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正 赵沛霖:试论《诗经》战争诗的历史真实性

分类: 文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2月09日

「李宇正 赵沛霖:试论《诗经》战争诗的历史真实性」是一篇关于“诗经,战争诗,忧患意识,历史真实性,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天津师大学报》1999年04期(专栏),由李宇正(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以战争直接为题材的战争诗是《诗经》中的重要一类,同时也是《诗经》中艺术成就最高的诗歌类别之一。

《诗经》战争诗按战争的范围和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映周天子对外战争的诗歌,如《小雅》中的《采薇》、《出车》、《六月》、《采芑》和《大雅》中的《江汉》、《常武》等篇;另一类是反映诸侯对外战争的诗歌,如《秦风》中的《小戎》、《无衣》等篇。这两类诗歌作品,无论在内容、性质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不相同。为了集中起见,本文专论前者,即反映周天子对外战争的那六篇诗歌。我们想从历史真实性这一侧面来看《诗经》战争诗所取得的艺术成就。

《诗经》的这六篇战争诗反映的都是周宣王时代的战争,这些诗篇按战争发生的地域可以分为两部分:一是反映周王朝与西北戎狄战争的诗歌,包括《采薇》、《出车》和《六月》;一是反映周王朝与东南荆蛮和徐淮战争的诗歌,包括《采芑》、《江汉》和《常武》。这两部分诗歌,无论在基调上还是在感情上都有十分明显的区别。

我们读反映西北部战争的诗歌,特别是《采薇》和《出车》,首先打动我们的是那抑郁沉痛的悲剧气氛和情绪,正是这种气氛和情绪构成了这几篇诗歌的共同的基调,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社会内容,并反映着时代生活本质的某些侧面,因此是非常耐人寻味的。

《采薇》是写士卒出征玁狁胜利归来,一般说来这样的题材本应充满欢乐和喜悦,可是实际恰恰相反。诗中不见任何欢乐和喜悦,却是充满了忧愁和哀伤,这种情绪在诗歌的末章达到了高潮: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出车》也是写打败玁狁入侵,班师回朝的诗歌,同样也充满了悲伤的情绪。都是写凯旋而归,却不见一丝欢乐和喜悦,这种反常的情况是很值得思索的。前人已经隐约感觉到。清崔述《丰镐考信录》谓《采薇》:“今玩其词,但有伤感之情,绝无慰藉之语。非惟不似盛世之音,亦无一言及天子之命者,正与《史》、《汉》之言相符。”崔述注意到《采薇》等诗“非盛世之音”,即这些诗篇之所以充满悲伤抑郁的情绪,完全有其时代和社会的原因,这是很有见地的。

除了抑郁沉痛的悲剧气氛之外,这三篇诗歌在思想感情上还有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即通篇充满了对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忧患意识。这是在民族生存、国家安全和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外来威胁时所表现出来的忧患,是对于民族历史命运和前途的关切,是一种心怀天下的崇高的思想感情。具体说来,这种忧患意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形势危急的紧迫感:

岂不日戒,玁狁孔棘。(《采薇》七章)

王事多难,维其棘矣。(《出车》一章)

玁狁孔炽,我是用急。(《六月》一章)

玁狁入侵,来势凶猛,很快就“侵镐急方,至于泾阳”(《六月》四章),即已经“深入为寇”(朱熹《诗集传》),所以,在不当出兵的六月就要紧急应战。诗人充满了危机感,在紧张的形势面前,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以应付急难。另一是对于形势危急的责任感:

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采薇》四章)

王事多难,不遑启居。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出车》四章)

王于出征,以匡王国。(《六月》一章)

共武之服,以定王国。(《六月》三章)

《采薇》的主人公是一位普通的下层士卒,是写普通士卒的责任感;《出车》的主人公是一位奉命召集士卒的将士,是写普通军官的责任感;《六月》“则系吉甫有功而归,燕饮诸友,诗人美之而作也”,诗歌的主人公是全军的最高统帅,此诗则是写最高统帅的责任感。从最高统帅到下层士卒都怀有一种以大局为重的责任感。尽管这种责任感由于身分和地位的差别表现是那么不同,但以自己的力量和可能去挽救危难的精神却是相同的,因而都是同样可贵的。

反映东南部战争即周王朝与荆蛮、徐淮之间的战争的诗篇《采芑》、《江汉》、《常武》情况则完全不同。这三篇作品一扫《采薇》、《出车》诸篇中的悲伤抑郁气氛,而呈现另一种情调和面目。《采芑》叙述并赞美方叔南征荆蛮取得辉煌胜利;《江汉》叙述并赞美召虎奉宣王之命征伐淮夷取得辉煌胜利;《常武》叙述并赞美宣王亲自出征征讨徐淮取得辉煌胜利。三篇诗歌在基调感情和思想上的共同特点是:

一、突出周王朝军队的威武气概和必胜信念。

这三篇作品程度不同地都写了威武雄壮的军容,反映出周军的强大和威严,具有战无不胜的力量: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比中乡。

