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卫平:托马斯·曼的愤怒

分类: 文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2月09日

「崔卫平:托马斯·曼的愤怒」是一篇关于“托马斯,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专栏),由崔卫平(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语言学和文学专栏”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1986年米奇尼克经历着人生最黯淡的时期。那是他于1989年12月之后第二次坐牢,被判三年,时年40岁。在这种时刻,他在牢里想起了一个标准的德国贵族——托马斯?曼。曼(l875——1955),德国小说家和散文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曼正好在瑞士逗留,从此开始一去不复返的流亡生涯,1944年加入美国国籍。根据曼写于1933-1936年间的私人书信集,米奇尼克写成了这篇《堂?吉珂德和开骂》。

  米奇尼克笔下的托马斯?曼,首先是一个对政治冷淡的人。这种冷淡不是出于缺乏道德力量或者世故,其原因远为复杂。作为一个对人性洞若观火的小说家,他深谙人类处境的复杂晦涩,知悉人类命运所拥有的含混模糊,每一种表达都存在与其相反的表达,每一种权利都有与其相反的权利;在相悖的立场中,不排除各自有其中肯的价值,因而“每一个结论都是一个过于简单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曼远离政治,是防备被拖入一种二元对立的政治化陷阱,担心自己被弱化为一个简单的政治工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唯一的敌人,就是“简单化”及其造成的粗鄙。

  尽管一开始就看不惯纳粹行径,但是在最初的阶段曼保持沉默,一个原因是不想失去德国的读者,希望通过作品继续和德国民众保持联系。作为一个作家,这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曼并未停留在这种为自己的理由上。他反复向自己提问:我有权利这样做吗?这是否也是一条可能的途径呢?而相反的理由也同样成立:一个在复杂的精神领域进行探索的冒险家,为什么要无视自己更高的责任,来为这种腐败的东西费口舌?难道“让这个世界感激我,也是我的责任?”

  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曼显得越来越不耐烦,外部的现实越来越严重干扰他的精神现实,“我的道德批判意识处于持续激化状态”。他的工作计划一再受到耽搁。而他个人的危机,不是别的,正是时代危机在他身上的体现。他感到一种忍不住的冲动,想到什么时候给这个邪恶的政权以沉重的一击,尽管他并不清楚地知道什么时候与德国政府公开摊牌。说到底,不管事情有多晦涩,曼一刻也没有忘记——把邪恶当作邪恶,不管它有多么高尚或者卑鄙的理由。他有朋友加入了为纳粹鼓吹的行列,向他展示了新德国的美好前景,当时的许多德国知识分子都这样做了。在这样一种时代大潮面前,曼从来没有动过心。

  结果是,这位处理人类最复杂晦涩的事务的大师,德国贵族礼仪和完美行事的典范,在私人书信中形容纳粹时,用了全部带有侮辱性的字眼,用了那种酒吧里打架斗殴的语言,对于审美家来说,是如此地不入流。看起来,这位人类最智慧的大脑之一失去了平衡,在言辞上失掉了控制?这是为什么?

  这批信最终的签署日期是在1936年,距离欧洲开战还有三年,而纳粹在集中营里暴行被揭露,还在更后面。曼为什么如此被激怒?到底什么东西刺痛了他?——野蛮和荒芜!曼用得最多的是“野蛮”这个词。他的老朋友居然把席勒表述为“一个陶立克式德国-腓特烈男人”,这让他尝到了忍受的极限。精神上的野蛮(“浪漫主义的狂热”、“自我麻木和自我欺骗”)和现实中制造“恐怖”和“恫吓”相结合,所造成的是民众人格和精神上的投降和屈从。这样一种政府声称代表德国,对这位从路德和歌德传统出来的、深爱自己民族的德国作家来说,等于要了他的命。“反感”是曼对于在德国发生的事情的主导型情绪——“多么不可理解的粗野”!与这样一种蛮横不讲理的力量去争论,是徒劳和让人感到力不从心的。“他――诺贝尔奖获得者,同元首总理对话的人,最孤芳自赏的欧洲精英的王冠上的钻石――感到完全的无助。”米奇尼克分析道。于是,“他转向开骂”。

  动荡摇晃的现实引起了作家进一步的忧虑:眼下的危机是不是欧洲人道主义的危机?是不是人道主义这样一种价值已经接近它的尾声?你看,那么多的欧洲人接受了德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不感到愤怒,他们的国家高兴地接受了希特勒玩弄花招的和平宣言。难道不应该有人出来纠正它?这个世界是不是疯了?

  曼本人的做法也变得让人不可思议。作为诺贝尔奖得主,他参与提名被关押的德国记者奥西爱茨基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被指责为有违作家应该保持的距离和反讽精神,对此,曼的回答是:“一个纯文学的捍卫者应该为他自己感到可怜”。比较起所有诗篇,“当代文化环境的政治斗争”,要来得更加重要、关键和有价值。

  最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创作,也必须借助人类生活的一般背景和一般价值。他可以对这些背景和价值作出自己的阐释和改动式的评价,但是不存在这么一个地平线,创造的活动就失去了缘由。野蛮的纳粹是对于这些一般背景和价值的疯狂破坏,它所造成的结果是,不仅一个作家借以观察世界的基本光线不再存在,而是连基本的人类生活都不复存在,剩下来的只有废墟和荒芜。这完全构成了对于一个作家基本工作条件的破坏,构成了他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所需要的起码生存条件的破坏。这时候如果继续对野蛮保持沉默,无异于认同一场对于自身的攻击,更何况这种野蛮事实上已经造成对于某些人们的实际攻击,那些素不相识又是休戚相关的受害者。

  曼生性不是乐观主义者,他反对野蛮,但无法预见自己的胜利。于是只有咬紧牙关,在一个动荡摇晃的年代,反复念叨:“在没有其他路标时,自己做自己的路标”;“大喊‘根基、扎根’”。他的贵族本性通过这句话偶然现身:“没有什么比在撤退中进行光荣的小规模战斗更为美好的了。”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米奇尼克引用圣经里说的,十个人就可以拯救一座城市,同样十个人就能够拯救二十世纪的德国民族。他提及的第一个名字就是托马斯?曼。因此,这位波兰人民的忠诚儿子米奇尼克这样对他的同胞说:

  当你读到、听到并说起在你的祖国,德国人曾经宣称他们是超人,并以永久帝国的名义大建集中营,进行掠夺和大屠杀,毁坏人的身体和精神时,你们波兰的读者,有责任记住并重复,有一个德国的堂?吉诃德,一个无助的作家,是他早在德国入侵你的国家之前,就深深地反感并希望纳粹刽子手的失败;正是他把人类休戚与共的价值,置于民族主义教条之下的种族法则之上。

  因此,波兰的读者,当你想起波兰的作家和大学教授被送到死亡营和在大街上被枪决,你要咬紧牙关,固执地重复,一个休戚相关、痛如身受的密语:托马斯?曼、托马斯?曼、托马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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