识、极为强烈的开放呼唤以及极为坚定的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的文学建设实践等等。

一、“我也有大恐惧”

在鲁迅对外国作家作品的引进和介绍中,我以为他对日本作家厨川白村的文章翻译,以及围绕这些翻译的有关思考值得高度重视。1925年前后,鲁迅陆续翻译了厨川白村的系列文艺评论文章,并将其中大部分发表于当时的《京报副刊》和《民众文艺周刊》上。这一年的冬天,他将翻译文集《出了象牙之塔》结集出版,对这本不算太厚的小书,鲁迅表现出很大的兴趣,多次予以高度的评价。

是什么引起鲁迅的特别关注和重视呢?我们发现,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这本书的作者“主旨是专在指摘他最爱的母国——日本——的缺陷的”①,文章中有诸多揭示日本不足和缺失的尖锐文字,给鲁迅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甚至是引起某种震动。特别是作者敢于正视本民族阴暗面的目光和勇气,他大为赞赏,认为“作者对于他的本国的缺点的猛烈的攻击法,真是一个霹雳手”②。另外,从异国作家对待本民族缺陷时所展现出来的强烈自省意识中,鲁迅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自己的祖国,并说“大约因为同是立国于亚东,情形大抵想象之故吧,他所狙击的要害,我觉得往往也就是中国的病痛的要害”,指出“著者所指摘的微温,中道,妥协,虚假,小气,自大,保守等世态,简直可以疑心是说着中国。尤其是凡事都做得不上不下,没有底力;一切都要从灵向肉,度着幽魂生活这些话。”③进而鲁迅由此及彼,再次深入中国人的精神天地,并在系列对比中发掘出中国人精神世界最为缺乏的某些东西。正因为以上这些原因,鲁迅在该书由北京未名社正式出版时,特意写了一篇不短的“后记”。其中就这部译著的翻译目的说了一段极为诚恳和痛切的话,表达出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苦衷,以及建立在这种苦衷之上的强烈渴望:

我译这书,也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中国现在并无“取乱侮亡”的雄心,我也不觉得有刺探别国弱点的使命,所以正无须致力于此。但当我旁观他鞭责自己时,仿佛痛楚到了我的身上了,后来却又霍然,宛如服了一帖良药。生在陈腐的古国的人们,倘不是洪福齐天,将来要得内务部褒扬的,大抵总觉得一种肿痛,有如生着未破的疮。未尝生过疮的,生而未尝割治,大概都不会知道;否则,就明白一割的创痛,比未割的肿痛要快活得多。这就是所谓“痛快”罢?我就是想借此先将那肿痛提醒,而后将这“痛快”分给同病的人们。

结合着作品的翻译和介绍,鲁迅指出,厨川白村在书中一再指责自己的国家没有独创的文明,没有卓绝的人物,这也许是正确的。但公正地看,在植物学、地震学、医学等方面,他们还是取得了相当的成就的,也许是著者为了集中针砭“自大病”的缘故,故意把这些长处抹杀了。说到这里,鲁迅笔锋一转,谈了一段更为深刻的思考。他说,没有独创的文明和卓绝的人物固然是问题,“然而我以为,惟其如此,正所以使日本能有今日,因为旧物很少,执著也就不深,时势一移,蜕变极易,在任何时候,都能适合于生存。不像幸存的古国,恃着固有而陈旧的文明,害得一切硬化,终于要走到灭亡的路。中国倘不彻底改革,运命总还是日本长久,这是我所相信的;并以为为旧家子弟而衰落,灭亡,并不比为新发户生存,发达者更光彩。”④

