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英民:牛运震著述考略(代前言)

分类: 文学 作者: 时间:2019年12月11日

「樊英民:牛运震著述考略(代前言)」是一篇关于“牛运震,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爱思想首发(专栏),由樊英民(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一 牛运震其人

牛运震是清代著名学者和廉吏,山东滋阳(今兖州)人,字阶平,号真谷,又字木斋,堂号空山①。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出生于一个世代读书的家庭。其远祖牛黉为明鲁王府仪宾,此后数代仕宦为官。入清后,牛运震的祖和父是贡生,父亲任过日照教谕。牛运震天资聪颖,读书勤奋,16岁进学,23岁选拔贡,27岁中举,28岁中雍正十一年癸丑科进士,可谓一路连捷。30岁时,被山东巡抚岳浚保举,参加博学鸿辞科考试。在济南试以天文、地理、水道、兵法诸家之学,十一次皆第一,但进京参加保和殿之试时,却因“赋长逾格,策多古字” 而落选。

乾隆三年(1738)四月牛运震赴京谒选,掣签得甘肃。当年九月赴任,在甘十年,先后任秦安、平番、徽县知县。该地为汉番混居的地区,交通闭塞,自然条件恶劣,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他到任后努力整顿吏治,平反冤狱,革除陋规,使社会靣貌一新。又从东部引进先进技术,教民耕织,发展工商,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均成效显著。还大力兴办学校,培养人才,移风易俗,使当地渐渐形成读书向学的风气,几年中陆续有人中举以至中进士,这是有史以来所没有的。从此秦安县嬴得“陇西邹鲁”之称。

牛运震为官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爱民如子,一介不取,两袖清风。 秦安境内玉钟峡因山洪暴发而发生险情,他连夜赶到,亲荷畚锸参加抢险,历四昼夜。百姓请人绘《河决图》记此事。在平番时五道岘遇灾,他捐粟二百石赈之,领赈者有来自百馀里外者,活人无数。事后每户出钱一文,制“万民衣” 以致谢,牛运震受衣而返币。其他实心爱民事迹多有,不具述。

牛运震为人机敏精干,尤其在处理固原兵变事件中,冷静而有远谋深智,深得上司器重,已准备拔擢重用。但有嫉忌小人掇拾受万民衣事,恶意中伤诽谤,最后竟于43岁时被罢官。罢官后在皋兰书院讲学一年,才筹足回乡路费,此后永离官场,讲学于山西、山东各书院,潜心著述。乾隆二十三年(1758)53岁时去世。其事迹载《清史稿·循吏传》等。

清道光时的大学士、两江总督孙玉庭作《牛真谷先生传》,说 “余昔官翰林,曾纂修国史。惟时方纂大臣列传……如先生者,于立德,则可入《儒林》;于立功,则可称《循吏》;于立言,则可入《文苑》。假使得高位以行其所学,所就必更有大于此者。顾乃以一令终,岂非天哉?然即此,已堪传不朽矣!”②

本文拟从“立言” 的角度,介绍牛运震的著述情况。

二 牛运震学术概说

牛运震做官之后并没有放弃治学。他乾隆八年岁暮在秦安县署作的《寄颜痴仲懋侨书》中说:“……孤怀独结,秘此文墨;案牍之睱,不废简毕。每省土料民,山行水涉,常虚肩舆之半,载书册而读之。……窃以天假年缘,幸公事稍闲,将锐心精诣于述作之事。”③可见他一直都是把学问著述之事作为自己的人生志业,绝非一些官吏为冒充风雅的“刻一部稿” 可比。

王绍曾编《山东文献书目》④著录的牛运震著作,有16种110卷:

经部:《诗志》八卷;《尚书评注》六卷,附《校正尚书评注讹字表》一卷(按《校正尚书评注讹字表》实为清未民初的牛运震后人牛效伊著,此误。);《考工记论文》一卷,《空山易解》四卷;《空山堂春秋传》十二卷;《大学注》一卷;《中庸注》一卷;《论语随笔》二十卷;《孟子论文》七卷;

史部:史评类《空山堂史记评注》十二卷,《读史纠谬》十五卷;金石类《金石经眼录》一卷,《金石图》二卷,《牛氏空山堂藏镜》一卷;

集部:《空山堂文集》十二卷,《空山堂诗集》六卷。

从上述诸书看,牛运震的学术兴趣涉及经学、史学、文学、金石学诸方面。

经学:在封建时代,《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是儒学思想最核心的载体,代表着正统意识形态,也成为儒学的代名词。牛运震的经学著作,可以说囊括了五经四书的全部,——书名中没有《礼记》,但《考工记》是《礼记》中的一篇。

熟读五经四书,在牛运震的时代是每一个读书人的必修课,因为参加科举考试,做制艺文章,离不开这九种书,所以孩童时期就对五经四书倒背如流者,也并不罕见。但大多数人是在取得功名之后,就把“敲门砖” 扔掉了,而牛运震不是这样,他除了把五经四书作为贯彻一生的做人准则,还作为学问研究,从幼年到老年,有一个认识不断深入提高的过程。

牛运震宦甘十年罢官后在故乡课农教子,已是晚年。他说过:

仆自旋里,深悔从前并未读书。又若四十七年前如未读《论语》《孟子》者。年内评注《孟子》,颇自谓有得;间以肆力《尚书》,憬然自失,向所见典谟训诰,如见古人之意,独《论语》尚不敢下笔,然大段都有成见,昔之未定者,今且窥见十七八矣……

——《复肃州道阎公书》

曰“如向来未读者”,曰“从前并未读书”, 曰“若四十七年前如未读《论语》《孟子》者”,就文字而言,五经四书中最古奥难解的是《尚书》中的典谟训诰;最平顺易晓的则是《论语》。而此信却说对《尚书》能“如见古人之意”, 对《论语》竟“尚不敢下笔”! 由此可见,牛运震上述之言并非全是自谦,而是一种“觉今是而昨非” 的自我否定,是思想认识程度的提升和深化。他所关注的是在文字训诂之外的更高层次上,就是对其“文义书法”(见下引刘声木语)搜隐抉微和另辟蹊径的研究。

史学,是牛运震学术兴趣的又一重点。在他已中进士而尚未做官的雍正十三年(1735),曾对其挚友董淑昌谈起自己的学术志向:

……交岁以来,夙夜沉潜,究心研讨,摧挫之余,常以简册自理;四、五月后,益搜罗逸籍,恢广诵览,博引旁达,错综其事,渐觉黑白开朗。通所考稽《三国志》六十五卷、《宋书》一百卷、《魏书》一百五十卷、《南史》《北史》各八十卷,《唐书》《五代史》凡三百卷。窃见自先汉以来,太史令司马迁创为本纪、世家、书、表、列传之体,删拾六经奥文,动荡人伦变态,幽绪远神,雄奇曲折。故历代宝之,永为典纪。班、范都少神致,《晋纪》并乏风骨;降晋迄元,唯《唐》《五代》略存声貌畛畦,此外则漫漫如重雾也。而繁冗破碎,大坏史家之法度。南、北不及二百年,而撰纪十家;宋、元两代耳,而国故千帙。后之人欲究天人古今之变,而科条散杂,又无喜怒歆嗟、抑扬伸蓄之神以歌舞之,所以一卷未竟,而忘失过半,此皆史家之深罪也。仆诚不自揆量,大惧古史法陨坠,思欲奋其无能之躯,拨去人事,精心孤诣,有如司马万分之一,诚邀天祐,得进此道,蹑尺寸之衡,以进退升降于古之作者,删润遗文,整齐百家,右质而左文,折繁而衷约,灭疑而标信,藏平而见奇。综括列代方册,贯串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发皇功臣、义士、奸谀之面目,勒成一部,歘然与天下学者更始,俟后之圣人君子,不亦昌乎!……

——卷一《致董景伯书》

文中,他对司马迁的《史记》评价最高,对此外各史均不满意,可见其眼界甚高。他完成的史学著作有《史记评注》《读史纠谬》两种。这两书的内容,就是对《史记》及各史的评骘,尤其对汉后各史,批评很多。

但从上引书信看,他的史学志向,并非仅仅对前史评价一番,而是要 “删润遗文,整齐百家……综括列代方册,贯串兴亡、成败、得失之迹,发皇功臣、义士、奸谀之面目,勒成一部”,是有自己写一部通史的打算的。可惜未及动笔,遽然去世。

金石学:纪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⑤,介绍牛运震,说“其学博涉群书,于金石考据为最深”, 给人的印象是他首先是个金石学家。这其实是很不准确的。不错,他的著作中有《金石经眼录》《金石图》两种。但甚至可以说,这两书其实只是他的偶然之作。

他在秦安时,得识碑帖商禇峻,禇峻以鬻贩碑刻为业,常到深山穷谷搜求金石之文。有所发现都绘其形状,摹其字画作为缩本,镌于枣板,纤悉逼真。 牛运震对禇峻缩刻的碑刻很感兴趣,于是一一为之补上说明文字,合为《金石经眼录》一书;后来又增加了些内容,作为下卷,改题《金石图》。

在照相印刷术尚未发明的时代,禇峻的这种对碑刻的摹写缩刻,确实可以视为一种创造,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在当时于金石艺术和信息的传播流通是有贡献的。牛运震的补说,更为之增加了学术的含量,因此有人认为《金石图》可视为嘉庆以后大为兴盛的金石学的开山之作,也是有道理的。纪盷得出他“于金石考据为最深” 的结论,应是缘于编《四库全书》时牛运震的大部分著作尚未刊印,他未及见;但由此便认为牛运震的主要学术成就是金石学,却实为以偏概全。牛运震地下有知,也会苦笑吧。

由于牛运震生前其书多未刊行,后世学人对他知之甚少,评价也往往是相互转述。《四库提要》收牛氏著作除《金石经眼录》和《金石图》外,只收经学《空山易解》和《空山堂春秋传》两种。称前者“是编务在通汉晋唐宋为一,然大旨主理不主数,故于卦气、值日及虞翻半象、两象等说皆排抑之。是仍一家之学,不能疏通众说也。”称后者“是编说经不信三传,动相驳难,盖宋刘敞、孙复之流。由其记诵淹通,足以济其博辨,故异论往往而生也。”姑不论这种评价中肯与否;此处只想指出:前者之评,实脫胎于汪师韩的《牛真谷哀辞》;而后来唐鉴编《清学案小识》,其实又是转抄了《四库提要》⑥。

刘声木《苌楚斋随笔》有《牛运震撰述》⑦一条,在介绍了《空山堂全集》九种后说:

明府生当乾嘉时,言汉学最盛时代,独能博综群籍,崇重宋儒,撰述繁富,大半皆以辨论文义书法为主,不以训诂为高,可谓特立独行,绝无仅有者,其全集颇为罕见,因并志之。

按评牛运震是“以辨论文义书法为主,不以训诂为高”,这是对的;但以此为根据而说他“特立独行,绝无仅有”,并不准确。因为刘声木认为牛运震是“乾嘉时”人这前提不准确。刘声木看到的《空山堂全集》是嘉庆年间刊印的,便认为他是嘉庆时人;其实牛运震卒于乾隆二十三年,到“汉学最盛”的时代,他去世已很久了。

由以上简单介绍可知,在学术方面,牛运震的身后之名不但是寂寞的,也是扭曲的。对于一个以学术为职志的人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不幸。

三空山堂诗集和文集略述

按照今天的学科分类,前述诸书,应是归属于古代哲学、史学、文献学等范畴的学术专著。学涉专门,此处不拟深入评介。笔者以为,我们今天要深入地了解牛运震其人,还是应该从他的诗文集入手。这就是下边要介绍的集部书两种:《空山堂诗集》和《空山堂文集》。

《空山堂诗集》六卷,按其生平的几个阶段划分:

卷一《焚馀诗草》,收在家乡读书时所作诗。卷前小序云:“幼好吟咏,笔墨遂费。自辛丑至辛亥得若干首,悉焚之,存者什一,以志少年之感。”辛丑为康熙六十年(1721),作者11岁;辛亥为雍正八年(1730),25岁。《东方有一士》《谒孔子庙》《宠忠诗》《古诗赠董子淑昌》等都反映出其读书时所抱定的志向;《妾薄命》《遣兴》《捣衣篇》《古诗为妻范氏作》等,形式接近古乐府,多以白描的手法叙事言怀,曲折委宛,颇得深沉蕴藉之致。

