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宗强:嘉靖末至万历前期文学思想的转变

分类: 文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2月09日

「罗宗强:嘉靖末至万历前期文学思想的转变」是一篇关于“嘉靖,万历,文学思想,求真,性灵,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6期(专栏),由罗宗强(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嘉靖一朝,文学思想的多元化已经展开。有一个时期文学复古思潮成为主流,影响着一个长时期的文风。但是,就在复古思潮高涨的时候,持批评态度的也大有人在。即使在复古文人内部,他们之间的主张与创作倾向,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而到了嘉靖末,一批与复古思潮异趣的出色作者的出现,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创作风貌,文学思想正在起变化,并且预示着一个新的以自我为核心、重在表现自我情性的新的文学思潮行将到来。起自嘉靖末至万历前期文学思想的变化,是政局、思潮、社会生活情趣变化的反映。

嘉靖末,朝政已经混乱不堪。嘉靖皇帝沉迷于道教修炼,在宫内举行斋醮,祈求长生,既不视朝政,又靡费无度。有名的奸人严嵩操纵朝政,官场腐败成风,上下贿赂公行,卖官鬻爵。王穉登在《黄翁传》中说,以前好古君子,对古器物图籍不过用以清赏,“以故虽有名物,莫得厚直。今读邸中书,见朝廷迁官晋阶,其在齐鲁燕赵者,远不可数,若吾乡某人为御史,则曰以某器进;某人为监司,则曰以某图入。由是夏王之鼎,石鼓秦经,图史丹青、玉检金匮之书,棼然入市,而其价视昔不翅十倍。呜呼!是古钟鼎金石图书为金钱贿赂用矣”①。由是可见朝廷的腐败,朝政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国库无可用之钱粮,边境无可用之士兵。士人中之正气受到巨大的挫伤。到了万历初张居正进行改革的前夕,各级政府几已处于瘫痪状态。张居正改革十年,整顿吏治,雷厉风行,数十年疲沓腐败,得到整肃,政局有了生机。《明史》本传说他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他减缩开支,增加税收,国库日渐充盈,太仓之粟可支五六年。国防也加强了,南平倭,北稳定了俺答。万历的头十年,确实出现了正德之后从未有过的好局面。但是由于他性格方面的原因,“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深机,结怨于上下”②。有人说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也由于少年万历皇帝受压抑心态的报复心理,更由于朝廷内部的斗争。张居正一死,对他的清算立刻开始。此次清算,不以事理之是非为准绳,而以是否为张居正所重用划线。凡张居正重用之人,无不遭弹劾处理。一切又回到原来的状态。

思想潮流也发生变化,阳明心学的发展至此渐入空谈,讲学与谈禅,几无二致。沈懋学在给王畿的信中谈到这一点:

盖文成王夫子当训诂章句溺心之时,举致良知三字提醒人心,挽回世运。流传渐远,议论渐玄,造诣渐踈,宗旨渐失,以知识为真际而不察其所以为良;以本体即工夫而不思其所以为致。高者借锋于禅幻,卑者射影于利名。……假途托迹,妄拟清谈。甚有恣己猖狂,率人悖乱,机成当祻,大坏师门,不思易之,后将何极?③沈懋学严厉批评由心学入禅者。其实,阳明心学已有禅的成分。阳明后学有的由心学入禅,也就顺理成章。嘉靖末心学与禅修、与道教养生合一已成趋势,进入一部分士人的生活中。修心与养生,都是“为我”,与当时奢靡的社会生活风尚怪异的结合,一为生活的放荡满足,一为心灵的救赎,呈现出一幅士人心态的生动景观。r

社会生活风尚奢靡日甚,士风随之放荡不检,游、酒、禅、妓成了他们日常生活所追求的情趣。王穉登在《答朱十六》中说自己十二而游青楼,中间二十年,“未尝不与此曹燕昵”。他十二岁至三十二岁,是嘉靖二十五年至四十五年。孙七政不惟谈禅、游狭邪,时或将妓女带进禅院。嘉靖二十八年他在《春游篇》中就有带佳丽下榻禅房的记载。后来在《休上人房赠美人》中,写得更为露骨:“绣佛斋前香气微,可怜行雨亦霏霏。看来一片青莲色,疑是空花作舞衣。”④ 在禅房而咏行雨,可见其时放荡之风气。卓明卿在其《示儿子书》中,坦然说他年轻时纵欲之情形:

兼性好豪奢,不能检柙,狎悰逸兴,神往色飞。弱冠以来,词场酒家,罔不为政,曼睩娥眉,投簪堕履,鸡叫月落,脂遗馥剩,既趣尚之风流,或余心之有托。此政非若辈所知也。⑤王百谷、孙七政、王伯稠、莫是龙等人都有不少赠妓诗。他们也谈禅,也拥妓。我在《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中提到,“上自首辅,下至一般官吏,享乐成为一时之时尚。享乐与纵欲一体。妻妾成群为一时之风尚,为了纵欲而服春药。上自皇帝始,习此为乐。即使改革家如张居正,亦姬妾成群,为满足色欲,他也服春药。他之早逝,似与此有关。房中术与春药,为此时纵欲士人之一爱好。达官显宦、富商巨贾,以至下吏布衣,都有崇尚此道者。享乐生活之另一内容,是征歌度曲,燕饮时演出。许多著名人物,家中都有戏班或歌伎歌童,用以自娱或娱客。”⑥

要言之,自政局言,嘉靖末处于朝政混乱时期,于文学思潮的发展未加干预。万历头十年张居正改革,着眼点在政权运作、经济政策与用人上,他虽然曾毁书院、禁讲学、杀何心隐,那是因为反对言谈有碍他的改革的进行。张居正借《诗》以议朝政,在公开场合,他持有功利文学观。但是张居正自己的创作实践与他的理论言说并不相同,他诗文都写得辞采华丽⑦。而万历十年以后的政治环境,当政者忙于清算张居正与朝廷内部的争斗,无暇顾及文学思潮之变化,给文学思潮的发展留出了空间。

嘉靖末至万历前期,张扬自我的思潮在士人中影响巨大。这样一种思想潮流与追求自适生活情趣结合,反映到文学上来,就是回归自我,要求表现出人性的本然之真。士人们本能地反对复古。他们的审美趣味与其生活趣味一样,带着世俗的倾向。这种文学思想取向,王百谷、孙七政等人在嘉靖末已在诗文创作中表现出来;屠隆、冯梦祯、莫是龙等人在隆庆、万历前期表现得更为充分。

这些士人文学思想的共同倾向之一,是反对复古。王百谷、冯梦祯、屠隆、潘之恒、莫是龙等人,都与后七子王世贞辈有交往,也都承认王世贞、李攀龙、汪道昆在文坛上的领袖地位。但是,他们的审美情趣和文学思想倾向,却与王世贞辈不同。嘉靖末,王百谷在《与方子服论诗书》中,对方子服崇尚复古予以批评:

吴人之诗,大率骄淫绮靡之思多,慷慨激烈之音少。足下毅然欲尽洗其陋,于乡国辞人及当代阐奇发藻之士,举莫当意;而独于关西李氏之作咨嗟击节,命为绝唱。此则鄙人所未喻也。⑧对方子服独尊李梦阳,他表示不解。王百谷从明代诗歌发展史的角度,认为李梦阳在扭转文风、恢复风雅上固有其成就,但是其缺点是意直、情疏、律庸,弊在矫枉过正,弊在“摹仿刻深,陶镕未暇”。由于摹仿太过,所以没有含蕴,没有深情。他批评方子服说;“足下贱家丘之易,而效邯郸之步,舍熊掌之珍,而甘嗜鱼之癖,不已谬乎?”他说应该融情义于两得,而后运之于心。

后来冯梦祯在《答冯文所》中说:

今之文人,自谓不作唐以下人语。而区区模拟,句擳字比,尚非叔敖之优孟?即唐以下文人如昌黎、河东、卢陵、临川、眉山父子兄弟诸君子,见之必然呕吐。顾嚣嚣然高自标榜以欺天下,将谁欺乎!⑨冯梦祯对于复古派的欺人之谈,真是批评得极其严厉。

