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翠 刘石:“四皓”、“南山”与陶渊明

分类: 文学 作者: 时间:2020年01月16日

「刘翠 刘石:“四皓”、“南山”与陶渊明」是一篇关于“陶渊明,四皓,南山,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文艺研究》(京)2010年11期(专栏),由刘翠(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本文考辨“四皓”隐居地名及其与陶渊明诗句“悠然见南山”的关系,并针对学术界的一些观点,就如何全面、辩证地理解陶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四皓”是历史上一组有名的人物,其故事最早见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那就是汉帝刘邦欲废吕后所生太子,立戚夫人子赵王如意。留侯张良为吕后支招:有四位老人,因上慢侮人,逃匿山中,义不为汉臣。若能卑辞安车,请其出山,是一助也。后果如所计。此四位老人即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①。但其所逃之山的山名商山和“四皓”的统称,在正史中要到一百多年后东汉班固撰写的《汉书》才出现,那就是高帝“求聘四皓”②,又“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③。至于“商山四皓”联缀成词,则大约以三国魏曹植的《商山四皓赞》④为较早。

但“四皓”所隐之地,“商山”之外,还有“南山”一说,且其在载籍中出现的时间,甚至还较前者为早,此即西汉扬雄《解嘲》所云:“四皓采荣于南山。”⑤荣者花也,或谓名声。不特此也,“南山四皓”成词,似亦早于“商山四皓”。宋陈彭年《广韵·十六蒸》“应”条下:“汉有应曜,隐于淮阳山中,与四皓俱征。曜独不至,时人语之曰:‘南山四皓,不如淮阳一老。’”⑥据此,则“四皓”当时就有称“南山四皓”的了。又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颢”字条:“南山四颢,白首人也。”⑦颢,白貌。与较早提出“商山四皓”的曹植同时的孔融,亦用过“南山四皓”的说法⑧。那么“商山四皓”与“南山四皓”二称究竟何者为是呢?查唐李泰《括地志》:“终南山……一名南山。”⑨可知南山即终南山也。又考宋程大昌《雍录》:“终南山横亘关中南面,西起秦陇,东彻蓝田,凡雍、岐、郿、鄠、长安、万年,相去且八百里,而连绵峙据其南者,皆此之一山也。”⑩唐柳宗元《终南山祠堂碑》:“惟终南据天之中,在都之南,西至于褒、斜,又西至于陇首,以临于戎。东至于商颜,又东至于太华,以距于关。”(11)按《汉书》“自征引洛水至商颜下”句,唐颜师古注:“商颜,商山之颜也。谓之颜者,譬人之颜额也,亦犹山领象人之颈领。”(12)合此数条,又可知终南山绵延八百里,商山为其支阜(13)。是则称“商山四皓”者为详言之,称“南山四皓”者乃统言之。“四皓”所隐商山的具体位置,史书及舆地书中亦有记载。《汉书》“避而入商雒深山”句,颜师古注:“即今之商州商雒县山也。”(14)《水经注》卷二○“丹水出京兆上洛县西北冢岭山,东南过其县南”句,北魏郦道元注:“县故属京兆,晋分为郡,《地道记》曰:‘郡在洛上,故以为名。’……楚水注之,水源出上洛县西南楚山,昔四皓隐于楚山,即此山也。其水两源,合舍于四皓庙东。”杨守敬疏:“盛弘之《荆州记》:‘上洛县有商山,其地险阻,林壑深邃,四皓隐焉。’旧志,山在商州东八十里。《水经注》谓即州西南之楚山,非也……《地形志》:‘上洛县有四皓祠。’《一统志》:‘四皓庙在商州西金鸡原。’”(15)可知商山之具体所在,古人的说法早不能完全一致,但大体上的位置还是清楚的,即在汉时的上洛,今陕西东南部商洛市属地。商洛市辖区内今尚存有多处“四皓”遗迹,如商州区南高车山、西金鸡原均有四皓庙,丹凤县城西商镇有四皓墓,洛南县城西南有因四皓山而得名的四皓乡,等等。