卷二《金台诗草》。 小序云:“壬子戊午间,先后七载,五至京师,劳劳风尘,触目感怀。”知为其27岁至33岁时作。五赴京师是应顺天乡试、会试、参加鸿博之试及谒选等。他乾隆三年那次赴京谒选时,寓于天坛,与黄孙懋、刘藻、仲永檀、颜懋侨等名士,常登陶然亭饮酒唱和,引起都人争羡,可算其生平中一段很风光的岁月。所留诗并不多,但通过对其研究,可以了解其交游情况。

卷三《秦徽诗草》,小序说“余戊午筮仕秦安,至乙丑调任,中间兼摄徽邑三载,两地趋驰,簿书鞅掌,深山穷谷,东柯栗亭,深入游览。鞍马之暇,辑《秦徽诗草》。”是作者乾隆三年九月至乾隆十年(1745)六月,七年中所作诗。

卷四《允吾诗草》,小序说“余乙丑移令平番,戊辰罢官,又羁居一载。鞅掌下吏,边远迁客,倥烦之馀,继以愁寂。偶然有怀,遂尔成咏。”允吾为平番的古称,戊辰为乾隆十三年(1748),作者43岁。

卷五《金城诗草》,小序说“余己巳庚午间寓金城,处讲院,对水怀人,临风摅抱,得诗若干首。吟成独啸,亦自喜也。”已已为乾隆十四年,庚午为十五年,金城为兰州别称。以上三辑是十年宦甘的作品,这些诗作不少可与其文集中的文章相互发明印证。

卷六《归田诗草》,小序说“庚午秋余自金城东归,冬后尝一至京师。甲戌乙亥再主晋阳、河东讲习,馀则兀然家居矣。感慨既深,酬答亦多……”此人生最后六年中诗。

以上空山堂诗六卷计213题368首,数量不算多。牛运震不是动辄吟咏的人,数月以至年馀不作诗的情况很多。其罢官后有《复肃州道阎公书》,说:“家居无甚感慨牢骚之兴,诗故不大作”,这句话从反靣看就是,他的诗都是有感而作的,不作无病之呻吟。

牛运震对自己的诗是相当自负的,乾隆十四年致野石梁公:

拙诗穷而益工。寓兰近体凡十数首,大抵以沉郁之思出以萧淡,不必高言李杜王孟,正不知近代作者,何人能似此局地!此意唯自知之,而可为野石公道也。他人不可令闻此言,亦不必令读此十数首诗,毋致惊怪,增一番劳扰也……

又,与松门杨中丞:

拙诗谬承推奖,至有“老杜鼻孔别窍” 之喻,运何敢当;然如松门言,不可谓非深于诗者矣。多云萧索之馀,时有进步,且五字尤工,此唯两汉、草堂及空山堂中人冷冷相喻,他不足与道也。

所云“五字尤工”, 应是指五言律诗和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古乐府,在《空山堂诗集》里,前者如《哭锦屏令董君景伯》六首,《过大河驿》等;后者如早期的《长相思》《妾薄命》《孤儿行为任城王钧作》《古诗为妻范氏作》,在甘时的《古意》《拟陶》五首等。

又杨应琚称其诗“老杜鼻孔别窍”, 是指其诗宗法杜甫,牛运震对此认为深得其心。诗集有七言古诗《感杜》,云其诗“苍然提笔”“真气淋漓”,“精神惨淡”“百灵啼笑”, 说“汉魏以来无师友,落落天地我与尔”, 直欲与诗圣分庭抗礼。此诗作于其出仕之前,应是少作,颇能见其一生诗学志向。

统观《空山堂诗集》中诸作,牛运震诗除了具有了解考订作者生平思想的文献价值外,其中不少在思想、艺术、审美诸方面也都具有价值,堪称佳作。例如宦甘时作《鹦鹉》及《又古诗一首》,以鹦鹉自喻,表达“故乡岂不怀?主恩诚难适” 的矛盾心态,深有寄托;《冬至日效李长吉体》,抒发出壮志难伸的感慨:“……四十学成尧舜文,龙迹鸟篆追随古。如何竟不值一钱?夏鼎商盘空自许!辇书复作万里客,番獠鬼语靑海浒。埋光囚气日月下,胸走黄河郁吼怒。凭几长啸秋天白,书翰何辜簿领伍!缠绵哀怨动千秋,蠧简朽骨泣如雨。誓鏁风雅灰百家,拔剑斫琴前复趄……”文字瑰玮,意象奇丽,确有李贺神韵;《庚午六月东归留别秦安士民》七律十首,深沉蕴藉,情真意挚,读后几欲令人泣下。限于篇幅,不再举例。

《空山堂文集》十二卷,共收文259篇,以文体分卷。卷目如下:

卷一、卷二:书 ;卷三:序;卷四 :寿序;卷五:记;卷六: 传;卷七:墓志;卷八:墓表、行状;卷九:碑;卷十:祭文;卷十一:辨、议、策、题辞、书后、赋;卷十二:宦稿。

在牛运震的时代,以上诸文除“宦稿”和“赋”外,大部分都可称为“古文”,以和被称为“时文” 的制艺相对。从《与卢性香书》等文看,牛运震对自己的时文也十分自负,但《空山堂文集》未收时文,这是当时人的习惯,当时人认为“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只是科举的工具,算不得正规文章。直到清末,才有人收时文入集,但还是遭人讪笑。

《空山堂文集》十二卷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书》两卷,这是作者十多年中的函札,对于了解他的生平、交游及思想、情感等,有着极大价值,是研究牛运震其人的最重要资料。两卷共有书83件,有数千言的论学长文,也有百馀字的短札小启;涉及的收信人有三十多人,包括亲属朋友、门人弟子、上司同僚,官员学者……书信内容涉及广泛,其中任职甘肃时诸作,叙其人生志向及施政理念,都是推心置腹之作。下边节录几段,以见一斑:

……十月中旬可抵任。从此升沉得失所不敢知,差足自信者,作吏或不俗尔。仆……有三字拙谋,曰“俭”“简”“检”而已。俭者,用俭养廉,所谓以约失之者鲜,此不亏空、不贪婪之本也,仆愿与秦安中产百姓分衣食甘苦。简者,不拘官体,不听吏例,不信俗讳,不任己见,当无日不与百姓相见,差与之齐而讯其苦,但求一切便民而已,虽驱世嗤我以黄老,吾亦甘心矣。检者,天有理,人有情,吏部有处分,上司有限期,胥吏有奸弊。得一钱,乙诸简;施一杖,榜诸册。今日去官,吾仓库不畏下任;明日还乡,吾心迹可告朋友。……所自信者,惟实心爱民四字 ……