语气苍凉,意境深邃,从这番清晰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鲁迅那颗痛苦的灵魂,一颗对家乡故国魂牵梦绕、忧心如焚的灵魂,有人称之为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正像他本人一再强调的,自己从事翻译工作的目的,是用别国的火,来煮自己的肉,他最重要的期待是要惊醒故国那些还在沉睡的人们。他渴望自己的同胞不再昏昏然地自欺欺人,不再盲目地自囚于历史悠久的自高自大中,不再轻易地嘲笑别人,聊快一时之心。鲁迅痛切地指出他从别人鞭责自己的勇敢中,感到了彻骨的痛。他说,厨川白村所指出的种种脓肿,我们其实也有,甚或更严重。而能够清醒和明确地指出来,则是彻底割除它的第一步。正因为如此,鲁迅极为看重厨川白村的系列作品,不仅亲自翻译了他的《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这两本文艺论集,而且一再著文介绍评论,还在中学的演讲中把他的书推荐给学生们,作为研究文学可以阅读的新的三种书籍之一。⑤我们常常惊叹于鲁迅目光的深邃和锐利,这深邃而锐利的目光常常使他的思想能够立于一个更高的位置,超越世人,看得更深更远,看到别人难以看到的许多东西,进而产生了深深的忧虑。我们以为,这种忧患意识是鲁迅思想最重要的基础,也是其文学创作重要的底色,在他的系列文章和小说中经常显现出来。鲁迅努力用自己的文字和创作,表达内心深处对故土、对同胞最为痛切的追问和最为深情的忧虑。

鲁迅多次说过,在自己的内心深处,对自己的同胞、对民族的未来有着诸多的担心和忧虑,有时甚至是恐惧,某种深深的恐惧。1918年底,鲁迅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发表了《随感录三十五》,影响巨大,其中主要谈了自己的“大恐惧”:

现在许多人有大恐惧;我也有大恐惧。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我以为“中国人”这名目,决不会消灭;只要人种还在,总是中国人。但是想在现今的世界上,协同生长,挣一地位,即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够站得住脚;这事极须劳力费心。而“国粹”多的国民,尤为劳力费心,因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别。太特别,便难与种种人协同生长,挣得地位。

有人说:“我们要特别生长;不然,何以为中国人!”于是乎要从“世界人”中挤出。于是乎中国人失了世界,却暂时仍要在这世界上住!——这便是我的大恐惧。⑥

这段话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常常被人们一再提及和反复引用。在这里,敏锐的鲁迅作出了怎样的预言和判断呢?他深切感觉到并明确指出了我们民族现实存在的一种危险,那就是中国与世界关系有可能出现的再度脱轨,因为强调“特别生长”,进而造成中国与世界的再次隔离,这种状况当然有现实层面的,也有许多是精神层面的。鲁迅特别用了“挤出”二字,也就是使中国再次与外部世界对立起来,再次陷入闭关锁国、脱离外界、自恃特别、自我陶醉的境地之中,因此而“失了世界”。鲁迅认为,这种状况和导致这种状况的种种说法、做法、宣传,以及可能的发展趋势,无论以何种旗号、何种面目、何种形式出现,都是十分值得警惕的。而且,纵观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百年以来的历史,鲁迅有一种清醒的认识,那就是这种现象在我们的生存和文化环境中不仅颇有市场,而且根深蒂固,所以总是能够以不同的旗号改头换面一再出现,有时遇到适宜的气候甚至会蔚然成风,形成可怕的社会潮流。鲁迅尖锐地指出,这种现象对我们民族未来的发展十分有害、十分危险,后果将会十分可怕,所以是最可恐惧的,他称之为“大恐惧”。阅读鲁迅,我们发现这一观点的产生和发展,是鲁迅思想中值得认真研究的一条重要线索,而且鲁迅本人也极为看重。其实,在其苦苦探索的一生中,鲁迅始终以坚定的、不妥协的态度清醒面对这种“大恐惧”,与可能导致这种状况的形形色色的思想潮流作坚决的斗争。他的思想启蒙、文学创作以及外文翻译始终围绕着这样一个总的目标,他对国民性的尖锐剖析,对传统文化糟粕的深度批判,对外国先进文化的大力宣传、倡导和引进,无不体现着这种抗争的态度和艰辛的努力。再读鲁迅,我们发现鲁迅的思想世界有一个核心点,那就是始终不渝的开放呼唤。面对汹涌澎湃的世界潮流,鲁迅一再强调,我们一定和首先要做的,是开放,是学习,是与世界潮流密切相随、共同进步。我们以为,这是鲁迅先生为他的祖国开出的抵御那些“大恐惧”的一剂重要药方。

