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谭天荣:右派学生的另一个代表与象征

分类: 文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1月16日

「钱理群:谭天荣:右派学生的另一个代表与象征」是一篇关于“钱理群,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专栏),由钱理群(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语言学和文学专栏”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谭天荣的名字是与1957年的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及以后的”反右”运动紧密连在一起的。而他本人在43年后,却在一篇题为《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里,这样谈到自己:”由于历史的误会,我在1957年成了学生中的大右派,毛主席封我为’学生领袖’,当时的报纸把我描绘成一个政治上的妖魔鬼怪,并为我编了很多神话故事,似乎我能呼风唤雨。实际上,在我这一生中,只有两个月–1957年的5 月中旬到7 月中旬–曾关心政治。就是这两个月所发生的事情,使得我在别人眼里成了另一个人。”谭天荣在文章中还谈到这样一件事:在家乡接受劳动改造时,”有位农民受了委屈时曾这样提出抗议:’别跟我来这一套,你当我是谭天荣吗?告诉你,我不姓’右’!”在最高统治者的眼里,”谭天荣”是”右派学生领袖”的代表;在普通民众的心目中,”谭天荣”更是”姓’右’的”即所谓”右派”的象征:”谭天荣”成了一个历史的”符号”。而作为北京大学物理系四年级学生的谭天荣,他的真实的个体生命却因此遭到了巨大的磨难,吃尽了苦头。这是谭天荣终生难忘的记忆:在劳教农场,”最使我痛苦的不是饥饿,不是劳累,而是这一头衔的重负。’同学们’一起干活,管教干部总朝我喊:’谭天荣快干!别磨蹭!’身边的’同学’悄悄地对我说:’你别跟我们一起干。有了你,队长老盯着,我们连气也喘不过来'”;”在我面前,连最孱头的小瘪三也成了勇士。有一次,二不知怎么冒犯了一位小’拉兹’,他对我挥着拳头:’你是个大右派,打你丫的,打死也白打!'”。于是,就有了这样的人生感慨:”大右派的名声对于我就像一根捆人的绳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谭天荣’这个名字逐渐被人遗忘,捆人的绳子慢慢松了,我深深地感到默默无闻的幸福。”1这”历史的人”与”现实、具体的人”的矛盾所内含的精神苦难,是非亲历者所绝难体会的。

  而我们现在在”1957年学”的历史叙述中来谈论谭天荣,却又不能不将他当作一个”典型”、一个”代表”,这或许是残酷的,却似乎也只能如此。

  (一)

  而且,我们还要追问:他为什么被视为”右派学生领袖”?他在什么意义上成为”姓’右’的”的代表与象征?

  还是从一个细节说起吧:谭天荣在北京三余庄劳教农场的难友这样回忆当年对他的印象:”我在进公安局之前,并不认识他,只是从报纸上的批判文章中读到过他的一些’右派言论’,给我的感觉是个骄傲自大不知天高地厚的’狂人’。到了三余庄之后,才发现他文质彬彬,说话慢条斯理的,头脑和思路都十分清楚。尽管他好争辩,但是只要你能够以理服他,他表现得十分虚心,如果你说不服他,他就认死理儿,绝不轻易投降,并不像报纸上批判的那样’无知’又那么’狂'”。2

  ”狂人”,这正是谭天荣给人们的第一印象。

  当年的《广场》3上发表的一篇《北大民主运动纪事》,这样记述谭天荣在北大”五.一九”运动中的出场4–

  ”(5 月20 日)下午,出现了一张署名’一个强壮而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谭天荣’所写的《一株毒草》。作者在这里吹响了反教条主义的号角,提出了许多令人惊异的观点,它并建议北大学生自己办一个综合性的学术刊物。作者缺乏透彻的说理和谦逊的态度,引起了许多同学的不满和攻击。《一株毒草》的争论又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5

  在保存下来的有限的资料中,我们还发现了有关谭天荣的两个很有意思的材料。一封当时的私人通信这样谈到谭天荣–

  ”到了晚上,那个自称为一根毒草的同学,搬了一张桌子放在大饭厅前面的广场上,站在上面作起演讲来了,一大群的人围着,他讲了以后,一个爬上去和他辩驳,于是他又答辩。人越来越多了,后面的人听不见,大声喊着:’声音大些’。有几个好事者跑去找了两个话筒给他们,于是拿着话筒大声嚷着,开始是从具体的问题谈起,后来慢慢转到逻辑问题上,又转到哲学上的自由和必然的问题。我本来想挤进去参加辩论,但人太多,拼命挤也挤不进去,衣服都汗透了。每个人都拿着手巾擦汗,我不好意思再挤。只得作罢。”6

  从这私下的叙述里,不难看到谭天荣当年的影响:他确实是运动中的校园风云人物。

  而另一封公开发表的通信,则谈到对谭天荣的不同印象和评价–

  ”四月中旬谭(天荣)在医院针灸室的病床上高谈其哲学,张炯惊讶之余,便决定把真人真事搬入特写,他在叙述了谭宣布自己最懂辩证法,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否定等等以后,写道:’我不能不震惊,面前也许是个不平凡的人。他能独立思考,不墨守陈规,敢于提出自己新颖的见解,敢于触动权威;这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人。如果世界上有天才的话,这或许就是天才的起点。是的,我们祖国需要这样的人,这样的学者和科学家。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把科学向前推进一步,以至一百步。教条主义者除了学舌的鹦鹉那样。不问什么时候都重复着’八点钟,八点钟’以外,还能给人们什么呢?我满怀喜悦注视着这位同学,微黑的脸孔架着眼镜,眼里射出桀傲不驯的光芒……’。

  ”然而现在他却像吹得气球那样大的肥皂泡似的,在我们面前破灭了。他自封为哲学家、黑格尔–恩格斯学派的鼻祖。然而我们发现,他说的不是哲学,而是一堆概念的糊涂账。他的哲学,连研究卅年哲学的老教授都不懂。他自炫读过马、恩的一切著作,其实不过是支离破碎地背诵一些片言只语。他抓住’否定之否定’到处套,自称理论前提是:一切现实的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是现实的。据解释:合理═理性═客观规律═现实。看吧!连三段论的基本逻辑法制也不懂,却奇怪地变起概念把戏来。他把一切相对化,有次演讲时说:’对的就是不对的,不对的就是对的’,刚好有人给他拍照,他立即说:’我一向反对拍照’。台下有人应道:’按他的理论,他反对,也就是他赞成’。结果全场哄然大笑。总之,这是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的狂妄家。”7

  这里显然存在着对谭天荣的两种评价:或认为是”能独立思考,不墨守陈规,敢于触动权威”的”有创造性的人”,或看作是”狂妄家”、即所谓”狂人”,在当时大概是有代表性的。

