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东风:为什么要揪住不堪回首的过去不放?

分类: 文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1月15日

「陶东风:为什么要揪住不堪回首的过去不放?」是一篇关于“回忆,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专栏),由陶东风(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语言学和文学专栏”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为什么要回忆自己不堪回首的昨天?为什么要把自己的至今还滴着血和泪的那些创伤记忆书写出来,变成文化记忆代代传下去?这是我在看犹太人幸存者回忆录或犹太人见证文学(或电影),看中国右派知识分子关于反右和文革的回忆录,读诸如杨继绳的《墓碑》、王友琴的《寻找文革死难者》时候经常问自己的一个问题。很多采访”文革”受难者的人都讲到,不少受难者不愿意哪怕在记忆中回到那不堪回首的岁月。可见这个问题值得认真对待。

  在文革这样极权主义肆虐的时代、在大饥荒那样常人无法想象的极端状态中,人性会遭受极度扭曲,人会变成不过是”一只畏缩的狗”,变成”牛鬼蛇神”,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也做出了令自己蒙羞的污点言行(比如和”反革命”父母划清界限,揭发自己的同事同学,等等)。为什么要通过自己的亲历故事保留这种不寻常、令人痛苦的记忆?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对此,见证文学作家莱维的回答是:”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民族所拥有的责任,虽然令人心痛但依然不可推卸”。莱维把个人的、创伤记忆书写视为一种”持续的呼喊”,这种呼喊是为了唤醒全体人类的良知。

  这涉及对见证文学的意义的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见证人道主义灾难?如何见证这种灾难?这是一个根本的伦理学问题:见证文学的意义不仅在于保存历史真相,见证被人道灾难所扭曲的人性,更在于修复灾后人类世界。

  依据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拍摄的电影《爱德华大夫》讲述了一个创伤记忆的治疗的故事:主人公少时候参加一次滑雪,经历了一场可怕的雪崩。被救活过来以后,自己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长大以后此人经常出现莫名其妙的精神失常现象:喝牛奶的时候见到牛奶、看书的时候看见白色的墙等等,都会使之突然发作,歇斯底里,口吐白沫,四肢冰凉。后来此人被实施催眠,在爱德华大夫的诱导下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经历的那次雪崩,终于明白了自己精神失常的根源,于是重新恢复了正常。

  可见心理创伤是一种心理疾病,一个人如果不能直面人生某个时期的某次灾难性遭遇,如果这次遭遇得不到合理的解释,就会被压抑到无意识,成为疾病,并在人生以后阶段经常性复发,使之不能合理地处理人际关系,不能合理解释自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精神分析处理的是个人的创伤性经验,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经历了一次全民性的人道主义灾难或极权主义灾难,灾难过后又不能直面它,相反通过心理防御机制–如压抑、遗忘、转换等–将灾难经历加以忘却,则会导致全民性的精神失常,具体表现为不能正确认知自己、认知世界,不能正确处理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自己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关系。这种民族的精神失常的根源是不能直面过去的创伤经历,把它打入无意识。打入无意识不但没有彻底消除这种创伤记忆,没有消除灾难的根源,相反使得这种创伤记忆变成无意识深处的变态心理,使得一个民族的大多数成员不能正确理解过去,不能正确处理今天,也不能正确把握明天。患了病而不自知,就失去了及时治疗的机会,最终导致病情的不断恶化。

  在分析我们今天的道德失序的时候,我们总是把根源归结为所谓的市场经济刺激了人的私欲,使人变得自私,而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畸形化实际上是肇始于”文革”,是”文革”时期那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揭发、内斗、”挑动群众斗群众”空前败坏了人际关系和人伦道德,而我们没有好好地总结这个历史的教训,没有通过直面过去的灾难而修复公共道德世界,今天的所谓”道德沙漠”只不过是这种精神疾病的再一次发作。余秋雨在其《我等不到了》中关于文革的记述中指出:”全民性的互斗互咬是天下最大的人文灾难。政客和政策可以起起落落,并不重要,我看到的是,人性深处的恶获得了全面的鼓励、释放、凝聚、扩散,并固定为生态习惯。这是人文灾难的狂欢仪式,几十年都清除不了。”这是很有见地的。我以为今天中国的最大道德危机之一就是人际之间缺乏信任,相互提防、猜忌,任何人做了好事都被怀疑为别有用心或作秀,这不是”文革”破坏的结果吗?另一个道德危机的标志是对生命、对人的不尊重,这不也是”文革”结下的恶果吗?”文革”时期的吵架、批斗乃至有组织的大屠杀(杀人者或者只是执行上级指示,后者只是为了挣几个公分,甚至只是为了好玩!),不比小悦悦事件更加触目惊心吗?它们之间没有联系吗?

  如徐贲指出的:”灾难见证承载的是被苦难和死亡所扭曲的人性,而’后灾难’见证承载的人性则有两种可能的发展,一是继续被孤独和恐惧所封闭,二是打破这种孤独和封闭,并在与他人的联系过程中重新拾回共同抵抗灾难邪恶的希望和信心。”后者就是法根海姆(E.Fackenheim)所谓的”修复世界”(Mend the World)。”修复世界”指的是:”在人道灾难(如大屠杀,’文革’)之后,我们生活在一个人性和道德秩序都已再难修复的世界中,但是只要人的生活还在继续,只要人的生存还需要意义,人类就必须修复这个世界。”这是见证文学承载的人道责任。

  犹太作家威赛尔的《夜》是著名的见证文学。塞都o弗朗兹(Sandu Frunza)的《哲学伦理,宗教和记忆》在解读《夜》的时候认为,威赛尔在作品中不仅详细忠实地记录了自己可怕的集中营经历,而且成功地建立了一种对他人的世俗责任伦理,起到了重建人际团结和社区融合的作用。威赛尔自己这样解释自己的写作:”忘记遇难者意味着他们被再次杀害。我们不能避免第一次的杀害,但我们要对第二次杀害负责。”对威赛尔而言,自己的写作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义务。

  正是这种道义和责任担当,意味着见证文学是一种高度自觉的创伤记忆书写。没有这种自觉,幸存者就无法把个人经验的灾难事件上升为普遍性的人类灾难,更不可能把创伤记忆的书写视作修复公共世界的道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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