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建:2007年的《色,戒》:一个有声有色的巨大文化事件

分类: 文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1月16日

「郝建:2007年的《色,戒》:一个有声有色的巨大文化事件」是一篇关于“色戒,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爱思想首发(专栏),由郝建(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语言学和文学专栏”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一、满城争说和“看片自由行”

  1944到1947年间,张爱玲与胡兰成相识到结婚、分手三年间的情缘和情怨;1950 年构思,写作推敲、修改打磨20多年,到1977年才由香港皇冠杂志社出版的一篇小说;2007年,李安拍摄的一部在威尼斯获得“金狮”奖的电影,再加上一个谁也绕不过去的1940年2月就义的抗日女英雄故事和两岸三地同时上映的两个电影版本,这些时间和数据掀起了2007年中国最大的文化事件,一时间可说是阳光雨露沐浴,波涛汹涌颠簸。这也有一种略带黑色的对称之美:影片和放映场、审查间、报纸网络扬起的香艳和肃杀之气,跟张爱玲的小说倒有一拼。

  真实的历史时代和真实人物的重负、作者虚幻人物与自己生活的纠缠,这几重的复杂叠加给中国的观众带来更多理解角度,更多的感觉兴奋点,也带来更多的美丽误读以及精深阐释。面对小说和电影,每个观众和作者都找到抒发自我和奇妙读解的道路。更不用说,这影片和小说还要穿越两岸三地的不同当下语境和意识形态氛围。所有这些使得《色,戒》成为一个轰然作响、余波阵阵的巨大文化事件。大陆的《三联生活周刊》在9月刊出了封面故事,六篇文章把张爱玲、郑萍如、抗战时的上海歹土和今日的遗迹周全写到。许多记者、影评人撰文无数,女学者崔卫平也在《新京报》上写了《张爱玲给李安出了难题》,文章占了半版篇幅。台湾的龙应台女士在德国先后写了两篇读这部影片和相关历史的感言。此文中有的语言带着意象派诗歌的韵味和节奏:“李安的电影,却像一颗来势汹汹的大火球从天而落,边落还边星火四溅,嗤嗤作响,效果是,人人都在谈《色,戒》。” 如果去大陆的网站看看,许多愤怒网友猛批这是一部汉奸电影,卖国、反动之类的词象战争时期的炮弹落下,轰炸得网络上一片隆隆作响。

  我本人则是靠着读小说,看那个无色之戒的删节本,再到新浪网上去找到删减片段和报纸对删节段落的介绍,勉强在自己脑海中虚拟剪接成一个《色,戒》。

  这期间,大陆有许多人为了看这个片子专程到飞到香港去看足本的影片,出现一个少见景观,香港的影院里许多观众提着形形色色的购物袋进来看《色,戒》。许多旅行社及时打出广告,以“游香港,看完全版《色,戒》”招徕游客,一时间居然出现了一个新词叫做“看片自由行”。

  二、影像快感:还原旧时代的视觉盛宴

  看《色,戒》,首先打动我的是的影像质感。李安用精细、充满光泽、色彩饱和的影像来还原那些场景、那些器物。影片中的旗袍,易先生穿的衬衣,都能让人看出它们的质地和档次。三年前在上海,上影厂的朋友在拍《长恨歌》,制片部门觉得美术部门花钱如流水,他们时常说起一双皮鞋用了三千块,心疼得很。但是美术师张叔平说穿上这样的皮鞋,演员走路会不一样。这次看梁朝伟的西服,老在琢磨是什么料子,怎么能做得那样服帖。在柔润漫射光的映照下,那些从香港借来的翡翠古董麻将是那样美丽。听着搓洗的声音,我似乎能感觉到那些麻将沉甸甸的分量,它们一定像古董玩家盘熟了的玉一样,有着油润的手感。那雨中和夜晚的街道,那些LV的皮包和箱子,那些书桌和地板,经过小光比漫射光的处理和精妙的剪接,跟支使着它们的人物一样有了视觉吸引力和述说当年的意味。影片的导演和剪辑是圆熟内敛的,它好到让你不觉得它好。我在看第一遍时根本就感觉不到这部影片的导演有什么镜头技巧,什么跟移啊,镜头内调度啊,机位随着人走不知觉中变换构图和人物关系,一概看不到。影片对那些旧器物和场景有一种宗教式的尊敬,李安说:“所有的尺寸都是真的,包括三轮车的牌照和牌照上面的号码。”老上海街景也几乎乱真,街上两排法国梧桐是 “一棵一棵种下去的。”这简直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保护文化遗产的标准:整旧如旧。当然,李安不仅如此,他还在拯救那些记忆,他要还原那个时代。龙应台女士说这部影片“它是李安个人的‘抢救历史’行动。”当然,也许我们跟着李安一起其实拯救的只是想像,只是萦绕自己内心的某些挥之不去的疼痛点。