关于这些遗迹的真伪问题,或许可以这么来看,(一)商山虽为终南山之支阜,但其自身也是一条山脉。据商洛市商州区博物馆雷文汉介绍,它西起商州区南的流峪口,并丹江东下,止丹凤县东,绵延亦达百余里。雷氏并且认为,商山既如此之广袤,“四皓”隐居之地不止一处,则完全可能(16)。(二)“商山四皓”在后代与其说是一组历史人物,不如说是一个文化符号,后来的人们一面使用这个文化符号,一面也在用自己的想象建构这个符号。比如,“四皓”何时和因何隐居,在《史记》中,“四皓”亲口对刘邦说:“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17)《汉书》既从而因袭之(18),却又谓:“此四人者,当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19)避秦还是避汉,这之间的参差可不算小。此外,“四皓”原仅有名号,其姓名汉前著述不载,是在晋人皇甫谧《高士传》、江敞《陈留志》这些书中,完成了为其安排姓名的工作(20),所以歧说纷纭,如东园公或姓唐或姓庾,绮里季又叫绮里季夏,夏黄公或姓黄或姓崔;另外,东园公又叫园公,又叫圈公。颜师古讥之为“自相错互,语又不经”(21),实亦不足怪矣。至于所谓汉高祖给太子的手敕,“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大事也”(22)云云,和张良致“四皓”书“仰惟先生秉超世之殊操”(23)云云,本来就是小说家的踵事增华,更不必较真。当年顾颉刚提出过“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命题,“商山四皓”不过是其中之小而又小者。

“商山四皓”与“南山四皓”长期共存并行,但更为人所知的还是“商山四皓”的说法。所以沈从文看到“近半世纪新出土两件文物”,一是过去日本人在朝鲜发掘的汉墓中出土的竹筐,另一是河南邓县南朝墓中出土的画像砖,上面的两幅“四皓”图旁都有“南山四皓”的题识,就感觉非常新鲜。他初见前一件文物,还怀疑是“商”、“南”形近,乃题识者之笔误。当再见到后一件文物,才敢于肯定“南”字不是误书。这说明传世文献中屡见的“南山四皓”,他可能未曾注意及之,这就难免要影响判断的准确了。比如他说竹筐的年代大致在两汉之交,“可证那时民间工师是叫这四个人作‘南山四皓’的”。但从上述可知,把这四个人叫作“南山四皓”的,何止“那时”,又何止“民间工师”而已!至于他结合画像砖的年代,说“原来史传上的‘商山四皓’,汉代和六朝人通说是‘南山四皓’”,就又似乎表明他对那时传世文献中与“南山四皓”并行的“商山四皓”注意得也不够(24)。

陶渊明《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是一首名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其中的名句(25)。历代关于这两句诗的争论颇多,但多集中在下句第三字作“见”还是作“望”上(26)。到了沈从文的文章出来,又增添了一种饶有意趣的见解。沈从文说:“多少年来学人论陶诗时,欢喜引‘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对于这两句诗的解释,大致多以为这十个字显得陶渊明生活态度多么从容不迫,不以得失萦怀累心。东篱采菊是实,所见南山也不尽虚。我惭愧读书不多,不能明白千多年来讲陶诗的,有没有人曾提起过这两句诗,事实上是不是也还有些感慨,正可和‘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发生联系,用事虽不同,立意却相近。原来渊明所说‘南山’,是想起隐居南山那四位辅政老人,并没有真见什么南山!何以为证?那个画像砖产生的年代,恰好正和渊明写诗年代相差不多。”(27)此见解虽新颖,存在的问题却是明显的,现在让我们来讨论。