当然,对于开放,鲁迅不仅是热切呼吁,还有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一系列的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比如在现实环境和条件下应当怎样开放、应当以什么样的心态开放、开放的步骤与阶段,以及在开放运行中应当力避怎样的心理和行为等等。尤为可贵的是,他还放眼漫长的中国历史,充分运用自己丰富的知识积累,为世人描述出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怎样的开放举措、开放心态和开放历史等等,以为重要的借鉴和例证。鲁迅曾经用生动形象的文字对比过汉唐两代以及近代前后的中外交流状况,然后明确表达出强烈的开放呼唤和热切期待。他不仅充分肯定了引进民主科学思潮的历史合理性和现实必要性,而且强调继承者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要大力弘扬那种可贵的开放精神,并且能够有谋划、有力量,把长期以来由于民族危亡的压力而造成的扭曲的、不平等的被迫开放,转换成主动的进取的,并且富有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开放。鲁迅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对一个古老的背负着沉重包袱艰难行进的民族而言,如果重回闭关锁国的老路是极容易的,那条老路甚至有着不小的诱惑,但那样走是绝对没有出路的。进一步而言,如果只满足于消极被动的开放,满足于别人的介绍和输入,而不能积极主动地去选择、吸取,不能以自由开放的心态去参与世界范围内的对话和交流,同样也是没有出路的。开放引进,应该以更为宽阔博大的胸怀,“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进而培植出自身的创造机能。这就是鲁迅的“开放”之梦,是他对于自己祖国和民族未来发展的期待和建言。

重读鲁迅,我们看到鲁迅的开放意识是强烈的,也是一贯、坚定和递进的。求学时期,他大声疾呼冲破一切障碍,引进西方的自然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文学艺术;“五四”前后,走向了激烈的反传统以及西化的文化选择;晚年在经历了更多的风雨之后,鲁迅的思想再次发生了重大的修正。这种修正不仅超越了留学年代屈辱心境下的愤激冲动,也超越了“五四”时期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迷茫,在开放思考及其具体举措上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飞跃,其结果就是形成了著名的“拿来主义”,这一重要思想直到今天依然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鲁迅强调对待西方文化,一定要分清“送来”和“拿来”的区别,因为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同时也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开放态度。鲁迅认为,我们再也不能只是一味地被动地接受“送来”的货色,而要学会“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他这样描绘理想中的“拿来主义”者,他说“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要有力量放手拿来,拿来之后最重要的是会“挑选”,即区别不同性质的东西,采取不同的态度,然后再根据不同情况,“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鲁迅说:“总之,我们要拿来。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⑦鲁迅的“拿来主义”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最重要的思想收获之一,一方面它是近代以来激荡中国大地的开放意识的最终结晶;另一方面,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切实指导着中国现代的开放实践。直到新世纪的今天,面对种种新的困难和挑战,当需要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时,我们感到鲁迅的“拿来主义”及其种种论述,依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吴组缃先生在论述中国现代作家时,曾经专门研究并分析过赵树理与鲁迅的区别。他说:两人都写乡村,但赵树理是通过村庄看世界,而鲁迅是通过世界看村庄,所以立意高下有别。⑧我们以为,这番话十分深刻地指明了鲁迅在中国现代史和文学史上的特殊价值所在,并且认为,是“拿来主义”的开放情怀,使鲁迅具有了如此广阔深邃的世界眼光;而鲁迅所拥有的世界眼光,又使他全力倡导的开放呼唤显示出异乎寻常的特殊意义。