  这就是好看的电影了,它在最直观层面是色的盛宴,是声的交响,跟《色,戒》里讲的男女吸引道理一样,它影响人的第一层是感觉的,甚至是生理的。

  三、王佳芝:被历史裹挟的美女刺客和她的自救

  《色,戒》的故事当然有给我们做出深刻思索的辽阔空间,但作为一部商业电影,它首先有其戏剧性必要元素。它有战争环境,有谋杀,性爱,有性爱之后的情爱,有情爱导致的突转。但这其中最值得探索、最难以探索的思想硬核是性对女人心理的影响。

  我对这部影片最大不满意就是它对王佳芝第二次参加刺杀的动机讲述不够结实,不够缜密。是的,张爱玲的那部小说,有她作为作家对女性心理、生理的探险和男女关系的冷静思考,有冷酷的呈现,但也有对自己生活的解释、辩白,或许有意无意地还放置了些许遮掩。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纠缠,内部充满了空白和矛盾的文本,实在是很难穿越。

  王佳芝第二次去接近丁默邨刺杀的行动,是个冒死的英雄行为,更难之处在于,这个任务不是凭借一时之勇冲过了心里的“上场慌”就可以完成的,这需要强烈的人物动机。这个动机,在张爱玲那里是用“义不容辞”一笔带过。电影编剧王蕙玲从张爱玲小说中的“她倒是演过戏,现在也还是在台上卖命”挖掘出“为戏而生,为戏而在”的人生状态,这在故事中就挺难写清楚。编剧进而认为,女主角“当戏剧的需求与人生起了这么紧密的联结之后,所有的牺牲都不算什么了”。在我看来这作为人物动机的设置就完全不够,有点拿概念去推衍人物。如果电影戏剧中的人物做事的动机不够充分强烈,我看起来总会觉得不那么顺遂。按照故事片设置冲突的规矩,必须找到一个非常坚实的刺杀动机可以跟后来王佳芝心里对易先生的性爱、情爱对抗,这才能走到在刺杀即将成功的最后关头挽救易先生的戏剧高潮。就现有的小说和电影来说,要么写出她受到时代的潮流推动为了爱国去杀人,要么写出她为了爱情去杀人。今年夏天我写一个关于珍珠港事变前在上海活动的女间谍题材的电视剧,就安排女主角的一个哥哥是中国飞行员,在那当口被日军击落了,这样她的冒死勇敢行动就更有个人动机。其实电影里我们看到了邝裕民对王佳芝的吸引,王佳芝后来在上海终于面对着对邝裕民的亲吻,她这时温温地说:“3年前在香港是可能的”。小说里王佳芝知道梁润生要跟自己过初夜时,张爱玲在“偏偏是梁润生”后面用了个惊叹号,这个惊叹号可以读解成王佳芝心里想的是:为什么不是邝裕民。其实这个影片最大的张力在于精神的爱情和性之间的某种关系。王佳芝也可能是为了爱人去完成刺杀任务,但却被自己觉醒的性击倒。在真实生活中,大陆党史出版社有一本《谍海风云——日本对华活动与中日谍报战》说郑萍如的中统领导稽希宗跟她是一对情侣。那本书是一个署名吴童的作者编著,这个情侣关系很可能是作者演绎,但这却让我觉得郑萍如刺杀丁默邨的行动在宏大的爱国潮流下也有了结实的个人动机。

