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三定:“文化自信与文艺创作”讨论综述

分类: 文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2月09日

「余三定:“文化自信与文艺创作”讨论综述」是一篇关于“文化自信,文艺创作,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爱思想首发(专栏),由余三定(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语言学和文学专栏”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在社会各界自觉关注、热烈讨论、深入理解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三个紧密联系的重要问题的时候,《文艺报》从2011年8月至11月在“理论与争鸣”版组织了“文化自信与文艺创作”专题讨论,前后共计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这次重要的专题讨论既是谈文艺问题,又超越文艺问题谈文化,深入探讨文化视野下的文艺、文艺所内蕴的文化、文化与文艺相互交融的关系等等重要问题。这次重要的专题讨论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引起了文艺界、学术界、理论界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值得我们认真分析、梳理和总结。

  追求对“文化自信”独到而深入的理解

  胡锦涛同志在2011年七一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必须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着眼于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以更大力度推进文化改革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如何独到而准确、深入地理解“文化自信”(包括“文化自觉”)的精深含义,是本次专题讨论重要收获。

  有论者致力于解读“文化自信”的本质(根本)含义。《着眼于“人民至上”的文化自信》(于平)一文,依据胡锦涛同志的上述讲话分析说:胡锦涛同志的上述讲话明确了目标是“提高民族素质和塑造高尚人格”,方法是“推进文化改革发展”,路径则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并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这个“根本性的指针”充分体现出我们党“人民至上”的政治理念和精神信仰。接下去,于文作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分析:第一,“人民至上”是一种政治理念,也是一种精神信仰,它是文化自信的坚实内核。这个自信是也是文化自觉的持久动力和文化自强的牢固支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对“人民至上”这一理念和信仰的认同,所谓“自信”只会是盲目、空洞的自信。第二,着眼于“人民至上”的文化自信,是一种理性坚守的自信,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大;还是一种付诸实践的自信,既追求“以文化人”更追求“为民兴文”。事实上,自觉的文化实践本身就体现出文化自信。第三,着眼于“人民至上”的文化自信,不仅承载着一种精神信仰,而且肩负起一种时代担当,这便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民族复兴必然要实现民族的文化复兴,这需要我们具有实现文化跨越式发展的自信。笔者以为,着眼于“人民至上”的文化自信可谓抓住了“文化自信”的本质(根本)之处,有了这样的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有论者着力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学理探讨和界定。《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董学文)对“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内在含义的论析和界定就颇具学理和思辨色彩,因而也颇具深刻性。董文界定说:文化自觉,包涵着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和功能的深刻认识,包涵着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包涵着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信,则是我们对理想、信念、学说、优秀传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信任和珍视,对我们核心价值体系的威望和魅力有一种充满依赖感的信奉、坚守和虔诚。接下去,董文用有力的实证说明了我们有着“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优良传统:77年前,鲁迅就写过文章,驳斥“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的说法,认为当时虽有“自欺力”的笼罩,但我们还是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总结道: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提高了,中国的革命也改变了面目;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清醒认识到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影响、走弯路。董文进而对“文化”、 “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展开了有深度的论述。关于“文化”的重要性,董文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与灵魂。社会的发展,最终要以文化的概念来界定,文化的繁荣是社会发展的崇高标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处在社会发展战略的轴心位置,经济、政治、教育、科技发展战略都应系于文化这个轴心而展开。文化的最大特质是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和持久性,它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触物无声,能以无形的意识或观念,影响有形的的现实和存在,作用于社会的发展和实践。因之,提倡文化的自觉和自信,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提供动力与支撑,就显得尤为关键。关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性,董文指出:我们强调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不仅出于热情,而且也出于理性。经过上述层层深入的论述后,董文最后论述了我们今天如何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问题,董文指出:提高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我们不仅要体现在观念上,也要落实到行动中。我们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和艺术活动的全过程;要通过文艺创作使全体人民自觉弘扬爱国主义、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作家艺术家要立业先立德,为文先为人,坚守正确的价值追求,担负高尚的历史使命,使自己的作品闪烁出憧憬理想、净化心灵、烛照前行的辉光。

