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庙堂太远,江湖很近

分类: 文学 作者: 时间:2019年12月25日

「王学泰:庙堂太远,江湖很近」是一篇关于“游民,社会经济”的深度文章,最早发布在作者博客(专栏),由王学泰(作者)创作而成。本文属于“天益学术,语言学和文学,文学与文化演讲”的范畴。仔细阅读本文,能够增加您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的知识。

主流文化之外的通俗文化

今天讲的是底层文化问题,就游民文化的问题。我们审视传统文化和另外一个视角,我们经常讲传统文化,讲到传统文化,大家伙马上想到儒家、佛家、道家,影响2、30年,最近全面继承传统的人,又把儒家也抬到特别高的地位。

实际上这些文化应该说都是奠基文化,奠基文化在过去师资率很低的情况下,只活跃在士大夫阶层。实际我们还忽略了一个最民间有广泛影响的文化,这就是通俗文化。通俗文化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通俗小说、通俗戏曲、曲艺等这一系列的东西,就和现在的电视剧对于它的影响远远比庙堂文告影响大一样。我参加中央电视台的节目,我经常讲,讲历史非常好,但是一定要给老百姓一个真实的历史。过去我们传统剧包括京剧、昆曲很多剧不是真实的历史,有的文人士大夫想象的历史,更多是底层江湖艺人想象的历史,这个历史离真实性非常远。

我们的戏不太像生活,特别是城市化的戏,京剧举手投足和生活离得非常远,谁那样做事谁那样说话,而且节奏非常缓慢,但是我们的生活又很像戏,因为中国古代,自从宋代以后,中国社会运动往往在戏曲指导下,不仅仅是民间的,像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是最为明显的,那些大师兄都要化妆成为黄天霸,化妆成孙悟空、猪八戒,张鸣读博士的时候写过义和团戏剧化的走向,中国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很大程度上是取得了天地会的支持,天地会恰恰是戏剧化组织也好,组织方式也好,活动方式也好,戏剧化程度非常高的秘密帮会。中国的社会运动受到通俗文化影响非常大,不管什么新的观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年到1936年期间,我们在江西搞了苏维埃共和国。宗法农民不懂苏维埃是怎么回事?但是老百姓说,苏维埃怎么回事,我们这儿最初来造反的是苏兆征,苏兆征死了,太子继位叫苏维埃,老百姓通过通俗文化来说的。

三年困难时期饿死很多人,中央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派政治局这些人去下面调查,邓小平同志被派到陕北,陕北的老农见到他握着手流着泪说,朝里是不是出了奸臣,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老百姓就这样理解中国,当时革命胜利已经15、6年了,但是老百姓还是这样理解的,2006年我到陕西电视台做一个节目,当地有一个迪马,这个作者也是写得很多,他讲到一个事情,他是陕北村里头出来,现在陕北村里头还认为在北京坐朝廷的是华主席,这些词汇这些观念,我们现在的一些当官的,县太爷自称是人民的父母官,通俗文学这个东西,父母官这个词诗经里就有了,真正流行开来是宋代,把县一级的官叫父母官是明清两代,埠内级是老公族。老百姓,理解现实事务的时候,通俗文化对他的影响。通俗文学在我们影响是很大的。

通俗文化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唐代以及宋代以前不能说没有通俗文化,但是通俗文化在当代以前,在人民当中占得地位不高,因为当时,当时的城市不是很发达,从现在的记载来看,像以前的通俗文化,宋代以前的通俗文化很大程度上借着宗教的言说在民间流行,像伍子胥变文,真正通俗文化的兴起应该说是,特别是发展是始于宋代。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这首歌应该是大家伙经常见到的,蔡伯杰是汉朝人,戏曲中中了状元,把原来的妻子抛弃了,又娶了一个,跟陈世美差不多,没有这样的故事,在民间的艺人在做场,眼睛失明的艺人正做场,说唱艺人正在演出,又不是他本人,身后是否谁管得,是从哪儿来的,从盲翁来的,教给广大民众的故事,不是真实的历史故事,而是经过底层艺人改编的故事。应该说在宋代的时候,民间通俗文艺演出就已经非常丰富了,已经非常广泛了。

陆游还有另外一首歌,看到山家演小戏,早年从军在四川,在四川看戏的情景,不仅在陆游的老家绍兴一代有民间演出,年轻的时候从军在蜀中的时候,曾经也看过这一类的演出,就可以看出来,当时通俗文艺演出不仅盛行于文化经济特别发达的江浙一带,也盛行在巴蜀一带。当时通俗演出已经非常盛行了。

但是这种民间演出节目是很复杂的,应该说有的一些民间的曲艺节目,戏曲节目、通俗节目反映中下宗法农民的想法。比如我们现在经常说的,中国的四大传说中的两个传说,一是牛郎织女的故事,显然就反映男耕女织的生活。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这个故事反映了暴政对于底层民众对于宗法农民和对于民众的压迫文化。民众反抗暴政的问题,实际上反映的生活和体现的思想意识应该说都是宗法农民小农的,但是也有很多的文化艺术作品就不一定是反映中下宗法农民的想法。这段话是清代一个重要的史学家钱大新,是非常重要的人物,黄宗羲的学生,在清朝康熙民间修明代史的时候就参加了修史活动,著作有《22史札记》。自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了一教,叫小说。小说演绎之书未尝自己为教也,他们并没有说要教化谁,但是因为这些小说太吸引人了,所以士大夫、农工商贾都非常熟悉他,以至于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也借文如见之,不仅仅有文化的人,士大夫他们喜欢,而且不不识字的儿童妇女也喜欢看这些作品,所以说他们的影响比如是道三教更大。为什么大呢?佛家道家劝人向善,佛教和道教都是劝导人走行善的道路,小说专导人以恶,中国对这两个问题特别关注,一是奸道,中国想丑化人批判人就和57年反右似的,政治怎么反动,老百姓接受起来比较困难,所以那会儿一打成右派必然要加上非奸即盗,才足以使它搞臭。中国罪行中对这两条特别重视,这些事儒教、佛教、道教的书籍不肯公开说,而小说呢,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我们现在子弟受的教育已经非常多了,而又有这些通俗小说诱导他,他哪儿能不近于禽兽呢?我们普通人因为这些小说平常流行太多了,大家伙见得太多,习而不查,所以说,现在人老说,犯罪这么多,案子这么多,他们恰恰没看到正是因为小说专导人以恶而造成的,我们老说案子特别多,敢造反和盗窃特别多,小说的影响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这些小说以杀人为好看,以渔色为风流的想法已经渗透在那些青年子弟的心中,所以他们什么犯法的事都敢做,所以说使得风俗变坏了。风俗篇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俯视民众的问题,说得不是一点道理没有,说明当时通俗流行作品流行非常广泛,所说的年间是康熙初年,康熙十几年二十年说的话,当时的通俗流行作品影响非常大,影响不仅是读书人,不仅是那些有正当职业的人,而且影响了尚在闺中的妇女,还影响没成年的孩子,所以说才让儒释道三教之外还有这么一教。

小说教宣扬一种和儒释道三家不同的价值观,由于接受者众,形成有别于主流文化的传统,其特征是专导人以恶。这些小说宣扬一种特殊的价值观,所以说,钱大新又指出来,小说教这种地位几乎要挤占了儒释道主流思想地位,给一个朋友写得信中说,六经三史之文,因为这三种史书都属于个人的著作,个人的著作所以说就不同官场修得书,二十四史,除了前四史是个人著作以外,后面二十史都是官修书,官修书的局限很多。所以说,传统上被承认的,被文人所认可的是前四史。正统的主流文化几乎要被非主流的小说文化挤占了,为什么?因为吸引比六经三史之书更吸引人,一些子弟还在读,因为他们要考试,参加科举,不读这些书不行,就跟我们高考似的,必须得读那几本书,读研究生必须读这些范围的书一样,真正的喜好不在这儿。说明了钱大新这段话就说明了小说当时的影响之大。