——《寄董阿兄书》

……清白属吾家法,勤谨由吾至性,尽忠竭虑,勉强支拄,尚不失为中下之吏。及抵秦安,乃以弹丸小邑,僻处万山之中,地旷而瘠,民憨而贫。莅事两月,政务纷纷;遗忘日见,过失随之。每怆然深念,秦安四五万户竭膏脂衣食我,尽丝粟舆马我,吾仰瞻公堂,俯察茅屋:饥寒满昼,我不能为秦安谋一生路;宵窃满夜,我不能为秦安除一患害。催科箠楚而已,断狱口语以争。以致法慢而刑残,势将不得为仁人;上俭而下侈,势并不得为廉吏。罪尤猬集,不可殚述……

——《寄兖郡亲友书》

初意来此,亦知吏治非其所长,然以天性恬淡,立心长厚,清廉仁慈,或可自保。汉章帝云:安静之吏,悃愊无华,日计不足,月计有余。区区之志,窃慕此耳。孰知一入此际,即难措手:经费满署,徒为饮水茹冰,必不可以-朝居;狱讼填门,徒恃赭衣蒲鞭,必不可一人惩。故且因循-切,不得为苛俭矫廉;刑法亦稍峻急,冀以慑邪警奸。然而轻重无次,宽猛不调;訚于大计,遗忘滋多。欲速见小利之弊日累月集,平昔所期虑动见龃龉,乃知学道之人,试诸治理,非夫信笃守坚,又因事顺俗、委曲变通而为之所,吾未见其能济也……

——《与刘侍讲藻书》,

作者文笔凝炼,又不乏气势和辞釆,深得古文大家之真谛,从上引已可略见。其他如《序》《传》《碑》《墓志》《祭文》等卷,或古奥典雅,或平易流畅,或感情充沛,都能既符合其文字体式,又发挥其文釆,除保留了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料,本身还是不错的散文。其中如《祭衡儿文》一篇祭的是自己爱子,可谓声泪俱下;《记》中诸篇如《登泰山记》《乙卯春游记》《兰省东归记》等,都优美畅达,有较高的文学性。卷十一的《辨》《议》《策》,显示了作者知识面令人惊奇的广博,而卷十二的《宦稿》,是他任职时的一些禀稿(请示报告)、公告之类案牍文字,如《缉获贼犯缘由禀稿》《晓谕秦安士民清地均粮告示》《秦安县已行未行事宜禀各宪》《禁除渠鸡渠杖告示》等等。一般情况下这类文字是幕僚的手笔,但牛运震都是亲自动手,从一些具体甚至琐屑的个案中,不仅可以看出当时施政的基本情况,也真实地反映出他实心爱民的精神境界,如《留谕秦安百姓》《留别秦安士子》两篇,是他离开秦安调往平番时作,其往复再三的谆谆告诫,表现出依依难别的感情,今天读来也令人动容。

牛运震在致其好友颜懋侨的信中说过:“予谓学而为人者,舍三代两汉之儒林、循吏而他从事,亦无为贵学矣。”这话和前引孙玉庭之说正可印证,可见他的人生志向,是能进入史书的《儒林》或《循吏》传。《儒林》记载的是儒学大师,《循吏》记载的是清官能吏。事实上他逝世二百多年以来,都是以清官能吏的形象出现在后人记忆中的。从在他曾任职的甘肃到他的故乡兖州,从地方志书以至民间口碑记载,直到当代纸媒和网络上呈越来越多之势的有关宣传介绍都是这样。从这个意义看,牛运震又是幸运的,他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但是,后人对牛运震的了解多是粗线条的,大量的文字中绝大部分是相互转抄,鲜见有对其人其事较为详尽的介绍和深入的研究。因此,从今天的角度看,牛运震的诗文集比其学术专著更值得重视。因为诗文集记录了作者真实的人生经历,反映了他的喜怒哀乐,我们欲深入了解作者和他所生存的时代,舍此别无其它途径。

四牛氏著述的刻印出版情况

牛运震去世后,其父牛梦瑞为作《行状》,其中说:“所著空山堂古文、时文、诗集,已行于世。《春秋传》、《易经解》、批注《诗经》《书经》,《论语随笔》,批点《孟子》,评注《史记》,《二十一史纠谬》,俱未刻。”⑧

所说“已行于世”和下文的“俱未刻”的对举,似可理解为已有部分古文、时文和诗集刊行,未刻的则是《春秋传》等学术专著。

在《空山堂文集》中,也有若干文字谈到自己著述的刊印事。如:一、《复肃州道阎公书》:“古文一道,迩日潜心于此,颇有进。近有友人欲刊一二十篇,俟刊出当图寄去……”二、《示门人王健》:“吾近作古文颇有进,时文又有一二十首,目今有人为我刊刻,刻成亦当图寄也。”三、《寄袁次溪》:“岁内承足下札示,云欲刻二颜兄弟诗。足下气谊真足千古。刻空山古文,又刻二颜诗,皆近今所不能为者。然二颜已地下,宿草芊艽;足下刻二颜诗气谊更高于刻空山堂古文十倍也。仆真为二颜感,不暇为空山感矣……”

以上这三信均作于罢官后家居时。第三信作后不久,袁次溪即故去,所说刻空山古文恐未成为事实。第一信和第二信所说的刻空山古文、时文,应已刻成,但到底刻了哪些,书名及篇名都不得而知,也没见过著录。

唯孙殿起《贩书偶记》⑨卷十五有:

《允吾诗草》一卷,《金城诗草》一卷,《归田诗草》一卷。山左牛运震撰,无刻书年月,约乾隆间空山堂刻。

如前所述,此三书实为《空山堂诗集》之后半部分,即在平番、兰州及归田后所作诗。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没有前三卷?按一般情况,编好诗集后,应是从前到后依次刊刻,而作为最后一卷的《归田诗草》,倒不太可能生前刻就。

牛运震生前对自己的诗稿已做了分卷作序等编辑工作,也许由于各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可能单独刻出,所以刻了部分?如果这种推测成立,那么这就是《行状》所说的已行于世的诗集。