  有论者着力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具体实现的探讨。《氛围说•宝塔喻•引领论——文化建设三题》(仲呈祥)认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要付诸具体实现,就是要进行文化建设,而文化建设主要有三,即“氛围说”、“宝塔喻”、“引领论”。关于“氛围说”,仲文指出:就是当代文化建设亟需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和氛围。环境塑人,氛围养人。文化建设就是要为国家、为民族精心营造一种看似不见、摸似不着,但每一位国民身入其中便不能自已地得到灵魂的净化、素质的提升、人格的完善的环境和氛围。这便是流贯于全民族肌体的无处不在的最可宝贵的文化软实力。关于“宝塔喻”,仲文指出:我很愿意把文化建设比喻为一座宝塔。盛世包容,当今的文化宝塔,塔座愈多样、愈丰富,则愈繁荣。在这里,提倡多样化是必须的,因为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精神需要本身就是多层次、多样化的。但这也必须有个底线——不能悖离、解构乃至颠覆我们的核心价值体系和伦理道德取向。只要不超越这个底线的,在这宝塔里都可以有一席位置。拾级而上的宝塔的塔尖上,理应置放那些经过历史和人民检验的、真正实现“有思想的艺术”与“有艺术的思想”和谐统一的艺术上品。因为只有这样,位于塔尖的文艺才能起着引领文艺航程的作用。关于“引领论”, 仲文指出:由“氛围说”至“宝塔喻”,归根结底是要自觉坚持“引领论”。文化化人,艺术养心,重在引领,贵在自觉。“文化自觉”,首要的就是要自觉遵循文化精神的规律,要靠常态,要靠长期积累,水到渠成;要靠引领,反对迎合。仲文还特别强调: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的旗帜。以先进文化引领大众文化,是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也应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全过程。

  关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内在含蕴的解读和阐释,还有多篇文章从不同方面作出了有见地、有深度的探讨。比如《文化自觉与文化职责》(陆贵山)提出了“文化职责”的命题,文中依次论述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育人”、“文化精神与文化利益”、“文化权利与文论话语”等问题。《“文化强国”建设论》(袁学骏)提出三个“必须”,即:必须树立文化自觉,充满强烈的文化自信;必须进行文化创新;必须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多元文化对话中的文化自觉》(毛崇杰)在论析了“文化自觉”提出的语境这一问题后,进而论述了“多元文化对话中的文化自觉”、“纳入人类普遍价值的文化自觉”等问题。《文化的新自觉》(韩永进)提出了“文化的新自觉”的命题,文中论述了“文化的新自觉”具体表现为“文化支撑论”、“文化强国论”、“文化道路论”等方面。《主动精神的群众性杨莉——关于红色文化热潮的一种思考》(刘润为)、《用好用足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资源》(孙煌华)等文,可以看作是关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实证性研究,针对现实中的重要文化现象发言,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和启发性。

  展开对“文化自信”与文学创新关系的探讨

  本次专题讨论的主题是“文化自信与文艺创作”,就是说它不是单纯地讨论“文化自信”问题,也不是单纯地讨论“文艺创作”问题,而是要着重探讨“文化自信”对于文学创新的重要意义,探讨“文化自信”与文学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关于“文化自信”与文学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的深入而多方面探讨,是本次专题讨论又一重要收获。

  有论者在较为宏观的层面探讨“文化自信”与文学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文化自信”与文学创新》(张器友)一文所论即如其标题所示,张文开头明确写道:文化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精、气、神。“文化自信”是对民族文化传统科学把握后的文化自豪感,是一种高尚的主体觉醒和自由。在当代“资本逻辑”支配下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盛行的语境中,强调“文化自信”对于文学创新的意义,很有必要。它将有利于克服文艺的“恶俗化”倾向,增强作家艺术家的历史意识,提高人文素养,提升文艺作品的文化品位。张文首先肯定“文化自信”对于文学创新的意义后,具体论述“文化自信”,指出:中华文化传统之所以值得“自信”,有三点应该特别一提:其一,在人类文明史上,多种文明已经湮灭,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生生不息,其所造就的文化传统未曾中断。其二,它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讲矛盾又讲和合,和而不同,以大同天为胜景。其三,对于文学艺术来说,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意象思维”和“立象尽意”的审美方式,以及积极入世却又特立独行的人文操守,也是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张文最后概括地指出:“文化自信”有益于文学艺术的创新:确立“文化自信”的过程,是一个对民族文化实施理性审视、批判继承的过程,怀抱了这种“文化自信”,作家就有可能把历史、现实和未来联系起来,把个人、民族和时代联系起来,就不会在社会转型的飘风巨浪中无所附依,也不会对文化传统盲目地顶礼膜拜。他就会像神话中的安泰扎根大地而力量无穷,就会不断地听到民族历史的呼唤,不断地获取丰沛的文化感兴。于此,文学艺术的创新也就有了一个方面的可能。