实际上这些小说教讲得通俗文化,讲得是两种代表作品,一种是水浒传为代表的以杀人为好汉一些作品,包括戏曲通俗曲艺,比如说书之类。还有一类以渔人为风流,西厢记为代表,这些作品反映了底层社会游民的意识。解放以来很少用的观念,游民文化。

宗法社会之外的游民社会

解放初也用过游民这个词,解放初的时候用于无业游民的改造。大家伙一提到游民这个词就想起来没有职业,我用的游民,是针对中国古代社会而言的。因为古代社会我有一个地位,古代社会基本上是什么社会呢?我们从生产方式上是小农经济,个体的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从社会组织方式上是宗法制度,一个家族人和人之间是靠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中国古代官员非常少,大家现在对中国官的数目之多感觉到脑袋疼不得了,动则几百万上千万,大家老感慨古代的官有多少,唐代唐太宗一千一百多人,到了武则天已经官多得不得了,才一万多人,宋代那会儿则多是十几万人,那会儿已经非常多了。剑桥中国史写到晚清的时候有一句话,中国真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用最少数的官员统治人口最众多的国家。那会儿武官八千人,文官一万六千人,古代官员非常少,特别是和现在比起来。

因为是宗法社会,宗法社会,中国由家到国的,家国同构。中国是官本位,哪来的,首先是皇帝本位,君主本位,君主本位哪来的,就是家长本位。因为中国是由家族、氏族、部落这样发展起来的,中国国家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方式。所以说,中国的宗族和宗法制度是和专制皇朝是同构,宗法除了说明血缘关系之外,所谓宗法就是宗子法,宗子在周朝来说就是大家长,周子是天下的宗子,他传位第一长子,天子有很多的妃子,一个后,后生得最大的儿子叫第一长子,周天子的位置传给他,还有很多的儿子,其他儿子叫庶子,纷纷到各个国家建立诸侯国。周天子相对于诸侯国是大家长,我建立一个国家了,我建立一个晋国,分到晋国,当了诸侯,诸侯有一个正妻,很多的嫔妃,也生了最大的儿子,他的正妃生的孩子也叫第一长子,诸侯传位也传给第一长子,庶子分成大夫,诸侯对于大夫来说是宗子,再分成仕和小农,宗法结构是这么一个结构,总法就是宗子法,宗子实际上就是大家长,我们讲宗法是这样子的。宗法社会基本上可以分成三大段,都有区别,先秦算作一段,先亲到宋代以前算一个阶段,宋代之后又是一个阶段,这三段期间宗法结构有所差别,但是按照血缘组织社会组织,社会基层组织的方法基本上没有多大的改变,中国古代的社会组织除了行政组织制度以外,还有一种宗法组织。宗法组织制度和那个是同构,所以说社会基本上是稳定的。

历代皇朝都说以孝治天下,没有说以忠治天下的,为什么不说以忠治天下,不更利于封建皇朝吗?不更利于专制皇帝吗?皇帝不这样说,让你尽忠于我,尽孝,孝顺你的父母,大家伙都尽孝,等于这个社会就尽忠了,这个社会从小的权威到大权威,最后到一个天子绝对权威,文化大革命的荒唐把一切小权威全打倒,只树立一个权威,必然失败,中国古代皇权专制统治比集权统治聪明一些,我不宣扬这种聪明,中国这种古代社会专制统治结构,中国为什么能搞两千多年,因为结构太合理了,是超稳定,超稳定并不是铁板一块,因为里面有减震机构。科举制度,好像科举制度能从底层提拔官员,实际上这是什么呢?这实际上是用小官代替大官的,加强皇帝的专制统治,皇帝在位久了,别说和他一块打天下的人,咱们过去老张老李老王,最后你做了皇帝,我在你眼前跪下,心里不服。大臣威胁到皇帝的权威,暴力建立的政权绝不会以建立政权之后就会终止,暴力有一个延续的过程,有一个惯性,必须得有四五十年的暴力释放,要有一个再释放的过程。为什么?汉朝、明朝都有屠杀功臣的事件,就是因为这个。第一代打天下的人,必然威胁到天子的权威,就是我继位来的大臣久了也必然权力逐渐增长,影响到皇帝的权威。这怎么办?就得要提小臣代替大臣,西方也是这样子的。自己的马童、马弁、提过夜壶的侍者,因为老给他跟班而把他提拔成为贵族和大官,这是非常愚蠢,让人看不起,本来出身那个样子,中国搞一个制度化的,科举制度,从最底层提拔起来的人,还有一个选贤任能的美名,实际上选上未必能治理国家,未必就行,这毕竟是制度化的方式,不是根据皇帝个人喜好提拔起来的,这些小臣逐渐代替大臣,他感激是谁呢?感激的是皇帝,正像毛,打天下的人非常多,他在延安时期任用从白区来的没有军力的人,刘少奇,慢慢他威胁了,又换,再换一层,再换一个,最后有威胁,再换,最后换到王洪文,百分之百坚决支持他,因为只有他的存在,才能有他的存在,那些大臣就不同了,那些大臣必须得威胁到皇权的地位,才能够存在。所以说,统治术中有几个:用小不必用大,使功不如使过,老毛经常说团结犯过错误的同志,这话说得特别好听,使功不如使过,哪些人立过很多的多功劳,整天得向我要回报,使过,犯错误整天真信任我,把我安放在这么重要的地位,使近不如使远,使功不如使过,使大不如使小,一系列的东西。毛的很多操作性的东西,那是非常厉害的。

古代皇朝有一个减震机制,科举制度就是一个减震机制,不断提拔小,不断提拔新鲜的血液进入朝廷权力最核心的地位上。另外一个减震机制,言官制度,专为说话的官,而且说批评话的官,解放之后全没这个官了,封建时代台谏制度,台是监督官的,谏是监督皇帝的,台谏制度是专说批评话的,而且三个月之内不说批评话,您就要做一点检讨,不成就得挪挪窝。台谏制度有几个不得了,可以风闻奏事,我没根据,就听别人说的,你有贪污行为,皇帝从民间选几个妃子,虽然我不知道,我可以批评这个事情。第二,言官地位非常低,有人并不懂得这个道理,专制制度下对言官是不重视的,言官地位很重要,但是品位非常低,作为一种减震机制,这是最合道理,因为地位低,七品官,不惜官,敢向一品甚至向皇帝开火,最小的官,我说的这个话,没准鸣震朝野,明朝敢说话的前赴后继,用一品官说话,已经岁数大了,自己好不容易熬到这个地位,就和我们现在好多单位使用人爱使用从最苦的地位好不容易获得一个学士、硕士、博士,提拔成一个小官,这个小官得赶紧抱着,惜官。我为太子党说一句话,为什么太子党在中国不是很吃香的?就是太子党很多你给他个部长他都看不上。不惜官就容易造成有反主的意见就出来了,要造成社会动荡。

