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秋良:《诗经》中《周南》《召南》的地域性特征

分类: 文学 作者: 时间:2019年12月04日

「周秋良:《诗经》中《周南》《召南》的地域性特征」是一篇关于“诗经,周南,召南,地域性,南方诗派,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0年01期(专栏),由周秋良(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中国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南北地域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几百年的《诗经》。《诗经》中的十五国风,既以其深刻的现实主义精神,刚健清新的审美情操和真率活泼的民族风格,构成一大流派;又因各地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文化生态环境和风土人情民俗的差异,形成不同的地域特色。班固在他的《汉书•地理志》中,就初步标明了十五国风的地域流派的分野,称之为“陈、郑之国”、“郑、卫之音”、“唐、魏之国”等,这种区别虽不准确、不规范,但却开了《国风》地域流派划分的先例。现研究者按地域相邻、诗风相近的原则,把十五国风划定为北、中、南三种不同地域流派。其中的《魏风》、《唐风》、《秦风》、《豳风》,鲜明地打上了北方文化的烙印;《郑风》、《陈风》则生动地展示了南方文化的色彩。除了这些之外的其它国风,则被认为是介于南、北之间的中部诗歌流派。这一划分标准从文学流派形成的早期特色着眼,是很科学的。但就《周南》、《召南》的地域特征看,和《陈风》、《郑风》更为接近,诗歌带有明显的南方文化特色,应属于南方诗歌流派。

《诗经》风、雅、颂的分类,主要是从音乐入手。风,即乐调。《左传•成公九年》载晋侯见楚囚钟仪,“使与之琴,操南音。……乐操风土,不忘旧也”。所谓“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国风,即是汇集各地的地方土乐。《周南》、《召南》列于国风之中,应是两个地方的土乐,但其命题不同于其它国风。于这一点,历来有不同的理解。王质在其《诗总闻》中明言:“南,乐歌名也。”当代学者陆侃如、冯沅君在《中国文学史简编》中说:“南是南方的民歌。……这个‘南’字,不但指方向,也是乐器名(就是‘ ’字)”。我们一般认为“南”字是方位词,《周南》、《召南》作为《诗经》中的民歌,它反映的应是那个时代某些南方地域的土乐,与其它国风的性质一样,但既然如此,为何其名为《周南》、《召南》而不是《×风》呢?

据史料记载分析,西周初年,周公姬旦和召公姬是分陕而治的。姬旦长住东都洛邑,统治东方诸侯,姬奭长住西都镐京,统治西方诸侯。周南是当时周公统治的南方流域,召南是召公统治的南方流域。《周南》、《召南》屡次提到长江、汉水、汝水,可以证明“二南”(注:周南、召南)是包括着长江、汉水、汝水流域的诗歌。既然是诗乐,那就是南音了。因而,《周南》、《召南》可以说是《周南风》、《召南风》的省称。

“二南”作为南方民歌,其地域性还可以从十五国风整体的地域特征来作进一步的论证。十五国风大都是流行各地的土风歌谣。不过,纵观全局,却不见有“楚风”,似乎不曾辑有楚地歌谣,古人因此以“楚风”“不得与十五国风并录于《经》而为楚憾”。实际上,这“二南”民歌也就是楚地歌谣。《周南•汉广》毛传即云:“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流域。”这说明《汉广》就是江汉流域的诗歌。元人祝尧在《古赋辨体》中也说明:“江汉皆楚地,盖自王化行乎南国,《汉广》、《江有汜》诸诗已列于‘二南’、‘十五国风’之先。”清人何天宠则进一步强调:“楚何以无‘风’,后儒以为删诗不录‘楚风’,非通论也。”据《水经注》引《韩诗序》云:“‘二南’其地在南郡和南阳之间。”这块地域,包括今天的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宜昌、江陵、武汉一带,这正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腹心地区。所以“二南”诗篇,应多是产于这一地的楚歌谣。而《诗经》对于产生于楚地的《周南》《召南》在编定时为何不标明为“楚风”呢?其原因可能是楚国在西周初年尚且是江汉流域一个“土不过同”的小邦,至春秋中叶方壮大到据有整个江汉流域乃至半边天下,因而,周朝乐官在编订《诗经》之始,就只是将这些南方歌谣加以编订而分称为“周南”“召南”,并且在《诗经》最终成书时也一直沿用这一称呼而未作修改。