二、“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重读鲁迅,我们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是那一代人极为浓郁的忧患意识、开放意识和学习意识。我们认为,这一特点的形成与他们的生活和成长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他长期的海外生活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与他们的留学背景密不可分。对鲁迅而言,海外留学的特殊经历使他渐渐萌生了对故国现状的诸多不满,并开启了对使命、力量、方法、途径等大问题的苦苦追寻。换句话说,海外生活的七年,使这样一位有志向的中国青年,完成了我是谁、我想干什么、我应该怎么办的历史选择和跨越。

勃兰兑斯告诉我们:“有一种要素,外国人比本国人更易于觉察,那就是种族标志,也就是德国作家身上使他成其为德国人的那种标志。德国人的观察太容易把德国人和人类视为同义词,因为他但凡和一个人打交道,心中总免不了有一个德国人。许多令外国人惊诧的特征,本国人往往熟视无睹,因为他早已司空见惯,特别就因为他本人就具备着这种特征,或者就是那个本色。”⑨这段话的重要性在于,它讲明了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的一种现象,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人,更容易发现彼此间那种容易被自己所忽视的、带有民族性特质的某些东西。我们以为,留学生走向世界,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开眼界;还有十分明显的一点是在不同的现实环境中、在异国文化的启迪下对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有了全新的、完全不同的认识。尤为可贵的是,他们往往冲破许多长期禁锢自己的意识和观念,从“古已有之”、向来熟视无睹的东西身上看出了丑陋和黑暗,从过去司空见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发现了落后、局限和种种不合理。鲁迅在东京求学时,“因为身在异国,刺激多端”,和好友的交谈往往集中在“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又在哪里?”苦苦探讨以后的结论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口号只管很好听,标语和宣言只管很好看,书本上只管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按之实际,却完全不是这回事。”深究其原因,他们认为“当然要在历史上去探究,因缘虽多,而两次奴于异族,认为是最大最深的病根。做奴隶的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说诚说爱呢?……唯一的救治方法是革命。”⑩坦率地说,这些观点并不特别的新颖、深刻或者锐利,也没有超出那个时代成千上万留日学生中流行思潮的范围。但鲁迅的可贵在于,他是以此为基础,开始了更深层次和更有价值的思考,而鲁迅最为可贵的启蒙主义的心路历程,便由这样的思考而起步,最后达到了“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境界。其实,不只是鲁迅这样做,那些年代几乎绝大多数的留学人员,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时刻,都会遇到同样的情况并且大多在或深或浅地思考着相似或相近的命题,那就是与别的国家相比,我们的差距究竟在哪里?为什么别人能够做到的事情而祖国却不行?如何才能改变中国,使它摆脱苦难、黑暗、落后的境地?如何才能使我们中华民族成为世界大家庭中受人尊敬的一员?这是留学生们最为关注的问题,是他们最为热切的期待,是那一代人不可逾越的宿命,同时也是留学生活最深刻的背景所在。许多人之所以历尽艰辛,留学国外,就是要寻找这样一种存在,那种可以真正改变中国的存在,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11)。

众所周知,鲁迅立志学医与其家庭变故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是具有强烈的目的性的。他后来这样回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维新的信仰。”这无疑是一个美好的梦想,青年人的梦想,其核心是为国家、为民众,也为自己的家人做点什么。然而,在日本留学的所见所闻,很快淹没了这一切,其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一次课堂上幻灯片的强烈刺激。鲁迅曾经一再讲到那个痛心疾首的画面,他在海外课堂的画片上看到“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那是怎样的一幅图景啊——一个将要被枪毙的犯人和一堆莫名其妙的看客,“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12)那些看客的神态形象深深地烙在了青年鲁迅的心中,“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13),这是他心灵深处永远的痛,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这些创痛无疑是促进鲁迅思想巨变最重要的因素,他痛苦地认识到,要实现一代人的理想,也就是要救亡图存、拯救民族摆脱绝境,需要流血牺牲的政治,也需要扎扎实实的科学,但所有这一切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需要具体的人来做,而且只能和必须依靠头脑清醒的人去做。因此首要的问题是使中国人去除愚昧、摆脱麻木,也就是说,当务之急是使自己的同胞头脑清醒起来,也就是要对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进行重塑。