但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上三书并非生前刻成,而只是后来嘉庆间刻成的《空山堂诗集》的抽印本。孙殿起断为“约乾隆年间” 并不准确,其实应是嘉庆年间,最早也是乾隆后期。《行状》所谓“已行于世”,应理解为是以抄本的方式流传于世。

在没有新材料发现前,现在确知的牛运震生前所刊著作,只有《金石经眼录》和《金石图》两种。这两种实为一书。现兖州图书馆所藏《金石图》印本序言后有款识:“乾隆八年秋七月山左牛运震撰”,书当刊于其后。《山东文献书目》著录该书,是“清乾隆八至十年厚石刻本”。

牛运震的著作,大部分是在他去世后由牛钧刊刻的。

牛均是牛运震的次子,字中野,廪生,生于乾隆十一年(1746),其时牛运震在甘肃平番任上,故牛钧小字平番。牛运震有两子,长子衡,早夭;次子钧。乾隆五十六年牛钧46岁,大概此时科举上进之志已经消歇,此后就专心致志于刻印父亲遗著。

这是一个重大工程。其中关键,一是对文稿的整理和校勘,一是资金的筹措。从现在见到的各书题识和序跋中,略可窥知其过程。下边以刻印时间为序做些勾稽梳理。

乾隆五十六年(1791)刻《史记评注》,即牛梦瑞《行状》所说的“评注《史记》”。刻印此书的主要捐赀者是时任济宁知州的张玉树,他在书前序中说:“滋阳牛真谷先生有《史记评注》藏于家塾,余尝得而观之……余既录藏其副,近先生令子中野将募赀以授欹劂氏,而请余为之唱且索序焉……”

按,张玉树,字德润,号荫堂,陕西武功人。乾隆三十年中进士后,历任齐河、清平、峄县知县,后升济宁知州、临安知府等。据牛钧的书前识语说,张玉树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任峄县知县时,“每过郡城必索读遗书,而于《史记评注》尤为击节。越九年,先生由胶州来守济宁,慨捐清俸,授诸开雕。”

牛钧又说:“当是时,宰滋阳者丰润周尤庭先生也,分廉助工,雅与荫堂先生有同志焉。乃程工方半,而荫堂先生有临安之命,尤庭先生亦升任南昌。钧当此际,惧盛举之中辍……而峄县张君鲁文知其渐不克终也,由厥嗣任所寄金续刻之,是编于焉告竣。”可见当时滋阳县令周尤庭和张鲁文也负担了费用。周尤庭即周士拔,进士,直隶丰润人,乾隆四十七年起任滋阳知县。在张玉树和周士拔都因调离而使工程面临“中辍” 时,张鲁文毅然出面,接续资金供应。关于张鲁文,详下。

嘉庆四年(1799)刻《春秋传》⑩和《论语随笔》。《春秋传》扉页署“嘉庆四年校刊”,毎卷后署“兰陵门人张鲁文校刊”; 《论语随笔》亦然。两书前都有张焘序,《论语随笔》 又有牛钧识语,云:“……岁癸丑,张君鲁文既助刻《史记评注》,越五年戊午,厥嗣桂林由南汇任所因公过兖,慨许付梓。明年春,厥孙甲三公车北上,携资开工,越六月而竣事……嘉庆四年岁次己未立冬日……”癸丑是乾隆五十八年(1793),前文说《史记评注》刻于乾隆五十六年,已是其两年之后;戊午是嘉庆三年(1798),此时张桂林任江苏南汇县令。

嘉庆五年(1800)刻《诗志》。即牛梦瑞《行状》所说的“批注《诗经》”。书前有牛钧作的《诗志例言》,叙此书编著及刋刻情况,有云:“……岁己未,峄县张君鲁文既校刻《春秋传》《论语随笔》二书,桑梓故旧,感于义风,募资鸠工,以是编寿诸梨栆……嘉庆五年岁次庚申立冬日……”,下列“约刻姓氏” ,有滋阳门人苏茜、王应选,曲阜颜崇椝,济宁陈钧、李泳、李莹、李澍,泗水王家榕,滋阳李中和、张性梓、汤续曾、田君扬、郑恩元、马崇龄、谢文斐,共15人。所谓“约刻” ,应是以预付订金的方式筹集刻书所用资金。这些约刻者,其中不少是当时有相当影响的文化名人。例如苏茜,光绪《滋阳县志.乡贤》载其“字栀园,邑人。少受业于空山先生,博文强识,悉传其学……”他是乾隆三十三年的举人。王应选,“字升书,别字未亭,邑人。早岁力学,知名庠序……”他是乾隆三十九年的举人。还有曲阜颜崇椝,字运生,是空山先生挚友颜懋企之子,乾隆三十五年恩贡,官兴化知县。他好金石善书法,很得山东学政阮元赏识。 泗水王家榕,字广荫,乾隆三十六年举人,嘉庆元年举孝廉方政,授湖北竹溪令。善书法,多收藏,与刘墉、桂馥善。李中和,字春晴,于书无所不读,肄业于东鲁书院,嘉庆戊辰进士。 张性梓,字文麓,也是嘉庆戊辰进士,当时与李中和齐名。这些人中只有苏茜是亲炙过空山先生颜色的,其余有的是再传弟子。在嘉庆五年约刻此书时,他们中有几位已是耄耋老人,更多的是空山先生学问人品的崇拜者,其时李中和与张性梓尚未中举。总之,这部《诗志》得以付梓,与当时兖州地方文人的慷慨解囊是分不开的。

嘉庆八年(1803)刻《空山堂文集》。书前有兖州知府赵怀玉的序,其中说:“滋阳牛阶平先生以名进士起家……余在都门见其所刻《金石图》,服其精博;及权守兖州,识仲子钧,始尽窥著述。时空山堂文刻犹未竟。既去兖,钧函书乞序……。”

按,赵怀玉,字亿孙,号味辛,江苏武进人。乾隆四十年南巡时,被赐举人,授内阁中书。出为山东青州府海防同知,署登州、兖州知府。嘉庆八年丁父忧归,遂不复出。后主讲于通州、石港等书院。与孙星衍、洪亮吉、黄景仁等人齐名,是当时著名文人。序中说“时空山堂文刻犹未竟,”可见在嘉庆八年时,该书在牛钧主持下的刻印还在进行中。

难以查出刊刻时间的有《空山堂诗集》、《孟子论文》、《读史纠谬》等。其中《孟子论文》即牛梦瑞《行状》所说的“批点《孟子》”,此书印本每卷终有“兰陵门人张鲁文、韩泈、孙毓址仝校” 的题记;《读史纠谬》即《行状》所说的“《二十一史纠谬》”。

