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文化对中国唐宋时期经济文化的贡献

分类: 文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1月16日

「禅文化对中国唐宋时期经济文化的贡献」是一篇关于“王绍潘,哲学宗教,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本站首发(专栏),由王绍潘(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文学与文化演讲”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时间:2001年11月11日

  地点:北大正大国际会议中心多功能中心

  主讲:王绍潘

  讲座内容:

  基于中国古代社会和人文的特点,所谓的居士,是指既有财富,又信奉佛法的在家人士。慧远的《维尊义记》中说:居士有二。一广积资产,居财之士,名为居士;二在家修道,居家道士,名为居士。其实,居士主要指的是士大夫中修行佛法和禅教的一部分人而言。

  居士们能在中国各朝代推广佛法和禅教而居于主导地位的原因:他们大部分因富有家产,所以可以给予禅教以经济方面的有力支持;因为有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所以可以为禅教做政治上的保护;作为社会上层分子,大多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禅教教义的阐述和宏扬,因之而光大;通过他们与社会各阶层的广泛联系,才能使教义深入传播到全国各地。

  居士佛教除了卓有成效的护法功能,更突出体现在佛教思想文化方面的贡献,尤其通过他们对经典教义的阐述和新解,使印度佛教的思想文化不断中国化,与本土儒道文化融合,并最终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部分。

  公元618年,李渊父子建立起新的统一王朝——唐朝。他们有鉴于隋朝覆灭的历史教训,采取一系列发展生产,保障民生,巩固社会秩序的政策,出现了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进入我国古代社会的全盛时期。同时,佛教文化也进入了一片空前繁荣的时期,在此文化背景下,居士佛法——禅法的运动,蓬勃展开。正是禅教文化依托高度发展的寺院经济,创造了独特的理论体系,代表着当时学术思想的最高水平,影响了大批文人士子,左右了时代思潮。而禅教文化的进一步普及,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其中透露着智慧的教义也逐渐形成为大众的观念。在这个过程中,居士大夫的参禅悟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会昌废佛之后,佛法需要新的法要倡导,带来新的生存和发展形式,后期的禅宗顺应了时代条件,成为恢复佛法竟声的必要的一面旗帜。居士习禅使禅教文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领域,充分展示它的民族人文特色。慧能的禅法思想,早已为学界公认,有关加强民族自尊自信、发扬主体意识精神、破除西方迷信、放弃佛祖崇拜的思想,处处体现出时代禅法对传统佛教反省运动中的共同呼声。它预示着佛教革新的时代即将到来,而这种革新,必然要以传统文化为背景,以民族的自信、自觉为基础,成佛的决定因素是众生与佛同具智慧;自心有本觉,人人能成佛。

  隋唐思想的突出贡献,在于把心性论推向新的水平,它重要是由禅宗文化来完成。儒家有效地吸取禅宗思想的精华,以充实自己的学说体系,不仅李翱这样做了,而且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也都这样做了。儒家学者经由禅学文化的启发,提高了自己思维水平的能力,进而发觉《四书》及《周易》等经典中的要旨,把汉唐思想导向宋明理学的思想体系。这是禅文化对中国思想史所做的最大贡献。官僚士大夫的学佛参禅,由于他们精深的儒家根底,延续并发扬了传统的人文精神;即使在佛教最繁盛的唐代,传统人文精神也仍然闪耀光芒。这是禅文化的特旨,也是发展留下最珍贵的精神财富。禅宗是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宗派。印度佛教只有禅而没有禅宗,禅宗是典型的中国文化的精品。

  由慧能而下,中国禅文化发展的趋势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建立起分头并宏、自由开放的新型传承体系,这一体系与动荡割据局面和小农生产方式相适应。极力反对片面的知识言说、读书看教,强调自信、自力、自悟、自觉,实现基于真正知解的真修实证。大量吸取老庄、儒道思想,超越传统佛教烦琐的教条以及形式仪规,传承佛法中的智慧体系。

  从文化史的角度而言,按安史之乱加速了贵族文化的衰弱,代之而起的是适应广大平民需要的新型文化,它与塞门仕进以及经济中心转移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禅宗恰恰是坚决否定对外在神权的崇拜,与对于自我心性的体现,故深受社会大众的欢迎。官僚文人的参禅问道,更将儒道等文化带进禅林,成为禅宗逐步傲视天下的重要原因,官僚士大夫由中央到地方,掌管一方政治、经济实权。通过禅宗,吸收消化部分流民,又教人人安心自足,有效地稳定社会秩序,保证了地方经济的开发和繁荣。隋唐居士佛教的主要体现,是官僚士大夫对佛理的吸收和改造,对禅宗心性之学的欣赏和运用。其突出的贡献,是他们在参禅悟道的过程中,融会儒、道、佛三家之学,推动禅文化的全面发展。自禅宗形成,中国文化思想展现出崭新天地,宋代学者周比大说:自唐以来,禅学日盛,才智之士往往出乎其间。这说明了禅文化对人才造就的契机。