以上从地域位置对《周南》《召南》的地域特色作了分析,下面再来看诗歌的内容。

《周南》《召南》中的许多歌谣,不仅记南方之地,写南方之物,而且鲜明地反映了江汉流域的民俗风情,初步显示了南方楚歌的特色。“二南”共有诗歌25首,其中较多的是用于祀典或礼俗活动的仪式歌,这是因为春秋中叶以前南方楚地远没有中原那样开化,民风朴野,其俗尚尊鬼神且好祠的缘故。《周南•桃夭》,就是一首古老的礼俗活动的仪式歌: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蒉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古往今来,解说《诗经》者,大都认为这是一首描写婚姻情景、祝贺女子出嫁的歌谣。其实从原始歌谣的产生和社会历史的发展来看,这首祝福歌谣最初应是一首祀典祭歌,可以说是“一首以桃为图腾的群体的祭祀礼辞”。(注:张岩.简论汉代以来《诗经》学中的失误.文艺研究,1991年第1期)而桃,作为一种“图腾”是完全可以考证的。

图腾主义的起源和母性崇拜是分不开的。在母系氏族社会时代,妇女受到尊重与崇拜,其生殖、蓄衍关系到整个氏族的生存,而对“生殖”却是充满着神奇和神秘,这便是妇女受崇拜的原因。妇女怀孕的原因是什么,无从解释,于是妇女们自己也觉得这是由于某种机会,遇到某种动物或植物,或其它无生物,无意间有动于心便使自己怀孕了。因此生下的婴儿,便以这种物体命名,而名与实是不分的,这物件便成为这一氏族的图腾。孙作云先生在《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中指出:“所谓图腾,就是原始人所崇拜的某种动物、植物、无生物或自然现象;他们认为这些神物是他们的祖先、保护者。”也就是说,作为图腾,一般具有生殖、崇拜、保护等要素。

《桃夭》三章歌辞的前两句,都是对桃的热烈礼赞。而桃在先秦时代是江淮流域常见的生长茂盛的植物,与楚地先民的生活十分密切,也被当地的人们所崇拜。据《春秋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荜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御王事。”说明以桃木制成的弓,楚人以为可以抵御一切灾害。《左传》(成公四年)载:“国之大事,唯祀与戎。”说明在古代,祀典和战争是每个民族生活中的大事件。“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所谓“王事”就是国家大事,楚人最初开辟荆山时期,唯独只有桃弧、棘矢用于祭祀和战争之中,可见楚人对桃弧的崇拜。桃弧在周初作为楚人进贡周天子的方物而被用于“王事”,这表明了桃弧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既有驱邪除祟之神力,又有保卫家国的奇能。楚国神射手陈青即说,楚国“累世盖以桃弓、棘矢而备邻国也”。

桃作为图腾与生殖的关系也是明显的。《本草纲目》(果部):“桃性早花,易植而子繁,故字从木、兆。”十亿曰兆,言其多也;《山海经》:“有大桃树,屈蟠三千里”,言其面积之广也。再从桃的品种和成熟期来看更有“红桃、绯桃、碧桃、胭脂桃”及“五月早桃、十月冬桃、秋桃、霜桃”等繁多种类,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桃的繁殖能力很强,使古人对桃产生了生殖崇拜。另一方面,原始人对妇女怀孕的原因有时也就解释为是桃的感应或桃花、桃子的感应,于是认为桃是这个部落原始人的生殖祖先,从而桃就成为了一种部落的图腾。