  有论者从较为具体的、具有可操作性的层面探讨“文化自信”(包括“文化自觉”)与文学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文化自觉”与文艺创作》(赖大仁)就在这方面作出了具体而切实的探讨。赖文的前半部分中写道:文艺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文化形态,文艺创作也许是最富有自由自觉特性,也是最需要自由自觉精神的创造性活动。文艺创作一方面要求外部环境的自由;另一方面则是取决于创作主体内在精神的自由。因此,如何增强文化自觉意识、增强文艺创作本身的自觉性,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在文艺创作活动中,自由自觉始终是相互关联的,没有自觉就谈不上自由。非自觉的盲目的创作活动不会是自由的。接下去,赖文就如何在文化自觉的前提下实现文艺创作的自由自觉,从三个方面作出了具体而有深度的论述:首先,有必要深化对文化功能的自觉意识,使文艺创作更好地适应当今时代的社会需求;其次,有必要增强关于文化价值观的自觉意识,使文艺创作起到价值引领的积极作用;再次,有必要增强关于文化责任的自觉意识,使文艺创作自觉担当起应尽的责任。

  有论者从文学艺术自身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的角度探讨“文化自信”与文学创新之间的内在联系。《价值传承与价值创新的文化自觉》(谭好哲)根据对现实的分析指出:上世纪下半叶以来风靡西方学界而近十多年来也给予中国学界以很大影响的文化研究,将文艺与文化的关系问题提到了理论研究的前沿。从一般关系上来说,一方面文艺是文化的形象肖像,在文化的记忆、传承与传播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文艺本身即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类型,体现着文化创生最具时代活力和人生底蕴的部分。基于上述的分析,谭文认为:在全球化大大加剧了跨国度文化交流的当今时代,一国的文艺创造就其对于文化的关系而言,一方面肩负着传承和发展自身文化的使命,同时也承担着向异域他国的接受者传播自身文化、建构自身民族文化形象的责任。而这两个方面又不是分为两截的,对外传播什么样的文化、展示什么样的文化形象,是与其如何认识自身文化、怎样对待自身文化,特别是如何创造自身文化贯通为一、密不可分的。由上可见,在谭文看来,文学艺术对于文化所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实际主要包括“传承”(包括“建设”)和“传播”两个方面。因此,谭文先进一步分析“传播”方面的情况:随着全球文化交往活动的增多,随着中国在当今世界和平崛起的现实可能性的日渐增强,自觉地有意识地借助于文学艺术的形式向国外传播中国文化,

  不仅已经成为许多知识学人和文艺家们的共识,而且也已列入国家有关部门的议事议程,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谭文接着进一步对“传承”(包括“建设”)的分析:优秀的创作,历来都是深深扎根于时代生活的现实土壤之中的,同时也都是深深扎根于民族精神文化的丰厚沃野之中的,文艺的题材、故事通常得自于现实生活,而其风骨、韵致则往往受惠于民族精神文化的润泽,因而优秀的文艺创作通常既是优秀的民族精神文化的呈现者、传承者,又是优秀的民族精神文化的弘扬者、创造者。谭文举例说:远的不论,仅就中国现当代文艺来看,那些经典之作往往都与中华民族最为优秀的文化传统血脉相连,即使是那些以反传统自居的文艺家也不例外,这一点只要想一想“五四”文学革命新潮中的鲁迅、郭沫若等人的文学创作即可明白。