  北宋的建立,标志着我国封建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与前代相比,宋代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等方面都显得成熟。两宋的政治,前后长达320年,是秦汉统一以后历代王朝维持时间最久的王朝。与此相应,在文化思想方面,传统儒学再次得以改造,形成所谓理学。理学对宋代国家的完整统一作出了成功的贡献。理学家们希望通过对物质生活刻意和方便的追求,加以限制以及要求自我道德品质的完善,提高民族气节,宏扬爱国精神,求得国家民族的安定和强盛。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精忠报国、慷慨悲歌的民族英雄和爱国志士,大多出现在两宋王朝,的确与文化思想有一定的关联。禅教在宋代的成长和演变,居士禅教在宋代的全盛和危机,也都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完成的。

  宋太祖于开国时所定下的对佛教基本政策是:道释二门,有助于世教。宋仁宗对禅学有更高的修养,真宗支持禅宗慧命相续。宋代,尤其是北宋,是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的黄金时代。北宋科举比唐朝发展得更加完备公平合理,从而使大批卓有才智的文人士子脱颖而出,成为政府各部门的基础力量。广大文人士子在标榜精通儒学而外,参禅问道成为这一时期的流行风气。禅宗在唐末五代勃兴之后,继续在宋代呈现了无比坚强的生命力,并为众多官僚士大夫热诚向往。

  理学建立的前提是以强化中央集权,又是以宋代士大夫社会地位提高、文化思想繁荣为前提。沿着唐代韩愈等学者开辟的儒学复兴道路,北宋五子建立起理学思想体系。他们一边批判禅道,一边消化禅学的修养方法来充实自己的体系。理学家反复提倡和标榜的内圣外王,实际是儒家治世事功,和禅宗内养精神互相表里的理想。宋代禅宗的世俗化,适应了社会的需要,缩短了与士大夫的距离,保持着兴盛的局面。北宋仁宗朝,许多主张抑佛的重臣都改变主张,转而成为护法居士,参禅学佛之风渐炽,禅教运动进入鼎盛时期。宋代是官僚士大夫参禅活动全面展开的时期,在当时造成一种历久不衰的社会风气。这种风气传到日本,也造成日本禅文化的再生,有些日本人至今还对中国的宋代文化思想赞叹不已,甚至说出只有唐宋之人才能代表中国人的纯属偏见的说法。

  造成这种风气有以下因素:官僚士大夫队伍的空前壮大和文官体制的完善,因文化思想所致,而使他们归心禅学,倾心禅文化。禅学取代佛教的其他宗派,独立鼎盛,更加深了禅文化心性之学对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影响。禅门大德应机示教,三教兼通,这种极高的文化品位及圆融的思想思想品格,足以使官僚士大夫倾心向往。有些士大夫是属于社会上层人物,政治地位很高,更是朝廷的重臣大员,他们参禅的共同点是在脱略世俗与著名禅师激扬酬唱,以期于彻证。

  宋代士大夫的参禅,多数因受禅学心性的启发和鼓励。他们通过接受和体验参禅悟心的体会,重新审视社会人生,更从积极处领会,于忧患之际开拓心性,顶天立地,对社会人生多能贡献无尽的心力。诚如禅门所谓:深深海底行,高高山顶立。

  附:

  记王绍潘先生二三事

   ——代《只为辜恩始报恩》后记

   摩诃力

  王绍瑶先生编撰的《只为辜恩始报恩》就要出版了。包括本书编辑宗平同志在内的几位朋友都怂恿我写一篇后记,以增加读者对王绍瑶先生的理解,同时说明一些有关的具体问题,并说这也是王先生本人的意愿。这在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事。但从另一方面讲,要写这个后记,我也的确有一种畏难的感觉。这个后记太不好写了。王先生这个人太不好写了。

  记得王先生经常感叹人生短暂、时光飞逝,的确,悠忽之间,我认识王先生已经十年了,我也从一个小孩子走向了成年。但是,一九九三年春天,我第一次到王先生家里去的情形却仍历历在目。