“商山四皓”又称“南山四皓”,诚然。但何以陶氏所见之“南山”指的就是“四皓”所隐之南山?何以陶渊明就是想起了那座南山中的“四皓”呢?文章中并没有直接给出解释。夷考陶氏一生行实,其足迹未曾踏及北地,故其“悠然”所“见”者若为实写,则必非北地之商山,是可必也。而凡读陶诗者,实不难判断其为实为虚也。谓其为虚写者,岂不见紧接其后的“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二句乎?且由历史上辨为“见”为“望”者之众可知,历代读此诗者亦多解为实写。如苏轼这段有名的评论:“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28)又清方东树云:“此但书即目即事,而高致高怀可见。”(29)王国维云:“写景如此,方为不隔。”(30)以上“境与意会”、“即目即事”、“写景如此”云云,是其意皆以陶诗所写为实景也。又南宋洪迈云:“渊明诗文率皆纪实,虽寓兴花竹间亦然。《归去来辞》云:‘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旋。’其《饮酒》诗二十首中一篇云:‘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所谓孤松者是已,此意盖以自况也。”(31)范子烨深韪此说,并“为补充与‘孤松’至为相似之一例”,那就是《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诗:“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与《止酒》:“好味止园葵。”谓园葵即西园之葵(32)。按,渊明诗文是否“率”皆纪实自可再论,但古今学者拈出的二例,证明了渊明诗歌的写实特征,那是无可怀疑的。这对于我们理解“南山”的写实性,也自具有启发意义。

因对陶渊明享年的看法和对诗句的理解不尽一致,古今学者对包括此诗在内的《饮酒》组诗的系年出入颇大(33),但无论何种,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都认为作于闲居浔阳故宅时(34)。按东晋时浔阳故地在今九江市西,庐山正在其南,故论者多谓“南山”即“庐山”(35)。查陶诗中“南山”凡三见,除《饮酒》其五的本条外,另二条为《归园田居》五首其三:“种豆南山下。”《杂诗》十二首其七:“南山有旧宅。”此外还有《游斜川》提及的“南阜”等,亦均显指庐山,前人亦固已言之矣(36)。“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句前人评论纷如,根据理解深浅的不同,我们可以将之分作三层。偏于表层者谓其“境与意会”、“即目即事”,已见前引;探其中层者谓其“悠然忘情,趣闲而累远”(37)、“闲远自得”(38);悟入深层者谓其“知道之言”(39)、“深入理窟”(40)。而此最后一层,亦有举以解其全诗者。知什么道?入什么理?但凭意会,出语则落第二义矣,但这里仍愿举两则以供读者参考。明郎瑛云:“夫《饮酒》第五首,脍炙人口者也。尝往来胸中,若有所得其好者。夫以第一句‘结庐在人境’,似静中有动;第二句‘而无车马喧’,似动中有静。三四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即心境浑融处也;五句‘采菊东篱下’,是潜心求一,六句‘悠然见南山’,是得一之征矣;七八句‘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乃至和充溢,表里盎然;九句‘此中有真意’,所立卓尔;十句‘欲辨已忘言’,正未由也已。可见陶公心次浑然,无少渣滓,所以吐词即理,默契道体,高出诗人,有自哉!”(41)清王士禛云:“通章意在‘心远’二字。‘真意’在此,‘忘言’亦在此。从古高人只是心无凝滞,空洞无涯,故所见高远,非一切名象之可障隔,又岂俗物之可妄干。有时而当静境,静也,即动境亦静。境有异而心无异者,远故也。心不滞物,在入境不虞其寂,逢车马不觉其喧。篱有菊则采之,采过则已,吾心无菊。忽悠然而见南山,日夕而见山气之佳,以悦鸟性,与之往还,山花人鸟,偶然相对,一片化机,天真自具,既无名象,不落言诠,其谁辨之?”(42)人多称陶诗隐居田园之作“平淡冲和,潇洒脱落”(43),“天机和畅,静气流溢”(44),这首诗就是这类诗的典型代表。所以,鲁迅虽于陶渊明其人持“倘有取舍,即非全人”说,被选来作为与其“金刚怒目式”相对立的“浑身静穆”类代表的,却正是“悠然见南山”这一句(45),因为他的理解与常人是同样的:“在东篱下采菊,偶然抬起头来,悠然地见了南山,这是何等自然。”(46)