由此可见,《桃夭》本是楚地先民的咏桃之作和祭桃之歌。歌辞前两句既是对桃的热烈礼赞,又祝愿桃能茂盛生长;后两句则是赞美桃被人们采用之后可以福泽其族人。当然《桃夭》在周代社会里已发生了改变,其内容由以前的赞桃逐渐变为赞人。这是因为随着历史的进步,楚人迈入了发达的农业社会,采集、渔猎不再占有主导地位,对桃的依赖也就不象先民那样密切了。这样,在楚地的社会生活中,祭桃的宗教仪式便日益减少,加之社会小家庭的出现,婚丧嫁娶的礼俗仪式也日益增多。传统的祭桃仪式歌也就被借用和演变成婚礼仪式歌。这种借用,出于历史上形成的认为桃能给人们带来幸福的心理,也出于世代形成的爱桃、敬桃的情感。楚人在喜庆的婚礼上歌咏桃,将桃视为幸福的象征,礼赞桃能“宜其家人”。这样祀典歌也就成了称颂新娘“宜其家室”的礼俗的歌,这一变化也包括了对歌辞的修改,使《桃夭》成为一首形式整齐、音韵和美、语言生动的诗歌。

“二南”诗歌除了《桃夭》之外,还有《樛木》、《螽斯》等都是祝辞,也都反映了当地的民俗,是当地民俗的仪式歌。除此之外,“二南”中明显显示了楚歌特色的,当然是情歌。25首歌谣中有13首可以看作是爱情婚恋的作品,占总数的52%,这些情歌有的明显地体现了南方诗派的特色,如《汉广》: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翘翘错薪,言刈其萎。之子于归,言秣其驹。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诗歌讲到了汉水、长江,显然是产生于汉皋江上的楚歌。而且,歌辞中的“楚”,即江汉流域的山林中茂盛生长的灌木名。《说文解字》说:“楚,从木,一名荆也。”在江汉流域,“跋涉山林,以处草莽”的楚人,在生活中是离不开荆楚的,故在商代楚人被中原人称为“荆蛮、楚蛮”。这首情歌是一首男子求偶的情歌,主要是传唱于男女出游于水滨、会聚于野外以互相求偶的习俗活动中,这与《郑风•溱洧》、《郑风•狡童》等南方诗派的情歌内容一样。所有这些情歌与今天布依族的情歌也相类似,都是一种风俗民情的产物。这首情歌以其浪漫的风格、地方的语言、婉深的情调和舒缓的节奏,显示了楚歌的特色,三章歌辞虽然朴素通俗,却委婉缠绵,循章进意地抒发了歌者苦求恋人而不可得的感伤和惆怅之情,生动地勾勒出了一位在烟波浩渺的江汉之间来去无踪、若隐若现的美女形象,并将丰富的想象和深厚的感情寓于直率反复的咏叹之中,兼以巧妙的比兴和真切的描绘,使之蒙上浓重的浪漫色彩,形成神奇瑰丽的艺术境界,产生了含蓄蕴藉的艺术魅力。可以说,它代表了楚歌谣在春秋中叶以前的较高水平。而且在句式上把语助词“思”缀于句末,且很有规律,在形式上也与后来的楚辞体相似,显示了楚歌谣独有的特色。

“二南”中的爱情诗如《江有汜》、《关雎》与上面分析的《汉广》一样,都具有南方文化的轻松,而少含有北方诗派的凝重。其实,正是因为这些轻松的情歌和《郑风》、《陈风》中的一些挑逗戏谑的情歌相呼应,反映整个南方文化在《诗经》时代不同于北方文化的深层的社会风俗和文化心态。

“二南”诗歌虽然未必全可以定为楚歌,但据《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载:“汉阳诸姬,楚实尽之。”也就是说,楚是“二南”地区之侯经过伐隋、伐申、伐蔡、伐邓而逐渐强大的。故“二南”诗已初具楚辞雏形,甚至被称为“楚辞的先声”。(注:以魁英.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1987年4月版)

综上所论,就《诗经》十五国风的地域性来看,“二南”诗歌和《陈风》、《郑风》相结合,明显地反映了除中原北部以外的中原南方及楚地的南方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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