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

分类: 文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1月15日

「钱理群: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是一篇关于“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专栏),由钱理群(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文学读书”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这是今天报纸上的一条新闻:[新华社电]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文化部部长)孙家正说:“对于历史,包括‘文革’的历史,有关文物资料是有人在收集的。现在,有些‘文革’资料散落在世界各地,散落的很多,我们现在能够收藏的,包括国家博物馆、国家图书馆都进行了收集,将会有助于对这段历史进一步的研究。”(2006年5月26日,《北京青年报》)

  这里,其实是提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对历史资料的收集、收藏的问题,对历史的研究问题。

  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许多历史的资料散落了,这是不利于历史的研究的。

  我们还可以再追问一句:历史资料为什么会散落,散落的又是什么历史资料呢?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是我们的历史研究出了问题。

  这使我想起了刚刚读到的邵燕祥先生发表在2006年2期《随笔》上的文章:《民间的、个体的记忆》,一开头就引述了“很有见识的画家陈丹青先生”的一段话:“我们的历史教育是严重失实的,我们的历史记忆是缺乏质感的;历史的某一面被夸张变形,历史的另一面却给隐藏起来。”——历史资料的散落,显然与历史研究的遮蔽有关。

  正是这种遮蔽,引起了许多历史当事人和关心历史研究与历史教育的人士的极大忧虑——关心历史,其实就是关心未来。

  同时,也就有了用自己的民间、个体的记忆,为被遮蔽的历史提供鲜活的历史资料的努力。——如邵燕祥先生所说,这样的民间的、个体的记忆,“可以给历史言说注入真实,注入细节,也就注入了质感,有助于还原历史的本相”。

  现在放在我书桌上的这本《不肯沉睡的记忆》,就是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俄语系部分同学的回忆录,提供给读者的正是这样的民间的、个体的记忆。

  书中的一位作者说:“在我二十岁那年,有幸遭遇中国现代历史的一件大事——整风和反右。这次运动留给我的是此后漫长的作为异类的日子。我以二十二年的青春和生命,实实在在体验和见证了古老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艰难。”1

  回忆的是1957年的中国事件,回忆者是历史的受难者,回忆的时间是五十年后,当事人已是两鬓斑白,垂垂老矣:这本身就饱含着历史的沧桑。

  1957年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说它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和重要性?为什么历史的当事人始终不能忘怀,而总有些力量要将它遮蔽和遗忘?——这正是我们感兴趣,并要追问的。

  首先要说的是,1957年所发生的,实际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毛泽东所领导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对这一起支配作用,占主导地位的运动,已经有了许多研究;但人们却忽略了在以北京的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等)为中心的中国许多大学的校园里,还掀起了一个自下而上的民间思想运动。正是这两个运动引发了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党内各种力量的巨大震荡,各种矛盾的交织,导致了最后的反右运动。

  对民间思想运动的忽略当然也有它的道理:因为这样一个民间思想运动是在响应毛泽东的整风运动的号召的旗帜下进行的,而且许多学生是被卷入的,未必有那么大的自觉性;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运动的发动者与主要骨干,却是有相当的自觉性的,而且在运动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与要求,在后来成为北大右派的大本营的《广场》的发刊词上就旗帜鲜明地指出:“这个运动已远远超出了党内整风运动的范围,而且有了伟大的社会思想意识大变革的巨大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这将是一场“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2。在另一篇编辑部写的文章里,则明确地自我命名为“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指明这是“一次群众在拥护社会主义的前提下,自下而上地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运动,是青年人挣脱一切束缚,争取思想解放的启蒙运动,是东方文艺复兴的先兆”3。而本书中一再谈到的北师大所成立的“底层之声”,在其社论里也明确提出要“把我们的鸣放提高一步”,发展为“全国范围的普遍而深入的民主运动”,“要求不能把眼光局限在本单位和本校,而要在揭露‘三害’(按:这是整风运动所提出的要求,即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三害”)的同时,关心更重要的更带根本性质的问题。比如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的问题,保障人民权利与法律的问题,党的领导,党与非党的关系的问题,以及其他一切重大的根本问题”:这都显然要突破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而要求推动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以发出“底层”的独立的声音4。

  1957年的大学校园的民间思想运动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如果说1957年的右派头面人物,那些右派政治家所关注的主要是政治权力的分配——这当然也关系到他们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并非完全为了私利,因而自有其意义,这是需要另作讨论的;而这些右派学生(也包括右派老师)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书生气十足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于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因此,他们的思考,除了现实政治、社会、经济问题外,还包括更为广泛、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问题——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法学的,伦理学的,哲学的,等等,出现了一批着重理论探索的长篇论文,以及诸如《自由主义者宣言》、《利己主义主义者宣言》这样的有关世界观与基本立场的宣言书。从这方面看,我们可以说,真正体现了1957年风波的思想、文化上的深度与意义的,恐怕应该是这些右派学生、教师的思考。