“四皓”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其核心内涵不是一个而是两个,并且是相反的两个,就是肥遁避世和出山辅政。古人多有绾合二者而颂咏之者,如三国魏曹植《商山四皓赞》:“嗟尔四皓,避秦隐形。刘项之争,养志弗营。不应朝聘,保节全贞。应命太子,汉嗣以宁。”(47)白居易赏识其“出处两逶迤”,表达“天下有道见,无道卷怀之”、“何必长隐逸,何必长济时”(48)的传统思想。但也有不以为然者,白居易的朋友元稹就针锋相对,讥讽其出处两失宜,所谓“舍大以谋细,虬盘而蠖伸”(49)。晚唐人蔡京《责商山四皓》:“秦末家家思逐鹿,商山四皓独忘机。如何鬓发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50)则转而嘲其不能终隐。这可说是“四皓”接受史中一种特别的声音。“四皓”给予后世更大影响的,似乎又还是其作为隐者的品格。唐李华《四皓赞》:“时浊代危,贤人去之。商洛深山,鸾鹤潜飞。汉以霸兴,皇王道衰。玉帛虽至,先生不归。吾非固然,可动而起。庞眉皓发,来护太子。至尊动容,夺嫡心已。四贤暂屈,天下定矣。返驾南山,白云千里。”(51)虽然意涉二端,重心却显然落在功成身退、出而终隐。

还有更多纯粹将“四皓”视作隐士而加称颂的文献,如《汉书》将其与之前的伯夷、叔齐和之后的郑子真、严君平等逃世者并举,并谓“自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郑子真、严君平皆未尝仕,然其风声足以激贪厉俗,近古之逸民也”(52)。汉光武帝刘秀亦有诏曰:“自古尧有许由、巢父,周有伯夷、叔齐,自朕高祖有南山四皓。自古圣王皆有异士,非独今也。”(53)东汉末荀悦:“想伯夷于首阳,省四皓于商山,而知夫秽志者之足耻也。”(54)三国魏阮瑀:“四皓隐南岳,老莱窜河滨。颜回乐陋巷,许由安贱贫。伯夷饿首阳,天下归其仁。何患处贫苦,但当守明真。”(55)又《后汉书》分逸民为若干类型,其中一类是“或去危以图其安”,唐李贤注:“四皓之类也。”(56)等等,不一而足。如果我们硬要将陶句中的“南山”理解成虚写,南山确指“四皓”所居之“南山”,“见南山”确是想起了“南山四皓”,那么想起的又是“南山四皓”的什么呢?其意又偏在何端呢?

鲁迅说:“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57)他多次提到陶渊明“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58),“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59)。这种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宏观把握是正确的,陶渊明的入仕轨迹俱在,他的诗文包括集忧愤孤傲、激昂感慨与闲情高致于一体的《饮酒》组诗俱在,皆能证明这种对陶渊明的判断也是符合事实的。不过这并非鲁迅的独得之秘,宋末元初王应麟就说:“陶靖节之《读山海经》,犹屈子之赋《远游》也。‘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悲痛之深,可为流涕。”(60)清代顾炎武也说:“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61)近代龚自珍的诗句则云:“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62)至于王国维还举过陶渊明的“终日驰车走,不见问所津”,称为“诗人之忧世也”(63)。从学术的角度说,这类见解显示了研究者视野的全面和立场的辩证,是其可贵之处。但亦因如此,我们在研究陶诗时就不能一以这类见解为依归。如果这样,这类见解就成为我们全面考察和辩证理解陶诗的障碍了,就和它们体现的精神背道而驰了。宋人黄彻说:“世人论渊明,皆以其专事肥遁,初无康济之念,能知其心者寡也。”(64)清人谭嗣同说:“陶公慷慨悲歌之士也,非无意于世者,世人惟以冲淡目之,失远矣。”(65)但我们要知道,“皆以其事肥遁”和“惟以冲淡目之”的问题出在“皆”和“惟”,而不出在“事肥遁”和“冲淡”。“事肥遁”和“冲淡”自是陶渊明其人其诗不可否认的另一重要特色,而且,是基本特色。陶渊明一生享寿有六十三、七十六岁等多说,较正式的入仕时间满打满算不过八年(66)。他临终所说的“寿涉百龄,身慕肥遁”(《自祭文》)既非虚语,梁钟嵘称之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67),则亦可称良有以也。“尝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68)唐人孟浩然的这种理解也就不能算不对。至于他少仕多隐的原因,自然有道紊世乱、不偶于时的无可奈何,最根本的还是出于其“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归去来兮辞序》)的天性和“廉深简洁,贞夷粹温”(69)的胸襟。然则其诗中多隐逸之作、静穆之篇如《饮酒》其五之类,就不仅是理之所当然,而且必得如此,方可称名实相符。