屠隆对复古派的批评就更多。他认为以古文为榜样,并非不好;但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有自己的见解,“见非超妙,则傍古人之藩篱而已。壮夫者,禀灵异之气,挺秀拔之姿,竭生平才智以从事文章家,乃不能高足远览,洞幽极玄,以特立于千载之下,与古人并驱而前,分道而抗旌,而徒傍人藩篱,拾人咳唾以为生活,彼古人且奴视之曰:是为我负担而割裂我者。传之后世,以为如何?”⑩ 屠隆说得实在非常自信:要写文章,就要与古人并驾齐驱;若是只会拾人咳唾,连古人也看不起。他最早写给王世贞的一封信,居然敢于批评李攀龙的诗风太过单一,批评王世贞的诗文太滥,“无所不有,亦必有所无”,是说他涉猎太广,必有所失。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居然对两位文坛盟主提出批评,而且指出的正是他们的要害所在,这表现出屠隆的新的文学思想观念,与他的敏锐的思辨能力与独立意识。

屠隆指出复古者往往规模《列》、《左》,纵横诸子,古声古色,而索之无味。古人有其事而言之,今人无其事亦言之,“字模句仿,非不俨然似之,而形式虽具,神气都绝。……唐不拟六朝;六朝不拟魏、晋;魏、晋不拟周、汉;周、汉不拟《史》、《左》,不拟《骚》,而皆卓然为后世宗,则各极其至也。何物不传,而必曰吾为某体,过矣”(11)。各个朝代的诗各有其特点,谁也不可能像谁,也不必像谁。“各极其至”,是说各个朝代的诗文都有其最好的成就。他晚年说自己少年时也学古,但后来觉得那样做太难为情。“余少时亦尺寸《史》、《汉》,今每临文,欲用太史公字句,不胜羞缩”(12)。

邹迪光也厌弃模拟。在《王懋中先生诗集序》中他指出:“今上万历之初年,世人谭诗必曰李、何,又曰王、李。必李、何、王、李而后为诗,不李、何、王、李非诗也。又谓此四家者,其源出于青莲、少陵氏。则又曰李、杜。必李、杜而后为诗,不李、杜非诗也。自李、杜而上有沈有宋,有卢有骆,有王、杨;再上有阴、何,有江有鲍有颜,再上有曹、刘,有嵇、阮,有潘、陆,有左有韦,有苏有李,无暇数十百家,悉置不问,而仅津津于少陵、青莲、献吉、仲默、元美、于鳞六人,此何说也?”(13) 这是说,要师古就应该广师诸家,而不独偏一二家。这个时期的作者们反对复古,主要是主张从复古转而师心。

王穉登、屠隆等士人文学思想的核心是求真。生活趣味追求任情适意,极重自我,当然也就看不惯随人脚跟的复古派的主张,而张扬个性。他们主张不加粉饰地表现自己的真感受真性情。这样一种文学思想倾向,首先在创作中反映出来。嘉靖末,王穉登的诗已表现出随性而发的趋向,《重阳前一日与方丈兄弟同集泉上》:

一笑柴门晚,元方复季方。清风吹短发,明日是重阳。野屋山橙落,新霜坂稻香。爱君泉上月,不肯负清光。“方丈”,指方子服、方子时;元方季方,犹言大方二方。重阳前一日与方氏兄弟同游,写来如同随口说出。这一时期他的七律也写得流畅自然,如《新秋感事》:

信有秋风不厌贫,吹帘入幌转相亲。红颜薄命空流水,绿酒多情似故人。服药难辞星入鬓,闭门长与竹为邻。黄金散尽真堪惜,前日亲知是陌尘。(14)山居而发一种世态炎凉之感慨,谓黄金未散尽时是亲知,黄金散尽之后前日之亲知已成路人。《壬戌除夜》:

忽忽流光岁屡移,烧灯对酒不胜悲。雨寒山县梅花寂,地僻柴门玉历迟。市上香醪杯上雪,旅中星鬓镜中丝。故人若问庭前竹,叶叶枝枝似旧时。(15)壬戌是嘉靖四十一年,这年王穉登二十八岁,他北游太学,本拟应试,却因父丧回乡守制,诗当是他回乡后所作。守制的悲思,未能应试的失落与无奈交错,“玉历迟”,时光过得慢,一切如故,应试的事又推迟了。把心事表现得很真诚。沈尧俞为百谷的《金昌集》作序,称:“今百谷之诗,读之固不俟艰齿涩舌、侧耳倾听瞬目覃思而后得也。”(16) 沈尧俞是说百谷的诗情思抒发明白晓畅,不像复古派那样艰涩深奥。《金昌集》初刻于嘉靖四十二年,从沈尧俞的《序》,可以看到嘉靖末士人中对字模句仿、艰齿涩舌复古派诗风的不满。

师心,写出真心,真性情,最为突出的例子是屠隆。万历六年,屠隆在颍上县令任上,修筑堤坝,同情生民疾苦,受到爱戴。同时他又是一个性情中人。万历七年末,他调青浦县令。在青浦任上,与吴越间名士沈懋学、冯梦祯、莫是龙等交往,青帘白舫,泛舟置酒,诗歌酬答。沈懋学、冯梦祯与屠隆都是万历五年同榜进士。沈懋学因反对张居正“夺情”而引疾归,放浪西湖苕霅间。冯梦祯也因“夺情”事件愤而病归,这时正在西湖一带。他们三人“以文章意气相豪,纵酒悲歌,跌宕俯仰,声华籍甚,亦以此负狂简声”(17)。这段时间,他们的诗文都纵情而发。屠隆无论是写民生疾苦的诗文(如《发颍阳记》),还是写日常生活,都十分真诚、亲切。《发颍阳记》写万历七年冬他从颍上县令移青浦县令路上所见:

是夕宿茅屋中,上漏下湿,床头积雪盈尺,朴被如冰。旦起上马,行数里,见山谷中群褴褛号哭而来。屠子停辔问之,皆答曰:吾侪小人,皆大梁民,为官人拘于河工一岁,冬月暂放还,单衣敝尽,而橐中亡一钱,奈此寒天何!去其家尚千里,旦晓委于沟壑,故哀伤而哭尔。屠子泫然怜之,捐金钱而后行。其人成哭拜马首去,而风雪益厉。(18)没有像复古派那样从古人那里寻找词句,而是朴实地说出了深深的同情。屠隆在青浦,冯梦祯曾来看他。屠隆写了《吁嗟行为开之赋》:

吁嗟冯先生,汝为我饮,我为汝讴,仰天独啸销百忧。星辰北走,河汉西流。昨日北风叫枯桑,今朝芳树鸣鸤鸠。世事如此,今我何求!我欲努力取富贵,富贵难自适;我欲局促修空名,空名竟何益!丈夫低眉复苦心,笑杀金华紫烟客。夜来闻君浩荡言,使我酒量大如斗。尧舜桀纣总枯骨,不如月下一杯酒。红烛未残,歌声渐低,玉壶醉击,宝剑夜提。酒中累月堪沉迷,空林不问城乌啼。……君虽有官不妨晏眠,我为小吏多纠缠。今朝送君出门去,明朝世事还相煎。……(19)诗虽然技巧还较为粗糙,但是真诚、酣畅、毫无伪饰,是在用心灵抒说,把小县令的苦辛与人生感慨一一说出。屠隆是个坦荡的性情中人。他写友情,也真挚动人,《怀李生》:

去年山露叫钩辀,水满平芜共泛舟。又是一年春草绿,思君无日不登楼。(20)他的感事诗也写得很好,《孤愤篇》:

城南萧萧行人断,野风吹沙白草短。狐狸穿土鬼啸霜,天阴夜夜青磷满。义士一丘托山河,何人杀之鹰与犬。奸雄灰灭乃天亡,鹰邪犬邪投烟荒。(21)此诗为被冤杀的生员吴仕期而发。对吴仕期的慷慨节义深表同情;末句有些坐实,暗指杀害吴仕期的太平府同知龙宗武和操江都御史胡槚。万历十一年五月,终因冤杀吴仕期,胡槚和龙宗武被弹劾,胡槚永戍贵州,龙宗武永戍雷州。“鹰邪犬邪投烟荒”指此。万历十五年,屠隆过吴仕期墓,作诗祭之。屠隆的歌行写得好,如行云流水。清人陈田论屠隆诗,称:“长卿才气纵横,长篇尤极恣肆,惟任情倾泻,不自检束,未免瑜为瑕掩。”(22) 任情倾泻正是屠隆歌行的特点,其实也是他的优点,并非“瑕”之所在。