  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此前只听过两、三次先生的讲座,与先生一直没有个别接触的机会。一九九三年春天,我在向北安国实习,,其问曾因公回京数日,公事办完了,却仍有点时间没处打发,于是向一位名叫侯志强的学友要了先生的电话,拨通之后,当晚就去了先生家,谈的问题就是青年人应该怎样学佛。当时我认为光看近、现代人的著作是学,不出个所以然来的,想先用几年功夫把《华严经》、《金刚经》、《法华经》直到《成唯识论》、《六祖坛经》等古箱读一遍,再结合自己的‘情况,进一步学习。我自以为这巳很不错了,不料先生听了我的打算,劈头便是一句,“这样学法,八大阿僧祗劫也成不了佛!”接着,谆谆地教导我说:

  学佛必须要有各知识的教授,然后通过阅读原典,了解佛教最不共的精神,在思想中体认这一精神,在行动中实践这一精神。还要有语言的基础,具备多方面的知识。研习佛典一定要以原典为主,决不能盲从他人的意见,给自已戴上“有色眼镜”,佛陀最反对古目的崇拜了,也从不给别人戴“有色眼镜”。

  先生与一个素昧乎生的后学初次见面时,所说的话就是这些。现成:有些人认为先生偏激,认为先生不重视学术,这实在是一种误会,这里只举我亲身经历、亲耳所闻的两件事来说明。

  大概就是我从河北安国实习归来,先生有一天忽然对我说:“你好久没去看任老①了吧,我们去看望一下老人家!”我当然遵从。那时任老正在翻译、编写《现观庄严论》②的注解及讲义,先生随喜赞叹之余,非常遗憾地表示,自己年岁已高,事务又忙,无法学习如此稀有难遇的教授,并让我一定要多亲近任老,打好法相底子,学好教理基础。过了几个月后,先生又把我找去,专门要我把亲近任老的情况讲给他听。此后,也曾多次要求我多读书,多学教理,,多亲近任老。我常常为自己没有学好教理,辜负了先生的期望而惭愧,但我也深切地体会到,如果当初没有先生的

  督促和要求,我是不可能那么彻底、坚决地作出依止任老的决定的,更是找不到学佛的门径的。

  又有一次,是在一九九‘四年夏天,六、七月份的时候,我对几位学友“辟谷”③的作法不理解,认为那是“外道”④,专门跑去向先生请教,才知道是先生让他们“辟谷”的。先生说:是我让他们辟谷的,因为他们身体需要,身体清净了才能学佛。的确,外道也辟谷,但不能因为外道用了什么方法,我们就不敢用,没有这个道理。要知道,外道不光合碎谷,外道还合吃饭呢,而且吃饭的外道,无论如何也要比辟谷的外遗多得多!我们是不是连饭也不能吃了?!关键不在这个地方,关键在于外道认为辟谷能成仙成佛,我们认为碎谷能健康身体。外道不外道,要希本质而不能光希表面现象。

  当时我听了真是惭愧极了,觉得自己亲近先生已经这么长时间了,还是没有学到先生那种“不迷信古人,不迷信今人,不迷信自己,不迷信书本,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独立人格”的精神,还是满脑子的成见,太辜负先生的期望了。

  先生就是这么一位坚持独立思考,坚持独立人格,热爱自己所学,从而也才是热爱自己祖国的杰出的学者。我认为,先生此次编撰《只为辜恩始报恩》,是本着这样一种精神而为的;宗平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编辑、出版《只为辜恩始报恩》,所力图展示的,也就是这样一位杰出学者的风貌。

  一九九九年一月于西窗小筑

  ① 任老:即笔者的亲教师任杰老人,1920年生,汉族,当代著名的佛教大德,戒律严谨,见解精当,学兼显密,犹长于印度中观宗及藏传佛教诸门,有多种译、著完成,均具有极高的理论及实修价值。

  ② 《现观庄严论》:古印度圣慈氏菩萨造的一部论典,是《般若经》的根本颂、般若的修法,向众生开示了《般若经》中关于觉悟空性的修行次第以及一些深密的教法。

  3.辟谷:一种保健方法,每周一日或每月两至三日,不吃五谷及熟制品,除饮水外,只进食少量蔬菜和干、鲜果品,有清理消化道、保健身体的作用。历史上有些外道曾长期推行辟谷术,认为可以成仙或解脱,这当然是一种违背科学、不符合客观现实的错误的观点。

  ④ 外道:佛教术语,佛陀时代指佛教之外的宗教、哲学流派,如“六师外道”、“九十六种外道”等。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