陶诗中确有明确咏及“四皓”的作品,相对于一百几十首的全部诗作来说,数量还不算少,却无不指向“四皓”高邈绝尘、避隐遁世一点。第一首为《桃花源诗》:“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语意甚明,无庸赘言。第二首为《饮酒》其六:“行止千万端,谁知非与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毁誉。三季多此事,达士似不尔。咄咄俗中恶,且当从黄绮。”诗句体现了作者的感愤之心、康济之念、忧生之情,证明了鲁迅的那句话,“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70)。但这些怀抱、念头和心绪竟归于一,就是“且当从黄绮”,所以王叔岷笺证云:“第六首言超然于世俗之是非,自甘退隐也。”(71)第三首为《赠羊长史》:“路若经商山,为我少踌躇。多谢绮与甪,精爽今何如。紫芝谁复采,深谷久应芜。”诗为赠羊松龄衔命出使秦川称贺刘裕破后秦平关中而作,秦川为四皓隐地商山之所在,故诗句道及之。宋吴仁杰谓此数句“与《饮酒》诗‘且当从黄绮’同意。当桓、刘之世,先生不出世,如避秦也”(72)。可知,即使在送官员出使的时候,一个归园田居者表达的,依然是对异代不同时的另外四位归隐者的礼赞!第四首为《蜡日》:“未能明多少,章山有奇歌。”二句意晦,潘重规、王叔岷认为,章山即商山,奇歌即四皓紫芝歌(73)。若果属意于紫芝歌(74),则自亦属意于隐遁矣。由此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陶渊明对于“四皓”确实是心驰神往的,但其心之所属并不在其辅政一点,而在其隐遁一点,就是王叔岷所说的:“商山四皓之隐遁,固陶公所向往者。”(75)而其所以向往之原因,上引宋人吴仁杰数句既早作出了分析,王叔岷亦云:“四皓处秦、汉易代之交,退隐商山;陶公处晋、宋易代之交,退隐田园。其境遇相似。”(76)因而,这首被宋人称为“摆落世纷”(77)、“超然邈出宇宙之外”(78)的诗,其中的“南山”不应与“四皓”相涉(79)。果若相涉,其向往于“四皓”者亦决非在其出山辅政,而在其高蹈避世。就是说,不是“想起隐居南山那四位辅政老人”,而是“想起南山之中的那四位隐居老人”;不是“正可和‘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发生联系”,而是体现了陶渊明追慕“四皓”、翛然绝尘的心情。