所以古代真心要听取意见的时候,就用地位非常低的人,这是古代专制制度减震机制,我不太用封建这个词,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当中把两千年用了皇权专制制度,封建制度是日本贩卖过来的词,是误译。实际上在这两千年皇权专制制度下,我们这种专制制度是实际上在皇权专制制度发展最为完善的制度,减震机制非常好。所以才能维持两三千年,当然两三千年维持下来有一个重要的减震机制就是游民不断地暴乱,毛主席说,中国宗法农民起义最多,基本上是五十年一小乱,两百年一大乱,中国乱就是解决吃饭问题,中国人口膨胀到一定的程度,吃饭问题解决不了了,就要发生社会动乱,发生社会动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游民这个群体,游民就是从宗法社会当中游离出来的人。

宗法农民一切都在他的土地里头,他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他要离开那块土地就什么权也没有了,一个宗法农民一辈子很难出到一百米之外,我是山西人,我在六十年代初的时候,困难时期我回过一次老家,我是北京生的。我的老家是在山西省清源县,应该说是很繁荣的地区,清源县已经是太原市的郊区县,我们那个村离着县城只有30多里地,但是我们那个村里没去过县城老头老太太有30、40人,宗法农民离开土地的机会非常少,很难变成游民。但是一变成游民,被宗法排挤出来,怎么被排挤出来?基本上应该说是由于人口的增殖,因为中国人口基本上是四五十年就能翻一番,如果不控制的话,基本上三四十年翻一番。

人口多了,土地少了,怎么办?所以说的美国华裔学者所说,中国土地内卷化问题,内卷化就是过密化。过去十亩地就养活十个人,现在成了二十人,我还在这十亩地里生活,只是精耕细作了,但是精耕细作绝不会使粮食翻上一番,但是可以增长20、30%,看着土地精耕细作了,人的劳动强度大了,人的生活水平也在下降,内卷化在一定程度上还能存在,人口翻上十倍,肯定会有一批人要从土地上排挤出来,排挤出来的人怎么办?如果还有土地可开垦地区的时候,可以流浪到别的土地上,再开一块土地,以他为始祖的一个家族,到了宋代人口发展很多,宋代初年有两个制度,历代不同的,一是不易兼并的制度。历代统治者有一个皇权争夺土地和对农民的统治权问题和剥削权问题,都有兼并土地的问题,被贵族兼并,农民不向皇朝纳税,而向贵族做贡献,到了宋朝初年,当时人口经过五代,战乱59年,人口丧失非常大,特别是北方地区,赵匡胤建立宋朝是中原地区为主,中原地区人口损失尤其大,统治地区人口不到一千万人口,河南、河北、陕西、山东、安徽,土地很多,用不着抑制兼并,没搞均田制度,愿意种哪儿就种哪儿,到了后来统一南方了,因为南方,比如南唐和五岳,受战争战乱比较少,相对社会比较稳定,那儿的田已经基本上固定了,没必要打乱那儿的社会结构,宋代定的是不易兼并的制度。

二是没搞均田制度,就是无皇帝老百姓也能耕作,造成了土地流转情况不一样,意志兼并给土地买卖制造很多的障碍,在宋代土地买卖障碍相对比较小,还是有障碍,土地买卖过程当中,流动比较小,土地流转就非常快。辛弃疾南宋的词人写过一首词,有一次他退休了,他儿子写信说,不让他退,田没买完,置好田产请他爸爸退休。他爸爸写了一首词骂他,千年田换八百主,一口能插几吃,千年的天地能换八百个主人,这一张嘴能插几个吃多少饭,要地还有够吗?从上一句话可以看出,当时土地流转情况非常快。土地流转特别迅速,就说明在这个时代被土地上排挤出来的人非常多,游民产生太多了,有卖的,就会有买的,为什么买天地,往往有地的人再买地,他的土地不断扩大,必然有些人被土地排挤出来,被土地排挤出来,就被宗法排挤出来,他们成为游民。

成为游民,在唐代以前,应该说到别的地方搞块土地以外,要进入城市是很难谋生的。因为宋代以前的城市,唐代和唐代以前是城防制度,用一个形象的说法,典型的大城套小城,城中有房,房就是封闭的小城,长安有108房,民众生活在房中,除非有特权的人可以临街开门以外,临街开门就是叫甲地,这个人出身于甲地,或有权力可以临街开房子,不在房里头开门,绝大多数贫民都在房里头开门,晚上房门一关就是一个小城,有一点像现在的社区。社区一封闭了,外人很难进去,而且管门的就像现在保安一样,房门关了,根本进不去,这种游民进入城市很难生存。

唐代的商业主要集中在东西两市,长安的地图东西两市在皇宫的两侧,当然房中有小型供应食品,大件的商品重要的商品频繁交易的商品都在东西两市,东西两市也有人守,到晚上就关门,盲流要进入到长安那种城根本没法生存。游民或者是最后就死亡,或者是到别的地区开垦一块土地,或者是有多种出路,做宋代以后的游民是非常困难的,到宋代这个城市就变化了,城防制改成街巷制度,街巷制度房门都可以临街了,大家可从事商业和服务业活动,宋代的大城市:开封、杭州这些商业和服务业都是非常发达的。

有人说资本主义,上星期四我在南方周末发了一篇《中国专制皇权研究》,那个商业不是我们现在理解的工商业,因为我们的小农经济,古代农耕的经济就有工商两门,就有商业和手工业的存在,因为小农绝对不能成为一种自然经济,过去说中国是自然经济,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指农业整体,不是指小农本身。孟子和徐星的徒弟就说过这个问题,都是种了地之后换来的,因为小农无论如何不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指中国的经济,不必依赖和外国的贸易满足,但是就小农个体来说,他不是自给自足经济,天然需要交换需要手工业。中国等到宋代,城市里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并不代表资本主义的产生,资本主义还要其他许多的条件的配合,公民社会等一系列的配合,不是单看商业发达了,手工业发达了,但是的确宋代的商业和手工业在城市中那是极其发达的。但是这是干什么用的呢?主要就是满足城市居民高消费的需要。流传到现在一个画叫清明上河图,从事服务业和手工业特别多,从农民流入城市,没办法找一点小生意干干,不可能发展成为像西方城市的手工业成为无产阶级的前身,不可能的。为什么那么繁荣呢?城市里的官员,甚至包括军人的收入都是相对于比进城游民收入高很多。据我研究,宋代劳动力价格相当于唐代的三分之一的样子,劳动力非常便宜,城市居民,有钱人,能用比较低的钱满足需求,显得手工业和商业非常发达。

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北宋时代官员都是骑马,有一首词《少年行》,写了从事性行为一个女和一个年轻的男的,手法非常细腻,晚上把绸子抛开,男的女的一块调笙,笙更合乎音,低声问,你今天晚上到哪儿,现在天气非常晚了,都到十二点了,你别去了,今天晚上就在这儿住下吧,天已经非常晚了,地全有了霜了,马也特别滑,行人非常少。从这首词中可以看到,少年人追欢买笑也是骑着马的,而且司马光和王安石为骑马不骑马问题还辩论过一次。当时已经有了轿子,有人主张坐轿子,司马光说,用人代替寿力是不人道的,可是轿子普及了,为什么?因为劳动力便宜。当劳动力的价格远低于骑马的价格的时候,人们自觉不自觉就会坐轿子,而且轿子又舒服,到了南宋之后,轿子基本上普及了,南边马比北方少,但是和劳动力便宜非常有关系。周密在一个笔记中就写到,道学家穿得挺破,也有两个村妇搭一个竹轿子游说。到了南宋的时候骑马的风气已经被淘汰了,一是马贵,二是劳动力便宜。所以说,从这儿就可以看出来,北宋的城市发达,因为游民大量涌入城市,所以说形成劳动力价格非常便宜,所以才使得服务业和手工业发达起来。一进入城市之后,城市的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看远比农村提高得快。