  而1957年的中国大学生,由于所受到的教育,他们大都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他们把自己所发动的民间运动称之为“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不仅是一个策略的考虑,而且是表达了他们的一种信念的。因此,最能显示1957年民间思想运动的本质的,是这场运动的代表人物林希翎在著名的北大演讲中所提出的“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口号。在演讲中,林希翎还谈到她理解中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一是坚持“社会主义民主”。5 这几乎是代表了校园的“右派”的共识的。在他们看来,在当时的中国,在生产资料的占有、分配,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中都出现了特权造成的不平等,有可能形成新的特权阶级,从而构成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威胁6;而广泛存在的违反民主、法制、人道的现象则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7。因此,他们提出,不能仅仅有“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8 而且宣布:“在民主广场自由讲台上出现的,正在继续形成与发展的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我们要把它巩固下来,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范围中去,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目的。”9

  这样,这些1957年中国大学校园里的年轻人的思考活动,就构成了现代思想史上的重要一页。

  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这样的民间社会主义民主运动,所存在的时间极为短暂,并且始终处在被压制的状态,因此,所有的思考与言说(用大字报或公开演说的方式)都带有“急就章”的性质,而且大学生们尚处在学习的阶段,而由于当时中国总体上是和世界隔绝的,也限制了年轻人的视野:这些都使得他们的思考,必然是粗糙而不成熟的,但却又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考水平。

  我曾经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在1949年以后,由于国家所实行的对知识分子“利用、限制与改造”的政策,由于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整肃,导致了大陆知识分子整体萎缩,除极个别人之外,大都表现出惊人的“理论上的沉默”:有的堕落为现行权力政治作理论阐释与辩护;有的则噤若寒蝉,人云亦云,完全放弃了独立思考与创造;即使是仍然保有独立思考品格的,关注的也是现实的具体的社会、政治问题,而鲜有理论的探讨。这就迫使这些尚处在准备阶段的青年学生(我曾称之为“半大孩子”)远非成熟的理论习作,充任这个时代理论水平的代表:1957年如此,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是如此10。这实在是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悲哀,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职。但惟其如此,这些1957年的大学生所留下的民间思想遗产,就显得特别珍贵,值得认真研究。

  当然,1957年的历史,其意义不仅是思想史的,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关键环节。我们不妨作一点历史的回顾。

  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成立,在新政权基本稳定以后,从1953年开始,进入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时期,即所谓“治国”时期,这就面临着一个治国路线的选择问题。1954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首先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并明确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居住与迁徙等广泛的自由,强调“必须更加发扬人民的民主,扩大我们国家民主制度的规模”,这都似乎预示着中国将走向一条依法治国的道路。

  但在此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却使中国的历史发生了新的转折。首先是党内出现了所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问题。毛泽东将高、饶事件看作是“我国现阶段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并因此提出要“准备对付突然事变,准备对付反革命复辟,准备对付高、饶事件的重复发生”的警 告。11由此而产生的,是所谓“阶级斗争逻辑”,其核心是要在公民中(也要在党内)“划分敌我”,而“敌人”的数目也是可以预先规定的,而一旦被宣布为“敌人”,就要对之实行不受宪法、法律制约的群众专政。这样的“阶级斗争逻辑”,显然是与前述“宪法(民主、法制)逻辑”相对立的: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治国逻辑与路线。

  应该说,1955年5月(距离宪法公布不到一年)发动的打击“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及随即开展的“肃反运动”即是自觉地用阶级斗争逻辑治国的最初尝试。毛泽东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中宣布,对被群众揪出来的“敌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并且实行“舆论一律”,让他们感到“小媳妇一样,经常地怕挨打”,“咳一声都有人录音”。12 在这样的群众专政下,就不可避免地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同时也造成社会恐怖气氛,知识分子更是谨小慎微,人人自危。

  因此,1957年的鸣放,集中在对胡风事件与肃反运动的质疑,这当然不是偶然的。本书的许多作者都谈到他们介入运动,开始对中国问题的独立思考,都是源于对肃反的反思。因此,大学里的民间思想运动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要反对“不尊重人权、民主与法制”的阶级斗争逻辑,强调要“真正把宪法规定的人权交还给人民,使六亿人民自己有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13 这显然是自觉地要求重建国家宪法的至高地位,回到“依宪治国”的道路。