  如何认识和把握“文化自信”与文学创新关系,还有多篇文章进行了探讨。《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朱辉军)认为“文的自觉”离不开“人的自觉”(首先是文化的自觉),朱文提出:要“追求人的全面性和丰富性”;“文化自觉要成为全社会的共识”;“文化艺术工作者要有先觉”。《走向“新的中国性”艺术观》(刘悦笛)认为,“新的中国性”艺术观是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为基础和前提的,刘文提出:要重树当代艺术界的“文化自觉”;要以“生活美学”实现艺术观革命;要反对民族主义、传统主义与自动主义。

  探究文学艺术创作内在规律和时代特征

  在努力把握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理论观点的本质内涵,在新的视野和新的理论境界下,展开对文学艺术创作规律和当今时代文学艺术美学特征的探讨,是本次专题讨论又一重要收获。

  《文学艺术自觉、自信、自强之我见》(张炯)一文,在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理论观点的引领和启发下,探讨文学艺术的自觉、自信、自强。张文认为:文学艺术自觉、自信、自强的问题被关注有着重大的意义;在自觉、自信、自强三者中,自觉尤为重要。张文解释道:所谓自觉,就是要提高我们对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自觉,对创作真善美的作品以满足人们审美需要的自觉,对突出表现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脉搏与民族风格的自觉,对产生伟大作品和伟大作家、艺术家的自觉。接下去,张文分析道:自觉地追求真善美的艺术创造,正是作家艺术家不可推卸的崇高职责,也是作家艺术家遵循文艺创作规律的表现。对于真善美的任何亵渎和消解,在作品创作中以伪为真、以恶为善、以丑为美,乃至对经典作品从事“恶搞”,恣意篡改,自然都不利于高品位的作品的创造,而只能毁坏艺术的创造。张文在针对现实状况展开批评的同时,正面肯定:从各种视角“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以各种题材、主题、形式和风格去反映和表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伟大的变化,谱写我国人民为建设新的家园、新的世界的宏伟图画,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和各行各业的劳动者的形象,并表现出我国独有的民族的地方的特色,从而使我们的文学艺术能够为世界文坛作出独特的贡献,无疑,这是我国文学艺术工作者所应有的自觉。张文最后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在自觉的基础上,还应该有自信和自强。《论文艺创作的自觉意识》(谭仲池)论述的主题与张文颇为相通,只是两文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如果说张文重在理论阐述,则谭文重在具体分析。谭文首先指出:文艺创作的自觉意识,并非是一个新的概念。事实上,任何一个文艺创作的实践者都必须在头脑里根植这种自觉意识,否则就无法进行创作实践。只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化多元化的现实情势下,这种个人创作的自觉意识,更应当紧贴时代要求,主动地表现出文艺创作实践者的高度文化自觉。谭文接下去论析了文艺创作的自觉意识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即:首先表现在纵深的历史观照层面;其次表现在清醒的现实观照;再次更应该具有真诚的灵魂观照。