改革开放三十年,我感觉我生活提高了,我到农村去,我看到农民的提高,我不能说一点改善没有,但是远远没有我们快,而且现在劳动力价格还是那么低。广东反映劳动力短缺,劳动力价格那么低,五百块钱一个月,城市的繁荣,工业商业的发展,服务业的发展,并不完全一定是正面的东西,宋代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宋代游民进入城市起码能生存起来,但是为城市的居民提供了很多的服务,使他们能够生存下来。其中还有一种服务就是精神上的服务,这就是通俗文艺产生和发展,不是说在宋代以前没有,但是宋代那种通俗文学作品,我们现在讲得戏曲,通俗小说,特别是通俗长篇小说都是从宋代开始的。

游民进入城市后,为城市居民提供多方面的服务,其中精神服务就是很重要的一种,精神服务就是戏曲的产生,通俗曲艺的产生,戏曲非常多,只要是查一下《孟良录》可以看到林林总总的记载,多少有名的艺人在城市中。

这些艺人我称之为江湖艺人,这就是第一代江湖艺人。我为什么称之为第一代江湖艺人,也是有根据的,不是我突然想的,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艺人很多都有外号,比如说枣儿徐二郎,过去可能卖过枣,过去做过熬肝的,很多的外行用这种小手工业或者服务业的行当称呼他,为什么这样称呼他呢,称呼为了区别,为了能记住他,这个徐二朗,过去卖过枣的,进入城市之后,先干的是别的,后来发现自己有艺术天才,我自己讲一个故事,就有人听,讲过一个笑话有人听,而且还能换来吃的,拿从前的职业加以区别。粥张二,这会儿的艺人不是有传承的艺人,侯宝林跟谁学的,都有传承多少代,已经发展四五百年,每个门类都有一个传承,这是没有传承的,没有说哪个艺人叫前先贤,他师傅,没有的,这是江湖艺人最初的形成时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有一个试错的过程,原先干过的行当不太适合,错了,于是现在改成一个现在的行业,这些艺人记下来,说明有成就的,这些能够被书记下来的,都是有成就的,这些有成就的艺人还不是有传承的艺人,只是他们原先做什么,后来发现自己有另外的天才,自己从事了,这是第一代江湖艺人。

第一代江湖艺人创造了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后代所熟知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就是这个时期产生的,这个时期水浒传的写定在明朝,写定元末明初,这个故事的原形在宋代,特别是三国的故事,在北宋时期就有很多人演说,在史书上都有记载。最初形成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出来,渗透江湖人的思想,江湖人的思想和游民的思想一样的,他们和其他游民不同,其他游民或者扛大包,拉纤的,做一点其他的小生意和小行当,虽然和江湖艺人从事行当不同,但是经历和思想意识、情绪是差不太多的。所以说,的确出现了过去史书不见记载,也很少流传的,游民的思想性格与特征,游民虽然也在底层生活,但是他们和一般的宗法农民是不同的。

宗法农民长期在宗法社会中生活,他们自己不能代表自己,大家得让家长代表自己,这一点不仅中国宗法农民这样,外国的、欧洲的农民也是这样子的,马克思在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和波拿巴政变都说到这个问题,农民不能代表自己,他们得需要别人来代表着。很具体来说,他们犯了法,出了一点事,官府首先找家族,纳税也好,都要找家长、组长处理这些问题。什么东西不去使,就会萎缩,他们长期不能面对社会,他们的个性就萎缩了。中国解放以来,因为有单位制度,城市的单位对城市居民从生一直包到死,包得程度不同的单位有所差别,都是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城市管也包,农村光管不包,城市采取包下来的政策,所以单位人一离开单位之后就不知怎么生存,所以在改革初期,从工厂出来的人都不知怎么面对社会,古代的宗法农民比这个更为严重,几千年了,自己面对社会的能力非常差,游民就不同了。游民从宗法社会出来,必须得自己面对农民。你不能面对农民,你不能面对社会,你就生存不下去。当然也不能面对,最后被淘汰的,那些能面对的,能够挣扎,能够求得生存的,他们就留存了下来,而且这种能力不仅发展了,而且要大大发扬,所以说游民和宗法农民有不同的性质。

游民的四大性格特点

游民的性格,这种性格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根据中国最早的两部最初由江湖艺人创作的作品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两部作品经过文人的改写,特别是三国志演义,写得又是帝王将相的事,不可能不渗透着有文人的思想意识,但是我们从中如果细细分析的话,还是有和传统文人不一样的地方,水浒传不同的更多。根据这两个书总结游民的思想意识大概有四条。

第一,鲜明的反社会性。游民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要求得生存,只有求助于社会动乱,因为社会动乱中是容易改变他的处境,像沙家浜的胡传魁所唱的,乱世英雄起四方,而且不仅是写社会动乱,而且承认社会动乱是天意,因为有社会动乱才能改变自己。中国两百年一大乱,中国的社会垂直流动过程当中,变化最大的两个阶层,皇室和游民。皇室降到最底层,甚至首级不保,游民可能爬到最高层,历来是游民,在社会动乱获得的东西最多,在社会垂直流动中获得东西最大。游民的变化,为什么通俗文化在民众中影响那么大,因为其他阶层的人也羡慕这种变化。就跟改革开放之初有一个电视剧叫《北京人在纽约》,别的人没到纽约发大财,也想看一看其他的北京人等外人物怎么在纽约发大财的故事,他的思想意识不由就渗入到观众的思想上。所以,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都想着学成文武艺,售与帝王家,文的方面达到很高的阶层,通过科举制度进入,说的就是武。游侠问题是贵族社会的余绪,只有在贵族社会之后才会有游侠,中国两个时代游侠特别多,汉代和唐代。汉代为什么游侠多,先秦贵族社会,唐代为什么多?南北朝期间都有贵族社会,游侠实际上为他的反潮流的,为他人报不求得报酬的,因为贵族社会只有贵族才是管理阶层,他们要打仗他们要管理政治,民众是没有参与权,民众就是老老实实地种地,然后产出粮食来给他们。但是经过秦始皇统一以后,贵族被消灭了,但是贵族精神不是一天两天就消灭的,我并不是说贵族有多好,但是贵族中必然有一批是忠于职守的一些贵族,这些贵族精神流传到汉代,经过汉代两三百年的打压,基本上也就消失了。到了南北朝又有一个相对的贵族精神,特别是北朝,北魏都是从原始部落进入到贵族社会的,而且唐代又是以北统一南方的,所以唐代也保留很多贵族精神,游侠风比较盛。到了宋代,实际上等到了五代十国时期,59年的战乱,把贵族基本上扫荡一遍,到了宋代就是世俗社会,所以到了宋代已经没有游侠了,尤其是宋代重文而不重武的政策,导致武风下沉,水浒传写得大部分都是游民阶层,只有鲁智深一个人够得侠,为他的反潮流的,那是特殊的,不是普遍性,绝大部分打抱不平以自己为出发点,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或者是物质上或者精神上的,还是以物质上的需求为最多。实际上《水浒传》写的是游民说给游民听的故事,写得是游民的奋斗、发展的成功与失败的故事。这是游民的第一个特征。