从上边所列可见,在各书刻印中,除一些地方官员和当地文人的努力外,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峄县张鲁文和张桂林父子的作用。他们除资助经费外,还参与了校订工作。

前引《论语随笔》牛钧识语称“厥嗣桂林” ,说明张鲁文是张桂林的父亲。检光绪《峄县志》,卷二十一《宦绩志》有:

张桂林,字秉蟾,乾隆丁酉拔贡。授文登县教谕,癸卯领乡荐。以俸满领湖南安化令,改江苏,历任娄县、南汇……擢通州牧,署淮安篆……补安徽凤阳,丁外艰归。服除,授潞安府……性宏厚,尤笃旧故;及居官,益得行其志,保全甚多……

从牛钧识语知嘉庆三年(1798)张桂林任南汇县令;又查到光绪《淮安府志·职官志》记他任淮安知府是“嘉庆八年,十一年再署”。 在《凤阳府志·秩官志》上查不到张桂林之名,也许上任不久他即“丁外艰归”。所谓“丁外艰”, 就是因他的父亲张鲁文去世而在家守制,其时应在嘉庆十二年以后。而牛钧也是嘉庆十二年去世的。估计此时除《尚书评注》一种外,牛氏著作刊刻基本完成。

张鲁文和张桂林都自称“门人”,或是父子都曾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时在兖州少陵书院从空山先生读书?现知诸书最晚的刊刻时间是嘉庆八年,已是牛运震去世45年之后,张鲁文应已年届耄耋。倒推上去,张桂林恐怕不可能亲灸空山先生颜色,所谓门人,只能是私淑。但父子都多年中念念于其师著述的刊刻,付出很大精力财力,其情足以令人感动。

前文曾提到,刻于嘉庆四年的《春秋传》和《论语随笔》前都有 “嘉庆六年七月朔日涵斋张焘拜撰于南通紫琅讲舍”的序。按牛钧一生未曾出仕,从序上看作者对牛运震也不甚了解,两序篇幅都不短,都是从学术的角度对两书的评论。这两篇序极有可能是张氏父子请张焘写的。张焘,字慕清,号涵斋,安徽宣城人,乾隆二十八年进士。仕履不详,从此二序可知其时主讲于南通紫琅书院,或任山长。按清代有两个通州,一个在河北,即今通州,一个在江苏,即今南通。张桂林任的通州牧无疑是南通州。张桂林在嘉庆三年任南汇县令,下一任是通州牧,正是嘉庆六年左右。

齐鲁书社出版的《读史纠谬》点校本的《前言》说:

《空山堂全集》初刊于嘉庆二十三年,系由牛氏之孙牛敏夫及门人张桂林等人编次校对。《全集》前有陈预序言,封面有“畿东史恩培署检” 字样。内容包括:《诗志》八卷,《周易解》九卷,《春秋传》十二卷,《论语随笔》二十卷(原缺三卷),《孟子论文》七卷,《史记评注》十二卷,《读史纠谬》十五卷,《空山堂文集》十二卷,以及《空山堂诗集》六卷。约在稍后,又有另一种《全集》版本问世,纸张印刷均较精细。新版本封面无署检,《诗志》已删,但新增加牛氏生前整理考订之《集古录》及《金石录》(宋赵明诚著)。至于何以删去《诗志》?则未说明。

这段话认为《空山堂全集》有两个版本,是值得怀疑的。所谓另一种版本,笔者认为不过是用原来刻板的重新刷印。“纸张印刷均较精细”,并不能说明是重刻。“初刊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这说法也不准确。如前所述,上述著作有的早在乾隆时就开始刊刻,到嘉庆八年已基本刻竣,怎能说是初刊于嘉庆二十三年?这种说法的根据自然是陈预的序言,这篇序言载嘉庆五年刊《诗志》卷首,题《牛空山先生全集序》,文后署“嘉庆戊寅春正月宛平陈预书于济南官廨”, 戊寅是嘉庆二十三年,陈预其时是正任山东巡抚。当时牛钧已去世多年,是牛钧之子牛敏夫“函遗集请序于余” 的。不能由此便断定书是刊于此时。正如这部书的封面题签署“畿东史恩培署检”,而史恩培是光绪十五年进士,约在光緒二十三年(1897)任滋阳知县?,难道又可以说是初刊于光绪二十三年么?其实,后人利用前人刻的书版重新刷印,甚或剜补、增删、改题,应都是常见现象?,重印时请地方官增写序跋或题签署耑以募集资金或广招徕,也是常事。笔者所见一种《空山堂文集》,封面题签有“恩来左手署”, 这个恩来即田恩来,是光绪二十年至三十年的兖州镇总兵。这个题签和史恩培的题签都比陈预序晚了80年左右。

黄裳先生说过:“除了保存着明确记载刊刻年代的刻书牌记或扉页的书,都不能简单地根椐序跋推定。序文有原序、旧序与新序的不同;也有手稿编定后多年才付刻的,也有雕版辗转易手重印的,情况错综复杂。”?确是知言。

笔者认为,嘉庆二十三年应是《空山堂全集》这个总名出现的时间。牛运震的多种著作都独立成书,几十年间刻完一种刷印一种,并没有必然的先后次序。但全部刻完后,加一个总题目统领各单种著作,也是水到渠成的事。所以在嘉庆二十三年再刷印时,牛钧之子牛敏夫请兖州知府陈预作了序,这就是“全集” 之称的由来。《空山堂全集》不是畅销书,不可能废弃原版重新再刻新版。

大概在后来的某次刷印时,由于《诗志》的版片已有残缺,补刻不易;或者这书库存还多,不必再印,于是删除了《诗志》,又増加了《集古录》《金石录》两种。増加这两种,应是由于晚清时金石学繁荣,当时市场上对这两部金石学的开山之作有需要。这就是上引《前言》中的“另一种《全集》版本” 的真相 。不过后增的两书,一为欧阳修著,一为赵明诚著,称之为《空山堂全集》已名不符实了。