  在大陆的删节版电影中,这一点更加说不清,因为没看到王佳芝性爱之后的情感变化,他给易先生唱《天涯歌女》那一段就有两种阅读,一是她为了完成刺杀任务继续在迷惑、糊弄易先生,一是她理解、同情易先生给这个也是“当妓女”的男人一点安慰。

  王佳芝去送易先生的信封给吴先生和邝裕民那一段,王佳芝的诉说是真的恨,而不是爱。她跟邝裕民没必要演戏,她说自己盼着他们把易先生打死,脑浆喷在自己身上。这让她这一段的心境很难解释,这样来说王佳芝就一直都想杀掉易先生,只是到买戒指那一会才产生了突变?这个突变写法是小说带来的结构性顶牛,小说让王佳芝直到看到了鸽子蛋一样的钻石和易先生像米色蛾翅的睫毛才顿悟。按照现在大陆版《色,戒》的写法,王佳芝爱上了易先生,她的心思是在看到钻石的时候才电光火石一闪知道“他是爱我的”,我们知道这一点是看到她叫易先生离开。

  不管是港台版本的“快走,快走”还是大陆版本的“走,走吧”,王佳芝叫易先生离开都是救了爱人的性命,在另一个意义上,她也救了她自己,因为这是她为自己做的一个选择。为了这个主动、自由的选择,她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而易先生还在陪着太太们谈论哪家的川菜好吃。王佳芝面对着国家间的战争和男女之间的战争,这个残酷境遇和她的作为让今天的读者继续胆寒,也让我们生出些崇敬:我们和王佳芝一起作为自觉、自主的人共同生存在这个充满荒诞的世界上。就荒诞境遇中的艰难选择来说,《色,戒》弘扬了一种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它在探索一个有了自觉意识的人能够做出何等惊人而勇敢的举动。《色,戒》写出了最极端的境遇:当王佳芝遵从自己的自由意志的时候,当她决心救自己所爱的人的时候,她付出了生命代价。最令人惊叹的是:就是那个被她拯救的人签署了她的死亡执行令。

  四、易先生:特工杀人王和性爱英雄

  从小说到电影,易先生的改动要大得多,丰富得多。对于战争和自己的境遇,电影中的易先生都有更多的自觉,对于王佳芝,梁朝伟有更多的温情和恋眷。在小说里,易先生当晚就抢时间把王佳芝等枪毙了,然后他回家,听太太们谈到哪里吃川菜好,那副脸孔阴沉可怕得紧。在电影里,我们却看到他坐在王佳芝睡过的床上红了眼睛。

  原著中易先生很大程度上是张爱玲用来写女人的楼梯扶手和镜子,这人是模糊的,虽然也有性感情人的一面和冷酷迅速地处死威胁到自己的学生娃娃的另一面,读者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性功能。电影试图把他当作时代中的“这一个”来写,有了演员,他就必然是个活人。他对女人有品位,有SM,对自己的汉奸身份充满自觉和怨恨:“我比他们更会当妓女”。当然,有的台词是作者站在人物外面甚至站在人物高处写的,导演在让人物自觉于自己的境遇。易先生对自己高层汉奸地位的疏离感表现了他在时代浊流中的极度清醒,这是他对自己的当下境况的异己感,这更多的是电影作者给这个人物的点化和提升。看当时的材料,许多汉奸是觉得自己碰到好年头了,他们觉得卡住了历史的咽喉,要逼着时代为自己勇敢弄潮、拨动历史车轮开工钱。易先生买钻戒的十二根大条子总不是工资收入吧,最不计较也要问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当然,历史中的活人可能就比这更复杂,更让我们思想处理上有麻烦。根据陈立夫的回忆录,丁默邨同时是重庆的地下工作者。其实,他们那些人一方面觉得时来运转天助我也生也逢时,觉得该我走鸿运人财两得,放肆地纳宠、包二奶、收金条,一方面都心虚地给自己在各方留后路,这大概是比较真实的心境。我在工厂里学电焊的师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外号“老甲鱼”,从抗战时到解放前后是上海的警察,这种人被叫做三开人物,跟日本人、汪伪特工和共产党哪方面都逢迎。据说他的档案有一尺多厚,休息抽烟的时候,他偶尔会跟我讲上海的女人和哪家馆子做的蟹黄汤包最好吃,那是一道淮扬名菜。