第二,主动进击精神。宗法游民是萎缩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宗法社会出来了,秀才造反三年不行,秀才都是不行,具有主动进击精神应该是游民。水浒传主题歌写得不错,该出手时就出手,老百姓不敢,你有个家当的人在街上打架,就和光脚不怕穿鞋的道理一样,他敢刀子、板砖就敢奔着你脑袋上,你就不敢,一动手就想着,家里老婆孩子、工作单位,一系列的私心杂念,他什么都不怕。游民社会垂直流动中,得利最多,变化最大,他有主动进击性,其他社会不行。中国老说农民起义多,必须有游民作为领导和骨干力量造反活动才能有规模,才能成个事,就是搞一个盗匪集团也得有一个游民作为骨干,这就是主动进击精神,这是其他阶层所不具备的。

水浒传最典型就是李逵,典型的游民,他在农村里得罪了田主,小说中把田主写得非常好的,他哥哥因为他犯了事,他哥哥被抓,结果田主为他哥哥花了钱,买通了,结果这个人后来被判刑,进入城市,后来又参加了造反活动,他的性格先打后商量。我有一次在现代文学馆讲水浒传就讲到李逵,有很多人喜欢李逵,我说从书上可能喜欢,您身边上坐着要是李逵,你就受不了。因为他不讲理,王小波讲过知识分子最怕遇到的就是不讲理的时代,你想讲理他不跟你讲道理。他们批水浒有赤子之心,这句话特别荒唐,为什么我们感觉到小孩可爱,因为小孩没有伤害力,用小手打你脸一下,你还咯咯地笑,李逵那种巴掌打你一下,你就受不了,小孩是非意识比较差,天真浪漫,没有是非意识,及时攻击,没有伤害力,只是觉得好玩好笑,李逵没有是非心,对你乱攻击,你受不了,李逵这种人典型的游民代表,主动的进击精神,不管谁见了面大斧拍头砍去,过去拿李逵当革命人物赞赏,如果革命人物都是这样子的话,我认为还是不革命为好。

第三,帮派意识非常强。只讲敌我不讲是非,因为中国是宗法社会,注重亲族关系,先秦有非我族类和我想法不同,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应该说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为本来小农和宗法社会造成的野蛮性,涂了很多的亮色,对野蛮性有了制约和约束。游民为什么能造成这样子?因为脱离了宗法之后,因为儒家文化就是宗法文化,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主流不能占有主流地位,就因为宗法制度整个是没有的,以宗法制度和小农经济为背景,文化没有完全能够独立出社会结构、经济结构这么一种独立的文化,纯独立的文化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儒家文化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

但是宗法文化的确对于宗法和小农狭隘性、野蛮性有一定的制约作用,游民从宗法脱离出来,这种制约就摆脱出来,把最恶劣的部分发展到极端。只讲敌我不讲是非,只讲利益不讲是非原则就是游民文化很重要的特征。看水浒传就可以看出来,凡是梁山做事全对,打劫、杀人其他小盗做的就不行。别的人贪污就是贪污,逼上梁山,林冲的确被高俅等统治人物逼上,很多人被梁山逼上梁山的,没有是非观念。这是传统文化里面非常糟糕的一面。你说了一个话,你提了一个意见,先不说意见对不对,先问你你是哪拨的。一个访问学者说中国文化,改革开放之前老百姓经常说得话,百姓怕上纲,干部怕上线,老百姓随便说一句话,违反阶级斗争大纲或者违反主流社会最重要的那种政治观念,这句话就不得了。我也被整过,但是怕上线,什么叫上线,怕走错路线,你是哪来的。后来陶铸曾经是第四把手,毛、林、周,下面就是陶铸,打倒他的时候,后来大家伙问毛主席,毛说:我知道,他是邓小平推荐来的,后来就打倒了。干部害怕上线,你哪来的,不在乎这话对不对?我们看水浒传就是这样子。我们有很多同志很多读者在看水浒传,我不是否定水浒传,水浒传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仍然是那个时代的文化高峰,但是所体现的是什么,对民间后来的影响是什么,当然有好多正面的东西,但是负面的东西也不可忽视。

第四个特征,失去了角色意识。因为从宗法出来了,从宗法脱离出来了,宗法社会老说父慈子孝,做父亲得慈爱,做儿子得孝,做丈夫得有负责精神,做妻子得讲贞洁,这都是角色位置的道德要求,游民从角色中脱离出来了,没有了角色意识。所以说,我们现在看来儒家思想有很多负面的东西,如果中国传统社会中如果不以儒家作为主导思想,而提倡法家主导观念的话,中国古代社会可能更黑暗,儒家毕竟有能够制约宗法社会和小农社会向恶性发展的一方面的东西,我们应该很历史地看待儒家。游民从这儿脱离出来,游民意识负面东西比较多,就是因为古代最先进的文化就是儒家文化,用通俗的话说,在其他的文化意识和思想意识传入中国之前,儒家的思想意识应该说就是最先进的,当然历代有不同的反儒,当然反儒都是在儒家内部对于儒家的不合理之处做的修整,而不是整体地反对儒家,应该说是最先进的,可是游民从这儿解脱出来了,所以就不具备这种角色意识,就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意识中最黑暗的东西。比如对待亲情的态度,儒家特别注重家族关系,五伦: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儒家思想也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因为现代社会更多关系是第六伦的关系,偶然遇到的人不是朋友,也不是君臣,也不是兄弟,我遇到你一次,下一次再也遇不到,偶然遇到的人儒家没有,老杜写得诗里面有一些讲到如何对待偶然见到的人,这种思想没有传扬,第六伦的关系儒家没有讲到。儒家讲五伦的问题特别注重亲族关系,主体是亲族关系,亲族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就是父慈子孝,游民最后造反的时候就要完全背离。比如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举了一个故事,没有写到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通俗文化唱本写了这样一个故事,刘关张三个人起誓造反上青城山,上山之前,刘备对关公和张飞说了,我跟你们不同,我没家没业,我可以一身轻,你们有家有室怎么办,必须得把家室杀了,不忍心杀自己的家室,关公到了涿州把张飞一家杀了,张飞到了蒲州杀关公一家的时候,关公的妻子正怀着孩子,张飞虽然比较粗,但心比较软,你说我一个人等于杀两个人,所以张飞就把他给放走了。后来产了一个孩子叫关索,后来关索找他爸爸算帐,因为他们不是宗法人,所以抛弃宗法注重亲族关系的想法,而且这种现象写得不是不存在的历史事实,我们从宋史中可以看到,福州造反一个姓庞的,在造反之前都把家室杀了,这不是个别现象,这不是小说中编造出来的,而是现实中的确存在的,这就说明游民脱离宗法之后,宗法所秉承那种宗法意识在他们身上消失了,儒家的教导也不存在了。