  《追梦的时代与文学的风骨气象》(金永兵)一文,写得既具激情、又富思辨色彩。金文首先写道:相比于美国,今天的中国更是一个充满梦想的国度,我想很少有一个国家在历史上短短几十年内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改革开放是全新的,各项政策措施是新颖而独特的,这里的人们思想、精神和生活处于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这一切充满了挑战,更是充满机遇,充满了各种各样丰富的梦想。这些梦想是过去的人们不曾有过甚至父辈们无法想象的。金文在对“追梦的时代”作出描述和界定后指出:文学作为时代的表征,她既是时代的“书记官”,忠实地记录着人生社会的风云变幻,记录着人们的精神记忆,同时她也是时代的号角,吹响着时代发展的进行曲,并因此成为时代文化建设的最重要的内容与载体之一。因此,金文富有逻辑地、自然地作出下面论析:我们常常怀想“汉魏风骨”、“盛唐气象”,而“汉魏风骨”的特色不正是在于其“风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呈现的恰恰是一种明朗刚健的艺术风貌,这正是那个时代、气吞山河的时代的写照。在民族危难之时,鲁迅曾极力推崇“最雄桀伟美”的“摩罗诗派”,希望文学可以激励人们“自觉勇猛发扬”,可以“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高度张扬力量之美。今天,这种美学仍是我们这个时代阴柔有余阳刚不足的文学所匮乏的。一个昂扬奋进走向民族振兴的时代,我们的文学需要这样一种风骨气象。金文继续正面阐述道:这里我们寻求的不是一种“顺世和乐之音” ,一种“被和谐”的粉饰太平,不是艺术叙述中的廉价的“光明的尾巴”,也不是所谓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有机结合,更不是描绘一夜暴富的传奇和《福布斯》富豪榜上中国富人的发财史。我们所希望见到的是文学对所身处的时代的严肃思考,是对这样一个朝气蓬勃、豪情万丈的时代精神的建构。《期待与时代比肩的大作力作的问世》(毛时安)一文在强调文学创作的时代性及呼唤与今天时代相匹配的伟大作品方面,与上述金文是相一致的。毛文一方面提出期待与时代比肩的大作力作的问世。同时又清醒而客观地分析指出:伟大作品的产生是一个复杂艰难的精神过程。是主体和客体结合、内因和外因交融、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互动的结果。恩格斯认定,文艺复兴时代的巨人表现在思维能力、激情和性格方面,表现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他们绝不是囿于小市民习气的人,不是唯恐烧着自己手指的小心翼翼的庸人,不是二三流的人物。相反,是被时代特征的冒险精神感染了的人。恩格斯列举了画家达•芬奇、丢勒,政治家马基亚维利,诗人路德等。现在外因,我们的时代已经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素材创作源泉。而在内因方面,文明文学艺术工作者还必须走出几个方面的误区。

  《20世纪中国文学的自觉、自信与自强》(刘勇、张露晨)一文,展开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回顾和反思,认为:“自觉”、“自信”与“自强”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发展理念,显示了高屋建瓴的战略眼光。而对于20世纪乃至今天的文学发展特点而言,这三个极具总结性与开拓性的词语也同样适用。从“文白”之争到“为人生”“为艺术”之辩,从崇尚西方思潮到努力形成独特的民族文学形式,从“铁屋子中呐喊”、“肩起黑暗的闸门”到90年代影响持久的人文精神大讨论,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自觉中发展,在发展中自信,在自信中自强。刘文正文用了如下三个小标题对上述观点进行具体论述,依次是:自觉于国民性的改造;自信于中华文明的重生;自强与世界文学之林。与上述刘文展开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进行回顾和反思形成互补,《促进大众文艺的健康发展》(李明军)一文则展开对当下文艺时代特征的论述。李文指出:1990年代,迅猛发展的科技不但促成了电子媒介的更新换代,如从普通电影到立体电影,从普通电视到高清晰度电视、卫星电视等,而且还催生了一批新的电子媒介,如程控电话、录像机、VCD、DVD、卡拉OK、传真机、多媒体电脑、因特网等。电子媒介的发展壮大,不仅使现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以电子媒介为主体的大众传媒时代,同时也改变了中国文艺媒介的比例格局。这就是文艺多样化发展的时代的到来。这种文艺多样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文艺的“边缘化”。然而,这种文艺的边缘化既不是文艺的衰落,也不是文艺的解放,而是文艺从非常态回归常态的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李文进一步分析说:随着文化市场的逐步建立,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大众文化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迅猛发展,影视文化、广告文化和信息传播业异军突起、日见勃发,在国民生活中越发显示出某种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大众文化对文艺产生的影响又非常直接,非常迅速,非常深刻,以致有人不无失落地感慨:1990年代以来,知识分子曾经拥有的知识已经发生崩溃和失效,因此,导致了所谓“失语症”;与此相伴随的是大众文化/大众传媒洪水一般地涌起,迅速填满了表意空间。

  在结束这篇综述文字的时候,笔者要特别指出,《文艺报》近几年来,多次认真组织重要理论问题、文艺问题的专题讨论,这是一种具有自觉的编辑意识、理论意识的表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追求“文化自觉”、实践“文化自觉”的表现。

  (原载《文艺报》2012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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