立足于这样的思想变化,鲁迅感到从长远和大局来看,“看病救人”尽管十分实用,但并不是一件十分紧要的事。单纯的医学或科学,实际上并不能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中国社会和民众思想的改革,因此所谓“医学救国”“科学救国”之类的想法或许只是肤浅简单、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最起码不像原来想象的那样关键、神圣和立竿见影。他深切地意识到,科学是人的社会行为与理性行为的一种高级活动,重要的不仅是科学理论本身,而是从事科学活动的人的素质,以及造就科学产生的文化氛围。救国要先救人,救国必先救人,灵魂毕竟重于躯壳,当务之急是彻底改造人们的奴隶根性,必须找到一条比科学启蒙更有效、更可行的途径。那么,什么是更有效、更可行的途径呢?鲁迅经过慎重思考,选择了文学,他觉得在改造国民精神方面,没有什么比文学更有力量了。在随后发表的著名论文《摩罗诗力说》中,他用一个形象的“冰之喻”,极为精彩地区分了“科学”(学术、学说)和“文学”(文章、诗)的不同功能,字里行间蕴涵着自己对文学的独特理解和热切期望。鲁迅认为,文学(艺术)离心近,科学(学说)离心远,文学与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14),鲁迅认定,要更新一代人的精神世界,文学是最好的手段。他后来一再回忆道:“我们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15);“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6)。他要以文学之笔来惊醒人、教育人、启迪人、改造人。至此,鲁迅完成了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转折,并且终生对这一根本性的转变矢志不渝,他始终坚信以文学救人必将有益于他的故国,必将“大补”于中国。

道路的选择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但一旦选择了道路,并明确了自己肩负的使命,鲁迅便开始了认真、充分和极具个性特色、倾向性的知识储备。鲁迅在日本留学七年,除了最初几年在学校读书以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自学和思考,特别是下定决心弃医从文之后,他更是以极大的努力为今后的文学事业进行着充分的准备。据许寿裳回忆,在鲁迅的抽屉里,珍藏着他心爱的书籍,除了唯一一本日本印行的线装《离骚》外,其余的全都是洋书。这种强烈的外文阅读倾向,正是他理想目标的清晰表达和苦苦求索的真实写照,而他的数篇文言论文《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则是这种努力的总结和展现。在这些文章中,鲁迅尖锐地指出故国所有问题的关键症结及突出表现集中于默如荒原,浩荡华夏没有声音,特别是民众不能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因为没有外部环境,没有内在条件,甚至作为个体的存在基本没有了这种能力。多年以后,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无声的中国》,依然号召“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那么,如何打破这无声的中国,他明确提出一个做法,就是要“别求新声于异邦”,也就是从异国他乡寻找到新的先进的声音,并且特别举例说,“新声之别,不可究详;至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随后他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这一诗派的诸位重要人物,诸如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等等。随后,他把目光转回自己的祖国,如此设问:“求之华土,孰比之哉?”“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17)最后,鲁迅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出他心目中的“战士”及其“理想”:“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具之邦,由是转为人国。”(18)从以上梳理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逐渐以一种开放胸怀和世界眼光,审视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趋势,有选择地吸取异质文化的优秀成分,重建一种“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现代文化的“新宗”,以达到启蒙救国的目的,这是鲁迅留学岁月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理想目标和建设途径。从这些颇具远见卓识的言论中,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出,鲁迅此时的思想已经大大超越了同代人,从而率先进入了现代文学和文化批评的崭新视野。这些论文涉及面极为广泛,深深浅浅地包含了诸多文化领域和学科范围,充分反映了青年鲁迅求学阶段艰苦的努力和广博的学识,其知识面之宽、视野之广,足以见出外国文化思潮对他多方面的影响。正因为有这种超前的充分的思想准备,才能使他在后来参与“五四”文学革命的创作中,出手不凡,几为绝唱;也使他的作品具有如此强大的思想力量,先声夺人,对整个文坛产生极为强烈的震撼。