另外一个例子是对妇女的态度。水浒传是很突出的,历来都解释不清楚这个问题,最近有人说,可能施耐庵遇到过挺坏的女人,所以他才这样写女人。实际不仅是施耐庵,《三国演义》也这样写,写到刘安的时候,招待刘备的时候把老婆杀了,因为没肉,把老婆杀了,贡献给刘备。而且刘备的妻子死了之后,关公从朝营送到古城,刘备见到之后,何必送呢,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游民对于妇女的态度,因为没有家室,没有接触过,对于妇女除了敌视之外,还产生恐惧。写到阿Q,那种对妇女的态度和水浒传是一样的,都是游民,差不多那个岁数的女的有一种追求,因为不了解,有一种敌视,只要那个年龄的女没有一个不是浪荡的女子,潘金莲等一系列,只要是那个岁数,人家说施耐庵在男女问题上出过问题。三国演义这些东西都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阿Q正传写过游民的本质,水浒传和阿Q一样,装出英雄的本相就是拒绝,就是杀戮,实际上那种思想基础是完全一样的,儒家的思想不同,虽然于丹乱讲,是孔子对妇女的歧视。有人老为这句话辩护,孔子只不过说的是叙述句,不是价值判断,那里表现了孔子起码对那个时代的女人的看法,但是儒家对于女子来说,宗法制度上是不歧视的。什么叫妻,妻者齐也,齐跟你相等的人,更你对等的人,跟你平等的人,这是齐。但是儒家说得齐,平等绝对不是人格上的平等,而是在宗法地位上的平等,男人主外,女人主内,在祭祀的时候,男人主行礼,女人主操作,女人管家,负责大家庭,皇帝主前宫,皇后主后宫,从这个角度是齐也,是对等的。包括现在经常在电视台经常用得很落后的词怜香惜玉,实际上这是包含对妇女的歧视,指古代文人站在高高的角度,作为年轻美貌女子庇护者出现的,并不是敌视。水浒传出现的游民妇女观念都是敌视的,在过去的土匪活动中,大家可以看一本书英国人贝多芬英国时期的《土匪调查》,随营的妇女撤走第一个被杀死的对手,包括首领是女的也是这样看待的,在游民整个的战争活动中,不是像李自成里头写得高夫人那么高,红娘子那么红,根本不是那个样子,实际上先杀妇女和小孩,这种历史记载是非常多的。

四个特征:反社会性、主动进击精神、帮派意识,脱离了宗法社会丧失了角色意识,所以说儒家文化是中国古代唯一比较先进的文化,脱离了这个文化,游民就落在没有文化的状态,就落在野蛮的状态,当然这里头不是谴责游民。有人说你对底层民众没有同情心,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客观分析,游民造成并不是游民本身的罪过,是社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并不是责备哪个阶层的人,我们主要是说明这些事实。

这些东西既是游民的思想意识,必然也反映到游民思想意识的作品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大家伙关心通俗文学作品,这样的思想在很多作品中都有所显现。

问答:现代流民和农民工

提问:

有关农民工的问题。我们现在有一个困惑,几十年的城镇化基本上没有替农民工提供能够生活伦理秩序,不像古代山村里面有一个伦理秩序,过年能回家,城镇没有提供,象今年春节这样碰到严重冰灾,广州政府才希望农民工留在城市里面。这个问题怎么办?比如福建那边沿海的人跑到美国,跑到日本,他们可能都需要黑社会,有一个认同,反而能够生存下来。我想问的是,城镇化的发展方向,能不能替农民工在城市里面安造一个家,他不再是一个游民。

王学泰:

去年八月份几次说到这个问题,农民工进城这个事情,当局准备得不够。而且当局在最初想到只是说,进入城市之后,离土不离乡,就近打造小城镇,没有想到八十年代这种构想失败,农民工向各大城市集中,造成农民工的现象。这个盲目性有一点像古代,古代社会等到北宋的问题,因为北宋时期一百多万人口,常住人口八十多万,游荡的游民大概是一二十万人,当时已经感觉到没有现在严重,当时感到非常严重,朝廷说怎么办?当时也没好的办法。当时有一个思想家李构提出驱游民,把游民推回到土地上。从事的生产大本上是服务性的,可有可无的东西,而且有那种东西是助长了上层社会的奢侈,所以说在小农社会生活的人,认为那种奢侈没必要,把农民哄回去就得了,实际上根本不可能,要能回去就不会出来,实际上古代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古代城市的繁荣,恰恰往往是社会动乱的前兆。看着非常繁荣,游民进入到城市,工业、商业、服务业都发展起来实际上是社会动乱的前兆。因为长期以来,据经济学家所估算,古代的粮食生产的总量只能维持城市人口占20—25%左右,全国有一百个人,只有25个人生活在城市中,所有的生产农产品才能满足,还得说分配特别均匀的情况下,要是超过这个量就吃不上饭,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国际市场,生产再多的东西,有钱,没有国际市场上哪儿买卖东西,古代城市越繁荣,人口越多,恰恰是社会动乱的前兆,等到最后买不到粮食,粮食涨了,分配不太合理。

现在的情况的确和古代不同了,城市工业发展起来,服务业发展起来,有钱可以到国际市场买粮食,但是这和古代有相同的一面,进入城市人没有很好的安排,没有一个让他们长期生活在城市的打算。我过去说过一句话最讲究生产性的最没有计划,最相信唯物论的国家,最唯意志论。过去计划性国家,共产党最讲计划安排,实际上没有安排,甚至连进来多少,城市的容纳量是多少,都缺少这样的安排,好像民工在城市都是临时性的,民工他们把他们最好的年华,20岁到40岁之间,最好的年华奉献给城市,然后像破布一样扔回农村,呼吁城市逐步建立容纳进城体系,现在还有民工学校,人为制造城市三六九等,政府应该统一考虑这些问题,这绝不是民间力量能解决的,去年有几个答记者问,我都谈到这个问题,政府必须得统筹安排。

实际上即使统筹安排,也不能行,城市发展到什么样子,是不可预测的,很多是测不准的。现在老说在奥运之后房价还能保持平稳,究竟奥运之后,北京各种产业发展情况怎么样?现在谁也没准,大家只是这么说,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初步的考虑。汉代的时候,在东汉年间,城市里一下子涌进二十多万人,政府盖了二十多万处的房子,我在历史上就看过这么一次,政府安排进入城市的人口。当然现在不是古代了,但是政府应该牵头做,不能想象,农村将来还要回到农村,我觉得这样做有时候太有失于公平,特别是城市长大的孩子,再回到农村是很难适应。农村人口的减少也是中国发展的一种方向,城市人口的增加,但是弄在哪个城,城市规模有多大,这是需要考虑的。我不是经济学家,我想过这个问题,我也想不太清楚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但是古代借鉴挺多的。古代最后处理不好这个问题,造成社会的动荡。

主持人:

作为一个游民状况的描述,是古代社会存在的。我可能处在民间的角度,特别在意所谓游民群体自治性。直到今天,最早的共和国荷兰城市出现之后,城市委员会,城市委员会成立之后,最大的自治组织管理所谓的国家,甚至荷兰人走得更极端,没有国王的说法,英国作为他的国王都可以,真正社会管理的内核建立起来了,城市的兴起,最早市民的自治,直到今天,这样大量的游民群体,处在非常刚性的结构力,要么就是造反为王式的,要么自生自灭式的,缺少一个中间地带。王老师提到政府责任的问题,时光流转到今天,更在意的是公民自治性,在座好多人应该是很多程度上没有北京户口的游民。无论西方国家发展经验还是传统社会,传统社会的游民高度缺乏自治性,自治性是不是值得考虑?