  我们现在就来看他当年引起轰动的大字报。首先引人注目并引发争论的自然是大字报的题目:《第一株毒草》(以后他又连续写了第二、三、四株”毒草”)。所谓”毒草”问题,是毛泽东于1956年4 月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所引发出来的一个话题。据毛泽东自己说,当时党内就有人提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毛泽东认为”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于是他解释说:”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并且表示:”你草长,我就锄”,”杂草一万年还会有,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斗争一万年”。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不过是要引发”毒草”长出来,以便”锄草”,这与同一讲话中所说的”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是同一个意思。8所以他在号召发动反右运动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颇为自得地说:”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鳞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人们说钓大鱼,我们说锄毒草,事情一样,说法不同”。9不过,当时毛泽东的这些讲话与文章都没有公开发表,人们并不知道毛的意图,就围绕”毒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比如,有人针对”鼓励香花,避免毒草”的说法,指出”其结果,就会鼓励了教条主义的、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而排斥了被人埋没了的但或许是真正好的东西”。10连因”汉奸”的身份而一直慎言的周作人也写文章反驳”有毒草不许放”论,主张”凡是花都应放,不论毒草与否,不能以这个资格剥夺他的权利”。11人们担心的是将”真正好的东西”当作”毒草”任意铲掉。毛泽东自己也说:”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 打击,被认为是毒草。”12将谭天荣的大字报置于这样的语境下,就不难理解,他以”一株毒草”自我命名,所引起的惊骇了。谭天荣这样做,如他自己后来所说,”为了引起人们注意,我有意说了许多偏激的话”13;但更主要的是表现了他的一种自信:他是坚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是真正的”香花”;但他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观点所具有的异质性,不被承认是香花,被视为”毒草”是一种必然。他索性以”毒草”自命,就是要表现一种挑战的姿态。署名”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所要展示给世人的也是一种自信、自傲与挑战性。

  在《第一株毒草》里,他就这样向占社会舆论主导地位的报刊与具有引导作用的”三好学生”叫战:”一切报刊(例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和《物理学报》)的编辑们”–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绝对无知对辩证法的一窍不通和他们形而上学的脑袋中,装着的无限愚蠢,就是一道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三好学生”,”或叫白痴,或者优秀生、活着叫’小螺丝钉’反正一样”–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自觉地”禁止自己思维”。这显然是对既定价值标准的一个颠覆:在谭天荣的”理性”关照下,”真理的传播者”不过是”封锁真理的万里长城”,党的”螺丝钉”不过是没有思想的”白痴”。谭天荣同时面对的是他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在他看来,”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反面(第一次否定),与此相适应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形成相互渗透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的绝对统治”;还有物理学的危机:在他看来,”充满了极端盲从迷信的诡辩,谬误、牵强附会、弥缝手段(或者叫作新颖观念)的物理学已经面临毁灭”。–这些判断,在当时的中国是人们闻所未闻,想都不敢(也不会)想的,自然要被看作是”狂人”的”呓语”。但谭天荣藐视这一切,他宣称:”中国青年还有的是成千上万的’才子佳人’,他们坚韧果断才气横溢光芒四射,他们将使国际资产阶级吃饭时丢落刀子”。他以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的话:”爱菲索人中的一切成年人都应该死,城–应该交给尚未成人的人去管理”作为题词,正是以此表明自己(而且他相信自己是代表中国年轻一代发言的)对既定的”成年人”的秩序全面挑战的立场。他甚至预先就对自己的读者宣战:”一切都很好,只是千万不要发神经病,应该改一改那种听到一句不习惯的话,就本能地反对的条件放射或无条件反射,要不我说西郊公园比北大对你更合适。好,再见!”–这简直就是以”人民公敌”自居,并且要故意地激怒对手。

  这一切–他的”横空出世”,他的”人民公敌”的身份,全面挑战的自觉意识,他的绝对自信,以至他的”狂言”与”妄想”,他的故意的偏激,等等,都使人想起了”五四”那一代人,人们很容易地就联想起鲁迅的《狂人日记》: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谭天荣就是20 世纪50 年代中国的”狂人”。而且恐怕还不是谭天荣一个人,当时北大校园内还有一位以一篇《自由主义者宣言》闻名、并始终不悔的”极右分子”严仲强(也是物理系的学生),他就是以《”疯子”的话》为他的大字报命名的。在反右运动高潮中,他还写了《压制不了的呼声》的大字报,在题词中写道:”布鲁诺在被烧死前说:为真理而斗争是人生的最大幸福”,并且宣称:”诬蔑、谩骂、恐吓只能引起我鄙视的微笑,即使是最无人道的群众性孤立,我也满不在乎,为了真理、人道、民主、自由,我可以牺牲一切”。14这是继”五四”以后又一代为真理而向庞然大物挑战、不惜以身相殉的”狂人”。

  (二)

  我们的讨论,还要深入一步:1957年的中国的谭天荣们所要挑战的究竟是什么?

  谭天荣在他的《第二株毒草》里,一开头就指出:”辩证法说:’必须按生活的实在情形来考察生活’。我们看到生活处在不断的运动中,所以我们要把生活的东西(拿)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走向哪里?我们看到我们生活是一幅不断破坏与制造的图画,所以我们把生活当作既破坏又制造的过程来考察,并且要问:生活中破坏的是什么?制造的是什么?”

  这是一个敢于正视生活中的问题,并且不断进行追问的”真的勇士”(鲁迅语)的态度。那么,他们对中国20 世纪50 年代的生活的考察,发现了什么问题?

  谭天荣的考察是从自己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为起点的。

  他首先谈到:”在肃反时,我在班上被当作’反革命’来斗争,起初有人怀疑,班干部就说他们不相信党。我有一个好朋友给我保证,我决不是现行反革命,他们就说这是我迷惑了他、欺骗了他,迫使我为自己捏造各种罪行。于是我平常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是反动言论,任何一个举动,都是反动行为。总之我的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表现了我是一个彻里彻外的反革命分子”。–这几乎是经历了1955年的肃反运动,甚至共产党所发动的任何一个运动的人,都会有的经验与感受,人们已经见惯不惯,但谭天荣却要追问:”为什么事情竟会这样呢?”他对此作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析:”因为群众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只有党才是正确的,非党群众要提出不同意见,那就一定是错误的,这就不能允许他存在,就应该遭受一切打击和压制,一直到他作出了令人满意的检讨为止”,”党和团就用这样的方法垄断了一切’好’的、’对的’、’正确的’东西,在群众中党员们和团员们习惯于歌功颂德,可事实上有多少党团员习惯于党一切都好的神话,有多少习惯于奉承阿谀,有多少人因对党团员有意见而被扣上落后分子的帽子,被当作反革命来处理,有多少工作人员因为向领导提意见而受到各种非难,有多少阿呀奉承的专家青云直上,这不是八年来的成绩吗?”