  但掌握最高权力的毛泽东,无论是开始发动整风运动,还是后来发展为反右运动,他都始终坚持他的阶级斗争的逻辑。他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所提出的“正确处理两类矛盾”的学说,正是将前述以在公民中“区分敌我”为核心的阶级斗争逻辑理论化,也是他发动整风运动与反右运动的前后一贯的指导思想。本书有一篇文章的结尾部分,谈到“肃反与反右比较”14 ,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反胡风与肃反都是阶级斗争治国路线的尝试,但其规模与影响都有一定的限度,而反右则是在全国范围内,在全体公民中划分“左、中、右”,将数十万、数百万(一说五十五万,一说三百万)的人打成右派,几乎每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都受到牵连。其所提出的“对各级党组织领导及党的积极分子提意见就是反党”的右派标准,以血统论、出身论为核心的所谓“阶级路线”,以及所制定的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如“劳动教养法”、大学毕业生的政治鉴定制度)等等,都极度强化了高度集权(各单位与地方权力集中于“第一把手”,全党与全国权力集中于毛泽东一人之手)的体制,到1962年又再度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并逐渐将其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最后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实行所谓“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对整个国家发展的灾难性的破坏也达到了极致。而其直接后果是三年大饥荒,大死亡。

  从以上简要而不免粗疏的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出,反右运动在20世纪后五十年中国历史发展的链条中,是一个关键性的环节:它向上承续反胡风、肃反运动,往下与三年大灾荒、文化大革命,都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而且其所产生的影响是既深远又广泛的,几乎涉及到政治、社会、经济、法律、思想、文化、科学、技术……各个领域。

  因此,可以期待,对1957年历史的研究,必将带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而对1957年历史的考察,也必然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而且也会促进相关学科的研究: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提出“1957年学”这个概念的学术理由与依据。

  我的这一倡议,在1998年提出以后,在历史的当事人,主要是当年的右派那里,得到了热烈的响应,而学术界却基本没有反响。前者让我感动,后者则使我感到悲哀,还是不说了吧。但沉默、冷漠,以至强迫遗忘,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这一段历史是无法回避的,即使回避于一时,也是迟早要面对的。问题是,回避的时间越长,记忆逐渐淡薄,历史资料大量散失,后人来面对这段历史时,就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我们岂不是又欠了一笔债?更重要的是,因为回避,历史的教训不能认真吸取,宝贵的思想遗产和精神传统不能继承与发扬,这又意味着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问题,都让我和许多右派朋友忧心如焚。但我们都是无权无势的书生和平头百姓,既然无法唤起整个社会的关注,我们也只能从自己做起,做一点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也算是对社会做最后的贡献吧。

  就像我在为南京大学的一位右派朋友的回忆录所写的序言里所说的那样,“我,以及那段历史的经历者、幸存者都已经老了,而且坦白地说,经历了无数的失望,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是看不到还历史以清白的那一天了,我们或许会因此而死不瞑目。但我们不会放弃自己对于历史的责任:我们要说出、写出所经历的一切,为历史留下我们这一代人的证词。我们更要追问和思考;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在哪里?我们当然知道自己思考的局限性,但历史当事人的反思却又是后人不能替代的,我们将把这些打上历史烙印的思考,作为精神遗产留给我们的后代,借此证明,我们没有白白地付出如此惨烈的代价,我们尽管历经磨难,但还是最终维护了一个具有精神力量与智慧的人的尊严。我们活得像一个人!做完了这一切,我们就死而无憾了”。15

  最后,我们仍然忍不住要向思想文化、学术界发出呼吁:

  请重视1957年历史的研究,当务之急是要抢救历史资料——据我们所知,有些图书馆在“处理旧图书”的名义下,已经将当年的有关图书、报刊销毁;而历史当事人多已年过古稀,抢救活史料已是迫在眉睫。

  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关注与从事“1957年学”的研究,特别是年轻学人的参与,使其成为研究生的研究课题:我们说过,“1957年学”应该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其研究天地是非常广阔的,其研究前景也是可以期待的。

  这样,我们才能够将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真正做到“以史为鉴”:这是一切历史幸存者不容推卸的责任,也是一切有学术良知的学者的职责所在。

  2006年5月26—28日

  注:

  1参看范亦豪:《我的帽子祭》。

  2《〈广场〉发刊词》,《原上草》,19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3《北大民主运动纪实》,《原上草》,2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4参看收入本书的潘仲骞的文章:《解读我的右派〈结论和处理意见〉》。

  5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原上草》,15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6 参看周大觉:《论“阶级”的发展》、《再论“阶级”的发展》,沈迪克:《谈谈无产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钱如平:《论阶级的发展》,均收《原上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7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原上草》,15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8 龙英华:《“世界向何处去,中国向何处去,北大向何处去”》,《原上草》,132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9陈爱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原上草》,10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

  10参看拙作:《民间思想的坚守》,文收《拒绝遗忘》,汕头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

  1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5卷,140页,153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12毛泽东:《驳“舆论一律”》,《毛泽东选集》5卷,158页,159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

  13刘地生:《让青年学生纯洁的头脑自由发展》,《原上草》,284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出版。作者系南京大学教师,1957年因此文被打成右派。

  14参看范亦豪:《我的帽子祭》一文的结尾部分,《肃反与反右比较谈》。

  15钱理群《“何时能因鉴而止?”——读王林书〈诗鉴〉》。王林书的《诗鉴》,澳门学人出版社,2006年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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