王学泰:

这是因为长期的宗法社会中,人民丧失这种自治能力。脱离了宗法之后,又没有一个合理的公民思想灌输,人民喜欢还是水浒式的反抗,愤青就是向往靠水浒传式解决问题,暴力绝对不能建立一个好的社会,而且暴力之后,暴力的释放过程绝不因为社会的安定,暴力释放过程就会停止,还会有一个很长的时间。中国人长期以来,应该说我们实际社会稳定了,应该让人民有自治的权利,现在关键是人民没有自治的权利。只有政府是有组织的力量,政府都是无组织的力量,政府老考虑因为你们是无组织的力量,我治你才好治,他忽视了一点,这些要真正乱起来,连谈判对手都没有,和于建荣也说起这个问题,资本家许可组织商会,工人不能组织工会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特别是台湾资本家能组织联谊会实际上就是商会性质。

去年我在南方都市报发了一篇文章,当代游民问题,宪法中规定了,老百姓有结社权利,不是没有规定,老百姓有自治权利。我们现在买一个房子,你得受制于物业管理公司,为什么?因为你是业主,你是个体,你是无组织力量,而物业公司是一种有组织的力量,他就比你强大,你就对他没办法。你只有组织起来,业主大会,业主委员会,你才能和他谈判。原先对于业主大会和业主委员会成立有许多的限制,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批评这种现象,我微型小说主人反而限制那么多,对公仆就随便,好像你请一个保姆之后,你得让保姆做主人,像这种现象是不合理的。过去看过业主管理委员会,我给新京报写社评就说过这个事情。应该说现在这个问题有所突破了,这次两会上,大家伙老提工会,工会的意思并不完全指官方的工会,既然大家有这个说法,应该实施。自治得需要训练,课本中没有公民课,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法律课?我是54年上得初中,55年新宪法通过,55年的政治课就是宪法课,那会儿别管怎么样,有法律知识的教育。解放前师大附中毕业的,解放前十大附小还有小市长制度,这一个学年,这一个学生轮两三次,这周让你当小市长,你要当市长你怎么办?别管怎么样,那时候都有公民训练和做服务事业管理工作权力的一种实验课,而我们现在恰恰缺少。教育部最近把样板戏安排到这种里头,不知道这种东西应该怎么讲的,实际上最应该有的课都是没有的。老说要建立公民社会、法制社会,缺少公民自治训练,怎么建设法制社会。法制社会对应的是公民,老说老百姓程度不够,我说老百姓有一天从公民学校拿到证书毕了业,才能建设民主制度,这一天什么时候到来?再说根本也没有这样的学校,实际上制度建立的本身就是一种学校。毛主席过去老说在战争中学习战争,那会儿打仗大部分不是军校毕业的,毛泽东本身也不是军官学校毕业的。很多事情只有在公民建设中才能学习公民,四十年代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社论写得何等地好?中国说了几十年的事,现在还得从五六十年前做起,中国很多事情是很悲哀的。五四运动批判了儒家的东西,批判了专制的东西,这是非常好的,但是忽略了在民间影响更大的游民。

鲁迅在写小说中,应该说对于中国传统民间文化、底层文化对于老百姓的影响应该说揭露得非常深刻,鲁迅晚年说流氓文化,最近朱大科也讲流氓盛宴,我不太同意,这个词有鞭笞性,有道德意义上的贬斥性,分析游民问题不是在道德上谴责哪个阶层。“社会在堕落的时候,往往底层人物比社会堕落更快,因为他们没有任何防御社会堕落的资源。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有钱人有吃有喝,宣扬仇恨的时候我可以远离,自己找一个地方隐居,我自己还能保持一定的空间。最底层任务每天得打拼,不搞丛林法则,就没法生存,有钱人可以远离这种法则,他有抵御的能力。我们讲游民问题不是谴责这个阶层,因为社会结构的不合理,使这层人沦落在最底层,他们要想求得生存,必须得按照我说得这些法则办事不可,他们想高尚也高尚不起来,这不是人主观意识所造成的。所以用流氓来述说这些事情,道德谴责解决不了社会治理问题,而且有点不公正。和那些真正有钱人的流氓行为,韩寒说了一句话也很聪明,为什么这几个下流人凑在一起就成了上流社会呢?那才是流氓,跟我们所说的流民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没和朱大可争论过。

问答:游民和移民

提问:

还想请教王老师的是关于游民和移民的问题。我是这么考虑的,王老师刚才说到游民大多数从城市里面采集样本,中国古代社会存在三个点,一是城市、农村、山寨或者是山林,山寨也是攻守兼备,有进攻性和防守性,山寨是不是可以作为游民很好的样本?

第二,中国历史上侨居浚县,更接近于西方社会移民更接近。

王学泰:

流民是整个团体性的运动,家族没有打破,整个社会都是宗法家族,侨居到一个地方,叫侨居郡县,北方有什么州到南方还叫什么州,北方有一个徐州,那边有一个南徐州,瓜州,大家最熟悉南京瓜州,实际上甘肃瓜州的侨居,甘肃不太有名,宗族侨居到一个地方还是聚族而居,没有打破宗族,很难产生游民意识,游民意识脱离了宗族,流民只构成社会问题,没有构成文化问题。游民不仅是社会问题,更是文化问题,因为产生了有别于宗法的其他的想法。

山林本身是造反的点,三四百年前,当玉米、马铃薯、三大高产作物没有传到中国,在山林很难用正常的农耕维持生存,山林当中少的三户两户打一个猎还行,但是一群体只能成为造反基地或者是抢劫基地。

我们讲江湖实际上有三种江湖,一种是大自然的江河湖海,另外一种江湖是文人的江湖,在庄子就引了,身在江海,心在魏阙,我身子虽然在江海,指的是在野没做官,心里还想着朝廷,江海和江湖成为和朝廷对质的概念。这个江湖是文人的江湖,厌倦了朝廷鸡争鹅斗退居的地方,远离名利的,在那个地方能够修养自我安慰的地方。范仲淹在《岳阳楼记》,在野的时候也应该想到朝廷,为朝廷尽力,我们在诗词中可以多次看到这样的江湖。还有一种江湖,游民活动的江湖,这种江湖是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杀人放火的地方。水浒传之前没有任何著作,形成文字的东西告诉我们有这样一个江湖,水浒传第一次告诉我们有这样一个江湖,这个江湖和主流社会不同,甚至和主流社会是对抗的。林冲发配到沧州的时候,走到沧州的时候,在一个饭馆旁边的小店里,店主人跟他说,您到蔡大观人看一看,他很喜欢流芳的人员,就是江湖上乘坐小旋风柴进,他是一个贵族,和主流社会也有往来,拜见官府写头刺的时候,就跟我们现在名片似的,绝不会在名片上写一个小旋风柴进,小旋风是属于江湖,这个小旋风只有江湖上用,说明这个江湖和主流社会不同的,而且是反主流社会的。在武松,在孙二娘的黑店人,三人误打误撞和好之后,三个人聊天,说到一些江湖的事,把旁听的两个公差吓得直发抖,水浒传的公差有多恶,什么没见过他们听着都害怕,武松还安慰他们,别安慰,我们说的是江湖的事,不打好人的。这个江湖杀人放火,让公差听了都害怕。所以说,山寨实际上就是江湖的组成部分,江湖在哪儿,哪儿是江湖,有江湖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不是金庸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的地方不对,有文人的地方不一定有江湖。游民奋斗和发展的地区,有江湖人,江湖人和游民的概念不太一样,是成熟的游民,还包括一些其他的社会边缘分子,柴进不是游民,而是贵族他受排挤的贵族,属于社会边缘分子。工农联盟是社会的基础,但是一贫贱,自然排挤到社会边缘。

第二种政策导致的,比如宋江,大家理解宋江小官吏,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宋代官和吏本质不同的概念,官是通过科举或者门因或者根据功劳来做的,吏连科举考试都不能考,宋太宗有一吏一科举考试中了,宋太宗就说,不许让吏参加考试,而且吏没有工资,没有俸禄的,宋江那么有钱,他怎么才能有钱,他家里没有多少地,银子像水似的,脚踩黑白两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做最多三年,宋代平均一年多不到两年就走了,吏老在那儿,吏掌握着官府的操纵权,越敢踩黑白两道,地位越巩固,越能发财越多,宋江就是这样子,只不过没有写这一面,因为倾向于梁山,不写这些东西。

另外一个政策就是重文轻武的政策,水浒传中武将参加叛乱特别多,108将,武管占40、50%,重文轻武的政策,我在《游民文化》举了很多的例子,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特别是下级的武官,清风寨,还在县之下,找了一个刘高那么一个人小人管着他,被社会的政策排挤成为边缘。