  这里所说的”党在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的”神话”,党对真理的”垄断”,发展到极端,成了党员、团员”永远正确”的”神话”;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党和党团员有意见=落后=反党=反革命”的专政逻辑,正是抓住了当时中国政治生活的要害的。这其实是许多敏感的、善于思考的人都觉察到的。老共产党员、后来也成了右派的刘宾雁这样谈到他的观察与感受:在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共产党是以充满自信,以百年来第一个赶走外国侵略者,和20 世纪以来第一个统一了庞大而复杂的中国的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人民面前的。这种自信是以全国各阶层数亿人民对他的绝对信赖和拥护为基础的。甚至使许多顽敌也望风披靡,心悦诚服”,以至自然地形成了一种普遍接受的观念:”中国土地上的一切污垢和伤痕,似乎都是国民党造成的;中国共产党则一成不染,两袖清风:是正义、真理和光明的化身”。在实际生活中,也形成这样的局面:”党是领导者又是教育者,而人民是乐于接受它的教育和领导的。听不到对于决议的异议,差异只是行动上积极性的高低。听不到有人要求参与决策的呼声。对于党的正确性和党的干部对人民的忠诚是绝对信赖的”。所谓”党永远正确”的”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如刘宾雁所说,那时候在讨论党的各种号召的会议上,”并没有几个人说出与中国共产党不同的意见,但那多半并非由于恐惧(这与反右以后是大不相同的–钱注),而是认为党不会错,因而主动放弃了异议”。”于是,在党和人民之间就形成一种单向渠道:党作出一个又一个的决策,发出一个又一个的号召,掀起一场又一场的运动,人民这一边则是听取,服从,行动……”,以至”把个人交给党”、”把一切献给党”、”一切听从党安排”这些口号”流行几十年”,”毫无阻碍地”变成了人们的”道德准则”。”党的权威是那样的至高无上,而这种绝对权威却只能通过代表党的个人来实现”,于是,党的神话落实为个人的神话,对党的绝对忠诚与服从落实为对个人的绝对忠诚与服从: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如此。15一个由上而下的思想的层层控制与人身的层层依附关系的结构,就这样形成了。就党自身而言,这其实也是一个逐渐丧失领导资源与基础的过程,未尝不是一个危机。但大多数人却习焉不察,甚至茫然不觉,现在谭天荣们道破”天机”,自然是”胡言乱语”、”罪不可赦”了。

  如前所说,谭天荣还发现了马克思主义自身的危机。而这也是从他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的。据谭天荣回忆,他最初的思考是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开始的,他关注的是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曾作过这样的解释:”决定的因素是人们的思想情况,斯大林后期被一连串的胜利和歌颂充昏了头脑,他的思想方法部分地但也是严重地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而陷入了主观主义”。谭天荣说他自己”虽然对历史唯物主义所知甚微,但却认定了一个死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因此,在他看来,把个人迷信问题归于个人的思想作风,”在思想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因此在观点上,就不能不是唯心主义的,这说明我们党没有真正自觉地掌握唯物辩证法”。他就此写了一篇《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了自己的与党中央不同的分析,并将此文交给了北大党委:这还是整风鸣放开始之前。16而这篇文章最重要之处,在于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的考察。文章一开头就引人注目地引述了黑格尔的话:”一切现实的皆是合理的,一切合理的皆是现实的”,歌德的话:”存在的一切,都是应该灭亡的”,以及恩格斯的话:”辩证哲学也有它保守的方面,它认为认识和社会关系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对于相当的时间相当的条件来说,都是正当合理的,不过,这一理解方法的保守方面是相对的,而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正是谭天荣考察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理论出发点: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认识的一个特定”发展阶段”,”对于相当的时间相当的条件来说,都是正当合理的”;但”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是现实的一切,都会成为不现实的东西,而失掉了自己的必然性,失去自己存在的权力,失去自己的合理性,于是一种新的有生活能力的现实,就代替了衰落的现实”(这是恩格斯在同一篇文章即《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的一段话,谭天荣在《第二株毒草》里引述过)。这就是说,谭天荣所要坚守的是恩格斯所概括的”辩证哲学”:它要”推翻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17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的辩证哲学是否实用于马克思主义自身;当时的中国,以至整个社会主义国家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意识形态,并因此将其绝对化、神圣化与终极化的,谭天荣现在要坚持用马克思的辩证哲学对待马克四主义自身,就反而成了”异端”。–有意思的是,与谭天荣同样坚持这样的”异端”立场的,竟然还有毛泽东。据王若水回忆,早在1954年,邓拓就向他转述毛泽东的一个观点:”毛说他不相信将来永远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总有灭亡的一天”。据说,作为马克思主义宣传家的邓拓”对这一点感到困惑”,有点”想不通”。18十年以后,1964年毛泽东在《关于人的认识问题》的谈话中又重提这个观点:”我说马克思主义也有它的发生、发展与灭亡。这好像是怪话。但既然马克思主义说一切发生的东西都有它的灭亡,难道这话对他本身就不灵吗?说它不会灭亡是形而上学。当然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19这与谭天荣在1957年所作的分析竟是惊人的一致;而这时谭天荣早已是被毛泽东亲自点名的大右派。这就是中国的政治:连当异端的权利也只属于领袖;即使是真理,什么时候说,怎么说,由谁来说,都要根据政治的需要:毛泽东在1964年大谈马克思主义的”发生,发展与灭亡”,就是出于他要”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需要。而谭天荣只知道说出他所认准了的真理,早说了八年,就必定要为他的书生气而付出代价。

  而1957年的”狂人”谭天荣还要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的、以及现实的危机,说三道四。谭天荣坦然承认,恩格斯是他心目中的”绝对权威”,他甚至说,”历史上有过恩格斯,曾经是我能够活下去的唯一的理由”。20在他看来,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发展到了极致;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按照铁的必然性转化为自身的方面”。21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首先出现了考茨基的”修正主义”;以后普列汉诺夫与列宁部分地恢复了辩证法,也”局部地’修正’了马克思主义”;而斯大林则将教条主义发展到了极端,并且”没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作出比斯大林更多的’修正'”。谭天荣强调,这一切都不是个人的责任;他认为,”作为第二国际的领袖,考茨基可以始终是一个忠诚的士兵”,而”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者”,恩格斯之后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的相互渗透的”六十二年的绝对统治”,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22–我们今天来看,这都是谭天荣个人的一种学术观点;而且当时的学术界也有人持类似的看法:著名的历史学家、时为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的雷海宗先生就曾在天津教授座谈会上指出:”1895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停止了发展”。23谭天荣后来到南开大学等校演讲,还专门拜会了雷海宗教授,雷先生告诉他:”在这种哲学界无限混乱的时期,注意(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与(列宁的)《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两本书在思想方法上的差别是必要的”,谭天荣大受启发,认为”雷海宗教授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对于我这简直是奇迹”,因为在谭天荣看来,”教授们总是渊博而谦逊的;渊博,这就是说什么也不懂,谦逊,这就是说什么也不想懂,这几乎是一个法则”。24他所要挑战的,正是这些将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化”与”教条主义化”,因而从根本上”否定”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授与政治家。

  谭天荣还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毕竟是客观真理,而不是宗教呵,自封马克思主义者之后,禁止别人说话,这种作法本身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25在谭天荣看来,这些”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将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给逻辑施加暴力”,26甚至试图”建立异端裁判所”,27不但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而且构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威胁:他们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敌人。

  谭天荣正是从这些将马克思主义绝对化、终极化,修正主义化与教条主义化,以及宗教化的倾向中,感到了马克思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的危机。作为一个深刻地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滋养的年轻人,他为此而忧心忡忡。