关于“悠然见南山”,除文博学家沈从文外,训诂学家徐复又有一种解释。《晋书·隐逸传》:“翟汤字道深,寻阳人,笃行纯素,仁让廉洁,不屑世事……司徒王导辟,不就,隐于县界南山。”(80)徐复据此谓“见”当作“望”:“望南山,指翟汤言。望谓注仰,有向往义……作‘见’义无可说。”(81)此说与沈说一样别开生面,但也与沈说一样全然未作论证。因此,虽然陶渊明的继室出于浔阳翟氏(82),虽然向往隐士比向往辅政与全诗的基调来得相合,结论却同样显得仓促,穿凿不足以服人也。又王瑶释“采菊”二句:“相传服菊可以延年,采菊是为了服食。《诗经》上说‘如南山之寿’,南山是寿考的征象。”(83)这些都属于化空灵为质实,变悠远为执著,变理趣为看似有理而其实无趣了,故统不取。清人沈德潜对于陶诗有一种看法:“晋人多尚放达,独渊明有忧勤语,有自任语,有知足语,有悲愤语,有乐天安命语,有物我同得语。”(84)应当说,晋人放达的外表下也有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沈语于此似稍有未达一间之憾,但他指出陶渊明诗歌内容和情感的多样化,确实是很有见地的。

注释:

①(17)《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47页,第2047页。

②③(12)(14)(18)(19)(21)(52)《汉书》,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77页,第3056页,第1681页,第3056页,第2036页,第3056页,第3056页,第3058页。

④赵幼文:《曹植集校注》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9页。

⑤张震泽:《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193页。

⑥陈彭年:《宋本广韵》,中国书店1982年版,第179页。

⑦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九篇上“页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420页。

⑧(56)《后汉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08页,第2756页。

⑨贺次君:《括地志辑校》卷一,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页。

⑩程大昌:《雍录》卷五,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05页。

(11)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五,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27页。

(13)清顾祖舆称商山为“终南之支阜”(《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四《陕西三·西安府下·商洛山》,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2594页。按,标点者将此句阑入皇甫谧语,似非),是。由此亦可知,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谓:“南山曰商山,又名地胏(同肺——引者)山,亦谓楚山。”(《丛书集成初编》第3701册,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39页)清段玉裁亦谓:“曰蓝田山,曰商洛地肺山,曰终南山,东西相接八百里,实一山也。”(《说文解字注》九篇上“页部”,“南山四颢”条下,第420页)谓诸山为一山,则不甚准确了。终南山与其他诸山的关系,不是异名同指,而是以大涵小。

(15)杨守敬、熊会贞:《水经注疏》卷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1727页。

(16)雷文汉:《商州四皓庙四皓墓稽考》,载《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

(20)周密:《齐东野语》卷五《四皓名》(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5页),郎瑛:《七修类稿》卷二三《四皓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48页),《汉书·王贡两龚鲍传序》颜师古注(第3056页)。

(22)(23)殷芸:《殷芸小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卷一第4页,卷二第54页。

(24)(27)沈从文:《“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外文出版社1996年版,第88—89页,第89页。

(25)本文所引陶渊明诗文,皆据袁行霈《陶渊明集笺注》,中华书局2003年版。为省篇幅,略去页码。

(26)程千帆:《陶诗“结庐在人境”篇异文释》,《程千帆选集》下册,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229页。

(28)苏轼:《题渊明饮酒诗后》,《东坡题跋》卷二,《丛书集成初编》第1590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8页。

(29)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3页。

(30)(63)王国维:《人间词话》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0页,第6页。

(31)洪迈:《容斋三笔》卷一二“渊明孤松”,《容斋随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56页。

(32)范子烨:《悠然望南山——文化视域中的陶渊明·诗人的骋望与还乡》,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版,第361页。

(33)或谓其作于终隐之前的晋安帝元兴二年(403),见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许逸民辑校《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页),或谓其作于终隐之后的安帝义熙十二三年(416-417),见宋汤汉《陶靖节先生诗注》卷三(《续修四库全书》第1304册,第121页)。王瑶、袁行霈定在义熙十三年(分别见《陶渊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7页;《陶渊明年谱汇考》,《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53页)。又,邓安生定于义熙十一年(见《陶渊明〈饮酒〉诗作年考辨》,载《天津师院学报》1981年第6期)。

(34)其实《饮酒》组诗序开头即云“余闲居寡欢”,已自言明矣。

(35)如丁福保:“南山指庐山而言。”(《陶渊明诗笺注》卷三,上海医学书局1927年版,第13页)傅东华:“南山,指庐山。”(《陶渊明诗》,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第23页)

