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伟大的诗总是与哲学相遇

分类: 文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1月15日

「李健:伟大的诗总是与哲学相遇」是一篇关于“哲学,伟大的诗,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共识网(专栏),由李健(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语言学和文学专栏”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诗常常与美为伴,“不美不为诗”基本是一个共识。但我认为诗仅仅有美是不够的,是缺乏高度的,最伟大的诗不仅是美的,还是哲学的,即伟大的诗总是艺术性和哲学性共存。本文说的哲学性,是指形上性、本体性。

每个人在鉴赏诗时,都有自我视域中的参与。我欣赏诗总是习惯考察其形上性。而形上性表现为诗人落在了本体上,而不是现象上。如果一首诗仅仅在表现天地万物,而没有进入天地万物之根本的道,这样的诗就缺乏形上性。或者说,在诗里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现象的世界,一个是道的世界。而大部分诗人的世界是现象的世界,而缺乏道的世界。

本文通过两首诗的简析,来考察其本原和主体之形上性。

一、与本原相遇的诗

以爱为主题的诗,古往今来数不胜数,但是真正把爱从现象提升到本体高度的是少之又少。爱是美的,这是共识。而爱是永恒的,这也是大部分诗人所认同的。但永恒表现为何,却是各有理解。有的诗人理解爱的永恒,表现为爱伴随人的一生;有的诗人理解爱的永恒,表现为只要人类存在,爱便存在。但这样理解的永恒,都仅仅是相对永恒,而不是绝对永恒。绝对的永恒,是不论人在与不在,爱都在;不论宇宙在不在,爱都在。这样的永恒才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当爱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时,这样的爱还是落在了现象世界里。

我很惊奇的读到了狄金森的《爱,先于生命》的诗,这首诗超越了时间性和空间性,真正进入了本体世界。

爱,先于生命

狄金森

爱,先于生命

后于,死亡

是创造的起点

世界的原型

常人认为爱在人生里,在生后,在死前。优秀诗人认为爱在生后,也在死后,因为爱的精神不亡,如古人的爱,其精神也驻在当代人的精神里。而最伟大的诗人认为,爱不仅是死后,而且还在生前,有爱才有人,狄金森写道:“爱,先于生命;后于,死亡。”因为有爱,才有人,因为先有爱后有人,所以人为爱而生,爱是人存在的依据和理由。但更为绝妙的是,狄金森认为先有世界后有爱,没有爱便没有世界,爱是世界的本原,世界仅仅是爱的原型,爱是先在的、先验的。爱于世界犹如上帝于世界,犹如柏拉图的理念于现象世界。狄金森写道:“是创造的起点,世界的原型”。

狄金森的爱于世界,也有如老子的道于万物,道是万物的本原,道是万物的起点,道是万物存在的依据,万物藉着道而产生、变化、消亡。狄金森理解的爱也就具有了绝对的永恒性,这种永恒性也就是对道的注解,即在狄金森的视界里,爱就是道。

狄金森短短的四行诗,其正文只有20个字,却是诗中极品。但欣赏该诗,瞬间就超拔了现象世界,而进入了形上之本体世界;超越了相对性和有限性,而进入了绝对性和无限性。

二、与主体相遇的诗

诗是诗人的诗,诗人又是自我的,诗人如何理解我,又决定他写出什么样的诗,什么样的高度。在常人视界里,我有三我,生物性的我、社会性的我、精神性的我。而常人又常常对精神性的我有所忽视,优秀的诗人常常落在了精神性的我,但最伟大的诗人是超越了生物性的我、社会性的我、精神性的我之现象的我,而进入到了形上之本体的我。这个形上之本体的我就是哲学意义上的主体,主体不是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之客体的我。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仅仅是我的,而不是我。如肉体不是我,而是我的。

作为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的我,都是处于变化之中,但无论如何变化,我还是我,那么这个不变的我是什么呢?这就是主体之我。或者说,我能意识到我有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比如我能意识到我的肉体,我的社会关系,我的精神是幸福还是痛苦,那么是“我的什么”在意识呢?这就是我的主体在意识。作为主体的我就超越了形下的现象之我,而是作为形上的本体之我。能够认识到纯粹主体之我的诗人也并不多见,而郭沫若做到了。我们来欣赏郭沫若的《天狗》开篇片段。

天狗

郭沫若

我是一条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我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

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如果缺乏形上的、本体的哲学视界,是很难真正理解郭沫若的《天狗》一诗的。因而有的人认为郭沫若的《天狗》是在表现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进而渴望新的社会,这种理解仍在现象视界里打转,没有真正走进郭沫若。

不少人读郭沫若的《天狗》,甚至认为郭沫若的诗自相矛盾,失去了艺术的真实性。如既然我吃掉了日月、吃掉了星星、地球、吃掉了整个宇宙,我还存在吗?于是认为我已经没有了,因为我是宇宙中的我。这恰恰是问题的所在,也恰恰是郭沫若的哲学高度。如果认为我是宇宙中的我,宇宙不存在了,我便不存在了,这就是现象思维,是形下思维。当认为我不是宇宙的我,宇宙不在了我还在,这才是超越时间超越空间即超越有限性的无限性的我,这个我才是本体的我,是与道同在的我,是永恒性的我,即主体的我,而非客体的我。

郭沫若的《天狗》虽是一首诗,其哲学意蕴却与伟大哲学家王阳明息息相通。王阳明的著名论断是“心即理”,其实王阳明还说了“心即道”的伟大思想。王阳明说的心,不是心脏的现象之心,而是去认识客体的主体之心,即主体之我,而这个主体之我就是道,故曰“心即道”。郭沫若的《天狗》也一样,肉体不是我,仅是我的;宇宙不是我在,它仅是我的;主体的我才是真正的我,没有生物性、社会性、精神性了,我便是我,我才是我,这个我就犹如王阳明说的心,而这个主体的我便是与道同在,主体本身也就是道了,心即是道。

所以,以我来看,诗人要想提升自己的诗的境界,上一个层次,其途径便是从形下进入形上,从现象进入本体,从美进入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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