  谭天荣更关注的,是这样一些倾向,对中国年轻一代的成长的影响。于是,在《救救心灵》这篇文章中,他十分痛切地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首先让我们回忆回忆往事吧。解放前,我们唱:山那边好地方;解放后,我们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这时我们的心里感到解放快乐。自从开始经济建设以后,青年工作的组织方式和活动的内容渐渐落后于生活的需要,强迫命令多于说服教育,行政措施多于青年活动。许多干部僵化了,脑袋对付不了复杂的生活现实,就采取禁止一切思维活动的措施,除了扣帽子以外,他们已经没有别的本领了。现在’立场’这一术语已经成为理屈词穷,用来搪塞的万能方笺,所谓’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等等都成了人们不去分析他们不懂得的新鲜事物,却又为说明他们而胡乱搬用的空洞词语。于是有多少不能说明的现在,便有多少种不同的主义,而生活中的一切变化,一切运动,一切破坏与创造,一切新生和毁灭都被仅仅翻译成含义模糊的各种术语了。这样造成的不堪忍受的知识的贫乏,思想空虚和意志薄弱,造成了对一切不懂的东西的无条件的仇恨,造成了习以为常的言行不符和自欺欺人,造成了猜疑冷酷和相互残害。我看到了这一切,希望改变这一切,而又被那些诚实的人所反对。这件事对于我,更大痛苦是不可想象的。现在最可怕的偏见是,许多的人以为听到了一句不习惯的话就发一通神经病就算是站稳了立场,以为只认为谁出身于不光彩的阶级就永远是落后分子或反动分子才是阶级分析……”。28

  应该说,这是一个相当犀利的观察与感受:将”生活中的一切变化,一切运动,一切创造和破坏,一切新生和毁灭”都”术语”化、”空洞”化的思想的僵硬,”对一切不懂的东西的无条件的仇恨”的愚昧,”习以为常的言行不符和自欺欺人”的表演人格,人与人关系中的”猜疑冷酷和相互残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了新的”国民性”:谭天荣所面对的,不仅是年轻一代的精神危机,而且是民族的精神危机,说到底,是人的心灵的危机。因此,他发出的”救救心灵”的呼唤,是真正具有震撼力的。

  人们又很容易地联想起五四时期”救救孩子”的呼喊:这确实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并非遥远的呼应。而且这是谭天荣这样的1957年的中国”狂人”们的自觉选择。正是在《救救心灵》这篇文章里,

  谭天荣提出了”一切都要(重新)探讨”的思想命题,而按照胡适与周作人的说法,”重新估定价值”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精神;可以说,正是”重新探讨一切”这一基本点,将相隔四十年(1917–1957)的北大学生联结在一起,这校园内的精神传递是十分感人的。于是,在1957年的学生刊物《广场》的《发刊词》里,再次响起了五四的声音–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点要进行重新估计、评价和探索……总之,这里–整风运动为主流的大变革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或思想意识的大革命,对一切都要进行勇敢地再认识。

  中国……(将)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29

  说是”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显然是重视历史的传承,又强调新的时代特点。在谭天荣这里,就是将五四的精神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传统联结在一起的。在《救救心灵》一文里,谭天荣还特地引述列宁关于马克思的一段话:”凡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来审查过,任何事物也没有忽略过去;凡人类思想所树立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并且根据工人阶级的实践一一检验过,于是就作出了那些为资产阶级的狭隘性限制或资产阶级偏见所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30

  重新发扬五四的,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正是要为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注入新的思想活力。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要维护人的独立思考的权利,维护自己决定自己的道路和命运的权利。谭天荣在他的《第二株毒草》里,将这样的历史要求概括为两句话–

  ”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我们要想,不让想吗?偏要想!”

  ”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我们要回答,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们要回答,生活走向哪里,历史走向何方?”31

  这几乎是可以看作是1957年的觉醒的中国青年的宣言的。这是大学校园里的许多大字报的共同主题–

  ”‘凡事理之来,当于疑中求信,其信乃真’,’求实者人道之一大要是也’,’求实之法在怀疑,疑一物斯知一物’(笛卡尔),疑–信–疑,人类之思维正是通过这一过程的不断反复取得确定的、可靠的知识。禁止怀疑和理性分析,而仅从建立在感情、偏见和愚昧的基础上的迷信和盲从来对待知识,这只不过是痴人说梦话,自欺欺人。因此,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不允许怀疑的问题。即使这些问题是不可动摇的真理。在我们国内除少数抱有政治阴谋的阶级敌人以外,任何人都有探索一切问题(包含社会主义制度问题在内)并坚持自己的见解的权利。遗憾的是,现在的情况并非如此。在某些问题上,发表了不同看法,即使是一个正直的公民,也命定要在动机上遭到最恶意的猜测,在名誉和尊严上遭到舆论的残酷的伤害!这是不是’禁锢思想’?探讨问题为什么必须在一定的界限内呢?……

  思想大解放万岁!!

  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万岁!!!

  真理和正义万岁!!

  人民之间的爱、信任和相互尊重万岁!!!”

  (刘绩生:《我要问、问、问???》)32

  ”中国数千年来,在封建统治下,个性得不到发展,使经济落后。解放后,虽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已得到了解放,但由于缺乏民主传统,思想统治还很严,若有人不问政治,要按自己的喜好去发展个性,是不可能的。中学里,总是强调集体主义,一切强调集体活动,框子太小,限制了个性的发展。……

  (要)让青年去独立思考,大胆怀疑,勇于幻想,甚至对党的政策、方针也可以怀疑,使青年的’原始思想’得到充分发展。”

  (沈以光:《让青年去独立思考》)33

  ”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以为如今的民主是给你的恩赐,不!不是的,这民主是我们自己争来的。……

  社会主义的灵魂是平等民主自由,没有这,社会主义就会枯萎,要保卫社会主义就必须给人民权力,让我们在精神上,正如在经济上一样得到平等自由。如果人民的义务只是’服从领导’,体会领导意图,那么,’三个主义’(即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在运动中被整掉,还会再起。……

  我们要求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争取民主,保障人权和精神人格的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

  我们要做国家和自己的主人!

  社会主义民主精神万岁!”

  (王国乡:《有头脑的人!不要那样想》)34

  在反右运动开始以后,谭天荣在一封信中,提出了一个反身自问的问题:”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他的回答是:”我们的要求主要是属于精神生活方面的”,除了政治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理想外,最主要的是要维护”纯洁无私的心灵”。35在谭天荣看来,一切的解放,最后都要归结为人的解放;所有的自由要求,最后都要归结为人的心灵、精神的自由。于是,人们发现,在谭天荣的文章里,始终响彻着对全新的人的呼唤:这也是对五四”新人”理想的一个呼应–

  ”我们需要个性强烈的人,色彩鲜明的人,我们需要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人,埋头苦干的人,我们需要热情而冷静的人,心地光明的人,……我们没有权利一分钟放松战斗,不要动摇,不要胆怯,不要怀疑,咬紧牙关,在我们选择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为了那些被歪曲的灵魂,为了那些被残害的心灵,为了那些像树叶一样被践踏的人们,为了我们社会主义的祖国,为了让人类走向共产主义……”。36

  在谭天荣看来,”五.一九”民主运动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为这样的”新人”提供了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因此,当”反右运动”开始,意味着”‘五.一九’运动结束”的时候,他却这样高唱了一曲”右派”的赞歌–