《山东文献书目》“丛书部”记:“《空山堂全集》九种九十九卷……清嘉庆二十三年滋阳牛氏空山堂刻本。”年代自然也是根据陈预序定的。但按上述9种书合计,并非99卷,实为101巻;其中《论语随笔》“原缺三卷”, 则实存98卷,《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49、50两册载此书就是此数;而《青島市图书馆藏山东文献珍本图录》?称100卷,这些不同,或缘于其中包括有《金石录》《集古录》之类?未见细目,无法弄清。

据笔者了解,空山堂的大量版片,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都一直保存在兖州城南牛楼村牛氏家中一个小楼上,据说城内南教堂某处也有部分。大约在1958年以后逐渐散佚,最后作为薪柴全部毀掉。

综上所述可知:牛运震生前,他的著作除《金石图》外大部分未刻印,去世后由其子牛钧、门人张桂林等陆续刻印,在嘉庆二十三年前后由其孙牛敏夫集结为《空山堂全集》9种98卷(不包括《集古录》等)。此时距他去世已经一个花甲了。

由于牛运震的著作大多不是其生前刊行,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现行的《空山堂全集》中,会不会有在编辑方面的错误和遗漏?答案应是肯定的。这里仅以《空山堂文集》和《空山堂诗集》两书来证明此点。

如前所述,文集是按文体编卷的。在各卷之中按时间先后排序,这是通常的做法,《空山堂文集》也大致如此。但如果细读,就会发现有不少问题。以第一卷和第二卷《书》为例,如卷一第13篇《寄鞠谦牧书》,从内容看是到秦安任职时作,但第14篇《京中示门人敞书》、第14篇《寄董阿兄》都明显是赴任前作,时间先后有误。再如卷二第52篇《与河东道乔公札》,明显是乾隆二十年赴蒲州讲学途中作,而第69篇《与沈敬亭》第70篇《示门人王健》都是乾隆十八年作,却排在了其后面。这都是编者未对各信细加研究所致。关于遗漏,情况较难判断,因为有可能是作者有意删削,例如新发现的《兰州东归记》和文集中的该篇繁简大不相同(详下);何况牛运震去世前数年家中曾受火灾,书籍文稿有所损失。但有的也从文集本身可以发现遗漏踪迹,如卷一《与董楷书》云:“五日之内成挽词十一首,自谓沉郁激昂不让老杜,亦以情深意胜故,不知其言之至也!”但现《空山堂诗集》中挽董淑昌的诗只有六首。看来所缺五首似非自删,而是散佚了。这种情况还有不少,不再列举。

以上是牛运震著作的刊印情况。除此之外,他的著作还有未刻的数种:

一是《尚书评注》六卷,抄本,藏山东省图书馆。

按:牛运震《空山堂文集》卷二《与沈敬亭书》中说:“三春家居,复理下帷旧业。每日评注《孟子》《尚书》各三四页,颇觉较前别增一见地。”此信作于乾隆十七年(1752)牛运震四十七岁时。蒋致中《空山先生年谱》有云:“《尚书评注》始终未刊。今春晤先生后人牛润松君,据云《尚书评注》现有抄本两本,一本藏牛君家,一本藏其戚王某家。冀好事者刊行之耳。”按查《牛氏大宗谱》?,其中有牛福林,字润松,是牛钧第四子敦夫的曾孙。《牛空山年谱》作于1931年,距今已八十多年,其间几经兵燹动乱,而想不到此书抄本尚能安然保存于山东省图书馆内,真令人疑有神灵护佑!

《尚书评注》现已收入《山东文献集成》第一辑第三册影印出版,题:“《尚书评传》六卷,附《校正尚书评注讹字表》一卷,《校正尚书评注阙疑》一卷。清滋阳牛运震撰;附,清滋阳牛效伊撰;山东省图书馆藏牛效伊钞本。”是前引《山东文献书目》之著录不仅误将牛效伊著误为牛运震著,而且遗漏《阙疑》一卷。

检《牛氏大宗谱》,十七世有“效伊,本名惟任,字进臣,庠生”,是牛钧第三子敏夫的曾孙,卒于民国五年(1916)。看来,牛效伊应是牛运震后人中能继承家学者之一,但各种记载中皆无其名。

二是《大学注》,三是《中庸注》,两书各一卷,见《山东文献书目》。该著录材料来源于孙殿起《贩书偶记》,称“底稿本”。现存佚未详。

另外,《山东文献书目》史部金石类还著录有:“《牛氏空山堂藏镜》一卷,清牛运震藏,清拓本,(清吴文题识,许瀚释文并跋)。”因非著作,此处不论。

据笔者了解,近现代以来牛氏著作的刊印,除1926年上海寻源学校曾排印出版过《孟子论文》上下两册外,其余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进行的。略述如下:

一是前述的《读史纠谬》,由李念孔、高文达、张茂华点校,1989年出版,为齐鲁书社《山左名贤遗书》之一。

二是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历代正史研究丛刊》之《二十二史考论》,收杭世骏、钱大昕、卢文弨等六家著作,其中影印了牛运震《读史纠谬》一种。

三是《史记评注》,由魏耕原、张亚玲整理点校,是《史记文献研究集刊》之四,2011年由陕西出版集团三秦出版社出版。

四是《空山堂史记评注校释(附史记纠谬)》,由崔凡芝校释,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

五是前面提到的山东大学出版社《山东文献集成》第一辑第3册的《尚书评注》和第三辑49、50两册的《空山堂全集》9种98卷。这两种都是影印抄本或刻本。虽然未经整理,但从此使民间已很难觅的牛氏著作化身千万,方便了对其人其文的了解研究,功莫大焉。

五 关于空山堂集外佚文

所谓集外佚文,指上述各书之外和为《空山堂全集》未收的零星文字。笔者数年来注意搜集,共得9种,下边以写作时间先后略作介绍。

一是《文端先生谥序》,雍正四年(1726)作。网友提供。文约400言,署“雍正四年滋阳门人牛运震撰” 。按文端先生名江峡,字静寺,号友松,曾任滋阳训导。光绪版《滋阳县志》有载。

二是《甲寅年谱》上下两册,抄本,藏山东省博物馆。此为牛运震雍正十二年(1734)二月到五月、九月到十二月的日记,记家居读书、访友及赴省城参加考试事,记载甚简略,每天数十字而已。已收入《山东文献集成》第四辑第14册。