方叔涖止,其车三千,旂旐央央。

方叔率止,约軝错衡,八鸾玱玱。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玱葱珩。(《采芑》二章)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

既出我车,既设我旟。匪安匪舒,淮夷来铺。(《江汉》一章)

其中不只写军队的数量众多,更通过车马装饰的细节描绘表现出装备的精良,军纪的严整和士气的旺盛。《江汉》更直接写出武夫的英雄气概。诗篇从军队的数量、风貌气概上着手,有力地表现出王师具有战无不胜的力量。

《常武》正面写战争,“扬兵威以证武功”(注: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释》,下册916页,中华书局,1991。),第三、 四章直接写两军战斗,王师与徐方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一方面是“王舒保作”,从容不迫,一方面是“徐方绎骚”,慌恐震惊;一方面是“王奋厥武,如震如怒”,一方面是“仍执丑虏”,土崩瓦解。说明王师出奇制胜,势所必然。第五章更把王师的神武气概渲染得淋漓尽致:

王旅啴啴,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

如川之流,绵绵翼翼。不测不克,濯征徐国。(《常武》五章)

王师所向披靡,势不可挡,充满了必胜的信念。

二、突出了周王朝君臣的远大抱负和雄心壮志。

《江汉》叙写了召虎奉宣王之命征伐淮夷,但重点不是写战争的经过,而是赞颂宣王和召虎安邦定国、经营四方的辉煌功业:“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国来极。于疆于理,至于南海。”征伐淮夷取得胜利以后,便治理疆土,修整边界,并以周王朝的准则统治征辟的土地。诗歌表现宣王不是以武力征服天下的霸主,而是以德化安抚天下的明君;召虎也不是只能征战的武将,同时也是善于经营天下的文臣。为了实现“式辟四方”,“王国来极”的远大抱负,他们君臣一体,和衷共济。这不仅表现在上面所说的宣王对召虎的册命上,更反映在召虎对宣王的希望上。诗的末章写召虎对宣王册命的答谢中突出表现了这一点:

虎拜稽首,对扬王休。作召公考,天子万寿。

明明天子,令闻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江汉》六章)

召虎的答谢既是颂扬,更是希望:“劝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极意于武功。”(朱熹《诗集传》)即希望宣王以“文德”协和四国,天下归一。这在当时是崇高的政治理想。可以看出,在励精图治,振兴国家的根本大计上,可谓君臣共勉,相得益彰。

《采芑》一诗写其主帅方叔,反复强调“显允方叔”、“克壮其犹”,正是说他有宏大的谋划和抱负,与《江汉》一诗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总而言之,反映周王朝与西北戎狄之间战争的《采薇》、《出车》和《六月》等前三篇与《采芑》、《江汉》、《常武》等反映周王朝和东南荆楚徐淮战争的后三篇在基调和思想感情上完全不同。前三篇作品浸透着悲抑情绪和忧患意识,后三篇则充满了必胜信念和远大抱负。同是战争诗,却有如此巨大的反差,其原因归根结底在于诗歌反映对象的不同,即西北战争与东南战争不同的历史背景和状况。也就是说,战争诗之间的差别有其现实的根据。

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两场战争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况。先说西北战争。周王朝与西北戎狄之间的战争,有着深刻的历史和地理原因。夏朝末期,周族先人避夏桀之乱,即“自窜于戎狄之间”(《国语·周语》),开始了与戎狄交错相处的历史。其间虽有彼此相容的时期,但纠纷和冲突却是迄未间断,自建国前的公刘时代,经古公亶父、伯昌到建国后的穆王、懿王、厉王、宣王,直到西周末期申侯联合西戎杀幽王以灭西周,可以说它们之间的战争贯串于周人全部的历史。这种情况先秦诸子和史书多有记载,《汉书·匈奴传》云:

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太王亶公,亶父亡走于岐下。豳人悉从亶父以邑焉,作周。其后百有余岁,周西伯昌伐畎夷。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酆镐,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名曰荒服。其后二百有余年,周道衰,而周穆王伐畎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于是作《吕刑》之辟。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玁狁之故”,“既不日戎,玁狁孔棘”。至懿王曾孙宣王,兴师命将以征伐之,诗人美其大功,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是时,四夷宾服,称为中兴。至于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与申侯有隙,申侯怒而与畎戎共攻杀幽王于丽山之下,遂取周之地,卤获而居于泾洛之间,侵暴中国。