  ”‘五.一九’这是一个光辉的日子,在国际反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中国青年第一次显示了自己的力量。看来是那么强大的习惯势力在他们面前表现了多么可怕的贫乏和卑劣呵–习惯势力在他们真理和正义的呼声面前,难道比老鼠在猫面前更勇敢吗?他们在理性和法制的呼声中,难道比鱼在空气中更有生命吗?他们在民主和自由的呼声之中,难道比冰雪在太阳照耀之下更坚强吗?可是看看我们’右派分子’吧!大字报中激动人心的语句、辩论会上钢铁般的逻辑力量,实际工作中那种中国式的刻苦耐劳,斗争会上,面临凌辱的从容的风度,以及在他们个人独处时平静的心灵,哪来的这样蓬勃的生气呀!哪来的这种永不枯竭的精力呀!还有比这无比的灵魂天真,这种随时随地创造奇迹的信心,这种对于一切事物–即使它是苦难的–的爱好更美妙的东西吗?……

  呵!’右派分子’–人类的傲骨。”37

  这样,谭天荣就为1957年的中国”右派”树起了一个纪念碑;他在另外一些文章中,将他们命名为”认识了历史必然性,为真理而战的战士”38,”民主自由的勇猛战士”。39如果放在20 世纪的思想史上来考察,他们是属于鲁迅在20 世纪初所呼唤的”精神界战士”的谱系的。40谭天荣即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如果说,林希翎身上,主要体现为一种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说真话,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的精神;谭天荣则代表了一种不懈的探索,勇敢地捍卫真理与正义,始终坚守思想的独立,自由,批判与创造的精神。这都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右派”精神传统。

  谭天荣也在为自己画像,读他的大字报,就会强烈地感受到他的”个人性”的存在。是如此的坚定与自信:”我今年才22岁还没有学会害怕,我今年才22岁还不懂得恐惧,我今年才22岁还不曾有过疲劳”;41″对于我,生死早已置之度外,无论死去还是活着,我都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是,生活会证明,我们的事业是谁也绞杀不了的,……’五.一九’和’五四’将显明地留在我们弟弟妹妹脑海里,永远鼓舞着后来的年轻人。为了这一切,我没有任何恐惧”。42又充满了如此深刻的痛苦:”自己人的反对,比面对枪杀还要叫人难过”,43″人们似乎忘记了我们也是自尊自重的青年,血气方刚,现在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条件下,把我们抓去质问任何问题,可以用任何骂人的词语用在我们的任何一个人身上。能够设想忍受这一切需要多大的耐心和毅力吗?”44又是这样地理解一切人(包括自己的对手)、并渴望别人同样理解自己:”如果我们不是为了基本群众,那么我们的一切工作就失去了道义的基础。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仅仅是因为缺乏思考的习惯,全部问题就在于使他们的思想活跃起来,不要过多的责难他们”,”难道我们可以痛恨那些为这种思想方法掌握的群众吗?””难道我们可以设想对群众进行报复吗?””为什么我不那么痛恨’卫道者’们呢?这就是原因”;45″真正的共产党员们!真正的共青团员们!善良的同学们!请原谅我过去的一切无礼,我将逆流前进,不退一尺一寸,我不想向你们解释什么,你们的心是中国式的,用你们的心来理解我吧!”46而且是如此地迷恋生活,呼唤着”人情”47:”只要人们不过分地阻拦我们,就能立刻证明我们这些落后分子同样懂得生活,我们这些右派分子不仅会战斗而且会娱乐”;48″自从’五.一九’以来,我深深地爱上了北大。现在,北大的一切都在向我招手,都在向我微笑,树叶展开眉眼,窗口凝着眸子,大路在迎着我,友好地向我问好。……在小山上的草坪里,在未名湖边,一切都多么好啊。可是我更爱的是活动着的人流、亲切的交谈和沉默的支持。我爱北大,这里有我的朋友,有我的同志,在这里,我读过恩格斯的著作,在这里我学会了生活。我多么想留在北大啊!”49–在”狂妄”、”桀骜不驯”的外表下,竟深藏着如许柔情:这是十分动人的。

  (三)

  我们谈到了1957年的谭天荣们对五四传统的自觉继承,但也非简单地重复,而是具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所要置疑、挑战的对象的态度的不同。我们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挑战对象是已经陷入僵化的儒家意识形态,其策略是引入异质文化,以来自西方的”科学”、”民主”观念,即所谓”德先生”和”塞先生”,与之对抗,甚至是取而代之。而这一次”五.一九”民主运动,尽管是向被绝对化、教条主义化、修正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提出挑战,但其基本立场,却不是要否定马克思主义本身,而且要重新恢复与激发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本质,以发扬其本来具有的批判性,作为打破思想与体制的僵化的精神资源。谭天荣正是这样郑重其事地引述了恩格斯的话,作为他的全部批判的基本理论根据与出发点:我们”不承认任何种类外在外界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要最无情地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在理性的审判台前,或者开始证明其存在理由,或者放弃其存在权利,思维和理性成了测定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尺度”。50因此,在谭天荣看来,”五.一九运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复归”运动:”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复归,教条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复归,’三害’向民主复归”。51谭天荣本人直到晚年,还向来访者戏称自己是一个”原教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具有一定真实性的:他是信奉马克思、恩格斯所创建的马克思主义的;而如前文所说,在他看来,1895年恩格斯去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处于一个”否定”的阶段(即他所说的”相互渗透的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六十二年的绝对统治”),现在正需要”复归”马克思与恩格斯,即所谓”否定之否定”。这里,还有一个复归民主的问题:如前文所说,这显然是对五四传统的一个自觉继承;但1957年的谭天荣们则遇到一个”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新问题。如一篇大字报里所说:”不少人,大脑里已形成了这样一个奇妙的公式:民主+自由+人道主义……=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人道主义)。似乎这些字眼天然地带有布尔乔亚的色彩。以至于别人在提起它们时,总是按照习惯赠以同样的冠冕。我们要问:’人性’存在吗?’民主’等等除去’阶级性’以外,还有没有全民性?这些口号是不是已经过时?’资产阶级民主’等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52论者所论证与坚持的是”民主”、”自由”、”人道主义”这些观念的普适性,而非”西方资产阶级”的专利。一篇题为《我看民主》的大字报即是强调”民主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民主是先进的社会理想”、”社会主义民主是最高类型的民主”、”在现阶段民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等等。53因此,当面对”你们标榜的是哪一种民主?”的质问时,他们的回答是理直气壮的:我们所要的”是从’五.一九’开始的,

  在民主广场上自由论坛出现的,正在继续形成和发展的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54谭天荣说:”社会主义是我们的理想”,绝不是、也”完全不需要从外面输入进来”;55而他们所理解与追求的”社会主义”是与”高度民主”联系在一起的。