总之,“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是鲁迅的求学理想,也是他的人生轨迹,更是使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在日本留学的七年,他学到了许多终生受益的东西,更为关键的是,他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了重要的知识吸收和储备,在选择、吸收、锤炼和提升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自己极为可贵的思想根基和精神底色。令人感叹的是,早年鲁迅留学日本,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寻找“别样的人们”;而经过七年的海外求索和锤炼之后,他自己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史上这样一种“别样的人们”,其突出标志便是贯穿其一生的忧患意识、开放呼唤和学习渴望。

三、“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

重读鲁迅,我们还想特别强调一点,鲁迅的重要性,或者进一步说,鲁迅之于今天的重要价值,不仅在于他的思想高度和敏锐,诸如站在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发出系列震撼人心的思考和论断,更在于他基于这种思考之上的坚定实践和切实行动,在于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和胸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艰难探索。在这些探索和尝试所取得的珍贵成果中,我们以为,许多方面直至今天依然有着重要启迪意义,比如思想探索领域极为深刻的民族反省、文学建设领域重要的规范性和引进性的探索实验,再比如对新文学开创时期诸多问题和弊病的发现与指正以及文学翻译方面“硬译”的尝试等等。本文想重点谈一下鲁迅在白话文创作方面崭新的语言创新和实践。

鲁迅对中国现代文学建设的突出贡献,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文学语言方面,也就是在文学语言的创新实践方面。当年,胡适在举起“文学革命”的旗帜、大力倡导白话文运动时,一个重要原因是认定文言死了。他曾说过一段具有标志意义的话:“我认定了:无论如何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若要造一种活的文学,必须有活的工具。那已产生了白话小说词曲,都可证明白话是最配做中国活文学的工具的。”(19)胡适的想法是明确的,为了发起一场希望的运动,话也说得很强势、肯定和斩钉截铁,但白话能否真的担当起这个责任呢?许多人却是怀疑的,包括胡适自己。所以尽管他一再呼吁新的作家应当尽力运用手头一切可能获得的白话去创作,尽管他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殚思极虑、努力为之,却也不敢对这项事业的前景抱有太大的期望,他甚至把写一手“纯粹的白话文”的希望,寄寓给了未来的人们,他原以为至少“要在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新中国的活文学来”。但实际上,白话文的崛起和兴旺远超人们的预期,前后大约只用了四五年的时间,白话文已在国内普及开去,而且一批优秀的带有示范性的文学作品也以崭新的姿态登上文坛,这其中鲁迅的创作无疑起到了关键作用。

鲁迅对白话文有着很深的感情,他曾经用极为形象的语言,生动表达过白话文的极端重要性。他说,白话文以前的中国,由于文言的僵死,中国人长期处于既聋且哑的悲惨的文化状态,故称为“无声的中国”。而胡适等人大力提倡的白话文运动,重要的意义之一是使一个“无声的中国”逐渐变为一个“有声的中国”,将一个“濒临死境”的文化“复活”了过来。因为这个原因,鲁迅曾发誓要倾尽全力,捍卫白话。他在《二十四孝图》一文中,曾以决绝的口气两次重复这样的话:“只要对于白话加以谋害者,都应该灭亡!”他将反对白话文的人称为是“现在的屠杀者”:“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代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诬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20)正是怀着这样的情感,为了“有声的中国”和“中国的声音”,鲁迅和同时代的许多作家一起,不仅是举旗帜、喊口号,而且艰苦地进行着新文学语言文字的规范、提高和锤炼工作。他们一方面要倡导白话文,捍卫白话文;另一方面要身体力行,尽全力提升白话文学的整体水平,进而为其真正立足并走向兴盛奠定重要的基础。面对种种的怀疑和指责,他们相信,脱离了古文的大众口语,不仅会,而且能够创造出不亚于文言的别一类的优美的文字世界。