三是《牛运震日记》,存正月初一至七月二十三日,未署年份。笔者考证为雍正十三年乙卯,与《甲寅年谱》正相衔接,字迹亦相似,应是同一人同时抄录而在流传中又失散的。原件藏国家图书馆。这部分日记文字风格和《甲寅年谱》相同,但其中有几天的日记篇幅较长,而且通过比对发现,《空山堂文集》中的《雪天登岱记》和《乙卯春游记》两文,就是以日记文字连接而成,连剪裁组织的痕迹都很少。《甲寅年谱》和《牛运震日记》中所出现的人物事件,对于了解牛运震生平及交游有很重要的价值。已收入学苑出版社《历代日记丛钞》第21册。

四是《春日兖州览古赋》,见光绪十四年刻本《滋阳县志·艺文》,署牛运震撰。此赋以杜甫《登兖州城楼》诗为韵,全赋3000余言,写当时兖州府所属十四个州县的历史文化古迹风物,气势铺张,词藻华缛,骈四骊六,可说是一篇骈赋的大制作。

据笔的考证,此赋应是作于乾隆元年到三年(1736—1738)间,此时他已中进士而尚未入仕,每日读书学琴,一时技痒而做一篇自己素所鄙薄的骈赋也是可能的。《空山堂文集》卷十二收有《峄山赋》和《东鲁毓祥麟赋》两篇,都是典重古朴追摹汉魏的古赋。未收此赋的原因应与当时学界的普遍态度鄙视骈赋有关,恰如瞿兑之所说:“唐人的律赋,在《文苑英华》里收得颇多,明清人的赋却多半不收入自己文集的,也因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原故”(《骈文概论》第十六篇)。正如牛运震没有把自己的八股文收入文集,这篇骈赋不收入文集也是可以理解的?。

五是《重修至圣庙记》,见乾隆《直隶秦州新志》卷十一《艺文》。该文是应礼县令程鹏远之请而作。礼县至圣庙落成于乾隆五年(1740),文当作于其后。《空山堂文集》失收?。

六是《与五弟书》,见李富孙《鹤徵后录》卷七。五弟即名震,牛梦徵第三子。(注19)

七是《兰省东归记》,为乾隆十五年(1750)六月二十日到八月十一日期间,从甘肃兰州返山东的途中日记。稿本,原件藏山东省博物馆。大概是缘于可记之事较多,和上两种日记相比,此文笔较详,间有描写。《空山堂文集》有《兰省东归记》一文,实即节略此日记而成,两者相校后发现,有的地方由于删节过多,致有妨叙述清晰。已收入《山东文献集成》第四辑第14册。

八是《程远范府君懿行颂》,作于乾隆十七年(1752),见民国刻本兖州《范氏家谱》,兖州范俊柱先生提供。此文是空山先生为其岳父范翬作。文前有小序叙缘起,其后为四言韵语,末为题衔,全文约800言(注20)。

八是为乔光烈《最乐堂文集》所作评语。乔光烈是山西河东道道员,乾隆二十年(1755),先生应其邀主蒲州河东书院时作。《最乐堂文集》共六卷,由空山先生和胡天游分别作评,空山先生评卷一至卷三,共得41则,毎则长则数百字,短则十余字不等(注21)。

如果在牛运震长期活动过的甘肃、山西和故乡山东深入调查,并在他同时代的人的诗文集中仔细搜寻,他的佚文和有关材料当会有新的发现。牛运震及其著述的研究还是一个有待开垦的学术处女地,本文只是拋砖引玉而已。

注:

①关于牛运震又字木斋,前未之闻,是笔者的发现。详本书卷七《颜孺人孔君墓志铭》笺证。

②见蒋致中《空山先生年谱·附录》,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11页。

③本文所引牛氏著作均见山东大学出版社《山东文献集成》第三辑49、50册影印的牛著各书刻本,以下不再详注卷数及页码。

④齐鲁书社1993年版。

⑤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本,中华书局1996年版。

⑥参齐鲁书社点校本《读史纠谬·前言》。

⑦中华书局点校本,《四笔》卷四,771页。

⑧见蒋致中《空山先生年谱·附录》,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7页。

⑨中华书局1958年版396页。

⑩《四库全书》存目有《春秋传》和《周易解》。按《四库全书》编撰的启动是乾隆三十七年(1772),乾隆四十八年(1783)完成初稿,乾隆五十四年(1789)刊印《总目提要》,是为殿本。这样看来这两书应刻成于牛运震去世后不太久。 但是,牛钧于乾隆五十八(1793)年为《史记评注》所作题识说:“先君子著作,是编外若《易解》《春秋传》,若批注《诗》《书》《论》《孟》,若《十七史纠谬》,以及诗古文辞,俱未梓行……”明说《易解》《春秋传》尚未梓行。笔者以为,《四库全书》所收或许只是传钞本。

⑪史载史恩培光绪十五年中进士后历任新城、滋阳、巨野和鱼台知县。只査到其任巨野知县为光绪二十四年二月起,任滋阳知县在其前,而光绪二十一年以前大致了解,故估计为光绪二十三年。

⑫关于此点,乾隆时李绿园的长篇小说《岐路灯》第96回“盛希侨开楼发藏板……”中有较具体描写,可参看。

⑬《清刻之美》,载《黄裳书话》,北京出版社1996年版,87页。

⑭薛青山等编,齐鲁书社2013年版。

⑮民国辛酉(1921)重修本,昌平石印馆印。

⑯附带指出,该书“附录二”颇有错误:1、《牛廉夫跋》,其文有云:“……钧生也晚,得侍先君子者才十三年……乾隆五十八年岁次癸丑中秋,男钧谨识。”明白无误是牛运震之子牛钧所作。只是因下有“长孙廉夫校字” 六字,便误此跋为廉夫作,故“牛廉夫”应作“牛钧”, 2、跋最后一句:“……俾先君子手泽一时并传,是钧之厚望也夫!”书中竟把最后的感叹词“也夫” 割裂,置“夫” 字属下句之“乾隆五十八年……”之前,成为发语词。按以“夫” 字发语,以下一般是展开议论,而此处以下只是署款,根本不须要此“夫” 字。

⑰详拙撰《牛运震春日兖州览古赋点注》,收入《兖史考略》,中国文史出版社,456页。

⑱乾隆二十九年《直隶秦安州新志》,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影印本,《中国地方志集成·甘肃府县志辑》二十九。

19漾葭老屋同治间刻本。

20民国三十四年(1945)五经堂刻本。

21乾隆二十年(1755)山西刻本《最乐堂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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