  从另一方面说,1957年中国大学校园里的右派,既以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为自己的追求目标,他们在继承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的同时,也具有反资本主义的倾向。谭天荣在他的《第一株毒草》里,在向”已经完全不能忍受”的思想专制挑战的同时,也宣布了”坚韧果断才气洋溢”的”中国青年”将同样使”国际资产阶级吃饭时丢落刀子”。因此,谭天荣的”三个复归”里,”教条主义复归马克思主义”、”三害复归民主”之外,还有”私有制复归公有制”。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中,他们对被认为是”代表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是一直保持着某种警惕的。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二次演讲中,即明确表示:”我认为公有制比私有制进了一步,问题是使公有制再前进一步,有人提出了定息二十年(按,这是上海鸿兴制造厂董事长、中国钟表厂总经理王康年提出的建议;时为民主建国会副主任委员与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的章乃器还提出了”定息不是剥削”的主张),我坚决不同意,我赞成马上取消定息”。56因此,1957年学生们在校园内发动的”五.一九”民主运动与同时期民主党派的鸣放,并无联系,可以说学生是完全自主地独立地推行自己的民主运动的。57值得注意的是,鸣放中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后来成了大右派的章伯钧、罗隆基,以至储安平等的言论,在大学校园内都没有引起什么反应。而按谭天荣的分析,实现他所期待的”三个复归”的力量,在当时的中国,主要是毛泽东所发动的”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与青年学生所发动的”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而两者是”相互渗透”,而且应该相互支援的;谭天荣甚至说,”看来我们亲爱的毛泽东同志处于十分困难的地位”,”我们有责任大力支援”他。谭天荣同时提出”在这伟大的转变时期,有三种力量组成的百万大军”,即”那些认识了历史的必然性,为真理而战的战士”,”那些无辜的被损害者”,以及”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力量”。谭天荣主张”我们–青年同学应该属于第一种人”,但什么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敌对力量”,谭天荣并没有作分析,只是说”现在要分清这三种人,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一定时期,他们自会分道扬镳”。58 因此,当毛泽东发动反右运动,在报刊上发表了各种似是而非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特别是像被歪曲了的葛佩琪所谓要”杀共产党人”的这类耸人听闻的言论,似乎共和国正在遭遇到真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势力的严重威胁。这就引起了这些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怀有真诚的信仰,对中国共产党也有着基本信任的年轻人思想上的极大混乱。有的人从确实存在真正的右派进攻这一大前提出发,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反右的必要性,认为”由于右派完全反对社会主义,要求资本主义,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人民应当反对他们”;同时,又坚持自己的批判立场,表示”我将保持与党不同的意见,即不应因一小撮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同时打击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力量,不应借口阶级斗争而打击了那些为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积极扫除障碍的人,同时对那些手段上很不高明的、不公正的、显然的对民主的压制表示强烈抗议”。也正是出于这样的估计,提出了作策略退却的建议:”党和民主激进派已由他们各自的片面性而陷于某种对立状态,虽然这主要应由党来负责,但我们如果再僵持下去,对党,对现时还缺乏主见的群众和对我们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这种局面只是对三害分子和真正的反社会主义分子有利”,”民主力量应当退却,这不是向三害分子和保守势力退却,而是与党内进步势力妥协。这种妥协现在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了”。59也有的人在为”我们这些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优秀青年遭到可悲的攻击”而不平,坚持自己的基本立场的同时,开始反省自己的”过激行动”、”过分不相信党的情绪”、”无政府主义倾向”,”在客观上作了社会上右派的政治资本”,并提出要”团结在各国共产党的进步势力的周围,团结在毛泽东、赫路晓夫的周围,克服我们前进中的一切障碍,奔向共产主义”。60而谭天荣本人,从一开始就对反右运动持根本的否定态度,认为”《人民日报》组织的十字军,充分表现了没落阶级的情绪,那些有着内在权利的人,用不着炫耀自己的力量。想想看一种相信自己前途的力量会为一封匿名信之类的小事,大心问罪之师吗?”61在他看来,”整风–民主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实质上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后者是由前者派生的,是前者的反面表现,与此相适应的是:整个过程贯穿着两种力量,保守和革命的相互斗争”,而”这两种力量通常都称对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62因此,他始终拒不检讨,被称作”死硬分子”。63他在《第四株毒草》里,宣布”‘五.一九运动结束了”,并引用雪莱的诗句作结:”冬天如果到来,春天还会远吗?”64–他当然没有料到,由反右而开始的”冬天”竟是如此漫长:这一代人骨子里始终是一个浪漫主义者与理想主义者。65

  (四)

  谭天荣和他的1957年校园里的战友,终于都成了劳改队里的难友。但思想无法囚禁,思考仍在继续。这正是一位难友眼里的谭天荣:”怪的是谭天荣不是在钻研他物理学,而是天天捧着一部《列宁文选》两卷集在仔细琢磨”;而且不久就出了问题:”那一年,正好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转道从苏联来中国访问。他参观了北京的菜市场,发表了观感,盛赞中国的西红柿便宜,只要四分钱,便能买一斤,而在苏联,是要四个卢布才能买到一斤的。当时的货币比价,一卢布等于人民币两元、美金四元。读报以后,具有杨修性格的谭天荣发言了,他说:中国人穷就穷在西红柿太便宜上;如果中国的西红柿也买四块钱一斤,中国农民就富了”。此话汇报上去,却被劳教干部认定是谭天荣”眼看中国西红柿便宜有气”,硬给按上一个”右派本质不改”的罪名,组织批判,谭天荣自然不服,还引经据典振振有辞地进行辩解,最后成了”坚持反动立场”、”拒绝改造”的典型,受到了延长教养期一年的处罚。66此事后来被作家尤凤伟写进了他的长篇小说《我的1957年》,就真成了一个文学的典型事件。

  而据谭天荣本人的回忆,他在长达十一年的劳教中,尽管劳动是第一流的,遵守纪律也勘称模范,但自己仍是”反改造分子”,其主要表现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写了不该写的东西”。所谓”不该看的东西”,主要是他熟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特别是其中的《路易.波拿巴政变记》(该文现在译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我甚至把其中的许多段落背得滚瓜烂熟”,”我有了一种’更上一层楼’的感觉”:”如果说1957年我通过物理学的思考初步掌握了辩证法的一些小技巧,那么,经过这一阶段的学习和反思,我终于初步领悟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要点”,并且”情不自禁地”用来分析正在发生的事件,”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政变记》中描述波拿巴的政变那样描述当时的’文化大革命’,描述从新中国成立到’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的阶级斗争,并把文化大革命归结为这一阶级斗争进程的必然结果”,并于1968年写了一本”不该写”的书:《中国革命和斯大林时代的终结》,”阐述了我对十月革命、斯大林、1949年革命和’文化大革命’等问题的看法”。此书是用速记写成的,以后陆陆续续写成汉字给一两难友看过,并因此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后又不了了之,据说公安部的内部报纸上还刊登过”反革命分子谭天荣已被正法”的消息:不知是误传,还是真有此决定,只是不知为什么没有执行,但谭天荣因坚持思考与写作而再次遇险确是真的。67书稿自然没有保存下来,但其中的基本观点却是牢记在心,后来谭天荣写了一篇《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其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即是对当年思考的回忆性记录,我们也因此得以大致了解谭天荣在1968年的思考的某些成果。这是11年前(1957年)思考的继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1968年的《中国革命和斯大林时代的终结》看作是1957年的《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的一个续篇,但其中包含了对反右运动以后直至文革的中国现实的思考和反省,就更有了新的深度;读过原稿的那位难友甚至说:”不要小看谭天荣这几年下的功夫,本来他并没有什么真东西,现在可不一样了”。68