理想明确,信念坚定,但具体究竟应该如何去做呢?“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但活文学怎样才能真正产生和创造出来呢?面对现实的挑战和重重的困难,鲁迅等一代学人进行了艰难困苦然而卓有成效的努力和探索。比如充分地向口语和方言学习,高度重视“活着的白话”。鲁迅曾经借用高尔基的比喻,说大众语是毛坯,加了工是文学,并认为这种说法是非常中肯的。(21)他明确表示:“我们要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22)他说“以文字论,就不必更在旧书里讨生活,却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使文章更加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23)在《门外杂谈》一文中,他举例说:“方言土语里,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我们那里叫‘炼话’,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恰如文言的用古典,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各就各处的方言,将语法和词汇,更加提炼,使他们发达上去的,就是专化。这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24)他特别举出传统文学作品中那些生动鲜活的例子,强调从旧小说、民歌、故事以及戏剧中吸取刚健、清新的表达方式。他认为,“《水浒传》里一句‘那雪正下得紧’,就是接近现代的大众语的说法,比‘大雪纷飞’多两个字,但那‘神韵’却好得远了。”(25)在《门外文谈》中,他进一步指出:“大众并无旧文学的修养,比起士大夫文学的细致来,或者会显得所谓‘低落’的,但也未染旧文学的痼疾,所以它又刚健、清新。无名氏文学如《子夜歌》之流,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我先前已经说过了。现在也有人绍介了许多民歌和故事。还有戏剧,例如《朝花夕拾》所引《目连救母》里的无常鬼的自传,说是因为同情一个鬼魂,暂放还阳半日,不料被阎罗责罚,从此不再宽纵了──‘那怕你铜墙铁壁!哪怕你皇亲国戚!……’何等有人情,又何等知过,何等守法,又何等果决,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么?”(26)再比如对域外词语、外国语法的引进学习,有学者曾专门分析研究了《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的两篇文章: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和周作人的翻译《贞操论》。发现不仅有域外文法规范的影响,如“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等等;而且外来词的吸收也是惊人的,《贞操论》总共3000多字,运用外来词语竟达70多次,其中包括社会、精神、权威、人格、关系、批判等。对此,鲁迅自己有这样一段阐释:“竭力将白语做得浅豁,使能懂的人增多。但精密的所谓‘欧化’语文,仍应支持,因为讲话尚要精密,中国原有的语法是不够的,而中国的大众语文,也决不会永久含胡下去。譬如罢,反对欧化者所说的欧化,就不是中国固有字,有些新字眼,新语法,是会有非用不可的时候的。”(27)应当看到,鲁迅所倡导的对“新字眼、新语法”的借鉴和应用,意义是巨大的,这种对国外词汇语法的充分吸收,不仅带来了新鲜的文化信息,而且极大地提高和增强了新文学语言的表达能力。

总之,向口语学习,向方言学习,向民间文学学习,也向域外词语、外国语法学习,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吸收和应用,为了形成一种属于自己也属于中国的崭新的语言表达方式。对于自己的语言创造和实践,鲁迅曾经有过这样的概括和评论,他说:“没有法子,现在只好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听闲谈而去其散漫,博取民众的口语而存其比较的大家能懂的字句,成为四不像的白话。这白话是活的,活的缘故,就因为有些是从活的民众的口头取来的,有些是要从此注入活的民众里去。”(28)鲁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小说语言基本上就是以活的民众口语为基础,博取古今,兼收中外,融会雅俗,创新升华而成的。正因为如此,阅读鲁迅作品,读者往往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的语言不仅具有一种鲜明的特色,而且在写人状物时显示出一种白话文中难得的精确、凝练和灵秀。它完全有别于同一时期的许多新文学作品,不仅没有当时常见的那些为人诟病的毛病,而且几乎完全摒弃了流行于新文学作品中的所谓的文艺腔调,因而令人耳目一新,并逐渐发展形成了一种个性鲜明的鲁迅风格,接近和达到一种难得的自由奔放的艺术境界。正因为这一特色,我们说,鲁迅的努力不仅为现代小说语言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用实际例证昭示了这种发展可能具有的广阔美好的前景。历史告诉我们,尽管鲁迅没有最早发起和倡导白话文写作,但他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和作品有力捍卫和弘扬了这一影响深远的运动。鲁迅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也说过,真正显示了文学实绩的,是自己的小说。当胡适还在孜孜不倦地耕耘于理论学术的层面,为白话文的生存和意义苦苦证明的时候,鲁迅已用自己绝美的文字证实了它动人的存在。胡适所期待和呼唤的那种新式文学,是在鲁迅的笔下变成现实的,并最终结出了颇为丰硕的果实。