  五、性爱探索,《色,戒》故事里的盐

  如果许多理论家所言真切,观淫是观众看电影最重要的隐秘欲望,那李安这部《色,戒》算是把电影的长处用到了,当然不是用足了。影片直抵性爱的最真实呈现,是的,追寻两个男女的关系,呈现他们如何在性爱中挣扎、角斗要比一万次晚餐红酒中的对话都要实在和深入。

  在叙事表意上和影像观赏上,性描写是这部作品的最重要元素,是给其它的感情、历史氛围定位的中心坐标点。李安这次得了些先锋,他直面而又严肃地写性对人的影响,不是写爱情。把这两者分开写,是现代人对两性关系抛弃了自我自魅和迷惑的俗见之后的新课题。导演和张爱玲一起从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固定的道德评判中重新把人给挖掘出来,这次挖掘和挽救出来的真是文学家最爱的人性,但这次挖掘出来的不是那个笼而统之的humanity,是那个实实在在的sex,是人性中的性那一块隐秘而又真实无比的敏感地带。

  要论起电影中表现直面性的力量和真谛,李安并不是跑在前头的人,日本的大岛渚在《感官王国》中,美国的萨曼·金(Salman King)在《红鞋日记》(Red shoe Diaries)中都早有严肃的探讨。但在商业电影中如此真切、真诚地表现还是要有些勇气和认识。另一个麻烦是,李安找到的这个从性到爱的故事又是处在中国历史的一个敏感地带上。就此而言,张爱玲和李安都有些勇气,他们其实只是不避讳性这个重大、革命问题,他们只不过是想把人从历史的裹挟中拖出来,说是拯救也好,说是曲解也好,结果是他们给我们一个机会拨开那历史、政治、民族心理的重重灰尘去看看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

  李安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我要拍《色戒》,就因为大家提到抗日就慷慨激昂,只有张爱玲看透了这个东西。从女性的角度,一个女人去色诱汉奸,这个东西对我诱惑太大,我又兴奋了。” 在历史的似乎复杂而沉重的关节点上,把同样复杂多样但是同样坚实、坚硬的人性面孔呈现出来,李安其实是在拯救我们的理智与情感,他们逼着观众去正视那两性间的吸引力,引导着观众敏锐地体会男女的性情,这里的性情当中必须有个顿号,得写成:性、情。他让我们对丰富的人性更增加几分尊重,他逼着我们再一次思索、反观自己。

  张爱玲引用她辜鸿铭叔叔的话说: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阴道。她用了这般生理的词,冷冰冰的医学词汇撕去了两性关系中那情爱的粉红色温情面纱。做爱对女人是将她拖入那情、欲、恋的深海,对男人也引起巨变,男人在做爱后得到的是满足和颓然去势,这种生理上的颓然和去势带来的心理上的淡漠。男人在做爱之前和做爱之后根本就是两个世界观。对易先生,电影给他涂抹了微微的一抹温情和留恋。易先生亲手签署了处决王佳芝等人的命令,回到家里他坐在床上想着这个女人,红了眼睛。这让我想起约翰·福尔斯(John Fowles)在《法国中尉的女人》说男主人公查尔斯对莎拉的迷惑与迷恋缘由:“吸引他的,不是莎拉本身,而是她象征的某种感觉,某种可能性,她使他感到被剥夺的滋味。”就把握和男人的关系说,王佳芝最后达到了跟莎拉一样的主动和自由,不过在福尔斯那里是高扬的开放结尾,在李安这里是阴暗、惨烈的中国式悲剧。