  问题的最初出发点依然是”个人崇拜”何以产生?如果说,1957年的谭天荣主要面对的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严重后果,1968年则是直面”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个人崇拜的极端形态;谭天荣引述黑格尔的观点,强调任何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重复两次,就有了它的必然性:现在所要讨论的,正是个人崇拜在俄国、中国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在谭天荣看来,把个人崇拜归结为个人(斯大林与毛泽东)的”错误”,思想、意识、作风、性格、心理问题,也就必然将个人崇拜与文革的发生都看作是偶然的事件,将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转换为一个个人的历史功过问题,这都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谭天荣于是从一个新的角度重申了他在1957年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危机问题:”在我看来,20 世纪官方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实际上是唯心主义的。人们的任务应该是恢复以经济的必然性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的原始时代”。因此,谭天荣提出,关于中国出现的个人崇拜及其登峰造极的表现”文化大革命”,”我们要回答的问题,与其说是’为什么毛泽东晚年会犯错误?’倒不如说是’为什么新中国会出皇帝?'”而如恩格斯所说,”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在新中国,只要客观上需要皇帝,皇帝一定会出现的”。在谭天荣看来,要对此作出科学的回答,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两条基本原理,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于是,他对新中国的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的关系,及其引发的基本矛盾作出了如下分析:”新中国历史的起初条件是,一些多少现代化了的城市小岛散布在仍然停留在古代乡村的汪洋大海之中,当中国社会进一步发展时,停留在古代的乡村要求建立一个与古代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古代的上层建筑;而现代化的城市则要求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的基本矛盾,这是在古今中外无处不在的城乡矛盾的一种特殊形式。新中国的历史就是在这一矛盾基础上展开的。伟人毛泽东是全中国的伟大领袖,他既是城市居民的领袖,也是乡村居民的领袖。作为城市居民的领袖,他的历史使命就是按照马克思的蓝图,在中国建成社会主义;作为乡村居民的领袖,他的历史使命是在中国建成一个古代的东方专制帝国,一个’在暴君统治下的人人平等’的庶民社会。既然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处在相互作用之中,这两种相互排斥的历史使命不免相互渗透。于是,新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反映在伟人毛泽东身上,表现为他的思想状况的矛盾: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又是秦始皇式的暴君”。–这里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入手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显然是1957年关于”社会制度”问题的追问的一个深入;这里,对毛泽东的评价与分析,在强调与肯定他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努力这一方面,与1957年的认识仍有一脉相承之处,但对”秦始皇式的暴君”的分析与强调,则显然是从反右与文革的切身体验中提升出来的新认识。更值得注意的是,谭天荣对”皇帝”与”权力贵族”及其矛盾的分析,这是他受到马克思的启发而作出的。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波拿巴代表一个阶级,而且是代表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一个阶级–小农”,”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即法国人民群众的王朝”;”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本性说来是全能的和无数的官僚立足的基地。它造成全国范围内一切关系和个人的齐一的水平。所以,它也就使得有可能从一个最高的中心对这个划一的整体的各个部分发生同等的作用。它消灭人民群众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贵族中间阶梯。所以它也就引起这一国家权力的全面干预和它的直属机关的到处入侵”。谭天荣用马克思分析波拿巴王朝的方法与思路来分析中国社会,在他的理解里,”马克思所说的小农的王朝要求有无数的全能的官僚,在新中国这一要求很快就使共产党的干部们转化为自我服务的大小官吏”;而小农经济的地位使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

  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而”他们的代表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与阳光”,而毛泽东正是这样的享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代表小农的利益又主宰他们的 “皇帝”。谭天荣指出:”权力贵族和皇帝,这是1949年革命的种子在中国乡村社会关系的土壤中长出来的一对并蒂莲”,”权力贵族本身就是组织力量,而皇帝则拥有武装力量。它们各有自己的社会基础:权力贵族依护着城市居民的种种特权,而皇帝则得到乡村居民道义上的支持”,”不论这一对并蒂莲怎样相互依偎,相互缠绕,它们都是天生的一对冤家。新兴的权力贵族要求’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即要求保持稳定的’贵族–平民’两极社会;而新登基的天子则要求建立一个正式的’皇帝-臣民’两极社会,这一要求就意味着砍掉这一’贵族中间阶级’:这就是’无产阶级条件下的继续革命’、’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消灭三大差别等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含义”。因此,在谭天荣看来,1957年毛泽东”本想借助知识分子和其他平民来整垮权力贵族”,但由于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在给共产党提意见的同时,也把批评矛头指向了毛泽东,于是,又转而变成”皇帝”与”权力贵族”联合打击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反右运动”。但权力贵族将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下一个目标的趋向还是隐约可见的。但毛泽东的”消灭贵族中间阶梯”,建立国家”皇权”对”臣民”直接统治的计划,在1957年略试”牛刀”以后还是中断了,”推迟了九年”,到文化大革命中才得以”实现”。因此,在谭天荣看来,文革的本质是”乡村起来反对城市,武装力量起来反对组织力量,皇帝起来铲除权力贵族”,而”这次运动更深层次的动力,还是公民社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对抗”:”在新中国,原来的公民社会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已经被干部等级制度所吞并”,而所建立起来的新体制,又是以”种姓制度、户口管理制度和群众运动”作为其”三大支柱”的:”种姓制度使得中国得以种姓迫害冒充阶级斗争,掩盖了真实的阶级压迫和剥削;户口管理制度则保障一部分劳动者对另一部分劳动者的经济掠夺,从而淡化了不劳动者对劳动者的经济掠夺;群众运动则使人民群众经常处在一种互相残杀的状态,并把一些反抗扼杀在萌芽中”,这就同时制造与产生了大量的社会矛盾,这些郁积已久的矛盾在文革中终于被毛泽东所引爆,成为他能够成功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条件与基础。69–这些分析,都可以看作是谭天荣对反右运动的一个”消化”,或者说是由反右运动,以及其后的历史所激发的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新的思考。其思考的结论,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也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但在被剥夺了发言权、处于被专政的条件下,谭天荣仍在坚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坚持着对中国问题的不懈地探讨与追求,这个事实本身就是意义重大的,它表明:谭天荣仍然坚守着他在1957年代表有理想、有志气的中国青年所发出的对历史的承诺:”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我们要回答: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我们要回答:生活走向何方?历史走向何方?”70而我们已经说过,这正是”右派精神”与”右派传统”的一个核心,其意义是超越时空的。

  但谭天荣本人却一再强调:”我其实是一个书呆子,在大学里,我学的是物理学”,71他终生迷恋的也是物理学。在劳教期间,除了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他主要的精力是在研读《数理逻辑基础》、《分析学教程》,推导物理学公式。他思考得最多的也是现代物理学的历史命运–在谭天荣的思考里,人类社会发展的命运、哲学的命运,与物理学的命运,这些问题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1957年他贴出大字报《第一株毒草》时,就同时向他所认为的僵化了的哲学与僵化了的物理学提出挑战。他这一挑战立场也是终生不变,在《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一文的最后部分谈的就是”物理学的危机”:”由于物理学的失败,唯心主义已经占领了物理学的主导地位。要在物理学的领域里恢复唯物主义,必须把物理学重新改写,而这正是新世纪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他为此写了不少文章,阐述自己的观点,但寄出的文稿大都”如石沉大海”,”既没有刊登,也不退稿,因此也没有退稿意见”。他终于不得不面对别人告诉他的”一个残酷的现实:即使在小问题上,我与学术界也没有共同语言”。72

  谭天荣始终是寂寞的。

  2003年9月4日 –13日,9 月30 日–10 月3 日

  1 谭天荣:《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岁月文丛.没有情节的故事》,564–565页,北京十月出版社,2001年版。

  2 梦波:《劳改纪实》,《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8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3 关于《广场》,请参看《1957年三个北大学生刊物》一文。