莫是龙的诗亦属直抒怀抱的那种,《别友》:

一江风雨片帆移,泛入中流信所之。幽咽歌声飘极浦,苍茫柳色暗长堤。天边碧草消魂处,醉里青山怅别时。自笑身如苏季子,貂裘空敝泣如丝。(23)莫是龙富才华,工诗,书画皆有名,而一生潦倒,终于贡生。此处以己比喻貂裘凋敝四处游说之苏秦,心境苍凉。《与同叔论心》诸诗皆如此。

还有一位潘之恒,他比屠隆小十三岁,万历前期与屠隆辈往来,有同样的创作倾向。万历后期与公安派来往,张扬自我的倾向更加发展。邹迪光为潘之恒的金昌诗作序,说之恒游金昌,淹留卒岁,“徘徊山水间,发为篇什,动盈箱簏矣。夫景升所为诗,出于曲房之下,酒炉之畔,男女嬲而杂坐之倾,击筑鼓缶呼卢博塞之隙耳。而类能吐肝哕胆,刳心剔肠,句啄字磨,穷致极变”(24)。这是说题材虽系风月,而抒发则纯为真情。潘之恒极富才华,汤宾尹为其《蒹葭馆诗集》作序,称之恒的诗“感事而发,触景成歌,慷慨淋漓,率皆情至之语”(25)。

这时创作倾向变化还有一可注意处,就是小品文的出现,如冯梦祯的《快雪堂漫录》。屠隆晚年的《娑罗馆清言》把小品发展得很精致。以极短小简洁的文字,传达一种清幽闲逸情趣,时含人生感悟与哲思。屠隆说他写《清言》的目的,是“能使愁人立喜,热夫就凉,若披蕙风,若饮甘露。”兹引数则以见其风貌之一般:

净几明窗,好香苦茗,有时与高衲谈禅;豆棚菜圃,暖日和风,无事听闲人说鬼。

水色澄鲜,鱼排荇而径度;林光淡荡,鸟拂阁而低飞。曲径烟深,路接杏花酒舍;澄江日落,门通杨柳渔家。

持论绝无鬼神,见怪形而惊怖;平居力诋仙佛,遇疾病而修斋。儒者可笑如此。称柴数米,时翻名理于宾筵;媚灶乞墦,日挂山林于齿颊,高人其可信乎!(26)

常想病时,则尘心渐灭;常防死日,则道念日生。风流得意之事,一过辄生悲凉;清真寂寞之乡,愈久转增意味。(27)屠隆清言,自内容言,一片禅心,悟人生之有无;数点感慨,看世态之变幻;半是逸兴,半是哲思;自文字言,则清新淡雅,容量甚大。这已经进入万历后期,与后期如陈继儒辈的清言相衔接,成一时风气,影响至于“五四”。

这些士人求真的文学思想,在理论上也有表述。创作倾向的表现在前,而理论表述在后。有的理论表述,甚至晚至万历后期。但是,他们求真情的文学思想,前后是一致的。

冯梦祯特别强调真实。他在万历十六年写的《题门人稿》,署名就是真实居士。在《序四子采真录》中,冯梦祯说:

夫垒石为山,以寄丘园之适,非不穷工极研,而终无真趣,为其非造物所成也。即造物所成矣,一树一石,姿态之巧,玩之可以解饥,劬畅心神,况大此者也。故余之论文,以真为宗,一语之真充之,启口皆真矣。一言之真充之,掇体皆真矣。所谓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发于事业,直文也云乎哉!他崇尚自然,反对伪饰;主张反对伪饰,应该从为文开始:

故余谓反世之伪,必从文始。余归而逢里中诸生论文,大都提此一话柄。(28)在《跋尚友堂诗集》中,他说《尚友堂诗集》的诗:

盖超然一本于性情,而自得于规矩之外者也。夫强笑不乐,强哭不哀;饰妇人须髯则不韵,傅男子以粉黛则不庄。何也?性情不可假也。故田夫牧竖、妇人女子,何尝习声律、工文辞哉!而其率然自鸣之语,反见采于史氏,陈于先王,至于今尊之曰《经》。而后之文人才子,竭其精力求一言之似而不可得。

……夫诗而本之性情,近取诸身,远取之物,随感而动,天机自呈。譬如临镜自见其面,亦如水银撒地,大小皆圆,宁待安排布置耶?(29)得之天机,自然呈现,这说的也是表现真性情,反对伪饰。冯梦祯把提倡为文之真提到治国的高度。他说有时文章写得头头是道,满嘴经术,焉知不是伪君子;有时文章写得奇采美丽、为过增色,焉知不是谀佞之辈。“上以伪取之,则下以伪应之。上以真取之,则下饰其真以应之。真者十七,饰者十三,疑真于饰,疑饰于真,是非非是,毫厘千里。治乱因之,如淄渑之合”(30)。

王穉登也有类似言说。嘉靖末他在《与唐司马书》中就提到阐扬性灵的问题:

不肖无似,十岁为诗,十五攻文,才卑调下,不能与古人齐驱。然模写景物,阐扬性灵,雕香刻翠,于今代作者往往为侣。(31)“阐扬性灵”,亦抒发真情之意。集中论述求真文学思想的是屠隆。他由言情而言真,由言真而言性灵。在《与友人论诗文》中,他说,唐人之诗之所以写得好,因为他们重在兴趣,独抒性情。“诗者,非他人声韵而成诗,以吟咏写性情者也。固非搜隐博古、标异出奇、旁通俚俗以炫耀恢诡者也。即欲搜隐博古、标异出奇、旁通俚俗以炫耀恢诡,曷不为《汲冢竹书》、《广成》、《素问》、《山海经》、《尔雅》、《本草》、《水经》、《齐谐》、《淮南》、《吕览》诸书,何诗之为也?”这是说,诗如果不抒写性灵而炫耀学问,就成了子、史,何必写诗。在《范太仆集序》中屠隆指出诗本小道,何以还有那么多人写诗,而且有的还因诗而名传后世,就因为诗表现的是精神,是性灵:

诗者,伎也。其为道也小,其为象也假,而古今之人率驰焉,甚则毕一生之神力而为之。……顾万物之形容声响皆有销歇时,而惟精神不可磨灭。汉高帝、西楚霸王《大风》、《垓下》之歌,不过三言耳,而万古跌宕,千秋悲凉,则其雄豪沉鸷之气不灭也。又况至人高士,陶洗性灵而发之者邪!(32)他这里说的“为象也假”,指诗中之象非现实之象,而是作者构拟之形象。此种构拟之形象,皆源于作者之气、精神、性灵,都是作者本然性情之表现。在《高以达少参选唐诗序》中,有类似说法。屠隆说诗是小伎,于道不尊,命将帅与临战阵,诗无一用处;以诗换杯酒,屠沽唾之不顾。诗确实不如钱有用。但是,诗舒畅性灵,描写物象,感通神人,却是无用之大用。屠隆为朋友邹彦吉的《羼提垒集》作序,指出当时的文坛多伪:

今文人多赝,庸而赝奇,浅而赝深,枵而赝博,佻而赝庄,雅而赝苍,俚而赝雅,躁而赝冲,善自涂泽,达者一觑破之。(33)屠隆认为在这样以伪为真的风气里,邹彦吉能去伪存真,表现出他的真性情。

求真,是返归自然之性灵。在《文章》中屠隆说:

夫文者,华也。有根焉,则性灵是也。士务养性灵而为文,有不巨丽者,否也。是根固华茂者也。(34)这里不仅提出性灵问题,而且提出性灵须养。屠隆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谈性灵问题。在《论诗文》中,他列举历代诗人之诗加以评论:

冲玄清旷,爽气袭人,如寒泉漱齿,烦嚣顿除;神丹入口,凡骨立蜕。已上摘赏篇什,选波斯宝,析栴檀香,各极才品,各写性灵;意致虽殊,妙境则一。冥搜而妙悟之,诗家三昧,思过半矣。(35)好的诗都是各写性灵的诗。他还从天、地、人三者的关系中看性灵。他在《诗文》中强调:

响随乎形,形出乎气,气有清浊而声因之,斯自然之籁,不可强也。麤器必无清声,秀形必无浊韵,寸管必无洪音,巨钟必无细响。其窍以天,其发以机也。万物一气,而气有清浊,声也有清浊,有什么样的器,就有什么样的声。他接着论述声以代变:“汉文典厚,唐文俊亮,宋文质木,元文轻佻,斯声以代变者也。”声也因人而别:“孔、孟雅正,老氏深含,庄、列玄虚,佛氏闳奥,左氏庄严,屈、贾凄怨……斯声以人殊者也。”声既出于自然元气,既因代而变,因人而异,那就要顺其然,不要违背自然情性:

造物有元气,亦有元声,钟为性情,畅为音吐。苟不本之性情而欲强作假设,如楚学齐语,燕操南音,梵作华言,鸦为鹊鸣,其何能肖乎!故君子不务饰其声而务养其气,不务工其文字而务陶其性情。(36)屠隆认为,文之所以能留传后世,不是文传,而是性情传:“古之人之所以藏在京师,副在名山,金函玉箧,日月齐光者,匪其文传,其性情传也。”这是说,不论你是入世还是出世,不论你在什么地方,你的传世,不是因为文章写得好,而是因为你的文章中传递了你的真性情。这就把表现真性情放到为文的首要地位。

屠隆所说的真性情,是指自然所赋予,未经闻见理道所遮蔽的本然的性情,浑沦纯净,未经情识欲望之污染。他所说的养性灵,就是要去除闻见理道的遮蔽,去除情识欲望的污染,回归本然之性,他在《人解》中说:

天地以太极之理,阴阳五形之气,妙合而生人。理者,性也;气者,命也。天地之所以成化工者,此性命也。圣贤之所以尽人道者,此性命也。众人之性命,其初本浑沦完足而无亏欠,惟此一点太极灵光,落在二五揉杂中,所以不无昏明纯驳,而欲根情识,得以覆盖本心……故必时时提醒,时时拂拭,沙去水清,莠尽苗长。(37)他认为,本然之性是灵明具足的,要守持住这灵明具足的性灵,就要时时拂拭,去除欲根情识的遮蔽,回归本然之灵性。这一认识显然受到心学的影响。他所说的性灵须养,道理在此。他所说的写性灵之天籁,即是写自然赋予的性灵。

屠隆的思想是复杂的。他强调写性灵应该写自然赋予去除欲根情识的本然之性,而事实上他在创作实践中的表现,却是毫不掩饰地写欲根情识。他放纵情欲,任由欲根情识自由发泄。他的一些书信,毫不掩饰自己的情欲,为所欲言。屠隆生活本来放荡。他给冯梦祯、沈君典等人的信,谈的是性,流露的是欲望。在颍上,他给冯梦祯写信,对冯梦祯、沈君典的放纵生活深表羡慕;“沈郎挟吴娃泛五湖烟雨去,便谓足下买江阴棹矣。……沈郎买一丽姝,而足下挟龙阳,平分风月,大闹吴门。两太守亡赖。东南淫雨,疑二足下所为。”(38) 他也知自己情识欲望强烈,便开始禅修,也信净土的果报,禅净双修。万历八年,他拜昙阳为师。昙阳名焘真,为大学士王锡爵之女,未过门而夫死守节,自称修炼成仙,称昙鸾菩萨。当时许多有名士人,如王世贞兄弟、沈懋学、赵用贤等人,拜其门下为徒。屠隆也真诚相信,还与王世贞交换修持心得。昙阳在给王世贞传示的“八戒”中,有色戒一项。此一项也为屠隆所遵守。但是他生活放荡难以克制,因此常常为此而苦恼。后来,他还从聂姓道士和金姓道士授真诀,大概学的是气功一类。他的修持,亦仙亦佛。他所说的性灵须养,大概也指此一种的修持,目的是去欲,特别是去除名欲与色欲。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及修持去欲的过程:

某观天下之物,一无所好。至于男女之欲,亦犹夫人耳。兼之名根为障,去道弥远。盖尝书绅以铭,要神以誓,苦形以自罚,虚心以自度,至于寒暑昼夜,展转反复,若制毒龙,若克大敌,为力甚勤,取效甚少;久而渐熟,差减于初。而明公辄许某为无欲,得无伤知人之明乎!公曰:男女之欲,去之为难者何?某曰:道家有言:父母之所以生我者以此,则其根也。(39)他始终难去色欲,最终只好为此寻找借口,说男女之事为天经地义。屠隆禅净双修是一片真心,但他未能克制欲望,依然纵欲也是事实。他在理论上主张修持,以回归没有情识欲念的天赋之本然性灵,而事实上他在创作中表现的却是强烈的含有情识欲念的性灵。

嘉靖末到万历前期,三教一源、三教一体的思想,禅净双修的思想都非常活跃;而任情纵欲的风气也同时存在。王穉登、冯梦祯、沈懋学、屠隆、莫是龙、潘之恒这些士人,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展开他们的内心世界,以真示人,毫无伪饰。然亦由重自我、求真,走向纵欲,发展至万历后期而此风愈炽,社会风气中似有一种世纪末之情态。

他们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冯梦祯就说与屠隆是“石交”,屠隆与沈懋学还曾结儿女亲家。他们与前后文坛有广泛的交往。屠隆、冯梦祯都拜访过汤显祖,对汤显祖评价甚高。他们与公安派也有来往。他们求真、抒写性灵的文学观念,上承弘治到嘉靖前期江南文人如唐寅、祝允明、文征明辈之余绪,下与公安派的性灵说相接,是重自我、重真情、重创造的文学思潮发展的不同阶段。

注释:

① 王穉登:《王百谷集》之《金昌集》卷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② 于慎行语。谈迁:《国榷》(五),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476页。

③ 沈懋学:《上王龙溪先生》,《郊居遗稿》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④ 孙七政:《刻孙齐之先生松韵堂集》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⑤ 卓明卿:《卓光禄集》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⑥ 罗宗强:《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74页。

⑦ 参见拙作《隆庆、万历初当政者的文学观念》,《文学遗产》2005年第4期。

⑧ 王穉登:《王百谷集》之《晋陵集》卷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⑨ 冯梦祯:《快雪堂集》卷四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⑩ 屠隆:《由拳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1) 屠隆:《白榆集》卷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2) 屠隆:《论诗文》,《鸿苞》卷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3) 邹迪光:《调象庵稿》卷二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4) 王穉登:《王百谷集》之《金昌集》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5) 王穉登:《王百谷集》之《金昌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6) 王穉登:《王百谷集》之《金昌集》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7) 钱谦益:《南京国子监祭酒冯公墓志铭》,《钱牧斋全集•初学集》卷五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300页。

(18) 屠隆:《由拳集》卷十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19) 屠隆:《由拳集》卷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20) 屠隆:《由拳集》卷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21) 屠隆:《栖真馆集》卷三,万历十八年刻本。

(22) 陈田:《明诗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0页。

(23) 莫是龙:《石秀斋集》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24) 邹迪光:《郁仪楼集》卷三十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25) 汤宾尹:《蒹葭馆诗集序》,《睡庵稿》卷一,四库禁毁丛书。

(26) 屠隆:《娑罗馆清言》卷上,丛书集成初编。

(27) 屠隆:《娑罗馆清言》卷下,丛书集成初编。

(28) 冯梦祯:《快雪堂集》卷三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29) 冯梦祯:《快雪堂集》卷三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30) 冯梦祯:《拟山东乡试录序》,《快雪堂集》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31) 王穉登:《王百谷集》之《晋陵集》卷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32) 屠隆:《范太仆集序》,《白榆集》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33) 屠隆:《羼提垒稿叙》,《栖真馆集》卷十,万历十八年刻本。

(34) 屠隆:《鸿苞》卷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35) 屠隆:《鸿苞》卷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36) 屠隆:《鸿苞》卷十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37) 屠隆:《鸿苞》卷二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38) 屠隆:《与冯开之》,《由拳集》卷十七,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39) 屠隆:《与李观察》,《白榆集》卷九,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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