以鲁迅为代表的一代作家,在西风东渐、文化交融的大环境中,将东西方不同的叙述方式,较为成功地融合在一起,努力实践和创造出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新的语言风格和新的表达方式。这一崭新的语言实践,不仅为现代汉语的创新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在相当程度上为其规范化和现代化显示出某种示范意义,而且对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民族文学语言的发展建设,产生了持久而深入的影响。极具艺术感悟力的学者李长之,在当时就敏锐地把握到鲁迅创作的特殊意义,真切体会到了鲁迅作品中的这种独特的美,他一再撰文指出“鲁迅的笔是抒情的,大凡他抒情的文章特别好”,“他的文字本身也表现出一种闲散、从容,而带有节奏的韵致……这是多么美的散文!文字的本文从容,有种从容的美,不必是叙述的事情从容”。(29)让我们摘取一段鲁迅的文字,具体了解一下李长之所说的这种从容,并欣赏和品味一下鲁迅作品所独有的文字之美。在其著名小说《故乡》中,结尾有这样一段,作者抒发了再别故乡时的情思和期待:“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30)这段文字流传甚广、影响较大,而且也极具代表性。无论是写景还是抒情,无论是描述还是议论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写景纯美,议论精粹,文风自然,意蕴深长,充分显示出这种新型语言风格的美丽、灵性及其令人神往的艺术魅力。能形成这样一种极具魅力的文学语言,无疑是现代文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所以文学史家有这样的公论: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如果说中国新文学的先驱努力掀起“文学革命”,是大声呼唤一个新时代的话;那么,这种极具魅力的新的文学语言的初步成熟和广泛应用,则标志着新的文学时代已经来临。“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我们以为,鲁迅的这种倡导和实践,对今天的文学创作和实践,依然有着重要的启迪和指导意义。

注释:

①鲁迅:《〈从灵向肉和从肉向灵〉译者附记》,载《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1页。

②鲁迅:《〈观照享乐的生活〉译者附记》,载《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

③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载《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4页。

④鲁迅:《〈出了象牙之塔〉后记》,载《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43页。

⑤鲁迅:《读书杂谈》,载《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41页。

⑥鲁迅:《随感录三十六》,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07页。

⑦鲁迅:《拿来主义》,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页。

⑧参见萧三匝:《我是刘震云》,《中国企业家》2012年第19期。

⑨[丹麦]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2分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页。

⑩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18、19页。

(11)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15页。

(12)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16页。

(13)鲁迅:《药》,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41页。

(14)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15)鲁迅:《域外小说集·序》,载《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61页。

(16)鲁迅:《呐喊·自序》,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17页。

(17)鲁迅:《摩罗诗力说》,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页。

(18)鲁迅:《文化偏至论》,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6页。

(19)胡适:《逼上梁山》,载《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第19页。

(20)鲁迅:《随感录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0页。

(21)鲁迅:《做文章》,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29页。

(22)鲁迅:《无声的中国》,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23)鲁迅:《写在〈坟〉后面》,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50页。

(24)鲁迅:《门外文谈》,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

(25)鲁迅:《“大雪纷飞”》,载《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45页。

(26)鲁迅:《门外文谈》,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00页。

(27)鲁迅:《答曹聚仁先生信》,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

(28)鲁迅:《关于翻译的通信》,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4页。

(29)郜元宝等编:《李长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30)鲁迅:《故乡》,载《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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