  4 关于北大”五.一九”民主运动的起端,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当时数学系四年级学生陈奉孝有过这样的回忆:”1957年5 月19 日下午五点左右,在大饭厅东门右侧贴出了历史系三年级学生许南亭的第一张大字报,无标题,内容写的是:’全国开团代会,清华有代表,北大有没有?谁选的?’因为正值开饭前夕,许多同学都围着看。我看到这张大字报后,立即回寝室约集了张景中、杨路、钱如平等人写了另一张大字报,标题为《自由论坛》,提出了’取消党委负责制,成立校务委员会,实行民主办校’,’取消秘密档案制度,实行人事档案公开’,’取消政治课必修制,改为政治课选修’,’取消留学生内部选派制度,实行考试选拔制度’,’开辟自由论坛,确保言论、集会、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等五项主张。这一下炸了。……大爆炸是在第二天早晨。……大家到大饭厅吃饭时,发现在东门左侧又出现了一张大字报,是一首长诗,题目叫《是时候了!》作者署名沈泽宜、张元勋。……这张大字报一下就在被动掀起了十二级巨浪,北大沸腾了。因此,我们把五七年的整风反右叫做’五一九’民主运动”。(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岁月文丛.没有情节的故事》,495–496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5 《北大民主运动纪事》,《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派运动》,22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6 1957年5 月20 日余敦康(时为北大哲学系助教)给张守正(武汉大学教师)的信,见《北大余敦康给张守正的四封信》(打印稿)。详情另有专文分析。

  7 张炯、谢冕:《遥寄东海.写在黎明–澎湃的思潮和狂妄家》,载《红楼》4 期,1957年7 月1 日出版。

  8 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 月18 日),《毛泽东选集》5 卷,338–339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9 毛泽东:《事情正在起变化》(1957年5 月15日),《毛泽东选集》5 卷,427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0 若望:《步步设防》,原载1957年4 月26日《文汇报》,收《乌昼啼:”鸣放”期间杂文、小品文选》,396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年版。

  11 周作人:《谈毒草》,载1957年4 月25日《人民日报》。

  12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957年2 月27日),《毛泽东选集》5 卷,388–389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

  13 谭天荣:《救救心灵》(1957年6 月24日),《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56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14 严仲强:《”疯子”的话》、《压制不了的呼声》,《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76页,82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15 参看刘宾雁:《刘宾雁自传》,37页,38页,39页,43–44页,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9年版。

  16 参看谭天荣:《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岁月文丛.没有情节的故事》,567–568页;谭天荣:《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4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17 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 卷,21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8 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520–521页,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年版。

  19 毛泽东:《关于人的认识问题》,《毛泽东文集》8 卷,391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0 谭天荣:《救救心灵》,《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55–56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21 谭天荣:《第一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28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22 谭天荣:《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第四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49–50页,4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23 见1957年4 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

  24 谭天荣:《第二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3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25 谭天荣:《再谈人性与阶级性》,《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45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26 谭天荣:《第二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3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27 谭天荣:《救救心灵》,《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5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28 谭天荣:《救救心灵》,《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5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29 《广场.发刊词》,《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19页,经济日报社,1998年版。

  30 谭天荣的引文见《救救心灵》,《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54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引文没有采取直接引述的方式,未注明出处,文字也稍有变动。列宁的这段话,出自《青年团的任务》一文,收《列宁选集》4 卷,386–387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

  31 谭天荣:《第二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32–3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32 文收《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255页,25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33 文收《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197–198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34 文收《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149页,150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35 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再致沈泽宜》,《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60页,64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36 谭天荣:《第二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34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37 谭天荣:《第四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39–40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38 谭天荣:《第二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3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39 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再致沈泽宜》,《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6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40 参看钱理群:《’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拒绝遗忘:钱理群文选》,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1 谭天荣:《第三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38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42 谭天荣:《救救心灵》,《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5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43 谭天荣:《救救心灵》,《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5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44 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再致沈泽宜》,《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59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45 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再致沈泽宜》,《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62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46 谭天荣:《救救心灵》,《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58页,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年版。

  47 谭天荣有一张大字报,题目就叫《几句人情话》。

  48 谭天荣:《第三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3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49 谭天荣:《救救心灵》,《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5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50 谭天荣:《第二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3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51 谭天荣:《第二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3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52 刘绩生:《我要问、问、问???》,《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25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53 叶于生:《我看民主》,《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140–14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54 陈爱文:《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10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55 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再致沈泽宜》,《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6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56 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二次发言》,《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156–15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57 后来在反右运动中,尽管力图将学生的活动与所谓社会上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联系起来,如有大字报说北大学生”第一张大字报的作者许亭南是章乃器的干儿子,最近又听说林希翎是谭惕吾的干女儿”,但仅是”传说”而无实据。文见《浪淘沙》4 期。

  58 谭天荣:《第二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33页,34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59 参看严仲强:《压制不了的呼声》,杨路:《最后的宣言》,《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79页,80页;221–222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60 黄友剑:《告全校’右派同学’书》,《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261页,262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61 谭天荣:《这是为了反三害》,《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67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62 谭天荣:《第四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42页,4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63 据”五.一九”民主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的陈奉孝回忆:”当时据不检讨的只有刘奇弟、谭天荣、严仲强和我,后来听说还有梁世辉,我们这些被称作’死硬分子'”。见陈奉孝:《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没有情节的故事》,507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陈奉孝本人在反右运动开始不久,即贴出大字报声明:”我是这次运动的组织者,……请你们来找我吧!我知道你们会用捏造和无穷的推论的方法给我制造罪名的,对于这些我都愿意承担,我只是希望你们不必再折磨那么多无辜的人,同时,我公开要求那些和我接触过的人,不必再顾什么情面,把你们所了解的我的一切言行全部讲出来好了,我绝不会怪谁。我的态度就是这样:……如果有人要我作什么坦白交代,那绝对办不到!……你们不是掌握权利机关吗?那么,你们现在就用吧!不必再用所谓批判会的手段来欺骗群众了”。见《如此伎俩》,文收《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218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64 谭天荣:《第四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39页,4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65 欧洲浪漫主义诗人对右派这一代人的影响,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课题。杨路在前引《最后的宣言》里,也是以拜伦的诗句作为自己的”告别词”的:”我没有爱过这人世,人世也不爱我,\它的臭恶气息,我从没有赞美过,\也未曾向它偶像崇拜的教条下跪,\没有强露欢颜去奉承,应声吹捧,\因此世人无法将我当作同类,\我不是他们之中的一个,虽则其中\我的思想和他们是全然不同,\要是没有玷污自己的心,屈辱了自身,\也许我至今也还在那人海中浮沉”。杨路文收《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223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66 梦波:《”劳教纪实”》,《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80–82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67 谭天荣:《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岁月文丛.没有情节的故事》,568页,570–572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68 谭天荣:《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岁月文丛.没有情节的故事》,57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69 以上引文均见谭天荣提供给作者的手稿:《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在公开发表的《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中,对其中的部分观点有一个概述,见《岁月文丛.没有情节的故事》,570–571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70 谭天荣:《第二株毒草》,《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33页,32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71 见谭天荣:《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手稿)。

  72 谭天荣:《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岁月文丛.没有情节的故事》,574页,57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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