(36)如杨勇注“种豆南山下”:“渊明所指南山,则是庐山。”(《陶渊明集校笺》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0页)逯钦立注“南山有旧宅”:“南山,指庐山。”(《陶渊明集》卷四,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9页)古直注“南阜”:“南阜,谓庐山也,凡诗中南岭、南山,亦即庐山。”(《陶靖节诗笺》卷二,上海聚珍書局,1926年版,第4页)

(37)晁补之:《题陶渊明诗后》,《无咎题跋》卷一,《丛书集成初编》第1565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按“累”字一作“景”,又作“心”。

(38)(78)蔡启:《蔡宽夫诗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第16页。

(39)(40)(77)葛立方:《韵语阳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卷三引苏轼语第43页,卷四第53页,卷四第53页(“摆”字原脱,据周本淳校点《诗话总龟》后集卷二十五补,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60页)。

(41)郎瑛:《七修类稿》卷一六《渊明非诗人》,第238—239页。

(42)朱燮辑《古学千金谱》卷一八,清治怒斋藏板,第21页。

(43)归有光:《陶庵记》,《震川先生集》卷一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426页。

(44)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2152页。

(45)(59)(70)鲁迅:《题未定草(六)》,《且介亭杂文二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5页,第213页,第205页。

(46)(57)(58)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2页,第112页,第112页。

(47)《艺文类聚》卷三六归入“隐逸”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49页),味其所咏,显然包含入世内容。

(48)白居易:《答四皓庙》,《白居易集》卷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4页。

(49)元稹:《四皓庙》,《元稹集》卷一,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页。

(50)《全唐诗》卷四七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362页。

(51)《全唐文》卷三一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27页。

(53)袁宏:《后汉纪·光武皇帝纪卷五》,《两汉纪》,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84页。

(54)荀悦:《申鉴·杂言下》,《诸子集成》,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8页。

(55)阮瑀:《隐士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魏诗》卷三,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81页。

(60)王应麟:《困学纪闻》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17页。

(61)顾炎武:《日知录》卷一九“文辞欺人”,黄汝成《日知录集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5页。

(62)刘逸生:《龚自珍己亥杂诗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83页。

(64)汤新祥校注《X(上“巩”下“石”)溪诗话》卷八,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3页。

(65)谭嗣同:《致刘淞芙书》,《谭嗣同全集》卷三,三联书店1954年版,第379页。

(66)袁行霈:《陶渊明与晋宋之际的政治风云》,《陶渊明研究》,第78—100页。

(67)陈延杰:《诗品注》卷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1页。

(68)孟浩然:《仲夏归南园寄京邑旧游》,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

(69)颜延年:《陶征士诔》,《文选》卷五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91页。

(71)(75)(76)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中华书局2007年版,卷三第296页,卷三第371页,卷三第296页。

(72)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义熙十三年条下,《陶渊明年谱》,第20页。

(73)分别见潘重规《陶诗析疑》,载《清华学报》1968年新7卷第1期;王叔岷《陶渊明诗笺证稿》,卷三第371页。

(74)皇甫谧《帝王世纪》载:“四皓始皇时隐于商山,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晔晔紫芝,可以疗饥。唐虞世远,吾将何归?”《丛书集成初编》第3701册第39页。

(79)从“黄绮之商山”、“路若经商山”两句可知,陶渊明凡明确提及四皓隐居之地,均称“商山”而不作“南山”,这也足够成为我们理解“南山”含义之一助。

(80)《晋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445页。

(81)徐复:《〈陶渊明集〉举正》,《徐复语言文字学论稿》,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

(82)萧统《陶渊明传》:“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陶渊明年谱》,第252页)王质《栗里谱》“太元九年”条:“妻翟氏偕老……当是翟汤家。”(同上,第2页)

(83)王瑶注《陶渊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1页。

(84)沈德潜:《说诗晬语》,《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32页。

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