另外一个边缘就是自投,自己愿意走上边缘的。自己走上边缘人物就更加危险,晁盖家里那么有钱,30多岁,也不结婚,整天老练,封建统治阶级的话不逞之徒。刘唐也知道,还找晁盖,江湖上有这么一号人,大家相信他,他也打出名声了。一是经济条件走向边缘,另外就是政策,另外就是自愿,自愿有多种因素。比如柴进受到排挤,也有年轻人追求不平凡的生活,30岁以前不相信马克思主义有点没心灵,但是50岁还相信是没头脑。马克思的确总结人类很多非常优美的东西,打造将来特别美好的前景。青年人有奋斗精神,想改造社会,想给人民带来无限光明的人,相信这个是很正常的,就跟游侠似的,大家都向往游侠,年轻人最向往游侠,但是年轻人最没有资格做游侠,因为游侠是一种很成熟的性格,年轻人恰恰缺乏成熟的性格。中国古代很多这种悖论。

自动走向边缘也有很多自己想,我就反抗这个社会。像鲁智深这种,做军官做得好好的,就是性情使然,不一定有利益追求,也有不逞之徒,像宋江、晁盖、柴进,都是有追求,鲁智深这样的人物纯粹是自找,他追求人间得有公平,他有这样一个信念,所以才去。先抱打不平,军官做不了,做和尚,做了和尚之后又抱打不平,结果连和尚做不了,只能上二龙山,江湖人是成熟的游民和社会边缘人物构成的,只有有江湖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个江湖在城市,在乡村,在海港也在稻谷上。

江湖好像电场,只有电子活动的地方才能构成电场,只有有江湖人活动的地方才能构成江湖。江湖也可以说遍地都是,也可以说社会基本原则公正了,孙中山所说:货畅其流、人尽其才,实现那种太平情景,那种情景,也许江湖才能缩小,现在远不是孙中山所想得那种盛世,现在说遍地江湖也不为过。因为江湖实行的规则都是隐性社会的规则,而且江湖本身就是隐性社会,但是江湖又寄生在主流社会,因为江湖本身是不创造财富的,特别是在古代社会是不创造财富的,梁山创造财富吗?就是抢劫,本身不创造财富,但是江湖艺人创造一些精神财富,大部分江湖人不创造财富。总的来说,江湖和中国古代皇权专制社会互相依存存在,当江湖特别扩大的时候,社会动乱也就到来了,到来之后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大量消灭人口,重新洗牌,人口减少了,每人又能分到一块土地,重建小农制度,重建宗法制度,又开始一个新的朝代。当这个朝代人口逐渐多,不公正现象越来越多的时候,人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形成游民、江湖,又来了一次动乱,但是几十年的动乱,人民感觉到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希望有一个真龙天子出来,又重新开始新的轮回。

台湾就能和平转移政权,肖万长说过一句话,没有一党独大,台湾的情况下,在立法院中的确是国民党一权独大,两百多万张票,强势总统,没有一党独大,只有人民最大,人民不是空洞的人民,人民手中的选票最大,这句话非常好,不是空洞的,空洞的人民什么也不是,你是人民吗?第二位的人民都可能不是人民,林彪、刘少奇都说过挺大的人民,最后不是人民,成了敌人。

王学泰:

人民的选票最大,台湾四年一届的选举,几乎每年都有选举,地方省市县选举,或者两市的选举,或者立法院选举或者总统选举。所以说,虽然小马哥以两百多万张选票作为强势总统,做得不好,四年没准就下来了,就一张选举威力如此之大,我看了之后,我挺感动的,人民从来没有这么强势过,所以我就觉得,只有实现公民社会,实现法制社会,才有可能避免我所说的,一治一乱或者分久必和、和久必分,实际上对于人民来说,人不过就活几十年,追求的是什么,最基本的不就是需要一种安定的生活,饱暖的生活,自己能够在精神上有一定的享受,自我价值能有一定的实现吗?人民不就追求这个吗?这对于普通人来说,就是这样子。也许有大志的人,非得当总统,我非得要打天下等,所以我觉得绝大多数老百姓,都是要求不高的,所以说这种不高的。中国现在所谓不公正的现象,两极分化,腐败横行,只有一个解决方法,让人民有权,人民没权的状况下,反腐说一辈子,只能越反越腐,预防腐败局以后再搞一个预防预防预防局,再搞一个预防预防预防预防腐败局也不行,让人们盯着你,小偷左手想偷东西,右手能拽着左手不让偷东西。那天有一个武安市委书记写了一部小说,那个小说写了很多错误的东西以外,不符合历史以外,表彰荀子很好,孟子主张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性善论是人治的理论基础,性恶论有可能导致法制,荀子的性恶论不是法制,但是性恶论可以为法制社会提供思想平台。统治者都爱性善论,为什么?性善论看自己。统治者希望统治这种不确定性,法制社会的统治即使恶法也好是一种规范性的统治,人治不确定性的统治,不规范性的统治。比如铸刑鼎,孔子持反对态度,把法律公布,既是恶的法,对人民也是尤里的,因为人民知道,我知道怎么才能不犯法,但是孔子反对它,孔子没有说反对的理由,后来做注的时候为什么孔子反对,其中有一段话非常值得我们大家想一想。

本来这个人犯了看来罪挺大,心是好的,法制条文不是那么明确,轻者处理他,源情执法,这个人犯罪很小,这个家伙就是坏蛋一个,怎么也改不了,虽然罪小非常严格处理,让他以后再也不危害百姓。这个说法很讲道理的,统治者是天生的圣人,第一他能判断谁是好谁是坏的动机,第二步考虑自己的利益,按照这个人就是坏的,我就严格处置,这个人是好的我就可以从轻发落,这就是性善论的出发点,首先认为统治者全是好的。性恶论往往统治者看下面人恰恰是用得荀子的性恶论,下面大部分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中国的法制化第一就是严格执法,按照法律的规定处理社会问题,就是统治确定性的问题。我在随笔选集里面有一篇叫《说不确定性》,统治阶级就喜欢不确定性,想怎么弄你就怎么弄你,而老百姓最初最原始要求就希望确定性。当然民主不单纯是这样子,老百姓最低的要求,您起码给我一个确定性,您给我画出一个道来,就跟我办报纸、我办刊物,说哪个话说哪个字不行,你得跟我说清楚,不能我发了一个稿子,我就出问题了,不确定性,没有法律,还不如恢复书报检查制度,将来出了事不在乎我们作者。中国新闻法说了三十年,出版都是政策性的规定,这个东西就有不确定性。法制社会第一反映严格执行,哪怕最初的法不太合乎道理,但是在法律执行过程当中,应该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尤其是现在立法过程本身就是不合乎道理,邮政法是由邮政系统的人起草,银行法由银行系统的人起草,本身就不合乎道理,法制统治就和人治的不同,就是统治的确定性。游民把不确定性推到极端,为什么中国36计,阴谋诡计都把人捧上天,认为这是中国传统的智慧,实际上这种智慧是用明代宋濂一句话,这都是蛇鼠小妇之智,有些操作性的东西,看成立国之道,甚至有人看成遏制霸权,极其可笑。人间重得还是大道,以民为本,建立民主制度。民主和民主集中制不一样,民主是老百姓说得算,集中制是领导说得算,这两个怎么能结合到一块,民主成了参考,鄢烈山写了一篇文章民主不是领导说得算,一是老百姓说得算,一个是领导说得算统治者说得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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