  在《色,戒》这个巨大的文化事件中,有一件事让我惊诧莫名。性爱描写是这部作品的盐,李安居然说删减版本对观众欣赏没影响,这十分怪异。这就像一位厨师说做菜放多少盐没关系,多一勺少一勺对口味影响不大,可以入乡随俗,让端菜上桌的跑堂随意斟酌处理。广州的《新快报》上有篇文章以《谁说删改看不出来?》为题。作者将几段删减和台词修改都列出来并从观众角度做了对比。我的结论跟记者刘嫣一样,几处删减和结尾处的台词改动是致命的阉割。风传这些删改是李安亲自操刀,不知道这是减肥还是自宫。或许,李安根本不拿大陆的观众当观众,所以他丝毫不在意大陆观众对这部作品的印象。

  六、史实、小说、电影,多重的迷雾与政治的绑架

  《色,戒》电影里的王佳芝被演戏的诱惑鼓动着去参加刺杀行动,还为此付出了自己的贞操,后来自己“有很久都不确定有没有染上什么脏病”,结尾处,她因为自己的身心变化放走情人/汉奸而丧失了性命。用意大利导演贝托卢奇的话说,她是历史的人质。但是,我看到,今天的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又再次把影片绑架为人质,我们看到管理机构的简单处置、思维的惯性、意识形态训练出的高音喇叭如何在肢解和曲解这个作品。再看看大陆的网站,许多批评是从既定的历史评判和政治定论出发,言语凶猛,颇为醒目。天涯网站的『关天茶舍』,中,网友炮郎评论说:“李安、张爱玲也就罢了,没指望他们怎么样。可悲的是,绝大多数国内的评论都没有触及这部影片反动的政治倾向,只会一味地捧场。这是评论界的耻辱。知识分子就这么靠不住吗?” 根据“粉丝”等网站的报道,大陆左翼书店“乌有之乡”曾组织讨论本片。有报道说:“话剧编导黄纪苏,批评《色,戒》‘用肉色混淆了中国近代的大是大非,用肉色呈上西方主子喜爱的小贡品’。”中国传媒大学有位学者指责李安凭借这部电影“给汉奸整容”、“给维护民族精神的主流文化敲响警钟”。传统家庭促进会总干事谭克成博士认为,电影渲染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是引诱青少年干不道德事情。谭博士更斥责李安是“文化汉奸”:“要中国男女演员在大银幕上脱光衣服,色诱洋人,为求一奖……令华人蒙羞!” 这些观点、评价角度和文风都跟29年前的《人间》杂志上域外人先生写的评判文章大致相同。

  的确,《色,戒》跟以前的许多抗战题材电影有很大的不同,它们对人的认识有根本差异。有些主旋律电影和我看过的一些台湾陈旧政宣片是从思想正确出发,从某种既定历史定论出发,这些影片对人的性质评价是先在的,其中的人物大概就是抗日英雄、汉奸、不断被唤醒的群众这几类。最近影片公映后郑萍如的亲属还是这样理解自己的家人,这样去要求张爱玲的小说和李安的电影,他们担心李安的电影影响到自己的亲戚的名誉。

  所谓“为汉奸整容”的话题是所有关于《色,戒》的讨论中最令我打瞌睡的一个话题,关于抗战时期的投降和抵抗是有很多问题至今还值得研究,但是李安的这部电影谈的不是忠奸之事。

  这个小说与史实有关联,但是,我们今天不管是在观赏电影中去发掘深处的叙事肌理和人性的颜色,还是考察真实的历史材料,都应该也可以透过历史定论和意识形态堆积在上面的厚重灰尘,都应该对人性的复杂和细微变化有所敬畏,都应该允许他人去阐释、认识人性的复杂和精微,好在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还算正常的交往环境,一个作者或者研究者的编排和解释如果对人性和史实过分强暴,那颜面尽失的首先不是历史而是他自己。我们看到,不管是电影形象和记录的史实,它们都不象某种政治概念的框子那样整齐、清晰,这些人物和形象常常充满了模糊的形状和很难辨析的毛边。