可以看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周人与戎狄之间的战争,周人是败多胜少。具体说来,在夏、商至周穆王之前,周人与戎狄互有胜负,而自穆王之后则形势逆转,周人失败越来越多,直至最后被戎狄消灭。总之,“西周的末期数王,西北边患几乎未曾断绝”(注:许倬云:《西周史》,288页,三联出版社,1994。),周人战败,戎狄入侵, 灾难和痛苦随之而至。严重的灾难和巨大的痛苦引发了对于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忧患意识油然而生。这种经过漫长岁月所培植起来的意识和感情由于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而在人们的心灵中深深扎根。宣王号称中兴之王,但是西北战绩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像一些史家所宣扬的那样辉煌。实际情况是宣王时周人与戎狄发生过两次大的战役,战略上采取的是防御政策,“即使追奔逐北,也只是对于入侵的反击。‘城彼太原’及‘城彼朔方’,都是建筑北边的要塞,而玁狁入侵的地点,可以深入到泾洛之间,直逼西周的京畿。(见王国维《观堂集林》)”(注:许倬云:《西周史》,289页,三联出版社,1994。)可见, 宣王时期对西北戎狄的战争尽管取得一些胜利,但来自戎狄的威胁并没有解除,这就是说,西北部乃至整个王朝仍然处于戎狄的威胁之下,人们仍然生活在战争的巨大阴影之中。所以宣王时期周人与戎狄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人们的精神也一如继往,始终处于悲抑之中,并充满了忧患。正是这种迫切的现实原因加上历史的因素,内在地决定了战争诗的基调和思想感情。所以《采薇》、《出车》诗中的悲抑情绪和忧患意识,归根结底还是历史和现实生活的反映。

与西北对戎狄的战争相比,在东南对荆楚徐淮的战争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这也有其深刻的历史、地理原因。

前面说过,周族从起源、发展、强大直到建国的漫长历史时期始终与戎狄交错相处,它们之间经常发生战争。而周族与东南的诸夷则部居悬绝,天各一方:周人在渭水、泾水一带即陕西南部地区,而东南诸夷则在淮河和汉水一带,即河南、安徽、湖北部分地区。它们之间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无从发生战争。待到周人灭商入主中原,逐渐与诸夷有了接触的时候,周人已经从蕞尔小邦变成了泱泱大国了。这就是说,从周王朝与诸夷对峙的开始,就以一个强大的天子之国虎视东南的面貌出现,这种形势同襁褓时期与戎狄之间的关系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据《竹书纪年》记载:周人南征是从康王正式开始:康王十六年“锡齐侯伋命,王南巡守至九江庐山中”。从这时起,铜器铭文中对历代周王南征的记载很多,充分说明,周人把对东南诸夷的战争作为国家的一件大事,始终放在重要的地位上。昭王更热中于南征,“昭王南巡守不反”(《史记·周本纪》),为征服诸夷付出了生命。但是从这时期起周天子的声威大振,诸夷便开始臣服。铜器铭文记载,周天子讨伐了诸夷中的一个邦,结果有26个邦都来朝见。自此以后直到宣王时代,其间虽也曾发生战争,但基本上诸夷已成为周的属邦,称臣纳赋献贡。因此自周中期以后,东南部也就成为周王朝财富的重要来源。出于这种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因,周王朝不时炫耀兵力,以保持它在诸夷中的宗主地位。

总而言之,与周王朝在西北部战争中失败多于胜利,经常处于防守的地位不同,“西周对南方,大体上采积极的攻势。南方的战争,周人常是胜利者……”(注:许倬云:《西周史》,201页, 三联出版社,1994。)

从周康王开始与诸夷发生战争至宣王时代已历经九代君王几百年的时间。这几百年间的诸多历史事件以及由此形成的人们的精神和思想观念对反映东南部战争的诗篇《采芑》、《江汉》、《常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到这个时期,周王朝与诸夷之间的臣属关系早已确立并长期地延续下来。在周王朝君臣看来,这种关系是天经地义,自古而然,因此而形成的对诸夷战争的必胜信念有着充分的“历史根据”。周天子的军队南征,与西北战争双方的“平等”关系不同,它是王朝与属邦之间的战争,彼此之间不是“平等”关系,周王朝的将士完全是以一种居高临下、志在必得的姿态出现。不仅如此,战争结束以后,双方的将士也不像西北战争中那样地各自撤回,保持着彼此对峙的局面。在这里,周王朝的将士还要继续留下,宣扬周天子的“文德”,使诸夷彻底归服。对于周王朝来说,东南部地区乃是实施其“文德”、武略,天下归一的要地。《采芑》、《江汉》、《常武》诸诗中所突出的必胜信念和远大抱负正是这种观念的反映。

由于西北地区战争和东南地区战争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状况的不同,形成了不同战争诗的不同基调、感情和思想,诗歌内容的反差与不同地区的战争状况之间完全吻合一致,充分反映着这些战争诗的高度的历史真实性。这当然是诗歌作者忠于历史、忠于现实、忠于生活,按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进行创作的结果。比较而言,反映西北战争的诗歌《采薇》、《出车》和《六月》与反映东南战争的诗歌《采芑》、《江汉》、《常武》从历史和生活中汲取的东西各有侧重。前者更多地汲取了西北地区人民在长期战争及其所带来的痛苦中的感情和体验,是当地人民思想感情艺术概括的结果。而后者除了从历史和现实中汲取营养之外,更多地融合了周王朝上层统治者的观念意识,是历史、现实和这种观念意识艺术综合的结果。不同地区的战争诗尽管有这种区别,但同样都取得了高度的艺术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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