  现实生活中的丁默邨对郑萍如没有那么温情和那么深情,他未必能让女人觉得“这个人是真爱我的,……心下轰然一声,若有所失。” 就是把胡兰成跟张爱玲有过的情意和缠绵放进去也不足以引出电影中的以死相救。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丁默邨和郑萍如也比我们所知道的复杂多变。就丁默邨而言,他在1941年成为国民政府的双重间谍,为国民政府架设电台、提供情报。营救被捕人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被任命为“浙江省军委员”并免于一死。

  郑萍如生命最后时光的一些记录也让我唏嘘不已。我在书架上找到一本《汪伪特工杀人狂李士群》(刘红娟编著,团结出版社2000年出版)。这本书里节录了日本人晴气庆雍写的回忆,他当时是日本宪兵队与“特工总部”(即76号特务机关)和“梅机关”三者之间的联络官。这个材料把事情写得十分复杂,在我看来还算逼真而入情理。晴气庆雍说了自己对待郑萍如的心情:“我不知为什么很想救她,哪怕是免她一死也好。我也深知她罪孽深重,可总想救她一下。我之所以产生这种心情,也许因为她是日华混血儿吧,在她身上流着日本人的血。”晴气说自己也去求过李士群,李士群说汪兆铭(号精卫)已经下了关于执行死刑的命令。晴气心有不甘:“我虽然可怜她,但一想到汪兆铭政府会发生动摇,也只得无能为力了。”对于郑萍如的死,晴气描绘得十分细致,为了平安通过英美军戒备的区域,特工们骗她说是去买东西,可是,“当汽车开过虹口向可怕的闸北驶去时,她终于预感到自己将要临头的命运,于是在汽车里不问是谁抱着就求救,声嘶力竭地哭叫:‘今后一定改邪归正,饶了我这一次吧!’到了刑场,她仍然死死抓住车门不放,怎么也不肯下车。须臾,她那张漂亮的脸蛋变得十分可怕,犹如恶魔。她厌世怨人,痛骂丁默邨。……一声枪响,她那妖艳的身躯就像一只美丽的飞蛾顿时瘫倒在黑色的土地上。”

  一篇28页的小说,小说专家张爱玲为何写了27年?天涯网站的『关天茶舍』网友公民黄写了文章提出这个问题。看了他的对答案的猜想,我不禁伏案沉思良久。他说:“从50年代到70年代,终于在自由社会里生活的张爱铃,也一定旁观到了‘动物园’里的把戏。这或许给了她对《色·戒》更大的自信。20年的等待的确换来了历史的明证。当‘邝裕民’们抗战、革命事业胜利后,掉头就吃自己的同志和亲人,大陆有‘林昭’、‘张志新’、台湾有‘江南’。回顾20世纪的中国,为‘革命’、‘主义’、‘民族’、‘国家’捐失了性命的人有万千;而为之失却了个体灵魂的,却达至亿万。没有了‘魂灵’的人,缺乏自由主义信仰、女性主义关怀的人们,看小说、看电影《色·戒》又有几多困难。”

  李安的弟弟李岗在选角的时候负责扮演易先生跟女演员对戏,他将这个故事看成中国版的狼人故事:“战争让人变成狼,易先生原来是条狼,他在王佳芝身上找到了一点人性,王佳芝是从人变成狼,最后还是她剩下的人性让她放了那条狼,没想到最后被狼咬了她。”

  战争是最强大的异己力量,异化的存在摧毁着人,不仅在昨天,还在今天;艺术只不过是让我们把这看得更清楚。战争使社会成为人的敌人,使每个人成为自己的敌人。

  王佳芝是历史的人质,她沉迷于情色,就凭着这点随性,她到底回归到自己,在时代和他人的使命之外,她替自己去爱了一回,为了自己的爱去死了一回。

  看电影,读小说,翻史书,我在猜想、疑惑,我的思绪在迷走:郑萍如、王佳芝和这部叫做《色,戒》的电影,他们谁逃出了人质境遇?

  或许,我们的观看和言说就是在试图解救郑萍如和王佳芝。

  2007年11月18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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